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集體農莊已不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的經濟。

　　不是任何一種合作制都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合作制的性質是同一定的國家政權和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相聯系的。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國家政權已蛻變為大資產階級專政，占統治地位的國有經濟已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的經濟。因此，今日蘇聯的集體農莊也不再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

　　集體農莊內部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實際關系，也表明了集體所有制性質的這種蛻變。蘇修叛徒集團利用掌握在他們手上的國家權力，借口工農干部“受教育程度很低”，農莊應當由“受過專門教育”的“專家”來領導，撤換了原來的農莊領導干部，把蘇修的代理人大批派到農莊，篡奪了集體農莊的領導權。

　　他們成了農莊的統治者，按照蘇修炮制的《集體農莊示范章程》和《集體農莊內部規章示范條例》，農莊主席有權支配農莊的財產和資金，有權自行制定生產計劃，有權自由買賣農業機器、生產資料和自由出賣農畜產品，有權出租或轉讓農莊公用的土地，有權決定莊員的勞動報酬和獎金，以及用行政和經濟手段處罰莊員等等。

　　這些農村新資產階級分子壟斷了農莊的全部生產、物資、財務、分配和人事大權，全面推行蘇修叛徒集團在農莊中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

　　集體農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營管理方針完全被篡改，而遵循一條以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為核心的修正主義路線。賺錢變成了農莊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而物質刺激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這條修正主義路線由赫魯曉夫開始推行，而為勃列日涅夫大大加強和發展。

　　在被吹捧為“制定了蘇共現階段農業政策的原則基礎”的蘇修黨中央一九六五年三月全會上，勃列日涅夫大講什么“盈利水平應當成為客觀評價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營活動的基礎”，提出要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活動的“一切領域”內廣泛利用“經濟刺激”，鼓吹“各項經濟刺激措施”將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克服農業生產落后狀況”的“最重要的杠桿之一”。

　　蘇修為貫徹這種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營方針，曾采取了一連串措施，動用一切“經濟杠桿”刺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從而使官僚壟斷資產階級能夠榨取更多的農牧產品。

　　今天的蘇聯，農莊的生產安排取決于各種農畜產品的利潤大小，資本主義的價值規律起著調節生產的作用。農莊領導人為了獲得超額利潤和獎金，盡量發展和擴大那些收入多、盈利大的部門，縮小甚至放棄那些收入少、盈利小的部門。

　　如畜牧業之所以長期成為農業中的最落后的部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生產畜產品費工多、成本高，無利可圖甚至虧本。這就使得農業內部各部門，如耕作業和畜牧業之間彼此脫節，互不協調，一片混亂。“經濟改革”把集體農莊的生產納入了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軌道。

　　在生產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所有制變了，生產關系的另外兩個方面，即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和分配方式，也隨著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掌握集體農莊領導權的人和廣大農莊莊員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再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而是雇傭和被雇傭、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

　　廣大農莊莊員完全處于無權地位，《集體農莊示范章程》表面上雖然也寫有集體農莊由管理委員會“實現對集體農莊全部組織，生產和財務、文化生活和教育活動的領導”，寫有農莊主席由“莊員大會選舉產生”，實際上，農莊主席大都是由上面圈定，他們在上級機關中往往有著自己的保護人，誰也奈何他不得。

　　管委會也只是徒具虛名。農莊主席是管委會的當然主席，大權獨攬，不但在管委會內部由他說了算，他甚至可以“造成排除全體莊員對管委會進行社會監督的局面”。農莊當權者往往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制定給予莊員處罰的條令。

　　從分配方式方面來看，在今天的蘇聯集體農莊，又重新出現了人剝削人的現象。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已經被破壞。農莊莊員所得的勞動報酬，只不過是他們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的轉化形態，他們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一部分以“國家”名義，通過所得稅、銀行貸款利息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等途徑，被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攫取，另一部分則通過高工資、高獎金等“合法形式”以及其它各種非法的途徑，被農莊的當權者占有。

　　淪為雇傭勞動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農莊莊員，他們從事的是最艱苦繁重的勞動，勞動時間最長，但所得卻最低。根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計算，在莊員中，從農莊得到的收入加上自己的副業收入仍然低于蘇修自己承認的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數額者，也還有近三千萬人，占農村人口近百分之三十。

　　把持農莊領導權的人，僅職務工資一項，他們和廣大莊員收入的差距，有的就相差幾倍、十幾倍甚至二三十倍。此外，他們還有名目繁多的附加報酬和獎金。其中由物質鼓勵基金支付的利潤獎和用國家資金支付的超售獎，最高可達年職務工資的百分之六十，墾荒區可達百分之七十。把持農莊大權的人為了騙取獎金，還使用壓低計劃指標，謊報交售數量等種種卑劣伎倆，不費什么力氣就把大把大把的盧布撈進腰包。

　　工資和獎金，是農莊領導人按照規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他們通過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以及敲詐勒索等途徑取得的大宗非法收入，還不包括在內。他們用這些“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貪婪地榨取農莊莊員的血汗，農村中兩極分化日益加劇。

　　蘇修在農業領域推行的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不僅改變了集體農莊的所有制性質，而且也使農村私人資本主義迅速發展。

　　如今，蘇聯私有經濟在國家商品流通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一九七二年蘇聯報刊供認，個人副業提供的商品，占全部商品農產品的百分之十二（這顯然是縮小了的數字，據西方估計，約占四分之一左右），有些農牧產品私有經濟提供的比重高達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上。

　　在今日的蘇聯農村，投機倒把猖獗，一批批投機商、暴發戶和地下農場主、牧場主不斷孳生出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到處泛濫，實際上已經合法化。而勃列日涅夫集團就是他們的政治代表。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面復辟，給農業生產力帶來極其嚴重的破壞。這正是蘇修統治下農業長期落后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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