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的人與“異化”的消費
                ---論弗洛姆的消費倫理思想
                                                   高文金
（沈陽師范大學 馬列德育教研部   遼寧 沈陽 110034）
內容提要：弗洛姆是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和文化以及由于技術至上的因素，人成為了“異化”的人，進而進行著“異化”的消費之社會現象，他懷著人道主義的心切對之進行了剖析，并希望通過社會的改革，結束異化，回歸“本真的人”。
關鍵詞：異化；消費；畸形消費；技術至上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國著名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堅持激進主義立場，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與文化采取了激進的否定姿態，始終關注著“孤立無援的現代人”，關注現代人在異化的泥沼中苦苦掙扎、在無孔不入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絞殺下精神撕裂、人格畸變的命運，對人在技術至上的社會里被淪為“異化”的人、消費也“異化”了的現象進行深刻批判和反思。

一、異化：人的自我迷失

    所謂異化，本意是指人本身的創造物與人分離，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已力量與人相對立，并使人的意識和活動從屬于它。弗洛姆說：“異化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傳統的早期階段，即淵源于舊約預言家們的思想之中，特別是他們的偶像崇拜這個概念之中。人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藝術才能用來塑造一具偶像，然后供自己崇拜。他的生命力滲透到‘某物’中去，但是，一旦這個某物成為一個偶像時，人就不再認為這是自身創造力的產物了，相反，他所崇拜和服從的這個偶像卻成了脫離人的、凌駕于人之上并且反對人的某物。”同時，馬爾庫塞提出“單面人”概念，即在現代工業化文明中被物質欲望所支配的、異化的人。

人的存在是人性在社會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弗洛姆深刻剖析了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人的存在狀況，并在探尋一條通向克服人的異化、達到人的自我實現的現實途徑。弗洛姆認為，從誕生時起，異化就伴隨著個人或整個人類的一種普遍狀態，異化是一種體驗方式，“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豐富感情以及品質的主動擁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個貧乏的‘物’，依賴于自身以外的力量，他向這些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實質。”（[3]P98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孫悄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在這種異化狀態下，個人失去了真實的自我，體驗不到自己是自己的中心。自從進入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后，人性異化更是達到了頂點，異化無處不在。首先，人與自然的關系異化了。人與自然本來是一的關系，但自從人有了自我意識、理性與想象力，人超越了自然的其他部分。他失去了自然界原始的家，他必須尋求與自然界新的和諧。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與自然成了主客對立的關系。弗洛姆不無悲哀地說：“人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人開設了工廠，建造了高樓大廈，發明了汽車，縫制了衣服，生產出糧食和水果。但是，……這一人創造的世界卻成了人的主宰者。”（[5]P159弗洛姆：《逃避自由》，陳學明譯，工人出版社，1987）人把自然界改造成了工業品的世界，與他們唯一的聯系就是如何使用與消費它們。但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類的貪婪索取已經使自然遭到破壞并威脅到人的存在。其次，人與社會的關系也異化了。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個為追求最大利潤而瘋狂運轉的“大機器”，而“個人就像大機器中的一個齒輪一樣，其重要性決定于他的資本的多寡。”（[5]P149弗洛姆：《逃避自由》，陳學明譯，工人出版社，1987）人不再是社會有機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已變成了物—專事生產與消費的物。人以追求物質財富為目的，為了掙錢而工作，為了擁有而消費。他的價值不在于他是什么（to be），而在于他擁有什么（to have）。再者，人與人的關系也異化了。弗洛姆認為，在經濟利益決定一切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喪失了那種坦率的符合人性的特征，而是滲透著互相利用、互相操縱的精神。人與人之間不過是兩個抽象物、兩個活機器之間的相互區別、相互利用的關系。此外，人與自身的關系，則是“最嚴重、最糟糕的異化和工具化”，弗洛姆將之描述為“交易傾向”。在這種待價而沽的交易傾向中，人把自己當成了某種商品。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過是一個完全被動的“物”而已。正如舒爾茨所說的：“弗洛姆不是魔法師也不是學究。他讓心獨自與大腦講話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種有用的特質。”在這里弗洛姆的講話仍然言猶在耳：“我們的整個社會……孕育著暴政。在這個結構中，人越來越被縮為一個符號，一個齒輪牙，一個官僚主義劇本中的小角色。他無決定可做，無責任可負。一般來講，他只是做官僚主義政治機器為他安排好的事。他越來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覺，不去設計自己的生活。他考慮的僅僅是他利已主義的產物……”這就是異化的現代人的命運，這就是“孤立無援的現代人”。

弗洛姆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的人的異化現象進行了深刻地揭露與剖析，其目的在則在于尋求一條通向“實現自我”的途徑。在他看來，要消除異化，人必須要與世界建立一種能動的、富于創造性的關系。“在思維王國，這種能動性表現為用理性恰當地把握世界。在行動王國，這種能動性表現為創造性工作，最典型的是藝術和工藝。在感情王國，這種能動性表現為愛---在保持自身的完整與獨立的條件下，與他人、與自然相結合。”（[3]P25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孫悄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通過理性，人創造了自己的世界，人也必須不斷地發展自己的理性，直至與自然達到一種新的和諧狀態。由于人獨特的生存境遇，與外界保持某種形式的聯系是人精神健全的條件。但是，“在各種形式的聯系中，只有創造性的聯系---愛---構成了使人既保持的自由與完整，同時又與同胞相結合的條件。”（[3]P28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孫悄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真正的愛根植于生產性之中，它必須包含對所愛對象的關心（care）、責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和認識（knowing）。他指出，愛是對人類生存問題的解答，“沒有愛，人類不能存在一天。”（[4]P2444、弗洛姆：《為自己的人》，孫依依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因為，人性的表現是“力求活得精神健康、幸福、快樂、有活力是人的天性，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白癡”。

技術本應是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的力量，但它扮演了雙重角色。我們因此而否定科學技術也是不對的，技術帶來的生態危機應該引發我們重新反思我們使用科技的行為方式和目的，反思科技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人類受信念倫理的控制，將手段當作目的，這樣，就變成了西美爾所批判的現代人把金錢當作目的一樣。人類追求幸福與自由，但是卻沉醉在追求這些目的的手段中，“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梁，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同樣，技術也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梁，人最終無法棲居在這一純粹手段上。陷身于手段迷宮的現代人，只不過是在手段上建筑新的手段，而幸福和目的始終遙不可及。一方面我們抱怨技術破壞了地球，另一方面我們又寄希望于新技術來改變這種現狀。我們今天每一種新的發明與技術誕生，同時就需要有更多的技術與發明來解決這種新發明帶來的負面問題，技術正在處于不斷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技術增長的宿命。這種本質被稱為“座架”的技術，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著、要求著，這股力量是在技術本質中顯示出來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技術就是人的命運，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無法操縱技術，當人類恐懼技術的時候，除了尋找新的技術外，沒有什么是可以暫時對抗技術統治的。“新時代技術的行星運動是一股力量，這股力量規定歷史的偉大作用是無論怎么估計也不為過的。我認為今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能夠為技術時代安排出一個——而且是什么的一個——政治制度來。我為這個問題提不出答案”。因此，海德格爾發出了絕望的嘆息：“只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

由上可見，只有發展理性，培養愛與創造性工作的能力，人才能達到與外界的真正和諧。但“一個人是否精神健全，從根本上講，并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取決于他所處的社會結構。”（[3]P57）弗洛姆認為正是由于西方社會的不健全才構成人的異化。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改革方案。經濟上，弗洛姆提倡實行人本主義公有制；政治上，改革的謎底是使民主原則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師政治問題成為每個公民實際關心的事情。文化方面，進行教育改革，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由“造就社會機器有用的公民”而變成為“針對學生人性的發展”，（[3]P280）提倡成人教育，恢復集體藝術和儀式，培養創造性傾向，消除偶像（異化）崇拜。他認為，現代西方工業社會只有對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領域同時進行以上變革，才能消除人的異化，達到“健全的社會”。他說：“在這一社會里，沒有人是別人用來達到目的的工具，每一個人總是并毫無例外的是自己的目的，……人是中心，而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活動都服務于人的成長的這個目標。”（[3]P222）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標也在于消除異化現象，建立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人道主義社會，終結“人類史前時期”，在“自由人的聯合體”里開始“真正的人的歷史”。異化既然歸根結底在實質上是人的意識分裂的反映，那么每一種異化的形態都可以在人的精神世界體現出來。很顯然，是人的混沌一片的意識分裂成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而導致了異化的產生。因此異化和人的自由、孤獨、超越的存在維度緊緊相聯，可以說，這些規定性既是人存在的基本特征，又共同構成了人本體論上的存在困境。

二、異化的消費：病態的人類自身的異化

弗洛姆說：“消費過程應該是一種有意義的、有人性的、有創造性的體驗。”[陳學明等編《痛苦中的安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頁]而當代資本主義為延緩經濟危機而力圖歪曲“滿足需要”的本質，從而導致了異化消費。所謂“異化消費”，是指“人們為補償自己的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大眾文化的商業追求使得文化產品就像在工廠的流水線上生產出來，使得本應豐富多彩的精神產品千篇一律，加上對娛樂、消費的極致追求，“人民在他們的商品中識別出自身；他們在他們的汽車、高保真度音響設備、錯層式房屋、廚房設備中找到自己的靈魂”。[8]而目前存在的大量開采資源——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模式是建立在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基礎之上的，是不可循環的因而也不可持續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精辟地指出：“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弗洛姆則從精神分析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高消費與人的異化作了精彩的分析：“我們的社會越來越被工業官僚階層和職業政治家所控制。人們被社會影響所左右，他們的目的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和盡可能多的消費，并把這作為自我目標。一切活動都從屬于經濟目標，手段變成了目標。人變成了物，成為自動機器：一個個營養充足，穿戴講究，但對自己人性的發展和人所承擔的任務卻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關注。……，應該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產生異化并且不再通過崇拜新偶像——國家、生產、消費——的方式去體驗自己的力量。”傳統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在經濟上是不可持續的，它是一種病態的與人類自身異化的現象，不克服這種異化，環境問題就不會得到真正的解決。

弗洛姆指出，隨著技術文明時代的到來，一個新的幽靈正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這個幽靈就是：“一個致力于最大規模于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成為整個機器或由計算機所控制的完全機械化的社會。”[99、轉引自高亮華：《人文視野中的技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頁]之所以稱這個社會是一個幽靈，原因就在于這是一個異化的社會，而在異化的社會中出現了異化的消費，它片面地強調物質消費，人類喪失了生命的本真意義，失去了種種人道主義價值，失去了種種豐富的心理體驗。經濟生活完全是建立在最大消費的原則基礎上，社會建構起了功能完備的消費機制和體制，從而把一個個個體變成了行尸走肉，變成了被動的消費者。所以，在技術時代實現人道化的目標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恢復人道化的消費，即維護人所具有的不可剝奪的生活原則是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任何人都有權得到生活的必需品，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和得到醫療上的保健，就像動物得到呵護一樣，人也應該得到社會的呵護，以保證人獲得一種內在發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質上的富足，因而人的心理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心理上的更新可以實現一種對生命的新態度，可以使個人有能力完成對自我的超越，即超越“他的貪婪、他的自私、他與同胞的分離，從而他的根本性的孤獨的狹隘藩籬。這種超越是他向世界敞開并與之相連，是他易受傷害但卻擁有一種認同與完整的體驗的條件，也是使人有能力享受一切活生生的東西，并把自己的能力傾注到他‘感興趣’的周圍世界。總之，對生命的新態度，就是一種重生存而不是占有和利用的生活方式”。（[9]第119頁）弗洛姆主要強調的是，對技術的過分依賴和推崇導致了人的消費的畸形化，導致了生活本真意義的喪失。

 這種“異化的消費”具體表現在：首先，人們得到這些商品的過程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在市場機制的強大作用下，比如廣告和商品裝潢等在人們的需要與商品之間造成一種復雜的關系，誘使人們去購買，從而把追求消費當作真正的滿足；其次，人們在勞動中依附于龐大的經濟體系，從事一種缺乏自由的、令人討厭的勞動，為進行逃避，他們把消費作為補償其艱辛勞動，作為自我慰藉的唯一手段，從而形成一種為消費而消費的趨勢。最后，這種消費的前提是異化勞動，而它反過來刺激異化勞動，有助于異化生產的發展。弗洛姆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已導致兩大嚴重問題：“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過度生產”使技術規模越來越龐大，能源需求越來越多，生產與人口越來越集中，職能越來越專業化；而誘使人們以消費為榮的“過度消費”則使整個社會的消費越來越膨脹，有可能超過自然界所能承受得起的限度。在他看來，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引起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預言迄今未能在西方實現，是由于當代資本主義用高生產、高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當代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的一個顯著區別是資本家操縱了人們的消費，從而使其產生一種被強加的需要。它可以起到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刺激異化生產，使資本主義積累和再投資得以繼續，從而無限擴張下去；二是讓人們在消費中把對異化勞動的不滿消除掉，麻痹人們的斗志，從而得以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這樣一來，不僅加劇了人的異化，而且加重了自然界的負擔，污染了環境，從而造成大自然的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因此生態危機也就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和重要特征。另一個著名的思想家馬爾庫塞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首先就是從對“消費控制”的批判開始的。在他看來，追求物質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質特征，而在現代西方社會里，人們恰恰把物質需求作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人們擁有自己的高級住宅、小汽車、彩色電視機，不言而喻，還有吃和穿的東西，這當然是夠“安樂”的了，但須知，這是建立在痛苦基礎上的“安樂”。關鍵在于，人們在把物質需求作為自己的基本需求以后，實際上他們已是“為了商品而生活”，把“商品作為自己生活靈魂的中心”。人同產品的關系完全被顛倒了，不是產品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被生產，而是人為了使產品得到消費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為自己的靈魂，這就意味著忘卻了、失去了自己的靈魂。這種由于實行“強迫性的消費”所帶來的人與物之間關系的顛倒，人的本質的異化，比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種發生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由于“勞動產品”的異化所帶來的人性的異化嚴重得多。他在《單向度的人》中將當代工業社會稱為“病態社會”，其最大病癥就是它使人變成了單向度的人，即喪失了對現存社會否定和批判的原則這一第二向度，而只剩下屈從于現存社會制度的向度的人。單向度的人喪失了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不去把現存制度同應該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對照，也就喪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歡樂的習慣。人變成單向度的人是對人的本性的摧殘。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需要方式和行為，消費變成了滿足生產的手段，人不是消費的主人，而是消費的奴隸。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喪失殆盡，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蛻變為物質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內涵都可以也必須用金錢，這個“一般等價物”加以衡量。正如馬克思所說：“不僅商品間的質的差別，會在貨幣上面消滅；貨幣，當作徹底的平均主義者，還會把一切的差別消滅。”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變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與價值就統統被扼殺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質財富，人類的活動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義。實際上，“人”已經死了，剩下的只是貪得無厭的消費動物。如果不徹底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人類一定是科學技術進步與生態環境災難的時間競賽中的輸家。市場經濟曾使人類獲得了一次解放，獲得了一種自由。同時市場經濟也將人類置于增長的陷阱之中。市場經濟將人的異化推到了極致。市場經濟本身是人類主體性的極大張揚，卻又使人類的生產活動喪失了目的，需要附屬于生產、生產源于競爭。人為物役，主體缺失。市場經濟使人類與自然處于戰爭狀態。由異化了的需要推動的無限膨脹的生產活動，通過破環和毀滅自然環境與生態平衡，也在破壞人、毀滅人類本身。現代生產活動已經嚴重地構成了對人類自身的威脅，貪婪的人類恰恰是他自己的敵人。人類難道還不應該改變自己嗎？人類不改變自己，還能改變些什么？人類不改變自己，還需要些什么？

而“消費的民主化”和消費倫理，正是由此而提出的。在今天，對消費問題的關注已經不是側重于把它作為一種技術異化的結果，而是把它看作是環境惡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人的消費欲望的畸形膨脹必然會導致對自然界的加重破壞，或者為了維持一種高消費狀態必然維持對自然界的過度掠奪。所以當生態問題日益得到關注的時候，對消費現象展開“綠色批判”和“綠色導向”也就必然成為一種理論上的時尚。

　　
參考文獻：
1、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機》，許俊達，許俊農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2、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張燕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孫悄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弗洛姆：《為自己的人》，孫依依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
5、弗洛姆：《逃避自由》，陳學明譯，工人出版社，1987
6、吳慧芳：《弗洛姆人性理論探析》，《理論學刊》，2003.4.32-34
7、陳學明等編《痛苦中的安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第9頁，重慶出版社，1988年
9、轉引自高亮華：《人文視野中的技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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