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資產階級不僅扼殺了德國、保加利亞和波蘭的革命，而且處心積慮地要消滅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蘇聯國內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也蠢蠢欲動，時刻圖謀復辟；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并且遇到了暫時的經濟困難，物價高漲，工農業產品差價過大，工業品滯銷，工資發不出去。國內外的形勢都要求聯共（布）黨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克服困難，爭取勝利。

　　但是托洛茨基趁列寧病重不能視事的機會，適應外國帝國主義的需要，代表國內的反動階級，向黨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一九二三年底，他把一切反對列寧主義的分子，如“左派共產主義者”、“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糾合在自己周圍，發表了四十六名反對派政綱（即四十六名反對派分子的聲明書），反對黨的路線和黨的領導機關。

　　他們胡說黨中央關于降低日用品價格、打擊私人資本等經濟措施都是錯誤的，預言國內的嚴重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叫嚷蘇維埃政權必遭滅亡，并要求黨內有派別活動的自由，硬說這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

　　托洛茨基于十二月八日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拋出了一封向黨進攻的信。在信中，他把黨員群眾同黨的領導機關對立起來，把青年黨員和黨的老干部對立起來。他打著恢復和擴大黨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的旗號，要求更換干部。同時卻對青年黨員和青年學生百般籠絡，煽動他們起來反對黨。托派一伙竟用非組織手段把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名反對派政綱印發給各區組織和各支部，強迫全黨進行爭論。

　　當時，聯共（布）雖然忙于更為緊迫的經濟恢復工作，但是還是接受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戰，在全黨展開了大辯論。斗爭異常激烈，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在工廠和高等學校到處發表演說，攻擊黨的領導機關，囂張一時。

　　斯大林領導廣大黨員迎頭痛擊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的進攻。十二月十五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關于爭論，關于拉法爾，關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和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關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直接回擊了反黨集團的挑戰。

　　廣大的黨員堅決站在黨一邊，給托派分子以毀滅性的打擊。只有極少數的大學支部和機關支部擁護托洛茨基分子，這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動搖性。

　　一九二四年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總結了這次斗爭。代表會議指出，托派分子攻擊黨的經濟政策，是妄圖要黨“放棄新經濟政策而回到戰時共產主義”，要黨“對國際帝國主義作重大的經濟上的讓步”（《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

　　代表會議嚴厲譴責了托派分子的反黨派別活動。會議還分析了托派分子言論的性質，指出，他們企圖“修正布爾什維主義”，“是直接離開列寧主義”，“其用意就是要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和擴大新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提醒全黨“應當看到這種危險，并密切注意保護黨的無產階級路線”（《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

　　在會上，斯大林用大量的事實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粗暴地破壞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違反了“十大”關于黨內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

　　斯大林還揭露了他們稱天才的詭計：托派分子一面偽善地歌頌列寧同志是天才，一面卻狠毒地咒罵列寧同志是“不學無術的人”，是“寡頭政治家”。

　　斯大林尖銳地指出：“反對派歌頌列寧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這已經成了他們的老一套。恐怕這種贊揚不是真誠的，這里也含有戰略上的詭計：他們想以叫嚷列寧同志的天才來掩護他們離開列寧的行為，同時來強調列寧同志的學生們的弱點。”（《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頁）

　　后來，在聯共（布）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進一步批判了托派分子的錯誤并論證了這場爭論的意義。他指出，反對派“向黨的機關宣戰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破壞黨。使青年反對干部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瓦解黨。為集團自由而斗爭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企圖粉碎黨，粉碎黨的統一。用蛻化的胡說來誣蔑黨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企圖推翻黨，打斷它的脊椎骨。是的，同志們，這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一場爭論”（《關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頁）。

　　托派反黨集團雖然遭到迎頭痛擊，但是并沒有停止反黨活動。他們陰謀策劃，等待時機，準備向黨發動更加猖狂的進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同志逝世了。托洛茨基認為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拋出了《十月的教訓》、《論列寧》等論文。

　　在這些黑文中，他采取偽造和篡改革命歷史的卑鄙手法，無恥地進行自我吹噓，把功勞歸于自己，同時肆意地歪曲列寧的形象，惡毒地破壞革命領袖的威信，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他陰謀篡改黨的指導思想、以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從而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

　　為了捍衛偉大的革命領袖列寧和列寧主義，斯大林挺身而出，與反革命托派分子進行了無情的斗爭。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論列寧》的演說；四月，作了《論列寧主義基礎》的演說；十一月，又作了《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演說。在這些演說中，斯大林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這伙叛徒的無恥吹噓和捏造，把他們的丑惡嘴臉和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托洛茨基貪天之功為己有，胡說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就獨自想出了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所制定的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

　　斯大林批駁說：胡謅托洛茨基比列寧“先知”，是極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宇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頁）。

　　事實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剛從國外回到彼得格勒，“就認為必須同托洛茨基劃清界限”（《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頁）。

　　曾經幾度聲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無共同之處；當時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貨色藏到柜子里去”，并表示“完全贊成列寧主義”（《托洛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頁），才得以混入黨內。

　　托派分子胡說，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列寧處于地下狀態，曾經犯過錯誤，不是起義的領導者，十月革命的唯一領導者和組織者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痛斥了這種奇談怪論。他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是比較后起的人物，決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領導者和“首要人物”。

　　斯大林說：“十月起義是有鼓舞者和領導者的”，“但這是列寧，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頁）

　　托派分子還說：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而在國內戰爭時期是使戰爭獲得勝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組織者。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的叛賣行為，并指出：在國內戰爭時期，在列寧的領導下，紅軍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戰計劃，才粉碎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反革命叛亂。

　　托洛茨基還陰險地把列寧描寫成為一個在幽靜的辦公室里憑靈感決定重要問題的官僚，一個殘暴的人，一個布朗基主義者。斯大林憤怒地駁斥了這種卑劣的誣蔑，并指出：黨知道列寧是一個模范的黨員，他不喜歡不通過集體領導而單獨地，不經過仔細研究和檢查而突然地決定問題，他是一個無情的革命家，但他是謹慎的，不喜歡輕舉妄動的人，他經常堅決制止迷戀恐怖手段的人，他是一個絲毫沒有布朗基主義陰影的人。

　　斯大林還深刻而鮮明地刻劃了偉大導師列寧的光輝形象。他指出，列寧是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一只山鷹。他在革命暫時失利的時候不灰心，在革命勝利的時候不驕傲，他信心百倍、謙虛謹慎地領導我們黨沿著前人未曾走過的革命道路前進。在任何情況下，尤其是在處于少數地位的時候，他總是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斗爭，敢于頂住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歪風邪氣。他從來沒有做過多數的俘虜，在黨內的多數意見或黨的眼前利益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相抵觸的時候，他簡直不怕獨自一個去反對全體，因為他認為，“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斯大林：《論列寧》，《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頁）。

　　在保衛列寧的同時，斯大林深刻地指出：“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壞黨的威信，破壞舉行起義的黨的干部的威信，是為了從破壞黨的威信轉到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而所以必須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又是為了偷運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頁）。

　　但是由于列寧主義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已不敢公開反對列寧主義，而是打著列寧主義的旗幟，“在列寧主義這個共同的旗幟下行事，在解釋和改進列寧主義的口號下活動”（《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頁）。

　　因此，托洛茨基給列寧主義下了一個奇怪的定義，他說：“作為革命行動體系的列寧主義，就是由思維和經驗養成的革命嗅覺，這種社會領域里的嗅覺，如同體力勞動中肌肉的感覺一樣”（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頁）。

　　斯大林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話都很漂亮，很象音樂，還可以說，甚至很雄壯。只是缺少一點‘小東西’：簡單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寧主義定義。”（《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5頁）

　　托洛茨基還散布一種所謂列寧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十月革命時期才產生的謊言。托洛茨基污蔑列寧主義的謬論，得到了黨內另一個機會主義頭子季諾維也夫的附和。

　　季諾維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年），一八八三年九月生于俄國厄利薩佛特格勒。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由于善于政治投機，曾先后竊取了聯共（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要職。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伙同加米涅夫，反對列寧提出的“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論歐洲聯邦口號》，《列寧選集》第2卷第709頁）的理論，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把黨關于起義的秘密暴露給敵人，列寧憤怒地斥責他們是工賊、革命的叛徒，并要求開除他們出黨。

　　列寧逝世以后，他們的反黨活動更加猖狂。季諾維也夫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中胡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他把列寧主義說成是帝國主義大戰以后才產生的，并且只適用于農民占多數的國家，否認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針對托派分子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對列寧主義的攻擊和歪曲，為列寧主義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頁）

　　這個定義，首先明確地指出了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指出了列寧主義是整個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產物，批判了托派把列寧主義歪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的謬論。

　　其次，這個定義明確地指出了列寧主義的國際性質和意義。它是時代的產物，反映了時代的要求，而不是俄國一國特殊的現象，它是適用于世界各國的具有國際意義的革命理論。斯大林批判了托派所謂列寧主義只適用于農民占多數的俄國的反動謬論。

　　第三，這個定義明確指出了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指出了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有機聯系、指出了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最后，這個定義明確指出了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和核心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因此，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離開了列寧主義就是不可想像的。托派把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篡改為農民問題是荒誕無稽的。

　　同時，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等著作中，還總結了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黨等一系列基本理論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從而有力地捍衛了列寧主義，粉碎了托洛茨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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