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毛澤東及其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是中國的一位偉人。對于他的思想以及他領導的革命給中國人民的貢獻，無論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過分。尤其是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留給中國及世界的一筆巨大的思想遺產。對我們今天的改革有著巨大的指導意義。遺憾的是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下面我把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一些重要論述摘錄下來，和各位一起學習、評說：

    一、 摘錄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重要論述

　　（一）、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與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是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于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摘自《論聯合政府》）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摘自《新民主主義論》）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是冒險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為這樣，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絕大的錯誤。”（摘自《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下，有多少個階級就有多少個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利益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摘自《新民主主義論》）“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摘自《論聯合政府》）“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和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摘自《論聯合政府》）“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摘自《新民主主義論》）

　　那么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領導階級該如何確定呢？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作了詳盡的闡述。他說；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摘自《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摘自《論人民民主專政》）“在城市斗爭中，……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摘自《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摘自《論人民民主專政》）

　　（三）、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鑒；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摘自《論聯合政府》）

　　二、客觀分析和認識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主席的這些光輝的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好好去學習。

　　除此之外，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也有一個歷史的遺憾，就是他沒有給出落實新民主主義的科學的管理體制。他讓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權。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使他領導的社會滑進了官僚主義的泥坑。但是，他顯然并沒有意識到。后來毛主席又違背了他的關于新民主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論述，著急地把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當尾巴割掉了。這是毛主席在成功打碎舊世界后，在建設新社會時，所犯的兩個嚴重的錯誤。可是，他卻并不知道。這是產生他后來所有悲劇的根源.

　　面對黨的干部隊伍里出現的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毛主席錯誤地認為中國已經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改造，官僚主義的出現只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殘余，于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發動人民起來，實行四大自由，希望通過這樣的途徑來打掉黨內的官僚主義，打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殊不知官僚主義思想存在于官僚主義的體制中。毛主席是對人而不是對體制。他搞人斗，搞階級斗爭，結果事與愿違。這在我們今天是必須深刻認識并堅決反對的。就象今天我們反腐敗一樣，不能只對人，重點是要鏟除滋生腐敗的體制。否則，于事無補。我利用階級分析的辦法來認識中國社會，決不是要鏟除某些人，而是鏟除滋生罪惡的體制。我們改革的目標是體制。這才是根本。詳細情況參見我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各階級之分析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現代國家制度的構想。也就是說，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加上我的現代國家制度，就是我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開出的藥方。

全面準確地把握鄧小平理論　堅決反對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

　　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到：“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他鼓勵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能象小腳女人一樣。”就在這一次講話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

　　小平的南巡講話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對徘徊不前的中國的各項改革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一些搞自由化的趁機跳出來，他們斷章取義，歪曲鄧小平講話精神，把小平關于“姓‘資’姓‘社’”的講話作為中國可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尚方寶劍大肆宣揚。

　　其實，哪有的事情！

　　不要忘了，就在那次講話的第一部分中，在講到“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時，他老人家還說：“這條路線要管一百年”。“誰要改變這條路線，誰就會被打倒”。在第四部分，還用了一個整段的篇幅講：“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來還不止二十年……”

　　看著小平這前后貌似矛盾的講話，一時間有許多人被搞糊涂了。他們從那時一直糊涂到現在。而那些鼓吹自由化的人則把小平后面的講話拋到一邊，緊緊抱著小平的“姓‘資’姓‘社’”的講話不放，滿有理地到處兜售他們的自由化思想。又由于我們的黨缺乏對這種錯誤思潮的有力批判，致使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濫，暢行無阻。思想理論界陷入了空前的混亂。

　　這種局面不能再進行下去了。必須要從現在開始，從根本上扭轉過來。所以我提出要準確理解小平關于“姓‘資’姓‘社’”的講話，全面把握鄧小平理論，堅決反對肢解鄧小平講話的錯誤行為，要努力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路線上來，還鄧小平思想的本來面目。這是思想理論界頭等重要的大事。必須要下大力氣來抓。

二

　　我在我的許多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國改革的方向。因為這個問題實在是事關改革的頭等大事。離開了他，改革就一定要走彎路；離開了他，對社會上的許多事情就肯定看不明白。小平在這方面頭腦是非常清楚的。要想全面把握鄧小平理論，也必須先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入手。必須首先把這個問題搞明白了。 

　　方向問題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就是主，誰就掌握社會的方向。生產資料歸奴隸主所有，奴隸主就是主；歸地主所有，地主就是主；歸資本家所有，資本家就是主，并依次決定了各自的方向。

　　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以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性質，也是共產黨的領導賴依存在的基礎，是改革開放不可違背的方向。中國改革的方向決定了中國改革的標準。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提出來的。

　　這里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前兩個“有利于”中都有一個定語，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這可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缺少了這個定語，那就不是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了，而是搞自由化的人士的三個有利于了。而一旦缺少了這個定語，性質就完全變了，于是改革開放的方向隨之也會發生根本的轉變。搞自由化的人就是一貫在這里大做文章，擾亂視聽的。對此，我們必須要予以徹底揭露和堅決地批判。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們應該把這個定語具體化，在小平“三個有利于”的基礎上再加上三個，就是 “是否有利于鞏固和強化公有制的基礎地位，是否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是否有利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共同富裕”。這三個有利于和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合起來，就一目了然了。

　　鄧小平說“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說的就是這個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具體化了的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標準。在這一點上，他是從來也不曾改變的。對此，我們必須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三

　　方向明確了，接下來是方法。小平講到：“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就是魯迅先生早先講過的“拿來主義”。拿來，為我所用。而小平的關于“姓‘資’姓‘社’”的論述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拿來，為我所用是很關鍵的。拿來是手段，為我所用是目的。這里的目的就是“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脫離了這個目的，也就失去了拿來的意義；拿來，不是不加分析，要有取有舍。倘若把資本主義制度“拿來”了，把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腐朽的東西也拿過來了，那就不只是失去意義的問題，而是變成了反動的了。人類創造的許多文明成果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分階級不分國界的，是誰都可以用的。資產階級知道用他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而到了我們國家，有相當一部分所謂的經濟學家竟竟不知道這個道理。想著法子要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出于無知呢還是別有用心。

　　拿來，還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必須要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不能機械地生搬硬套，犯王明試的錯誤。那么我國的國情是什么呢？

　　我國最大的兩個國情就是：一、我們是以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二、共產黨的領導。在中國搞任何改革，你不考慮中國的這兩個國情，你注定要犯錯誤。你的改革絕對進行不下去。硬著頭皮往下推，則必將給中國人民帶去災難。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就是兩個典型的例證。

　　厲以寧倡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好東西。用在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完全可行的。用在國有企業也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不能生搬硬套。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他沒學毛澤東。他忘記了中國這最大的兩個基本的國情。他不是從中國的全局出發。而是把目光盯在了一個個國有企業單位。他把他們和整體割裂開來，然后用他的股份制把他們一個個撕得七零八落。他讓一少部分人因此一夜暴富，卻讓更多的人一夜之間由主人變成了打工崽，還有太多的人因此丟了飯碗。不僅如此，他在不聲不響中，把企業工會和企業黨委也踢在了一邊。他把中國引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就象我當初預料的那樣：老鼠養肥了，又招來了一群狼。

　　厲以寧的股份制雖然沒有讓黨變成完全的瞎子,聾子,和啞子,卻是絕對變成了癱子.因為他倡導的股份制繳了企業黨委的槍,使其在中國的國有企業形同虛設.這是不爭的事實.

　　又由于我國政治體制固有的弊端,部分當權者和企業暗箱操作,借改制之機,大肆侵吞和瓜分國有資產,使得中國的改革在經濟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政治上,由于我們的個別領導甚至是主要領導對自由化缺乏清醒的認識,不批評,不反對,任其發展,使黨喪失了戰斗力,表現得極為軟弱.致使中央的決策在基層頻頻受挫--指揮不動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敬璉倡導的市場經濟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果呢?

　　毫無疑問,中國被搞亂了.變得無序了.目前國內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上暴露出來的諸多矛盾無不與生搬硬套現代企業制度和機械照搬國外的市場經濟理論有著最直接的聯系。

　　不錯,中國必須要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要搞市場經濟.但前面要加一個社會主義,還要加一個黨的領導.要把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理論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丟了這個,性質就完全變了.結果也大相徑庭.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厲以寧和吳敬璉都犯了同樣的錯誤.

四

　　如何把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理論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呢？

　　我的認識是不能孤立地從一個個國有企業入手。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從國家的全局來考慮。這就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問題，還要設計到中國的政治體制的改革的問題。厲以寧和吳敬璉從局部入手，企圖繞開政治體制這個敏感的神經，結果把改革引向了歧途。我從全局著想，如果不碰政治體制這個敏感神經，同樣，改革也是絕對進行不下去的。

　　我的改革思路是：依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模式改革國家體制，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配套的現代國家制度。在這樣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推行市場化改革。具體就是；

　　由全國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選舉產生的享有國家最高權力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委員長是當然的法人代表。在地方和全民所有制企業，則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分別代表地方和企業內人民對地方和企業內的全民生產資料行使所有權，并依次產生地方人大常委會及主任、企業工作及主席。在農村最基層，在黨的領導下，一切權利歸農會，實行村務公開，村民自治。

　　因為地方、企業和農村基層的全民生產資料不只屬于其內的人民，是屬于全國人民的。這就要求有一個能夠代表全民利益、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組織機構常駐地方、企業和農村，監督檢查他們的行為。這就是監事會。

　　在我國，能肩此重任者，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也就是說，黨中央執政，由共產黨的各級黨委監政，兼監事會職能。在我國，堅持黨的領導，中央與地方各有側重。黨中央要領導國家制訂大政方針，黨的領導重在一個“執”字。而地方黨的領導重在一個“監”字，監督地方貫徹執行中央的精神，指導地方、企業和農村把中央精神與當地實際有機結合起來，進行創造性地工作，從而保證了全國上下的高度統一。是上執下監。

　　監事會不應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要把他分離出來。把他還給黨，另外，把國資委也要從政府中剝離出來，還給人大。

　　為確保監政有力，監事會成員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職務，企業亦是如此。其各項開支要由中央財政統一負擔。國家要從制度上確保監事會人員的生活后顧無憂。同時，要加強對監事會成員的管理和教育。

　　另外，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性要求有一個社會機構來對全民生產資料行使宏觀經營管理權。為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由其產生的國務院對全民生產資料行使宏觀管理權，地方人大授權由其產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生產資料行使地方管理權，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授權由其產生的（而非上級任命的）企業廠長（經理）對企業內生產資料行使直接經營管理權，農會授權由其產生的村委會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產經營工作。

　　新的構想，分開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理順了黨、人大與政府的關系，擺正了各自的位置。同時，將政府的集中領導與人民的民主管理、政府的權威領導與人民的有效監督、中央的宏觀調控與地方企業的微觀搞活有機統一起來。

　　這種構想，徹底摒棄了“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為政觀，而代之以“當官不為服務，無能為民服務，必須回家‘種紅薯’”的公仆評選考核機制。它要求由人民來選拔干部、監督干部，罷免不稱職干部。真正落實人民在國家中的主人地位。這種構想，輕松化解了“新三會”與“老三會”的矛盾，并將它們有機地統一起來，使其不再是無法合套的兩張皮。

　　這種構想，不僅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而且真正把它落到了實處。并再一次說明中國的一切麻煩，不是“四項基本原則”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們堅持得不夠；中國的出路在于不折不扣地落實“四項基本原則”，而不是相反。

　　我堅信，通過這場變革，必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徹底打掉官僚習氣，鏟除腐敗禍根，強化黨的領導和中央的權威，將中央的方針政策落到實處，從而激發出廣大人民群眾無窮的創造熱情，推動著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向前。

五

　　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明確指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他還講：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就是‘左’”。

    你說鄧小平是屬于什么派？要我說呀，他是明白派。是堅持改革的標準派！他老人家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引中國改革開放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的精神財富。實在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去學習和深入地研究，用以指導我們的各項實踐。現在，無論是中國的右派，還是中國的“左”派，如果你們是真的希望我們的國家一天天好起來，就都應該靜下心來，好好地學習一下鄧小平理論。全面地把握鄧小平理論，而不是歪曲他，肢解他，打著鄧小平的旗號來反對他。

　　中國只要堅持了公有制的基礎地位，只要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是不怕發展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相反，我們是希望大力發展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我們是要努力保護我們的非公有制經濟的。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而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地位就象一個巨大的磐石，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穩步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安全的大后方。這個大后方對于剛剛起步的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穩步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紀末席卷世界的那次金融危機，摧毀了多少國家的經濟！但只有在我們這里遇到了頑強的阻擊，敗下陣來。為什么？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們通過改革開放，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綜合實力，增強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就是我國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地位。我們是一塊大磐石呀。想撼動這快大磐石，談何容易！中國在那一次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向世界證明，一個穩定強大的中國對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何等重要。中國的穩定來自于哪里？就是黨領導下的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地位。這個基礎地位所顯現的積極作用都影響到了世界，難道對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就不重要了？無論是非公有制經濟的業主還是研究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們，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那是非常糊涂的。

　　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總是要健康有續地發展起來的。我們不怕產生中國的資產階級。有產總比無產好。共產黨領導人民搞建設，就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嘛。要緊的是中國不能兩極分化，要實現共同富裕。如果我們再過幾十年，在中國造就千千萬萬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中國的國際地位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國就可以在世界的大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做一個揚眉吐氣的中國人，那該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啊！

　　另外，在發展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過程中，要注意對他們的監督和管理。要讓他們守法經營。不能讓他們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對于在非公有制企業打工的工人，他們的合法權益必須要得到有效保障，不容侵犯！這一點，一定要引起黨、人大和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夏衍筆下的包身工決不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再現！

六

　　中國未來怎樣？關鍵在黨。中國如果未來出問題，那么也一定是首先出在黨內。所以，一定要把黨建設好。

　　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七年。這里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許多失敗的教訓。需要我們好好地去總結。成功的繼續堅持，失敗的則要撥亂反正。以此來教育全黨，使其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這些年受自由化的沖擊，黨內的許多同志思想極為混亂。他們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與鼓吹自由化的人同流合污，大肆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的領導。他們把改革開放中暴露出來的一切麻煩不加分析地統統扣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頭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他們中一些人是認識問題。所以要進行教育。要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有些則沒這么簡單。對那些頑固堅持自由化立場的，必須堅決清除出黨，決不姑息。觸犯法律的則依法處理，毫不手軟。思想無罪？那是在人的腦袋里。一旦發表，他就不只是思想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行動。對那些公然叫囂反對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派，必須堅決打擊！

    二、制度上的撥亂反正。

    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究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他需要黨作出現實的回答。這涉及到國家體制的問題、國家憲法的問題。只把黨的領導寫進憲法的序言里是不夠的。以前搞自由化的人就是拿這個做借口來反對黨的領導的。這是有他們的道理的。他暴露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沒有解決好的。現實需要我們作出正確的回答。

    現代國家制度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黨中央執政、地方黨委監政，兼監事會職能。上執下監。這是可以寫進憲法的。這樣，就把黨的領導和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

    三、組織上的撥亂反正。

    這些年來，有相當一些黨員，尤其是黨的干部，他們已不只是思想有問題，作風上、行為上都是有問題的。要限期交代，爭取寬大處理。因為這主要是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們的態度應是向前看。但是，對于那些罪大惡極且不思悔改的，則堅決依法處理，決不姑息。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撥亂反正，最終達到一個目的：樹立中央的權威，大大提高地方貫徹執行中央制定的方針政策的能力。作到令必行、禁必止。堅決杜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情的發生。

　　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有能力的、親民的，是值得人民信賴的。他提出的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均衡發展、搞好循環經濟、打造創新科技的理念是完全正確的。方向走對了。關鍵還在于落實。這是要下大力氣的。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周圍，眾志成城，齊心協力，努力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