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

王占陽

一、我們現在需要重建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

　　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對我們來說，曾經并不是一個問題。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我們認為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已經基本上講清楚了。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主義，我們也曾認為蘇聯老大哥已經為我們樹立了經典范例。但是，當我們愈益面對“蘇聯模式”的種種嚴重弊端時，我們開始困惑了。當我們面對改革開放后的巨大變化時，我們的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更帶來了空前廣泛、深刻、巨大的思想震蕩。當我們終于能夠摘掉某種“有色眼鏡”直面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時，我們已經不能不正視：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社會主義，是以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為前提的；而我們的現實社會，也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在是相距太遠了。當我們終于能夠再次“睜眼看世界”的時候，我們又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并沒有從根本上“腐朽、垂死、沒落”，而是仍然富有活力，蓬勃向上；發達國家的某種社會主義也并不是在資本主義滅亡的基礎上出現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基礎上和過程中有力地發展起來的。而這一切也就表明了，至少是在未來可預見的歷史時期內，我們所熟知的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為內涵的社會主義概念，將不會有任何自已的現實對應物，因而我們的社會主義概念，也就受到了根本的挑戰。

　　這種挑戰的實質是，除非我們不再追求社會主義，不再討論社會主義問題，或者是只知固守現階段根本無法實現的社會主義概念，否則，我們就必須從根本上重新探討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需要具有這樣一種高度的抽象性，以至它的外延不僅能夠包括共產主義第一階段，而且還能包括其他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能夠包括當今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基本概念的抽象性尤應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它的定義也不再是對于社會主義若干主要特征的某種綜述，而是對于貫穿于所有社會主義特征之中的社會主義最高本質的揭示和概述，因而也就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內涵定義。

　　實際上，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最高本質。所謂社會主義的最高本質，就是既高居于其他所有社會主義特征之上、又貫穿于所有這些社會主義特征之中的那種使社會主義成其為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最基本、最普遍的本質特征。這種本質特征既是貫穿于各種相對具體的社會主義特征之中的社會主義共性之所在，也是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之間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質的界限之所在。在這個界限之內，一切具有這種質的規定性的事物、現象、過程、特征等等，都是社會主義的。在這個界限之外，一切不具有這種質的規定性的事物、現象、過程、特征等等，則都不是社會主義的。因此，掌握了這種最一般的質的規定性，實際就是掌握了判斷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的最高標準，就是掌握了分析和解釋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不是社會主義的最高解釋原則。在此基礎上，以往一切把社會主義當成非社會主義和把非社會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問題，都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以往一切在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不是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程度不同的獨斷論，也都將被愈益充分的合乎邏輯的學術論證所取代。由此，“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復雜問題，也就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鄧小平重新提出“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實際是極有深意、極具革命性的。鄧小平不僅重建了價值觀與真理觀相統一的科學社會主義觀，而且他所追求的實際也已是另一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不僅通過其關于社會主義若干特征、本質的論述深化了一般社會主義的概念，而且其關于判斷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和實踐標準的論述，更已構成了重建社會主義基本概念的一個核心內容。誠然，重建社會主義基本概念是一個過程，鄧小平理論本身也是置身于這個過程之中的，因而中共十五大報告也認為“近二十年的歷史性轉變，就是逐漸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但我們仍然不能不說，至少是對于中國來說，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實際正是我國重建社會主義基本概念的最大轉折點。

　　進一步看，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同時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理論難題。《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這個問題很困難，很難給社會主義下一個簡明扼要的定義。亞當-沙夫也認為，“‘社會主義’一詞是多義性的，其內涵缺乏明晰度。”誠然，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們也反復地研究了這個根本問題，并已給出了幾百種社會主義定義，而且這些定義及其有關論述也對于逐步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迄今為止，所有這些定義又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它們至多只是程度不同地概括了社會主義的某些本質特征，而未能指出貫穿于所有這些特征之中的社會主義的最一般的本質特征。由此，我們也就只能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展開獨立自主的理論創新。

　　　　　　　　二、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價值觀

研究什么是社會主義，首先應當明確什么是“主義”。我認為，撇開自然科學領域的“主義”不談，一般說來，一切“主義”都有兩個基本方面，這就是價值觀和大思路。所謂“主義”，就是由這兩個方面構成的。在這兩個方面之中，價值觀是第一位的，大思路則是第二位的。各種“主義”的區分，首先也是在于價值觀，其次才是大思路。

　　由此觀之，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社會主義，關鍵也是在于它所特有的價值觀。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實際是在價值觀方面，而并不是在大思路方面，特別是并不是在于它們的大思路是否科學方面。社會主義可以是空想的，但它仍然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是科學的（所以馬克思才有“資產階級科學”之說），但它也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有無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這是有沒有社會主義的問題。有無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則只是有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問題。沒有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就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因而也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所以說，社會主義理論的首要內容，實際就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從歷史上看，社會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物，而是早在馬克思主義之前即已誕生了。社會主義的首要思想來源也并不是社會科學，而是人類價值觀的發展，特別是現代價值觀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國唯物主義思想家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就是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主要提出者。譬如，恩格斯即曾明確指出：“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根”（轉引自魏小萍：《馬克思主義與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話題》,《哲學研究》2003年第9期）。 恩格斯還曾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頁） 恩格斯所說的“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主要指的就是自由、平等、人權、正義、博愛等項社會主義的價值原則。誠然，恩格斯當時所強調的確實是現代社會主義（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內容首先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考察的結果，但那也只是就現代社會主義的科學內容的社會根源而言的，而并不是就一般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來源而言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來源于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界，因而自然也能夠在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界存在與發展。這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是這樣，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后也是這樣。在歷史上，馬克思、恩格斯都是首先接受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從而成為了社會主義者之后，才又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的。鄧小平說，“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100多種吧”（吳躍農：《鄧小平會見金庸的臺前幕后》，引自人民網）， 這實際也是肯定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對于各種社會主義的普適性和基礎地位，并肯定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對于“科學”的相對獨立性。這就進一步表明，真正使社會主義成之為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實際就在于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理解到，不僅民主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學說，而且作為民主社會主義主要淵源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社會主義就在于社會主義價值觀及其實現。譬如，恩格斯就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頁。黑體是恩格斯加的） 恩格斯尤曾明確指出：在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適于用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宣言》中的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頁）這句話。馬克思、恩格斯判斷一種社會學說是不是社會主義學說的標準，也始終是看其是否包含、貫徹和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而并不是看其究竟是否是科學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空想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判斷，即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這就表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也首先地是價值觀層次的社會主義概念。而且，也只有價值觀層次的社會主義概念，才真正是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學說所共有的最具實質性的社會主義概念。所以說，如果不懂得社會主義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話，那就是不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也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如果拋棄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話，那就是拋棄了現代社會主義，因而也就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也有兩種不同層次的社會主義概念：一是價值觀層次的社會主義概念，二是社會理論層次的社會主義概念（即“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在這兩種層次的社會主義概念中，前一種社會主義概念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和最具實質性的，后一種社會主義概念則是次生的和第二位的。誠然，后一種社會主義概念的提出，也使其前一種社會主義概念具有了特定的外在對象，并因此而使其前一種社會主義概念具有了自已的特殊性，但其前一種社會主義概念的基礎性、先在性、核心性以及其作為各種現代社會主義的共同本質的地位卻并未因此而削弱，因而這種社會主義概念也就仍然保持了自已的相對獨立性。誠然，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反復表明，他們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的理論并不是從自由、平等、博愛等社會主義價值原則中直接推演出來的，而是通過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研究而獲得的，但是，這種社會主義理論卻仍然是以社會主義價值觀作為自已的基礎和靈魂的。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如果馬克思、恩格斯經過研究后確認，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將是一種更加黑暗、更加痛苦的社會，而并不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新社會的話，他們就根本不會將這種社會視為社會主義社會。反過來說，他們之所以將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視為社會主義社會，也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社會就是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實現，因而這種社會也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這一點也特別表現在，他們對于這種社會的最高概括也并不是社會所有制等等社會特征，而正是自由、平等、博愛等等社會主義的價值原則及其實現。

　　然而，與之相反，進入20世紀后，蘇聯的理論家們卻逐漸地制造了社會主義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科學論的人為對立，并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其廣泛的消極影響。蘇聯理論家認為，“自由、平等、博愛”在政治上是資本主義的，在理論上是唯心主義的；人們只能從科學的角度認識社會主義，而不能從價值的角度認識社會主義；而且，從科學的角度看，也只有“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其他各種社會主義則都是假社會主義。蘇聯理論家似乎不明白，科學只是反映事實，價值才是“主義”的靈魂；科學只有在其所反映的事實與某種價值相統一時，才會成為“主義”的一部分。蘇聯理論家看來也不懂得，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深層基礎，實際就是人性；“在現實世界中，個人有許多需要”，“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6、514頁）；而且人的需要也并不僅限于吃、穿、住，而是“人生來就有的自由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頁）等等也都是人的基本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社會主義的實質，也就在于普遍地滿足社會成員的各種需要，因而所謂“社會主義”，實際首先就是一種價值觀。馬克思、恩格斯尋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實際并不是要否定基于人性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而只是要以科學的方法探求實現這種價值觀的正確道路，以便順利地實現人性的復歸。

　　當然，作為早期的現代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學說也是難免存有諸多的失誤和不足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在理論上繼續前進，我們就不能總是把眼睛盯在這些失誤和不足上面，而是應當更多地把眼睛盯在那些能夠啟示和引導我們繼續前進的重要成果方面。正是在這個視角上，我們看到，當馬克思、恩格斯開始著手創立自已的學說時，西方社會在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本內容方面，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由此，馬克思、恩格斯關注的焦點，也從作為價值觀的社會主義，轉向了作為科學理論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方向上，他們的最大成就，就是決定性地塑造了人類注重社會主義科學性的思想傳統。這個傳統告誡我們，我們現在不僅不能實行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且在探索和實行新式社會主義時，也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而不能不顧現實條件的限制，硬是要求無條件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偏重社會主義科學性的理論發展方向，以及他們對于價值觀的相對獨立性（實際上，經濟也是相對獨立的，而并不是絕對獨立的）和重要性的估計不足，也使他們在初步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后，始終未能繼續重視對于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研究和闡述，特別是未能形成關于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比較系統的理論著述。誠然，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做法，對于他們本人來說并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他們在青年時期汲取、形成的具有普惠性的平等、效率、富裕、自由、民主、人權、公平、公正、正義、博愛等等現代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早已深深地內化為了他們自已的價值觀，因而在他們的著作中，也就沒有出現失落社會主義價值觀、迷失社會主義方向的嚴重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做法，甚至對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也并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因為，同我們的某些刻板印象相反，西方社會不僅是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發源地，而且更是具有普惠性的自由、平等、博愛、公平、公正、正義、人權、人道等等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積淀最為深厚的地方。這就使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們能夠在這種濃厚的社會主義文化氛圍中，比較容易地超越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局限性，并使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深入發展和廣泛傳播，成為了20世紀西方社會主義者（包括許多不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的一項重大貢獻。

　　但是，不幸的是，在缺乏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傳統的落后國家，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做法卻使人們普遍地難以發現和理解他們的著作中所包含的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并在這個基礎上去積極主動地汲取和發展人類在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方面所取得的各項優秀思想成果，更難以真正地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對于現代社會主義所固有的重要性。這就使所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越來越嚴重地失去了現代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越來越遠離了本來意義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越來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到了自已的歷史終點。這種情況也使我們在蘇聯模式崩潰的背景下出現了仍要搞社會主義卻又不知道、或者是搞不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嚴重問題，使我們有些人至今仍在盲目地反對“西方價值觀”和“普世價值”，卻不知道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就其起源和性質而言本身就是“西方價值觀”和“普世價值”，因而也就使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價值混亂、價值真空，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一系列的嚴重問題。但是，我國社會出現的問題，主要地仍然應當由我們自已來負責。在我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相對于我國社會的未來發展來說，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本觀點，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這種指導意義就在于，這種觀點正確地告訴和啟示我們，社會主義的實質和核心就在于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價值觀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有研究領域，而是為一切社會主義者所共有的研究領域；在一般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領域里區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是完全荒謬的；既然馬克思、恩格斯能夠通過汲取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成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自然也應當和能夠通過汲取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已經長足發展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有效地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既然以往未能重視對于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研究和闡述是一種嚴重失誤，那么我們就應當以我們的努力去切實地糾正和彌補這種失誤；既然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質就在于社會主義價值觀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的有機結合，那么我們的研究方向自然也就應當在于首先著重研究社會主義價值觀，并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展開關于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價值觀、如何創造社會主義的現實價值世界的科學研究。

　　　　　　　　　三、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

　　我們在前面曾經談到，恩格斯認為，在他和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才是最適于高度概括“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的。但在這里，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指出，在恩格斯看來，這句話究竟是否實現了這種高度概括，也并不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恩格斯接下來又寫道：“要用不多幾個字來表述未來新時代的思想，同時既不墮入空想社會主義又不流于空泛辭藻，這個任務幾乎是難以完成的。”“因此，如果我向您推薦的這段文字不能完全符合原來要求的話，請多多原諒。”（《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頁）這就表明，在恩格斯看來，“要用不多幾個字來表述未來新時代的思想”，這是很困難的。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將恩格斯指出的這個難題，命名為“恩格斯難題”。

　　那么，“恩格斯難題”究竟難在什么地方呢？我們注意到，恩格斯所推薦的這句話，實際是從價值角度對于社會主義的一種概括。在這種概括中，自由這種基本價值被賦予了很高的地位。但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實際又并不僅限于自由這一項，而是同時還有具有普惠性的效率、富裕、平等、公平、公正、正義、人權、人道、博愛、和諧等項基本價值。而且，如果要把所有這些基本價值統統歸結為自由這一基本價值，事實上也是辦不到的。這就使恩格斯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在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層次上，幾乎無法實現對于社會主義的高度概括。“恩格斯難題”之難，實際也正是在這里。

　　那么，解決問題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認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發現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之所在。所謂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就是最終決定人們選擇和追求具有普惠性的效率、富裕、人權、人道、自由、平等、博愛、公平、公正、正義、和諧、自治等項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那個最根本的價值，就是由此而規定和賦予了所有這些基本價值的共同本質即它們的社會主義本質的社會主義最高價值，就是各種社會主義所共同追求的、因而也使各種社會主義有別于各種非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就是使一切社會主義之所以為社會主義的共同價值，因而也就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之所在。因此，社會主義終極價值的發現，將使具有最高概括性的社會主義內涵定義成為可能，因而也就將使“恩格斯難題”得以解決。

　　由此，進一步的問題自然也就在于：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

　　筆者認為，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永遠是幸福。社會主義追求的終極價值則就是普遍幸福。因此，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

　　對此，本文給出的論證和闡釋是：

　　1、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永遠是幸福。趨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最基本的本性。追求和享受人間的幸福，避免和擺脫人間的不幸，也正是源自人類生命自身的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人類的一切追求，歸根到底都是對于幸福的追求。人們對于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人道、公平、公正、正義、效率、富裕、和諧、自治等等價值的追求，最終都是源于對于幸福的追求。人們對于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人道、公平、公正、正義、效率、富裕、自治等等價值的某種排斥，最終也都是源于對于幸福的追求。譬如，自由是人的天賦需求。人需要通過自由獲得幸福感，并因此而追求、保障和享受自由。享受自由的實質就是享受通過自由獲得的幸福感。但人們對于自由的追求，又并不是絕對的。由于過度的、無序的、缺乏規范的自由又會給人帶來煩惱、痛苦和不幸，所以人們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出現逃避自由的意向和行為，而逃避自由的實質，就在于以選擇性否定的方式尋求自身幸福的最大化。又如，人們追求平等，實質上是追求同等的幸福權和同等的幸福生活，但當人們發現過度的平等（平均主義的平等）反而會帶來相反的效果時，人們又會為了自身幸福的最大化，轉而默認、接受和肯定某種程度的不平等。再如，人們追求財富、富裕，歸根到底是為了通過財富的積累獲得和增進幸福，但當人們發現通過財富的積累不再能夠增進幸福時，人們又會程度不同地轉而通過從事慈善事業、公益事業、公共服務、科學事業等等途徑增進幸福，而不再是一味地追求財富的增長與占有。……

　　總之，人們的一切價值追求，最終都是源于對于幸福的追求。幸福永遠是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也永遠是人類追求的最高價值和永恒價值。它是深深地根植于人類本性的價值，而不是任何社會變遷、經濟形態、政治勢力、意識形態等等所能移易的價值。它是古往今來人類的每一個個體所追求的終極價值，因而也正是全人類所追求的終極價值，而并非為人類的某些階級、階層、群體、共同體等等所特有的終極價值。它既是人們賴以衡量、肯定和追求其他某些價值的最高尺度，也是人們賴以衡量、否定和排斥其他某些價值的最高尺度，因而也就是人類價值世界的最高尺度。人們對于幸福最大化的追求與一定的社會環境、歷史際遇、主觀判斷相結合，這就是人們在其他層次的各種價值之間發生矛盾時賴以做出某種價值選擇的內在機制。因此，任何把其他層次的某個或某幾個價值視為終極價值的學說，都必然會在人性分析和歷史考察中遭到理所當然的否證。我們所能證明的只是、也只能是：人類所追求的終極價值，永遠是幸福。

　　2、社會主義追求的終極價值就是普遍幸福。如前所述，“主義”一詞的首要內涵就是價值觀。但在“主義”這個共同名詞之下，不同的“主義”所涉及的價值層次，往往又是各不相的。有些“主義”是關于終極價值的“主義”，有些“主義”則是關于非終極價值的“主義”。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等，就是關于終極價值的“大主義”。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終極價值，實際上就是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

　　從表面上看，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中并沒有“幸福”二字，但這并不妨礙這個“主義”所追求的終極價值實際就是普遍幸福。誠然，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在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在各種古代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之間、古代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與現代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之間、以及各種現代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之間，始終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差異、矛盾和斗爭的，而且有時斗爭得還很激烈，但我們在這些各具特色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當中，最終卻仍然能夠看出一種無所不在的共性的方面，這就是，這些學說都是主張使社會成員能夠普遍過上幸福生活的，而并不是或明或暗地主張只讓少數社會成員過上幸福生活的。毋庸贅言，這種無所不在的共性方面，實際就是各種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最高層次的價值追求，就是使社會主義賴以區別于各種非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就是使社會主義之所以為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因而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之所在。

　　應當指出，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普遍幸福”，總是某種范圍內的普遍幸福。其中，最完全、最徹底的普遍幸福，自然是這樣一種廣大范圍內的普遍幸福，這就是，它不僅是大多數人或最大多數人的普遍幸福，而且還是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不僅是一個或部分種族、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普遍幸福，而且還是全人類的普遍幸福；不僅是惠及同代人和全部現存人口的普遍幸福，而且還是惠及子孫后代的普遍幸福。毋庸贅言，這種完全意義上的普遍幸福，就是全人類的普遍幸福，因而也就是最具理想性的普遍幸福。

　　顯然，與這一最具理想性的普遍幸福相比，古往今來的許多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普遍幸福，實際只是局部范圍內的普遍幸福，而并不是全人類范圍的普遍幸福，因此，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也只是一定范圍內的社會主義，而并不是全人類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在這個范圍之內，它們是社會主義，但在這個范圍之外，它們就不再是社會主義了。

　　但是，這種局部范圍內的社會主義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社會主義追求的終極價值就是普遍幸福”這一基本命題。這是因為，所謂普遍幸福，事實上只能是某種范圍內的普遍幸福。全人類范圍內的普遍幸福，是一種普遍幸福，局部范圍內的普遍幸福，也是一種普遍幸福。這兩種普遍幸福的共同點，就在于它們都是某種范圍內的普遍幸福。這兩種普遍幸福的共同點，則還特別在于它們事實上都是以實現“普遍幸福”作為自已的終極價值目標的，而并不是以實現少數人的幸福作為自已的終極價值目標的。由此，我們也就不能不說，在最一般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終極價值，實際就是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

　　3、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普遍幸福，同時也是最大化的普遍幸福。歷史表明，任何真誠的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普遍幸福，都不是僅僅要使人們普遍地獲得一點點有限的幸福，而是要普遍地實現人生幸福的最大化。而普遍幸福的最大化，實質上也是“普遍幸福”的“普遍”性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基本方面。

　　所謂普遍幸福的最大化，實際上不僅是量的最大化，而且也是質的最大化，甚至往往首先是質的最大化。所謂質的最大化，則就是人生幸福的來源、種類的最大化。這種最大化，實際本身就是一種普遍性。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所追尋的人生幸福，并不是單一來源的人生幸福，而是各種來源的人生幸福；并不是單一種類的人生幸福，而是各種各樣的人生幸福。社會主義在這方面所主張的唯一限制，實際只是人們所追求的幸福不應當是損人利己的、甚至是事實上損人害己的那種幸福。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追尋人生幸福來源、種類的多樣性、全面性、普遍性，這并不是因為別的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在生活中完全能夠很容易地觀察到，這種意義上的普遍幸福，同時也正是實現社會成員人生幸福的量的最大化的一個基本來源。誠然，由于歷史時代、認識發展和個人眼界的限制，人們對于人生幸福來源、種類的多樣性的認識也都是有其某種局限性的，但在既有認識的基礎上尋求這種多樣性，即尋求這種意義上的普遍幸福，卻仍然是所有社會主義的共同本質和共同本能的一個基本方面。

　　進一步看，社會主義價值觀發展的一個基本方面，實際就是發展人們對于人生幸福來源、種類的多樣性的認識。在現代社會主義理論中，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普遍幸福，不僅是通過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所獲得的普遍幸福，而且還是通過滿足人的各種層次的需要所獲得的普遍幸福；不僅是通過實現具有普惠性的效率、富裕等基本價值而獲得的普遍幸福，而且更是通過實現全部普惠性的基本價值而獲得的普遍幸福。古代社會主義與現代社會主義、較低層次的社會主義與較高層次的社會主義的區別，實際上也正是在這里。不僅如此，由于每一個個人的幸福都是由其隨機遇到的各種因素按照一定的規則組合起來而生成的，而且每一個個人隨機遇到的各種因素也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每一個個人的幸福也都是具有其個性化、個體化的特征的。因此，真正的普遍幸福，又必定是具有高度的多樣性、個體性的普遍幸福，而并不是僅僅由人的需求層次和基本價值的種類所形成的普遍幸福的種類所能完全概括的。這就表明，作為社會主義終極價值的普遍幸福，實際既是單一的，又是多樣的；既是一元的，也是多元的。在社會主義的全部價值追求最終只是“普遍幸福”（這是從人類、社群的角度來說的）的意義上，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無疑是單一的、一元的。在“普遍幸福”又只能是通過無限多樣的具體幸福獲得實現的普遍幸福，而且這種多樣性本身就是“普遍幸福”的普遍性的一個基本方面的意義上，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同時又是多樣的和多元的。

　　另一方面，“普遍幸福”的量的最大化，實質上也是“普遍幸福”的普遍性的一個基本方面。這種普遍性就在于，一方面，在人生的旅途中，延長幸福的時間，縮短不幸的時間，從而使幸福生活成為人生旅程中的普遍現象；另一方面，在人生的感受中，擴展幸福感的空間，壓縮不幸感的空間，強化幸福感的程度，弱化不幸感的程度，從而使幸福感普遍化為人生的主要感受。

　　普遍幸福的量的最大化與質的最大化的關系則是在于，一方面，普遍幸福的量的最大化是以普遍幸福的質的多樣性、普遍性為基礎的。這是因為，只有在這種基礎上，人們才有可能通過廣泛領域的幸福生活而在整體上實現人生幸福的量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對于普遍幸福的量的最大化的追求，同時也是人們在各種社會主義價值之間發生某種矛盾時做出某種選擇（如輕重緩急的選擇、局部取舍的選擇等等）的真正標準。這種標準的運用是否適當，往往對于能否較好地實現普遍幸福的量的最大化，具有深遠的重要影響。

　　總之，作為社會主義終極價值的普遍幸福，同時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指社會成員普遍獲得幸福，二是指這種普遍幸福的最大化。這兩個方面相統一，就是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之所在。

　　4、作為社會主義終極價值的普遍幸福，同時也可以表述為“至善”。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實際是一種具有深厚人性基礎的社會政治學說。社會主義的人性基礎首先就是人的善良本性，而善良的實質首先就在于希望他人獲得幸福，并以自己的行動為他人謀幸福。社會主義者的善良不僅是對于自己的親朋好友的善良，而且更是對于所有人（只要他不是害群之馬）的善良。但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善也并不僅僅是利他的善，而是同時也是利已的善（至少在邏輯上是這樣），而在總體上則就是利他的善與利已的善的和諧統一。因此，社會主義者主張普遍幸福，實質上就是主張實施和實現普遍的善。社會主義就是偉大的博愛之心，就是人類善良本性的充分展現，就是利他與利已相統一的普遍的善，就是惠及每一個人的普遍的善，因而也就是真正的“至善”，就是基于人類善良本性的理想境界。

　　5、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毋庸贅言，基于上述分析，既然“主義”一詞的首要內涵就是價值觀，既然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就是普遍幸福，既然這種終極價值也正是使社會主義之所以為社會主義，進而也是使一切社會主義賴以區別于非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之所在，那么，我們也就不能不說，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至于所謂普遍幸福主義，顧名思義，自然就是以實現普遍幸福作為自已的最高價值取向的社會政治學說。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把“社會主義”進一步地定義為：所謂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普遍幸福作為自已的最高價值取向的社會政治學說。而以上關于“普遍幸福”的內涵及其終極價值地位的論述，就是我們對于這一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的內涵定義的理論闡釋。

　　進一步看，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人們用來表達普遍幸福主義的詞匯，實際是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則只是這些詞匯中流傳最廣、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詞匯。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中，人們也曾經常使用“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詞匯來表達大致相同或完全相同的思想內容。我們還應承認，在現代社會政治學說史中，主張實現“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學說和某些自由主義學說，以及其他各種主張實現普遍幸福的社會政治學說，實質上也都是普遍幸福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因而也都是以各種不同名稱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我們應當明確：既然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那么一切普遍幸福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自然也就都是某種社會主義學說，而無論它們各自的自我命名究竟是怎樣的。我們應當始終如一地根據各種社會政治學說的實際內容來判斷它們的性質，而不應只是根據它們的自我判斷和自我稱謂來判明它們的性質，更不應當在這一問題上有意無意地采用雙重標準。我們應當看到，從根本上來說，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實際必然是一切心地善良的人們的共同政治主張，而絕不可能只是少數善良人士的政治主張。把社會主義僅僅視為少數善良人士的政治主張，實際是一種傳統的政治偏見。而當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之時，我們也就會突然發現，至少在形式上和某種程度上，絕大多數的現代社會學說實際上都是主張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的。這既是因為，在人世間永遠存在著普遍的善，同時也是因為，在現代社會中，誰要是敢于公開地反對“普遍幸福”，誰就必然會為公眾所唾棄。由此，在某種程度上主張“普遍幸福”，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為絕大多數現代社會學說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公理。由此，人類的社會主義學說史，也就需要大幅度地增補和改寫了。

　　在這里，我們還應看到，一般說來，用一個名詞準確表達某種“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這個名詞當中直截了當地標明這種“主義”所追求的最高價值之所在。由此，在人們用來表達普遍幸福主義的各種詞匯中，唯一堪稱準確的詞匯，自然也就只能是“普遍幸福主義”這個詞匯之本身。但是，人們要做到這一點，也并不容易。普遍幸福主義者從事實上以“普遍幸福”作為自已追尋的終極價值，到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普遍幸福”在其整個價值體系中的終極地位，從而得以提出和界定“普遍幸福主義”這個名詞，事實上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認識發展過程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尚未達到這種清醒的自我意識的普遍幸福主義們，自然也需要根據自已的現有認識和命名資源，對于自已所主張的普遍幸福主義學說做出某種命名，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各種并不準確的名詞的誕生、使用和流傳。在這些名詞中，迄今為止流傳最廣、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名詞——“社會主義”，實際也并不是一個準確的詞匯。首先，“社會”一詞的多義性、模糊性，本身就帶來了“社會主義”一詞的多義性和模糊性。其次，在字面上把“社會”作為“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取向，也是不準確的，是很模糊的，是留下了過于廣闊的想象和發揮的空間的，因而也造成了“社會主義”一詞的多義性和模糊性。“社會主義”一詞的這種不準確性，顯然既是導致人們反復提出“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在這個名詞之下“社會主義”的內涵、外延出現種種失當、混亂和僵化的一個主要原因。這就表明，“社會主義”一詞實際也只是人們在普遍幸福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提出的一個并不準確的詞匯。當然，由“社會主義”一詞的這種缺陷，并不能否定這個名詞的現時可用性。作為在世界范圍內長期廣泛使用的重要詞匯，人們對于這個名詞的使用，仍將長期地延續下去。只是，我們現在已經應當明確：在嚴格的意義上，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

　　6、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就是普遍幸福主義的價值體系。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價值觀。理解社會主義的關鍵也在于理解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實際是由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和其他價值所共同構成的價值體系。在這個價值體系中，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就是公民的普遍幸福，社會主義的其他一切價值，則都是由此而派生的，也是由此所規定的。任何其他層次的價值取向，如果它是具有普遍幸福主義的特征的，它就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反之，則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價值。這是一個普遍適用的衡量標準，也是一個普遍適用的解釋原則。以此為根據，我們也就可以確認，一般說來，由于具有普惠性的效率、富裕、福利、人權、人道、公平、公正、正義、自由、平等、博愛、民主、自治、和諧等等都是普遍幸福的源泉，所以它們也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原則和價值目標。

　　進一步看，由于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只是普遍幸福，而并不是效率、富裕、福利、人權、人道、公平、公正、正義、自由、平等、博愛、民主、自治、和諧等等價值，由于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在各種非終極性的社會主義價值之間往往也會發生某些暫時性的或者結構性的矛盾，所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同時也是緩和、調節和解決這種內部矛盾的最高原則，是處理這些內部矛盾的最高調節者，也是人們在需要做出價值選擇時的最高選擇標準。在這時，它的內在要求，就是要求人們根據社會主義終極價值和社會現實條件，做出價值論與真理論相統一的合理選擇和有效協調，從而最有效地保障最大多數公民的最大幸福的充分實現。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確認，所謂“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不僅是就社會主義終極價值就是公民的普遍幸福而言的，而且同時也是就貫穿和體現了這一終極價值的整個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的價值體系而言的。換言之，所謂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實質上就是以公民的普遍幸福作為自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普遍幸福主義的價值體系，因此，所謂社會主義，按其實質來說，自然也就是普遍幸福主義。

　　7、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主義也是普遍幸福主義。人的世界是一個價值世界。所謂“主義”實際首先就是反映和表述關乎全局的基本價值的名詞概念。但是，人的價值世界不僅作為人的價值觀存在于人的主觀世界中，而且也作為現實生活世界的價值存在于人的現實世界中。這就使“主義”一詞的適用范圍并不限于人的主觀世界，而是也可以擴展到人的現實世界。在人的現實世界中，所謂“價值”，就是事物的有用性及其實現，而所謂“有用性”，歸根到底也就正是對于實現人生幸福的有用性。從結構與功能的關系角度看，人們尋求某種結構，實質上就是尋求這種結構的功能，而人們所需要的功能，實質上也正是事物的有用性，即其對于實現人生幸福的有用性。因此，同主觀世界的社會主義一樣，現實世界中的社會主義，實質上也是一種價值性質的東西，或者說是一種功能性質的東西，而并不是某種固定不變的結構性質的東西。由此，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前提下，正像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所推崇的最高價值是公民的普遍幸福一樣，社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所力求實現的最高價值也仍然是公民的普遍幸福，因而現實世界中的社會主義也就仍然是普遍幸福主義。

　　進一步看，由公民的普遍幸福這一最高價值所規定，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所實現或者正在爭取實現的具有普惠性的效率、富裕、福利、人權、公平、公正、正義、自由、平等、博愛、民主、自治、和諧等等基本價值，因其是具有普遍幸福主義的社會功能的，所以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并且是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之所在。

　　同樣由此最高價值所規定，在現實世界中，一切具有普遍幸福主義的社會功能的社會現象、事物、運動、關系、組織、結構、制度、體制、社會等等，一切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等，當然也都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反之，則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誠然，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變遷，某些原本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東西（如某些組織、結構、制度、體制、社會等等），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失去這種功能，即失去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而某些原本不具有這種功能的東西也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轉變為具有這種功能的東西，即轉變為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但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這些東西的某種質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卻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誠然，幸福本身只是人們的非常個性化的主觀感受，而且即使是人們創造出了上述所有這些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社會事物，也還是會有人在其人生的某個或某些階段感覺不幸福，但是，另一方面，人生的幸福感又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只有在某種有利于產生幸福感的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的，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更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只有在能夠使社會成員普遍產生幸福感的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的。在這種現實生活中，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各種社會要素，固然并不能絕對地保證每一個人的幸福感的產生，但卻能夠使人們產生幸福感的概率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其社會成員能夠普遍地享有自已的人生幸福。而若沒有或者是缺乏這些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社會要素，固然也會有少數人獲得幸福感，但卻不可能實現公民的普遍幸福。因此，雖然普遍幸福是一種普遍的主觀感受，但這種普遍的主觀感受賴以產生的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社會要素及其所構成的社會生活卻是現實的，而且這種普遍的主觀感受的形成也是有規律可循的。這就表明，普遍幸福的主觀性、隨機性與普遍幸福根源的現實性、普遍有效性，實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統一的。由于這種統一性，所謂“建設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系統地建設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的現實世界，從而使實現公民的普遍幸福獲得必要的現實基礎和可靠保障，而并不是離開實現普遍幸福的社會規律，去簡單地追求單靠少量因素的供給所帶來的“幸福指數”的暫時攀升。由于這種統一性，我們檢驗、判斷現實世界中的事物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標準，自然也就只能是社會實踐，即通過實踐檢驗其是否具有普遍幸福主義的社會功能，并由此而做出相應的事實判斷。而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實質上就是這種普遍幸福主義的判斷標準。鄧小平理論之精華，實質上也正是在這里。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確認，即使是在現實世界中，社會主義實質上也仍然是普遍幸福主義。而從總體上來說，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以普遍幸福作為最高價值的社會心理、社會學說與社會實踐。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而這一點，同時也就是本書對于“恩格斯難題”給予的理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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