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國家神道教認為世界之上居住著八百萬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創世之神，天皇則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創造，日本民族則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歷史上也認同自己的國家是神國。但是從歷史記載與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話，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政治集團有意識地建構出來的。（請參考戴季陶《日本論》第三章“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日本在中國歷史上最初被稱為倭國，在中國隋唐時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國名由倭國正名為日本，然后又把當時用以稱呼部落首領的“大王”一詞改為天皇。日本人沒有用中國的皇帝稱號來稱呼自己的首領，因為怕觸怒當時國力強大的盛唐，但又要顯示在精神上優于中國，于是別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詞。接著日本官方編撰了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日本書紀”，在書里日本人顯示出了杜撰歷史的卓越才能，他們創超了一個上古時期的領袖 — 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約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當時日本尚處于極為原始落后的繩文時期，人們生活在刀耕火種、狩獵捕魚的石器時代。這個神武天皇究竟是一個部落的首領，還是一個統一了日本列島的英雄，或者說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虛構人物，現在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考證不出來，但是他絕對不是什么天造大神創造的天皇，這是一個具有基本理性的現代人應該能夠確定的。這之后工于心計的日本人繼續發揮了想象才能和創造才能，索性虛構出了一整套神話時代和上古時代的天皇家族譜系，于是一個本來虛無飄渺的部族首領被拔高為整個日本民族的天皇，為日本形成統一的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礎。而日本歷史學家則竭力宣揚日本天皇制度乃是“萬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傳承不會經歷變更，日本天皇千秋萬代都是由同一個源頭和同一個家族誕生，日本的自古以來就只有一個王朝，正如日本國歌《君之代》里傳唱道：“君王的時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長出小巖石，帶著青苔。”

平心而論，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初期，許多民族都會有人類童年的宗教童話，中華民族的起源也有盤古女媧的神話，古希臘也有一系列世界馳名的神話故事，北歐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話來源，在今天的許多南太平洋小國，各種原始的宗教神話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相對成熟和文明的階段后，這種原始神話就會被更加完整和系統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歐洲國家在進入更高級的文明階段后普遍經歷了基督化，中國則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釋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東和北非地區則被伊斯蘭化。如果說日本天造大神創造萬物和萬世一系僅僅限于日本早期歷史發展階段的神話傳說的話, 倒是很容易讓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來日本歷史的進程中這樣的宗教神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對這樣的信條深信不疑。

日本人虛構了天皇譜系以后，在接下來的歷史進程中，日本經歷了奈良時期、平安時期、鐮倉幕府、南北朝時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時代、江戶幕府，近代日本還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歷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長期處于虛君地位，并不掌握實權，而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將軍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類社會任何權利結構和王朝歷史一樣，將軍、大名、幕府和藩鎮之間的爭斗、暗殺、顛覆、爾虞我詐和陰謀詭計層出不窮，權力爭斗的血腥和殘酷在世界各國歷史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然而，讓歷史學家難以解釋的一個獨特現象在日本產生了，無論世俗的權力如何爭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歷史上卻沒有受到任何挑戰，從虛構的神武天皇到現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經有128代，所謂的“萬世一系”以驚人的超穩定性保留下來了，無論是幕府時期血腥暴力的權力斗爭，還是內部的暴力動亂和農民起義，無論是日本面臨外敵入侵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還是日本二戰投降后美軍進駐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權威性始終沒有受到挑戰和撼動，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將軍、幕府和武士曾經徹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中，包括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中，我們沒有發現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類似日本這樣一脈相承的不受挑戰的君主制度。在歐洲各國的歷史中，宮廷陰謀或軍事政變讓歐洲國家都經歷過王朝的更迭和顛覆；被稱為超級穩定的中國封建王朝更是經歷了無數的叛亂、權力斗爭、宮廷陰謀和農民起義。農民起義領袖和權力斗爭的勝利者一方要么“協天子以令諸侯”，要么高呼“王侯將相，令有種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要么迫不及待的稱帝封官，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實際上是一種不穩定結構，朝代的更替讓中國歷史總是處在治亂循環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謂萬世一系的神話本來是一種人類童年不成熟的神話故事，也許是政治階層有意編造和杜撰出來的，卻令人驚奇地轉化為日本人超強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體民族意識，讓日本社會免去了人類其它文明所經歷的改朝換代。

   19世紀80年代明治維新時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憲問題向英國學者斯賓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在其《菊與刀》一書里紀錄了這件日本近代歷史上不為人知、但又是至關重要的一幕：斯賓塞在寫給伊藤博文的書面意見里以非常獨到的眼光談到日本傳統文化和天皇制度對日本現代化的作用。他認為，以大和民族心理為基礎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級制度讓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有利條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實現經濟騰飛。日本人對長輩的尊敬、服從和對天皇絕對的崇拜和忠誠，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寶貴資源。日本的這種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應當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來，而這樣的文化積淀可以轉化為日本復興的動力。斯賓塞認為在明治天皇時期，日本將在明治政府的領導下穩步前進，所向披靡（見本尼迪克：《菊與刀》49頁）。

在明治維新其間，我們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學習西方，從軍事、技術、政治體制一直到生活習慣，日本的精英階層善于學習，全力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看起來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過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傳統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說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遠見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時間里趕超先進國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場競爭模式，而必須令辟蹊徑，采取國家強力干預加速發展大型重工業的作法，這樣，日本在短時期內以驚人的效率建立了鋼鐵工業、造船工業和軍事工業；在發展國家大型工業的具體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采取了和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戰略，國家重點扶植了一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產業，通過各種手段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然后把企業以低價賣給私人，而這些私營企業集團都是跟政府關系良好的企業，它們和執政集團有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通過國家有意識的扶植和政策傾斜日本一些本來不知名的企業如三井、三菱等迅速發展了起來。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慮是：工業事關當時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須用最短的時間、最有效率的辦法建立起現代化工業。而要到達這樣的目標，日本就必須利用自己不同與西方的獨特文化資源，爭取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也就是某種計劃和市場混合的模式促進日本工業化進程的超常規式的飛躍。日本的這種發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再次被戰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顯示了日本文化銜接西方現代化制度所帶來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僅在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方面創立了全新的發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滿了日本特色。由于現代化的進程使得日本民間民權意識高漲，立憲成為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中心話題。在1889年頒布通過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力和建立議會，但同時卻把天皇萬世一系的神話寫進了憲法，用國家法律形式再次確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議會制度中，眾議院代表由日本國民普選產生，可以對政府各級高官提出政策質詢，但是卻不真正掌握決策權、行政權和預算事務，眾議院甚至還要受到貴族院的制約，而貴族院里的一半議員是由貴族構成，而四分之一的貴族院議員是由天皇特別任命。這樣，明治時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時代的要求，通過普選議員和議會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權力來源，建立了現代的憲政體制，另外一方面卻體現了濃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權力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強；日本的中央集權也在議會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強。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憲的過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話和信仰變成國家法律，創造了一種超級穩定的總體權威政治結構，同時卻沒有忘記適應時代之需變更自己的政治體制，確立了一種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憲制度— 實君立憲制度。

這之后天皇萬世一系的思想成為日本富國強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動員力量，一個本來荒誕不經的原始宗教神話不僅為日本社會在國家層面建立了一個穩定的體制，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動員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隨著日本對臨近亞洲國家瘋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兩顆原子彈投在廣島和長崎，日本給亞洲各國帶來災難性后果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國家帶入戰火和災難。日本萬世一系的宗教神話成為日本現代化的穩定力量的同時，也因為煽動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狂熱差點讓自己的國家毀滅。用中文一句話來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終戰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令人吃驚的是，當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與美軍決一死戰的日本居民轉眼之間就接受了這樣的結果，美軍在進駐日本列島時沒有遇到很大的麻煩，而且大多數日本居民見到美軍時都是彬彬有禮。這是什么原因呢？歸根結底還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話在起作用，之前的戰爭是天皇發動的，日本人就認為這是為天皇而戰；而現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順從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維都是一樣的，要讓“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電影導演黑澤明反思到：如果當時天皇宣布的不是終戰詔書，而是要求日本國民血戰到底，要求所謂的“一億玉碎”（一億日本人全部戰死，直到最后一人），那會出現什么樣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會如同催眠一般戰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島的毀滅。

天皇在發表《終戰詔書》的同時為了維持日本國體發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壇，承認自己并不是神，并強調天皇和日本國民之間的關系是依據敬愛和相互信賴的歷史傳統沿襲而來的，而不僅單單是因為宗教神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曖昧的日本人》一書中非常精確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現象，天皇不僅是發動侵韓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而且也應該對日本軍人和平民的大量傷亡負有直接責任。二戰結束后，德國和意大利的首要戰犯都遭到了嚴厲懲處，唯獨日本的頭號戰犯不僅沒有得到懲罰，反而繼續享有天皇稱號的榮譽，受到日本人的絕對遵從。在天皇發表《凡人宣言》后，天皇開始了對全國各地的視察和慰問，無論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眾的熱烈歡迎，為了目睹天皇，許多日本人成群結隊地涌來，但是沒有任何人批評和譴責他所發動的戰爭給世界和日本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沒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這個所謂慈祥老人是讓千千萬萬家庭妻離子散的罪魁禍首。這樣一種君民同樂、其樂融融的溫馨場面似乎不應該出現在戰敗的日本，當時的一些外國媒體也對這種令人匪夷所思和違背人類理性常規的行為進行了報道。美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認為在他的占領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憲法，日本從此走上了和平發展和經濟崛起的道路，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卻對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評價，認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歲，這讓許多日本人惱怒不已。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美國將軍，卻認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國及盟國軍隊20個師的力量相提并論。美國人敢于扔下兩顆原子彈，卻不敢動天皇，歸根結底在于這種文化和宗教延續而來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預測的，用得好，可以為美國穩定在日本的統治和把日本納入當時西方世界服務；用不好，或是把天皇這個“現世神”請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顆精神原子彈，讓美國在日本的統治永不得安寧。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美國人才決定繼續維護天皇這個“現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實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國的扶植、朝鮮戰爭的爆發、正確的產業政策、重視國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條件，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獨特的因素結合到現代化的發展中，建立了牢固穩定的政治結構，天皇的存在給日本人帶來了一種穩定安全的心理基礎，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們今天的中國人當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許多西方人對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行為邏輯覺得莫名其妙一樣。但是我們從現代化成功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夠有效地把自己的傳統融和進現代化的發展中去，盡管他們的文化、宗教和思維方式在一個理性的現代人看來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時宜，但是站在國家宏觀發展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成功者，是無可置疑的后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最佳范例。無論是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還是日本二戰后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太多的教訓值得我們借鑒。中日兩國同為東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發展路徑應該比其他大國發展的過程更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研究。具體說來就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能完全跟過去的文化斷裂，必須認真思考，過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會阻礙現代化的發展，哪些因素卻能促進現代化的發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們民族獨有而其他民族沒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讓我們加速現代化或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占據先機。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過去徹底決裂，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個民族在精神更新、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一個民族在全面學習先進國家過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種極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現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結合起來。日本人在現代化的歷程中，通過一個個精英集團的精密設計和周全考慮，把日本文化中的獨特因素如忠誠、對長輩和權威的尊重、等級制度、集體主義和天皇宗教神話巧妙地整合進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為神奇，讓一些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沒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進了日本的現代化。而中國近現代史上，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在魯迅先生的文選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運動中，以及后來流行的全盤西化的思想中，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長時間的落后和鎖國讓我們的民族逐漸失去了對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斷力，中國的落后被簡單地歸結于中國人的國民性和劣根性，華夏煌煌5000年歷史被簡化為“吃人的歷史”，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簡化成現代化的障礙，成為中國落后的替罪羊, 某些人謾罵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在這樣簡化的邏輯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號，就有了摧毀中國封建文化的簡單的激情宣泄。事實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線形思維和簡化思維的必然結果。這些思想的根源還是在于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導致了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和自我價值觀的喪失，最后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能救中國，或是認為要摧毀一切舊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成功的國家就是指那樣一些國家，它們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與傳統文化之斷裂來實現現代化的終極目標。一個國家越是盛行極端思想，越是常常爆發革命和運動，越是流行“打倒”、“摧毀“、“鏟除”和“消滅”等口號，就必然要越長時間在現代化門口徘徊，因為打倒容易，建設起來卻很困難。一個民族不僅要理性認識世界和世界的變化，也應該同時有正確認識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現代化不能脫離時代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條件，我們不可能憑空建立一個新制度。美國政治理論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1981）指出，在世界上12個比較穩定的歐洲和英語系民主國家中，其中10個國家采取的是君主立憲制。過去的貴族并沒有通過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滅，而是社會各個階層建立和解的社會契約，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憲政體制，又讓精英階層的貴族能夠繼續享有一定的權力為國家服務。在這些國家，過去和現在，傳統與現代，文化與發展得到了很好的統一。在現代民族國家激烈競爭的格局中有一條鐵律：誰能在單位時間里最好地實現傳統和現代的融合發展，誰就能取得歷史性的優勢地位。誰能實現國家各種力量的和解共生，減少動亂和革命發生的可能性，誰就能成為競爭中的勝者。

日本人用天皇萬世一系的宗教神話和日本人對權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種國家總體上的穩定局面，由于這種宗教文化的影響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發展非常得益于這種超級穩定的政治架構。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們并沒有沉浸在這種宗教神話中，而只是利用這種文化中的獨特因素來為現代化服務，來防止社會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動亂和社會沖突，他們在制度建設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憲制度，法制國家和民主競選制度（當然也具有濃厚的日本特色）。這種在全國局面穩定的架構中，成功建立了現代化國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在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中，是否有這樣的積極因素，既能促進基層民主制度的層層推進，但是同時，我們能夠牢牢保持國家總體層面上的穩定，而不出現動亂？我們是否能從中國的文化和傳統中尋找出有利于中國大局穩定與社會和諧的文化價值觀念，同時又加快法制國家建設的進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國憲政體制？我們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樣，把傳統中一些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和經濟政治的發展充分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今天站在斯賓塞的立場上，可以為國家的總體戰略發展提出什么樣的建言？我想，這樣的問題還是留給大家積極去思考，通過大家的集體智慧來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過渡文章，筆者將從下一策開始，對中國和平穩定的漸進改革和漸進民主化進程提出具體的和技術性的建議。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2月10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4篇文章，還將發表此系列10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