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和反動的買辦文人胡適曾有過這么一次耐人尋味的斗爭——

　　胡適當時開列了洋洋灑灑的書目，勸“少年朋友們”鉆到孔孟之道里去。魯迅堅決反對，明確告訴青年學生，胡適一伙開列的書目，“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

　　于是就引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曾有一個自稱天天遵照“胡適之先生”的書目在辦事的人，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說魯迅主張不讀中國書，就是賣國。

　　孔孟之道是“國粹”，丟棄“國粹”就是賣國。這在他們看來，理由倒是頗為充分的。

　　然而，究竟是誰才真正配戴“賣國”這頂帽子呢？魯迅當即寫了一封回信，提醒這幫胡適的信奉者們考慮一下這樣一個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事實：“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他們從來不丟棄孔孟之道，相反，“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也還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樣”。這是為什么？侵略者的尊孔，不是反倒透露了尊孔與賣國之間的微妙關系嗎？

　　胡適的信徒們自然不服氣，繼續(xù)抱著“不尊孔即賣國”的理論來吵鬧。但正在這時，“五卅”愛國運動爆發(fā)了。胡適寫了一篇《愛國運動與求學》，赤裸裸地叫嚷青年學生不要參加愛國運動，甚至連“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也不必喊。去干啥呢？答曰，到“孔家店”后院的故紙堆里去“求學”。這是一次自我暴露，使人們開始感到：尊孔與賣國之間的距離倒確實是比較近的。

　　八年之后，事情就更清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地妄圖鯨吞我國的時候，胡適竟跑出來獻給侵略者一條錦囊妙計：“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用孔孟之道中的“精華”——“王道”，“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到此，尊孔與賣國已完全溶為一體。八年前那種“不尊孔即賣國”的論調成了一個笑柄。那場爭論也總算結束了。因為胡適的話是專門講給日本人聽的，因此，魯迅特地用日文寫了一篇討孔檄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寄給日本的雜志發(fā)表，批駁了胡適的讕言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妄想，為這場延續(xù)多年的斗爭，作了一個馬列主義的總結。

　　乍一看，這確實是一件怪事：尊孔，顛來倒去講的是“國家的道德”、“民族的精神”、“吾邦的傳統(tǒng)”、“祖先的遺教”，和“賣國”二字不是正相反么？怎么會聯(lián)在一起呢？

　　看似相隔萬里，實則近在咫尺。世界上這樣的“怪事”多得很。你看，高唱“博愛”和屠殺人民，這該是南轅北轍的吧？但在帝國主義手上卻統(tǒng)一起來了。“最最革命”的動聽報告和反對革命的實際行動，這該是相反的兩極吧？但在政治騙子那里卻完全可以一身而二任焉。

　　任何反動的理論、學派為了欺騙人民，總不敢一下子把自己的本質、意圖和功用抖出來，總要披那么一兩件五光十色的外衣，從而使一些善良的人們上當，以為它們和那些兇相畢露的叫囂，不加遮蓋的丑行有很大距離。

　　但是，階級斗爭的激流終究要沖刷掉各種偽裝假象，讓那些本質相類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孔孟之道與賣國丑劇的“最后會合”，也正是這樣。

　　尊孔可以賣國，這個道理，胡適也是在長期的反革命生涯中才慢慢懂得的。早在美國留學時期，他就下定決心要把中國“嫁”給帝國主義。他選中的思想武器是實用主義。

　　直到五四運動期間，他雖然很崇敬地把孔子稱之為“氣象闊大的人物”，但覺得要充當這個“嫁娘”，這位“孔老先生”是不及“杜威先生”的。

　　到了五四以后，他逐漸看到，“杜威先生”的那套東西在中國似乎不太有人聽，更抵擋不了馬列主義的迅速傳播。因此，他又急忙去叩“孔家店”的門，販賣起“國故”來了。一邊販賣，一邊研究，他終于“重新認識”了孔孟之道。

　　胡適究竟看中了它什么，他自己不便，也不敢講明。魯迅毫不客氣地把它點穿了。魯迅指出，根據(jù)孔孟的“中庸之道”，首先可以得出這樣的賣國結論：“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不讓進，焉有“誠”？他們進來后燒殺擄掠怎么辦？根據(jù)孔子“仁”的學說，不必氣忿，更不必反抗，因為“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自斃”去吧。

　　很顯然，孔子兩千年前用來撲滅奴隸起義烈火的工具，在兩千年后的賣國賊們看來，仍可用來撲滅人民的反帝怒火。這無疑是一種精神鴉片，企圖使人民聽任侵略者宰割而毫無怨言。

　　孔孟之道在賣國上的第二個功用，就是可以教給入侵者以統(tǒng)治中國人民的辦法，使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站穩(wěn)腳跟。用魯迅的話來說，即為外來的“權勢者”們提供“治民眾”的良方。

　　例如，孔孟之道里包含著一條被歷代反動統(tǒng)治者賞識的反革命專政的經(jīng)驗：“王道”和“霸道”的交替使用，或者說在“王道”的幌子下實行“霸道”。

　　這個貨色，本來是孔子為垂死的奴隸制社會注射的強心針，后來曾被封建階級、官僚資產(chǎn)階級等反動統(tǒng)治者“借用”過。他們能“借用”，外來的帝國主義強盜當然也要奪過去用一用。以中國“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方法來“以華制華”，自然最省力。

　　因此，帝國主義很早就看中了孔子的這些“治民良方”，當胡適還故作神秘地獻出去的時候，就象魯迅預見的那樣，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覬覦我國的強盜們早已不約而同地在尊孔了!

　　總而言之，孔孟之道對侵略者有利，對賣國賊有利。尊孔，對內可以加強反動統(tǒng)治，對外可以招引侵略者。所以，每當孔夫子交上好運，大做其“摩登圣人”之時，總是國內外“權勢者”用他作“敲門磚”大敲他們的“幸福之門”，妄圖進一步奴役中國人民之日。

　　這是魯迅總結的一條歷史經(jīng)驗，反映了階級斗爭的客觀規(guī)律。站在這個高度上，我們不只是可以理解胡適一個人，而且對于歷來的賣國賊與侵略者捧著孔孟之道所唱的一出出“雙簧戲”，也容易看得懂了。

　　為什么袁世凱在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前半年，要命令全國恢復祀孔典禮？為什么漢奸汪精衛(wèi)說自己賣國是體現(xiàn)了“儒教的真精神”？為什么剛踏上岸的海盜也要報名參加中國的“孔教會”？為什么日本軍國主義者要把所謂“大東亞新秩序”的“精髓”歸結為“恢復孔子之教”？都是這個道理。

　　前些年，蘇修也開動宣傳機器，把孔孟之道著實吹捧了一番。在他們手中，孔子還是那個孔子，但裝束有了變化：已不是胡適給他穿過的杜威式的美國西裝，也不是汪精衛(wèi)給他穿過的殺氣騰騰的“皇軍制服”，而是換了一套社會帝國主義者的打扮。

　　這種代代相傳的反革命“老譜”，不禁使人想起四十幾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吹捧孔子的一句話：“貫古今，通內外”。在“通內外”這一點上，孔孟之道真可謂“貫古今”了。

　　蘇修把孔孟之道作為“通內外”的工具，是以他們對馬列主義的背叛為前提的。這倒是為千百年來反動階級的尊孔丑史寫下了“新的一頁”。

　　他們這種叛賣行為有一種特殊價值，即從反面揭示了一個真理：在我們的時代，只有馬列主義才能從根本上代表和捍衛(wèi)人民的、民族的利益，只有象魯迅這樣與一切舊的傳統(tǒng)觀念徹底決裂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才能成為“空前的民族英雄”。

　　賣國也好，侵略也好，無非是想更殘酷地剝削、壓迫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孔孟之道之所以能成為賣國和侵略的工具，也首先因為它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幾十年前魯迅以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批判胡適尊孔、賣國等勾當?shù)膽?zhàn)斗業(yè)績，就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從尊孔到賣國是一條近路，但又畢竟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胡適和杜威、汪精衛(wèi)和日本軍閥都沒有能把那出里應外合的戲唱完，就滅亡在人民的唾沫中了。

　　試想，兩千年前的奴隸反抗，孔夫子親自坐著木輪車到處奔走呼號都沒有能“治”得了，兩千年來的農民起義，孔孟之道變幻了許多戲法也都沒有能“治”得了；那么，面對著今天千百萬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chǎn)階級和革命群眾，面對著埋葬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剝削制度的革命洪流，國內外反動派靠著這么一個破爛不堪的孔孟之道，哪能“治”得了？哪能不自取滅亡？

　　正如魯迅深刻指出的，賣國賊、侵略者和一切反動派“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

　　他們結局只能如此，這確實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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