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批判的三個層面
趙司空
通過對《資本論》新解讀的研究,理查德•沃爾夫從三個層面揭示了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
第一,資本積累的迷惑性。理查德•沃爾夫認為,在《資本論》的傳統解讀中,資本積累的多少是決定資本主義社會健康與否的標準,所以,在傳統解讀看來,資本家必然通過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以保證資本積累的增長,也就是說,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然而,如果用這一標準來判斷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則會被誤導,因為,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采取了多元化形式,而這些多元化形式掩蓋了資本家的剝削,容易造成一種非剝削的假象。
傳統解讀認為,資本積累就是資本家用所占有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去購買額外的生產資料或者勞動力,并以此擴大再生產,實現資本的增殖,而這又恰好構成了資本家得以繼續存在的前提。所以,資本家的本質就是通過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來完成資本積累的增加。但是,新解讀認為,當代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使用并不僅僅局限于增加資本積累,因為,他們不僅用剩余價值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且,資本家還將所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分配給商人,用以確保并加速所生產商品價值的實現;還有的剩余價值則流向了銀行家,是為了獲取信貸;再有的流向了經理人,其目的是用以管理和訓練生產性工人,如此等等。
剩余價值的這種多元分配不僅會造成資本積累速度減緩的現象,甚至還會出現資本負積累的現象。那么,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理查德•沃爾夫認為,資本積累的減少也許是資本家決定對所占有的剩余價值進行再分配,以保證滿足對再生產來說更為緊迫的條件,例如獲得貸款或者更好的管理,或者企業穩定等等。對于一個工業資本家而言,資本積累僅僅體現了一個需求——確保存在的條件。有時候,資本家也許會加快資本積累,有時候,它也可能會減緩積累并且轉移剩余價值以保證其他存在條件得到滿足。所以,從表象上看,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減緩,甚至出現負積累,但是,這并不能否定資本家為了維持自身生存的本質。簡而言之,資本積累的速度不論快慢,都是資本家最大限度維護自身利益的體現。
由此可見,雖然資本積累所表現的形式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是,資本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本質卻從未改變。這便是理查德•沃爾夫為我們揭示的美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第二,階級斗爭的復雜化。通過研究《資本論》新解讀,理查德•沃爾夫強調生產性工人—非生產性工人、生產性資本家—非生產性資本家這兩對范疇。尤其是生產性工人與非生產性工人的分化,其目的在于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出現了復雜化傾向,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雖是主流,但也不可以一概論之,只有具體分析四者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才能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意義。
理查德•沃爾夫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種階級過程:在一種階級過程里,剩余價值被生產和占有;在另一種階級過程里,剩余價值由占有者分配給其他人,這兩種階級過程的實質就是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存在階級差異。但是,工人和資本家都分為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的,這就使階級劃分更加復雜和微妙。
理查德•沃爾夫認為,雖然工人階級以及資本家階級內部分別存在差異和分歧,但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矛盾卻具有根本性。當然,內部的差異和分歧給工人階級提供了新的革命啟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尤其是在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由于占據著不同的階級地位而存在矛盾,所以,要將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的工人聯合起來,形成有效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便需要戰略和規劃,不僅以此識別而且還應該公開申明他們的階級差別。同樣地,由于生產性資本家與非生產性資本家之間也存在著矛盾,所以,工人階級應該區別和把握二者之間的矛盾,并將其作為分別干涉的對象。
理查德•沃爾夫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矛盾的復雜化,隨后,他又進一步從微觀角度深入分析了美國社會中個人或團體的階級屬性問題。他認為,對社會中的個體或團體的分析也應當發生改變,因為個人或團體的階級屬性也發生了變化,不再固定地屬于一種單一的階級。具體而言,當代美國社會的個人或團體具有三重階級屬性:剩余價值的生產者,剩余價值的占有者/分配者,以及剩余價值分配額的接受者。如果給一個個體或團體貼上標簽,認為他們只有一種獨一無二的階級立場,認為他們只有一種方式參與一個階級過程,這種做法是值得懷疑的。例如,在當今美國社會,數百萬的生產性工人被工業資本家的企業雇用,但是,他們同時也參與到幾種其他的階級過程中。周末,他們通過擁有并運作自己經營的生意來補充工資的收入。在他們的家庭內部,男性往往是妻子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有者,而作為生產性工人的婦女則往往是家庭剩余價值的生產者。因而,理查德•沃爾夫認為,任何個體或團體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態度將很可能由他們的多重階級參與以及它們遇到卻并未親自參與的多重階級結構共同決定。
由此可見,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變得復雜而微妙,而工人階級要想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巧妙地處理不同階級之間的關系,并全面地分析當代社會所出現的復雜的階級結構。
第三,社會矛盾的尖銳化。理查德•沃爾夫認為,當代美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擴大,貧富、強弱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普通工人的生活舉步維艱,恐怖活動以及美國霸權主義所導致的社會危機的直接受害者都是普通公民。總而言之,美國政府提供給普通公民的利益越來越少,但是帶來的災難卻越來越多……
理查德•沃爾夫認為,在20世紀最后25年中,美國工業企業對聯邦國家機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權。他們打敗并嚴重削弱了工會、左派和一般的社會進步力量。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聯邦政府便采取大規模的、持續的步驟擴大被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所占有的剩余價值的規模,以及削減對剩余價值的稅收,以便更多的剩余價值能夠被用來確保其生存的其他條件。政府破壞工會,減緩公眾就業增長的速度,減少對工人家庭的政府服務,并增加技術轉換的津貼,而這些技術轉換則降低了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政府這些政策的結果,伴隨著企業主動提高利潤的努力,導致了在整個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實際工資的長期下降。當越來越富有創造性的工人所掙得的實際工資越來越少時,被雇主所占有的剩余價值則急劇膨脹。與此同時,通過削減對企業利潤的稅收,聯邦政府將越來越多的增長了的剩余價值留在公司董事會的手中。這個資本主義“天堂”使公司高層管理者獲得豐厚的報酬、資本和公司債務的迅速積累以及空前的股市利潤成為了可能,而這些為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而爆發于21世紀的資本主義泡沫提供了完美的基礎。
同時,當美國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繁榮的時候,其他地方的階級結構——例如,存在于美國家庭中數百萬的封建階級結構——則崩潰了,這便剝奪了普通家庭用以增加收入的途徑,將所有的美國家庭都牢牢地束縛于資本主義的掌控之中,其結果就是數百萬美國家庭的災難。在20世紀的最后25年,數百萬的家庭主婦走向了勞動市場或者延長了工作時間。美國家庭在雙重壓力下蹣跚前進:婦女從事越來越多的拿工資的工作和越來越高的償還債務的成本;離開家庭在外面從事越來越多工作的婦女為家庭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則大大減少,傳統意義上的丈夫因而只能占有并分配較少的剩余價值以保證傳統美國家庭的階級結構;美國家庭的階級危機破壞了許多傳統、風俗和家庭價值觀;離婚率激增;家庭虐待和家庭暴力的影響范圍增長得和對毒品的依賴性一樣快。右翼運動通過支持返回到理想狀態的家庭而贏得了追隨者,然而,這些運動同時也支持所有導致家庭崩潰的資本主義措施。
崩潰的家庭階級結構和它們所帶來的復雜后果產生了一種極端個人主義。工人轉向了內在的東西(遠離公民參與)去從事多重工作;無止境地擔心越來越脆弱的個人經濟狀況;當他們的家庭分裂的時候又不知道如何去維持家庭生活。許諾減少稅收的共和黨人贏得了工人的選票,因為在經濟困境的海洋中,減稅至少是一種積極的措施。雖然減稅主要幫助了企業和富人,但是工人沒有閑暇去思考這些事實,更不用說去反對它們。在新的令人恐懼的環境中瀕臨危險的感受,以及象征大災難的9•11襲擊,成為多數美國公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噩夢。被恐嚇的美國大眾要求“必須做些事情”,然而,布什政府則抓住這一時刻去完成舊美國右翼的議事日程:消除羅斯福新政的社會民主政治的殘余,解除對美國私人資本主義的管制,更進一步,通過軍事單邊主義擴大美國的霸權,并且減少公民自由以破壞國內的不同政見和反對運動。
美國學術界對《資本論》的新解讀既體現了當前社會變化和斗爭的原因,也體現了其結果。終結剝削的傳統目標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變革運動的獨特貢獻,而要在社會危機日益加劇的美國社會實現這一目標,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對《資本論》的新解讀便提供了一種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1期《馬克思主義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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