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dang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了他們在黨內外的各項職務。對于高崗反dang集團的五虎將張明遠、張秀山、趙德尊、馬洪、郭峰的處理比較寬，沒有開除他們的黨籍，只是給予降級處分。對于山東分局書記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長楊帆，給予開除黨籍、撤職查辦的處分。會議根據教員的建議，還一致通過了《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董必武為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為副書記。

　　教員在會議上發表了結論性長篇講話，他說：

　　4月1日，公安部以反GM罪將饒漱石逮捕入獄。

　　4 月2日，潘漢年由于受到饒漱石一案的震動，帶著寫好的一份檢查材料去見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請他將這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看了潘漢年的報告及材料，大吃一驚，安慰了潘漢年幾句，便匆匆將材料親自送到教員那里。教員看罷材料，大為震怒，當即批示道：“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4 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漢年，罪名是潘漢年在檢查材料上所檢討的兩件事：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長期沒有向組織上報告（據有關材料說：潘漢年在1943 年秋隨李士群前往南京見汪精衛的事，有一個絕好的解釋機會，他沒有抓住。那是在1944 年，他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楊家嶺見到了教員。那時，教員正在看文件，見到潘漢年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后，毛澤東順手從旁邊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然后舉起杯子祝賀潘工作的勝利。這本是極好的解釋的機會，但潘漢年幾次欲言又止，終于沒有把事情說出來，離開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漢年對朋友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把要說的話吞了回去。）；二是對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的問題負有直接責任。

　　4 月4日，教員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五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5次全體會議批準了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關于高崗、 饒漱石反dang聯盟的決議》和《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批準了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的名單，及董必武的書記職務和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的副書記職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全會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4 月5日，教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并批準了周恩來提交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和《關于目前中緬兩國間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方針》。

　　4 月7日，周恩來、陳毅一行人驅車到北京西郊機場，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他們剛要登機，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匆匆趕來，把一份重要情報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見上面寫道：“蔣介石特務機關已高價收買香港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之機，將定時炸彈放入飛機油箱內，以暗害周總理和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看罷情報輕蔑地一笑，與陳毅等人飛往重慶，再轉昆明。周恩來到了昆明，打電話給西花廳，要工作人員告訴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爾公主號”抵達香港之前，將羅青長送給他的情報通報英國駐華代辦處、新華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機的部分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

　　4 月10日上午，中國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將情報通報給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斯。是日晚，新華社香港分社將情報向印度航空公司駐香港辦事處作了通報。

　　4 月11日上午，駐香港的國民黨特務機關讓收買的啟德機場地勤人員周駒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致使飛機飛離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亞途中5小時后爆炸，機上的中國、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

　　此時，周恩來、陳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難。

　　4 月14日早晨，周恩來一行從昆明出發，開始了亞非會議的行程。

　　這天下午，教員在劉莊與衛生部副部長朱璉談話。朱璉是在13日午夜匆匆從北京抵達杭州，被安排在離教員下榻處劉莊不遠的一招待所里。

　　4 月15日下午，工作人員通知朱璉去見教員。教員在談話中說：“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發展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教員在跟朱璉談話的時候，還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

　　《新針灸學》這本書是朱璉在3月23日送給教員的。教員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贊同書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系。教員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你說是嗎？”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教員也頻頻點頭，又說：“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是日晚上，教員請朱璉和他一道吃晚飯。和教員一起用餐的人坐滿了一張大圓桌，其中有藍屏、葉子龍、林克、田家英，徐濤和洪敏大夫，還有浙江省公安廳廳長、中南海保健處處長周毅勝等。浙江省委書記江華也在座。他說他已經吃過晚飯，教員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邊“觀餐”。 教員的風趣，逗得大家都笑了。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面前的酒杯。教員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些什么祝酒辭呢？”葉子龍建議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教員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他做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說：“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衛士送上一盤油烤饅頭片，教員指著推薦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嘗嘗。”說著，便隨手夾了兩片送給朱璉和洪敏大夫。眾人圍坐一桌，談話喝酒吃飯，都很隨意，氣氛十分融洽。有時一個話題，東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

　　說到鍛煉問題，教員自有他的見解，他說：“我是沒有出門休養過的。去年出來，醫生為我定下一個計劃，規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鐘，第二天散步15分鐘，第三天散步20分鐘，以后每天散步定為25分鐘。我突破了醫生的這個計劃，第一天就走了三個多鐘點，還上了山。身體是要鍛煉的，還要看具體人的適應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規定。”他夾起一片豬肝，頗有些得意地放進嘴里，說：“醫生不叫我吃動物內臟，說是增加什么膽固醇，我已經上了整整兩年當了。今天開戒。”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夾起一片，接著說：“他們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雞湯，說是外國出版的雜志上講到雞湯增加膽固醇。經過一段時間，又同意林老喝雞湯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為看到外國雜志上說雞湯不增加膽固醇。殊不知外國人是沒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國醫學上有的還把動物內臟用來治療人的內臟病，常常用之有效。” 教員最討厭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牽著鼻子走。

　　吃完飯，眾人沒有馬上散去。教員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點燃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身邊有人說，吸煙對身體有害。教員笑了，并不把煙掐滅，只是說：“吸紙煙，有了習慣，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強，倒是應該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國的農民，從十來歲就會吸煙，工具是用木頭自制的煙嘴，把煙葉裝進去吸。從來就沒聽到過農民因吸煙吸死的。”

　　晚上近10點鐘了，大家知道教員晚間還要辦公，請他先去休息一會兒。勸了幾次，他才動身。

　　4 月22日，教員結束了近20天的調查研究，乘專列回到北京（很遺憾，有關此次南下活動的記載，只能見到只言片語，請看下面5月9日的談話，而詳細的資料至今無法搜尋到）。

　　4 月25日傍晚，教員在菊香書屋會見了17年未曾謀面的衛立煌，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衛立煌回憶起1938年4月17日訪問延安，曾受到熱烈歡迎，并和教員第一次晤面。教員聽后說：“時間過得真快啊，想不到我們又走到一起來了。人間正道是滄桑！”他對衛立煌的歸來感到非常高興，詳細詢問了衛立煌的近況和在海外的生活情況，向衛立煌介紹了解放后中國的變化和將來的發展藍圖。衛立煌為之歡欣鼓舞，感謝教員的關懷，表示向往新中國的建設。是日晚，教員設宴招待衛立煌，飯罷，又一起觀看了一場電影。衛立煌十分感激教員的熱情款待。

　　4 月27日，毛澤東會見了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蘇爾丹烏丁·阿哈默德。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但它后來又參加了美國策劃的東南亞條約集團。剛剛結束的這一次亞非會議，巴基斯坦也是發起國之一。教員在同蘇爾丹烏丁·阿哈默德談話中說：“中國和巴基斯坦都是東方國家，東方國家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過去都受西方國家的壓迫。中巴之間從來沒有戰爭，現在也沒有任何爭執，兩國有貿易來往，因此中巴應該成為好朋友。亞非會議要不是由5個科倫坡國家發起，而由中國發起，那就開不成。他們相信你們，不相信我們，原因是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但是，我們共產黨并不像美國所描寫的那樣是不理發的，是青面獠牙、三頭六臂的，我們是講道理的。”

　　關于兩國關系的最大障礙——巴美結盟問題，毛澤東坦誠地表達了中國的態度，他說：“你們還簽訂了《馬尼拉條約》，我們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甚至也不是英國和澳大利亞，而是美國。現在我們了解，巴基斯坦當初參加馬尼拉條約集團是因為怕中國侵略。希望你們慢慢地能了解中國是不會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間的誤解，改進彼此間的關系。” 教員還說：“我們已經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關系和貿易關系，我們同泰國、菲律賓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進我們同他們之間的關系。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已同他們的代表有了接觸。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周總理在聲明中已表示我們愿意同美國人坐下來談判。在亞非會議期間，我們同5個科倫坡國家和泰國、菲律賓曾談過臺灣問題。一切問題應通過談判來解決，打仗的辦法不好。”

　　5 月5日，教員主持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臺盟總部秘書長徐萌山作為臺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教員在會議休息時，示意叫徐萌山過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說：“你是第一次來吧？過去沒有見過。”徐萌山說：“我叫徐萌山，在臺盟工作，1946年從臺灣來念大學的。”站在教員旁邊的徐冰副部長介紹說：“他是臺盟的秘書長。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教員笑了說：“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教員幽默的話語，使徐萌山緊張的情緒變得輕松了。教員轉對徐萌山說：“你還年輕，要很好學習，做好工作。”徐萌山激動得不知怎樣回答，只說了聲：“好的，謝謝。”

　　5 月5日晚，鄧子恢向教員匯報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情況，準備在第二天作總結。 教員說：“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5 月6日，鄧子恢在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做了總結，他沒在會議上傳達教員昨天晚上和他談話內容，仍然照3月間教員同他談話的精神，說：現在根據主席決定，今年一般停止發展。有少數省份秋后還可以酌情發展，一般地區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5 月7日，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結束，會議決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這天中午，周恩來率領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回到北京。

　　下午，教員在頤年堂召開會議，周恩來、陳毅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了會議。周恩來、陳毅匯報了亞非會議的情況。教員請大家一起用餐。

　　5 月7日傍晚，教員派秘書和專車把文炳璋、毛澤榮、毛仙梅及毛澤榮的養子毛會華接到中南海敘舊。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應教員之邀來京的，他們住在中南海外面一個招待所里。 教員的堂弟毛澤榮這一次已經是第2次來京了。此時，毛會華剛從部隊轉業，忙著找工作，他知道養父和教員的關系，便央求父親到京找毛澤東幫忙找個工作。毛澤榮猶豫再三，還是答應了兒子的要求。 教員見到毛會華，當即叫秘書拿了200元人民幣，作為見面禮交給了毛會華。教員還勉勵毛會華好好學習，努力工作。毛澤榮借此機會提出，請主席三哥幫忙找個工作。教員聞言，沉吟不語，半晌才說：“這個事情不大好辦。我是國家主席，不能隨便給人介紹工作，更不能只考慮自己的親屬、故舊、同事的利益。”毛澤榮聽了，心中有些不悅。

　　毛仙梅是教員的遠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響下參加農民運動。他一身農民打扮，上穿一件補丁青衣，腰系一條舊圍裙，還帶著一桿旱煙袋。教員見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給他換上。毛仙梅喜歡抽旱煙，一抽就煙霧沉沉，很嗆人。教員看他一個勁地抽，就說：“仙梅大哥，你還是把煙袋腦殼丟了，抽紙煙吧。” 教員向文炳璋了解了農村的生產和農民、教師及轉業軍人的生活情況。毛仙梅向教員反映了楊林蔣梯奎烈士的胞弟蔣浩然被劃為地主成份引起親屬不滿的事，并把蔣浩然寫給教員的信交給了教員。

　　此時，工作人員端來了晚餐，毛澤榮在吃飯的時候見教員愛吃紅燒肉，便對他說：“三哥回韶山，我們餐餐搞紅燒肉給你吃。” 教員高興地說：“那好！那好！你們能經常吃到紅燒肉嗎？”毛澤榮聞言，立時放下筷子，不高興地說：“莫說吃肉，好多人家飯都沒得吃！” 教員忙問何故？毛澤榮說，去年秋天，中央來了文件，糧食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收購后留給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1斤。對莊稼漢來說，1天1斤哪里夠吃？眼下春季青黃不接，借貸無門，韶山有40%的人沒有飯吃。教員聽了，沉默了許久，歉意地說道：“我了解的情況沒那么嚴重，看來我沒有十足的官僚主義，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講真話。”他立即讓秘書把在家的中央領導都請到這里來。不一會兒，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教員向他們介紹了自己的客人，又讓毛澤榮介紹一下鄉下缺糧的問題。毛澤榮說：“你們領導鬧革命，我舉雙手贊成，就是糧食要充足點。”接下來，他詳細匯報了鄉間因為統購過頭而造成春荒缺糧的情況。周恩來解釋說：“現在國家搞建設，有些困難，要注意節約，北京的機關事業單位，星期天只吃兩頓飯。”毛澤榮說：“鄉里沒有多少油吃，城里還有副食賣，當然夠了……” 教員見談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話說：“好，好！澤榮暫時莫講了，我們要開會研究一下。”

　　送走劉少奇等人后，教員和毛澤榮出去散步，兄弟倆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蔭大道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澤榮，你有困難，不要來找我，要靠當地政府解決。你的困難要根據實際情況出發，政府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就不要耍蠻。你是我的親屬，我必須嚴格要求，不會只為你們考慮。至于你的兒子要參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顧。”

　　這一天，教員讓攝影師為他與毛仙梅、毛澤榮、文炳璋、毛會華合影留念。 、過了兩天，毛仙梅從住所去見教員，他說：“三弟，我在北京住不習慣，我要回去了。” 教員有些詫異，問道：“怎么不習慣？這里生活不好嗎？”毛仙梅說：“很好?？上У氖俏襾G了兩件東西。” “什么東西？” 教員急切地問；毛仙梅扳著手指說：“一件是葉子煙袋，一件是圍裙子。” 教員聞言，哈哈大笑，說：“呵！就是那兩件東西。我不是都給你換了嗎？”毛仙梅說：“我舍不得。”在教員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來。

　　5 月8日，司徒美堂因腦溢血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7歲。

　　5 月9日晚，教員在頤年堂召集周恩來、李先念、鄧子恢、廖魯言、陳國棟，研究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他說：“糧食，原定征購900億斤，可考慮壓到870億斤。這樣可以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他問鄧子恢：“到1957年化個40%，可不可以？”鄧子恢不同意大發展，仍然堅持3月間教員同他商定的數字，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教員勉強地說：“三分之一也可以。”他說起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視察的情況。那時候，他穿著白襯衣到田里察看莊稼，看到小麥長勢很好，有半人高，心里便嘀咕：看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蠻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說農民生產消極呢？即使消極，也是一小部分呀。到了上海，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匯報說：“在縣、區、鄉3級干部中，有30%的人對待合作化存在右傾消極情緒，他們是反映農民要‘自由’、不要社hui主yi的情緒的。這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不無關系。” 教員沉吟一下，接著說：“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不僅縣區鄉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干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語氣說：“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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