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的歷史視野

 鄉巴佬 

目錄：

1、  資本主義的秩序

2、  國家資本主義是落后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客觀需要

3、  黨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必要載體

4、  黨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5、  毛主席的權力源泉

6、  階級先進性的謊言

7、  黨與階級的背離

8、  民主與自由

9、  國家資本主義跳躍的歷史條件

10、 再造黨國的歷史過程

一、資本主義的秩序

人們通常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描述，來取代資本主義本身，這實在是一個可愛的笑話。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并不是什么特別的創造，他早已存在了數千年，資本主義的真正意義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核心統治地位，及其造成的巨大影響。

一切社會的核心都在于秩序，而不在什么自由民主的道德口號，資本主義也同樣如此。之前一次次被撲殺，并不是因為封建主的頑固，而是因為資本主義還不足以建立一個穩定的新秩序。與人們預期的相反，高舉人道主義大旗的并不是那些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先驅，而是那些腐朽反動的封建貴族士大夫們。在傳統的剝削方式下，奴隸主或地主都要獨自承擔維護基本秩序的責任，但資本主義破天荒的實現了剝削人與秩序維護機器的分離，將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穩定的重任，全盤拋給了國家政權。在國家政權未能有效的尋找到這一壓力的釋放途徑之前，傳統統治者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扼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

資本主義的統治并不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而是地理大發現引發的一個偶然過程。資本主義的奧秘就在于軍國，在于戰爭。在戰爭中，以暴力的方式將外族強力壓制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底層，而通過殖民收益，來調和內部階級矛盾，并將本民族底層捆綁進帝國的戰車。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沒有制造世界性的無產階級利益，資本主義從來就沒有超出民族國家軍國爭霸的舊歷史，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從來就是一種虛幻，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從第三世界國家爆發，在打破資本主義軍國之前，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是難以成功的，最多不是是對資產階級軍國機器的一種牽制。

兩次世界大戰，不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戰爭的結果，是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政治獨立，更是列強間的新的妥協，新的聯盟，暴力獨占式舊殖民體系瓦解了，共享式的新殖民體系誕生了。依靠金融與技術的雙重壟斷，資本主義建立了世界新的統治方式，當然這種統治依然需要軍國的大棒，但軍國已經退位為戰略威懾武器。

資本主義的運作必然推動壟斷的進程，從實業壟斷只到金融壟斷，最終將實業邊緣化，進而將技術革命的步伐嚴密的控制在寡頭們的日程表上，變成扼殺技術革命的利器。實業的邊緣化，將大大壓縮產業工人的規模，以服務業膨脹的方式，制造一個新的社會等級秩序。與人們普遍的看法相反，服務業超出工業產出，并不是什么可喜的進步，而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下的殘酷的新等級秩序。制造窮人，并將窮人驅趕到服務業，就是寡頭們追求的國內秩序，而破壞第三世界的工業能力，掠奪能源與廉價勞力就是寡頭們追求的國際秩序。

二、家資本主義是落后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客觀需要

同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核心國家與落后國家，卻完全是兩個天地。落后國家的工業落后，正是核心國家掠奪資源的根本所在，落后國家的貧困，正是核心國家掠奪廉價勞動力的根本所在。傳統的啟蒙知識分子以為只要照搬核心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就可以追隨核心國家的腳步，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笑話，這個笑話除了為知識分子們制造出神圣的飯碗外，別無任何意義。

與核心國家相同的是，政府必須為秩序的穩定買單，與核心國家不同的是，政府沒有那么多的資源去調和階級矛盾，與核心國家更不同的是，落后國家沒有可以推動技術革命的載體。不能有效緩和階級矛盾，政府就不得不依賴核心國家先進軍火的供給甚至更直接的軍事保護，沒有技術革命的載體，統治集團就只能用底層勞工的血淚以及有限的資源，去換取融入核心國家偉大物質文明的契機。政治獨立光環下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政權，比舊的殖民政權更加的高效而安全。二戰后的歷史，與其說是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政治隔離運動。

沖破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封鎖的法門無非兩條，一是軍國基礎上民族擴張戰爭，一是政府承擔起利益調節以及技術革命的重擔，也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事實上，軍國的戰爭能力同樣必須依賴國家資本主義的努力，所以這兩個法門說到最后，就只有國家資本主義一條道路。

二戰以后，蘇聯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成果自不必說，單說日本的恢復，也完全依賴與軍國時期大型企業與國家的緊密聯系，日本國家在產業政策上的高度協調甚至計劃，金融上的腐敗式傾斜，其實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韓國的工業化更是與獨裁政權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當然，臺灣是另外一種形態，是在國民黨政權對大陸的全面掠奪背景下制造的瞬間資本過剩畸形形態，不具備普遍意義。當然韓國與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能夠維持，還與民族文化傳統相關，也就是他們的統治者對底層民主還抱有一種封建士大夫的責任意識，其作用就如同蘇聯式國家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總之，不管是依賴什么意識形態來維持，國家資本主義都是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趕超的必然選擇。

三、黨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必要載體

韓國日本的封建士大夫意識是一個可遇不可求，并不可復制的歷史契機，其必將隨著歷史的進程而消逝，日本已經進入核心國家的行列，而韓國則又被打回原形，這是歷史給予他們的獨特機遇，再也不會重現。

真正能夠重現的，也只有黨國。黨國的特別不在于其他，正在于其特有的意識形態。上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偉大的成就，也僅僅是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凝聚了黨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意志。但是這種凝聚只能是一劑強行針，他必將被黨國自身的邏輯所摧毀。國家資本主義只能是一個歷史的過渡形態，他與黨國的意志共存亡，如果他不能在黨國意志凝聚的歷史瞬間完成升華，那么他就只能被打回原形。

國家資本主義從來不能成為立國之本，他只是一個強力的跳躍，是歷史突破的沖動。他的命運有三條，一是被打回資本主義邊緣國家的原形，一是完成技術革命，并蛻化為憲政共和國家，進入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行列，一是升華為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繼續革命。

四、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黨國固然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必要載體，而維持這一載體的卻只有脆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可是黨國是由活生生的人構成的，黨國體制下的權力不斷強化黨國官員們背離意識形態的決心，每個人都希望權力最大化，而責任最小化，于是從官僚化再到獨裁化，就成了黨國早期不可避免的毒瘤。獨裁化的黨國又不能勝任技術革命以及工業化的重任，于是政治集中與經濟分權就成了維持權力并推卸責任的首選，而經濟的分權又進一步弱化了技術革命的能力以及工業化的計劃性，摧毀那最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信念，最終完成意識形態黨國到純粹的權力黨國的蛻變。

意識形態黨國的崩潰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崩潰。純粹的權力黨國繼承著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成果，依賴對黨國權位的爭奪來獲取分贓主導權，國家資本主義也隨之演化為官僚資本主義。黨國權位爭奪的慘烈，迫使當權官僚推進私有化，來固化自身的利益，于是私有化進程有序的展開，官僚資本主義也逐步演化為私人資本主義，在私人資本主義完成的時刻，就是黨國歷史即將終結的時刻，憲政共和將進入歷史的視野。

五、毛主席的權力源泉

在一般的認識中，毛主席一手締造了黨國，自然是以黨國為基礎展開其權力的，但事實上，毛主席恰恰是以反抗黨國的領袖而出現的。毛主席反抗黨國的權力來自哪里？來自于在農民革命軍中的巨大影響力，來自于帶領人民重上井岡山的能力，來自于以上兩個個暴力威脅下的黨國集團的妥協。

中國革命的偉大，就在于他不是蘇聯的翻版，他是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偉大工業化，但更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偉大革命，他是毛主席領導的工農群眾制服黨國惡魔的偉大實踐，他是有史以來被剝削勞工抗爭的最高潮。中國革命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徹底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他是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治黨救國的運動，也是將農民階級引向社會主義的運動。農民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才是社會主義民主徹底性的前提。

文化革命首先是對黨國的革命，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斗”、“批”來推動黨國的“改”，是用無產階級民主的手段，將黨國拉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戰車。文化革命又是對知識分子的革命，扒掉知識分子的黨國依賴這張皮，將他們推入普通勞動者的懷抱。文化革命更是對全體勞工的革命，促進他們克服皇民恐懼，勇敢的自我組織起來，向官老爺們說不。

毛主席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角色，一是對群眾運動的發動者，領導者，一是與黨國的談判妥協者。毛主席不是神，而只是引導歷史進程的探索者，革命的成敗只能取經于勞工階級意識的覺醒程度，在覺醒不夠的時候，只能進行反復的妥協與斗爭。

六、階級先進性的謊言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但這一結論僅僅是在純粹的封閉的資本主義模式下，個人充分自由的條件下的推論，并不是普遍的真理。

無產階級個人并不會自然的產生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只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選擇。無產階級只會有自我組織的沖動，只會聯合起來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對先進生產資料的接近，往往并不是其歷史進步性的動力，而往往是對資產階級幻想的來源。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純粹的工聯主義必然會導致無產階級的分裂，以及對社會主義的抗拒。破產農民的威脅，更是會將這種自發的工聯主義推向更反動的歷史位置。

國家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比之傳統無產階級，在工聯主義上又有了新的發展，這個發展的來源正是來自這個階級先進性的謊言。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工聯主義的幻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現實，黨國政權強化了他們的地位，而這種新的地位又進一步將他們保守化，甚至推向更反動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保守派組織對造反派恨下殺手，這不是簡單的官僚利用所能解釋的，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在這十多年的私有化進程中，城市無產階級的這種傳統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導致空前絕后的分贓大餐順利無阻。

階級的先進性從來不在于與先進科學技術的接近程度，階級先進性永遠只存在于革命徹底性中，只有那些被壓迫最沉重，最沒有幻想空間的階級，才能保持先進性的可能。時至今日，破產的農民才構成了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才拋棄了與黨國的曖昧，他們是等待被解放的最后一波，他們拯救了自己，就拯救了全人類。無產階級化的農民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真正先進的階級。

七、黨與階級的背離

黨以意識形態而立，沒有意識形態的黨，最多不過是一犯罪集團。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不過是對無產階級利益在政治上的高度抽象，有抽象就有扭曲，就更不要說黨員們理解的千差萬別以及夾雜著的有意無意的私貨了。黨的政治正確與否，在無產階級融入政治之前，都不過是知識分子的頭腦風暴罷了。各式各樣的黨不過是水中的塵埃，在無產階級的熱火充分燃燒的時刻，才有可能升華為沸騰的種子，而在這之前，他們再活躍，也依然是無足輕重的塵埃。一切以黨的覺悟程度以及力量強弱來判斷革命可能的判斷，都是荒誕不經的笑話。黨乃至泛泛的左翼知識分子，都不過是在等待歷史的拯救，而在拯救時刻到來的時候，他們卻往往充滿恐懼的詛咒著革命的破壞，憂心著理想秩序的背離，他們或者隱居山林里發著空乏的牢騷，也或者拿起槍炮加入屠殺革命的行列。是否心甘情愿的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烈火的考驗，是否心甘情愿接受無產階級大眾的挑選，是否可以放棄自己心頭的虛妄，這是成為一個真正革命者的關鍵，而之前政治的沖動，良心的召喚，使命的意識，都不過是一種極其原始的本能罷了。偉大還是愚昧，都不過是一時的虛幻，只有那無數鮮活的個體，才構成生命的意義。

    階級選擇并不代表政治正確，但階級選擇卻總能最終修正錯誤，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黨的選擇也許代表著政治正確，但黨的選擇卻一定會走向政治錯誤，領袖的偉大與黨的民主都改變不了這一事實。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黨永遠只能是一時之宜，黨的歸屬只能是小人的結合，君子之結黨猶如君子之用權，不可不謹慎，君子之于黨，當自結黨之日起，既思亡黨之途徑。

    毛主席與劉鄧的分歧就正在于此，毛主席以群眾運動來救黨，而劉鄧卻要以黨來“改造”群眾，毛主席爭取工農群眾的四大自由乃至罷工權利，劉鄧要以51天白色恐怖來讓群眾絕對服從，毛主席要學習工農群眾自發的創造力，劉鄧要搞中央一統的鳥籠經濟，等等等等，革命與反革命，早已不再取決于個人的道德情感，而直接取決與你在黨與階級之間的選擇，你到底信任誰？

一個真正革命的黨，并不在于其信奉什么意識形態，并不在于其有多少理論大師，也并不在于其有多么偉大的道德情懷，而在于其是否能夠推動勞工大眾的自我組織，在于其是否能夠促進并維護勞工大眾的政治經濟自由，而這個革命政黨的能力則完全取經于他們與勞工大眾的一致程度。意識形態的信仰，如果不能成為無產階級大眾在充分自由后自然選擇的話，那么這種信仰就絕對稱不上科學，無任其戴著多么眩目的光環。

八、民主與自由

為所當為，是為自由。自由總是個人的事情，一切不對別人構成妨害的自由，可稱之為自由的底線，在政治上可以列為自然法權。一切對別人構成妨害的自由，都不構成自然法權，而要以政治的方式進行認定。而民主就是進行這種政治認定的方式之一。

自由主義者無限夸大自由的神圣性，其實這不過是在論證一切不合理自由的正當性罷了，自由主義者總是一邊投靠在權勢者的懷抱里，一邊又小心的堤防著強權對自己的傷害。權威主義者總站在道德的最高點來咒罵自由的危害，其實不過是在一味的掩飾自己強權的荒謬罷了，權威主義者總是一邊高喊著仁義道德，一邊干著齷齪的勾當。

民主只是一種政治妥協機制，他依賴于階級力量對比的現實，而從來不是一種秩序的最終目標。民主依賴于政治自由而存在，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民主。政治自由絕對不是特定階級的自由，更不是特定黨國成員的自由，政治自由只能是所有人的自由，包括階級敵人的自由。

民主本身并不帶有絲毫的階級屬性，但民主的結果卻帶有強烈的階級屬性。資產階級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差異主要不在于民主程序本身，而在于民主實行時刻的階級力量對比。資本主義的基石是資本主義自由，而不是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的要義在于民主不得損害資本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民主的要義就在于無情的侵犯資本主義自由，重建階級力量平衡。故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斗爭，從來就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要不要侵犯資本主義自由的問題。

文革中，斗批改以及后來的四大自由都是合法的政治自由，是特定時期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保證，而群眾批斗大會正是特定時期合法的社會主義民主方式之一，無可厚非。至于毆打與監禁，則是黨國壟斷法制狀況下，社會主義民主不得已的變通，當然這也是特殊時期法制不健全的表現。至于高官的下放蹲牛棚，知識分子上山下鄉什么的，根本談不上對自由的侵犯，就更不用說什么迫害了，甚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偉大體現，是對權力世襲的革命性挑戰。與人們預期的相反，文革運動恰恰是自由與民主高度張揚的年代，是對黨國專制的偉大革命，只是世人在別有用心者的誤導下，倒錯了歷史時空，將黨國的反動都一股腦的栽贓到文革頭上，并以功臣落難的皇民思維去解讀特權階層的失落。

九、國家資本主義跳躍的歷史條件

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固然是新時期落后國家民族自救的必然選擇，但在內部卻很難為多數受眾所認同。雖然小農經濟必然面臨著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沖擊而破產，但政府的保護性替代，卻將自己變成了農民的靶子，你自認為是降低了剝削的程度，但農民卻已經將你當成唯一的剝削者，以及一切不滿的發泄對象。而農民的不滿，就決定了社會主義民主之不可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延緩，又決定了黨國國家資本主義意志的脆弱性。

毛主席的辦法是通過人民公社去引導農民選擇社會主義，但這一歷史的進城太過遲緩，沒到中途，意識形態的黨國就已經瓦解了。以毛主席的遠見與政治智慧尚且如此，就不用說平庸的我輩了。

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也就只有等待歷史條件的成熟了，這個歷史條件有兩種，一是生產力的提高，可使將小農經濟直接改造成國有農場，國家能夠承擔巨大的農業人口，并完成農業的機械化。也或者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將廣大農民無產階級化，真正的農業人口已經占比例很少。有了這兩種歷史條件的任意一種，就有了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技術手段，剩下的也就是重新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再造黨國了。這個新黨國的使命僅僅是完成對資產階級自由的徹底剝奪，完成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造，并構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大廈，最后再自己摧毀黨國權力基礎，退出歷史的舞臺。

十、再造黨國的歷史過程

意識形態黨國必然向純粹權力黨國滑落，但純粹權力黨國卻絕無可能自然走向意識形態黨國，黨國的再造工程只能通過武裝暴力或者民主革命來完成，宮廷政變是不可能引發意識形態革命的。而無任是武裝暴動還是民主革命，首要的都是階級組織能力的提高，無產階級的組織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在無產階級奪權的過程中，最徹底的革命措施并不是否定其他策略過程的理由，一切有助于無產階級自我組織能力提高的方式，都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首先放棄國家資本主義革命性的幻想，因為沒有意識形態黨國，就沒能有國家資本主義，切不可以將黨國當成國家資本主義的羊頭，而自殺式保護。黨國僅僅是工具，不是最終的目標，誰掌握黨國的工具，才是我們優先關注的目標。

民主進程，哪怕是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進程，也是比資產階級黨國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的進程。無產階級必須堅決的支持一切民主進程，在民主進程中積累力量，準備最后的決戰。

以民主來推動無產階級對政治的參與，以及自我組織能力的提高，再以民生與民權來持續推進民主政治對經濟的干涉程度，只至提升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深度，進而以國家為工具，在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上的保障來推動無產階級意志的自由表達，一旦無產階級的意志能夠得到自由的表達，無產階級的人數優勢，就足以支撐起新的黨國，一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黨國，一個受階級民主制衡的新黨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