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有壓迫必有反抗。

　　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陳勝、吳廣領導農民揭竿而起，點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的熊能烈火。在準備起義的過程中，陳勝、吳廣相互商議，共同提出：“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這些充滿了革命大無畏精神的戰斗口號，表達了同秦二世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陳勝、吳廣按照計劃，殺死了兩名帶隊的反動軍官后，號召戌卒：“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勇敢地宣告：有權有勢的王侯將相根本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這個革命的號召，鮮明地把斗爭的矛頭直接對著皇帝——秦二世。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個響亮的口號表明：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從一開始就不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在反對秦二世的戰斗口號的指引下，陳勝、吳廣領導的起義，目標明確，聲勢浩大。在和秦王朝血戰的進程中，建立了“張楚”農民政權。秦末農民起義的漫天烽火，終于埋葬了秦王朝，粉碎了趙高復辟奴隸制的陰謀，推動了歷史前進。

　　二、“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是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提出來的一句響亮口號和革命綱領。

　　“蒼天”，就是指東漢的地主政權，“蒼天已死”就是黃巾英雄勇敢地宣判東漢地主階級的天下已經完蛋了！“黃天當立”就是英雄們豪邁地宣稱勞動人民坐江山掌政權的天下一定要建立！這句反封建口號鼓舞著受盡封建壓迫的人民，把黃河、長江流域的農民都發動和組織起來了。

　　據《后漢書》的《皇甫嵩傳》中所載：“初，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公元一八四年二月，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有組織、有準備的農民大起義在張角的領導下，高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戰旗，終于爆發了，戰士們的頭上都裹著黃布，因此被稱為黃巾軍。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他的弟弟張寶、張梁分別稱為“地公將軍”、“人公將軍”。

　　起義軍戰士拿著斧頭、木棍、大刀、長矛，人山人海地向東漢王朝的大小反動據點殺去，“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起義的風暴震撼了東漢地主階級中央政權所在地——京城洛陽。

　　封建地主階級，從來就宣揚皇帝“受命于天”，代表“天”來主宰人間的一切，誰要是反抗他們的統治，就是“違反天理”。可是，革命人民從來不信什么“天命”、“天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反抗口號就是一個有力證據。黃巾軍前后堅持了二十多年的斗爭，用血與火把東漢地主階級的“蒼天”摧毀了。

　　三、“昏君贓官殺個光”

　　公元六一一年，山東鄒平人王薄在長白山(今山東章丘縣境內)高舉義旗，揭開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他號召把“昏君贓官殺個光”，寫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鼓勵大家造反起義，“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

　　《無向遼東浪死歌》的原文：“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棉背襠。長稍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比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這首歌謠號召人民要不怕砍頭犧牲，對隋王朝、隋煬帝要敢于斗爭，提倡舉著刀槍向官軍沖殺的毫不妥協的精種。

　　據傳王薄還作了另一首歌謠：“要抗兵，要抗選，家家要把鐵器斂。斂起鐵來做成槍，昏君贓官殺個光。”王薄起義軍代表了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大眾，豪邁地宣布要拿起武器，把昏君贓官殺個精光，這鏗鏘有力的語言顯示了農民起義軍鮮明的斗爭目標，矛頭始終對準了地主階級的總頭子、封建制度的象征——皇帝。

　　王薄起義軍“手持竹竿槍，天天打勝仗”，轉戰山東，烈火燎原。王薄點燃的隋末農民起義的烈火，終于燒坍了隋王朝的統治寶座。王薄起義軍那種“斬頭何所傷”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昏君贓官殺個光”的豪邁口號鼓舞著人們去戰斗！這對“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義路線無疑是一個極好的批判！

　　四、“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這首詩豪情滿懷，氣勢磅礴。作者是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杰出領袖——黃巢。這首詩以無比豪邁的氣魄，描繪了一幅農民階級要沖垮地主階級的“天”，打江山坐天下的理想畫面！

　　待到農民革命的勝利鮮花盛開之時，反動階級的“百花”都將枯萎死亡；具有沖天精神的農民軍奪取天下，滿天異香，遍地盡是盔甲耀眼的農民革命武裝——黃金甲。

　　在“沖天”精神的激勵下，公元八七五年，黃巢帶領兒千名農民加入了王仙芝的起義隊伍。起義軍聲勢浩大，震撼了唐王朝。唐朝統治者眼看用武力鎮壓無效，就施展誘降的一手，起義軍進攻薪州時，王仙芝指派被俘在軍中的唐汝州刺史去與唐薪州刺史約定，以農民起義軍停止戰斗為條件，唐王朝授與王仙芝以“左神策軍押衙”的官銜。

　　王仙芝官迷心竅，準備投降。對王仙芝的無恥投降行徑，農民起義軍將士非常憤怒，他們在和封建王朝英勇奮戰的同時，也同起義軍內投降主義路線作了不妥協的斗爭，黃巢質問王仙芝：“你撈到了一官半職，你想把我們五千名廣大戰士怎么辦？”(“君降，獨得官，五千眾且奈何？”)“因擊仙芝，傷首”，王仙芝“憚眾怒，即不受命”。

　　王仙芝死后，黃巢整頓了革命隊伍，并被推為“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唐末農民軍高舉“沖天”、“均平”的造反大旗，涉水跋山，征戰南北，終于把唐僖宗趕出京都長安，建立了自己的“大齊”政權。

　　“沖天”口號，是反“天命”的思想武器。它斷然否定了“天子”的絕對權威，批判了維護皇權的“天命”，沖擊了黑暗腐朽的封建統治。

　　五、“吾疾貧富不均，吾與汝均之”

　　北宋初年，四川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破家棄業，民不聊生，可是北宋政府還要強迫四川人民貢獻成批精美的絲織品，供他們揮霍浪費。

　　公元九九三年，四川青神縣一個貧農出身的小販王小波和他的妻弟李順，把數百名佃戶組織起來，動員說：“吾疾貧富不均，吾與汝均之。”于是，“貧民由是附之者眾”。

　　在一場激烈的斗爭中，王小波不幸中箭犧牲，李順又接過“均貧富”的戰旗繼續帶領起義隊伍前赴后繼，橫掃川西各地。起義軍每到一處，就把“均貧富”付諸實踐，勒令當地的地主老財匯報家里所有的財產和糧食，除了留吃的以外，其余全部沒收，由起義軍分給貧苦農民。

　　“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

　　公元九九四年，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攻克了四川首府——成都，建立“大蜀”農民政權，李順被擁戴為“大蜀王”，改年號為“應運”，并發行鑄有“應運元寶”字樣的錢幣。

　　王小波、李順起義，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發展了唐末農民起義軍的“均平”思想，表明農民反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王朝的斗爭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均貧富”的思想，表達了農民階級對封建所有制的痛恨，并且成為以后農民反抗運動的主要戰斗綱領。

　　六、“十年之間，終當混一”

　　公元一一二〇年，在睦州青溪縣，爆發了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矛頭直指北宋王朝。方臘明確地提出“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的計劃，這是一個以推翻宋王朝統治，奪取全國政權為目標的戰斗綱領。

　　他號召廣大貧民說：“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

　　“東南之民，苦于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眾可集…………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方孰不斂衽來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

　　方臘的話道出了成千上萬受壓迫、受奴役的勞動人民的心聲。因此，方臘振臂一呼，幾天之內，就有近十萬名農民爭相造反，不到三個月，起義軍的戰旗就插遍了六州五十二個縣，江浙各地農民軍匯成了一支百萬人的農民起義大軍，革命的烽火映紅了祖國東南的半壁河山。

　　宋徽宗對方臘采用軟硬兼施的反革命兩手，一方面派親信童貫率領禁軍，對農民軍進行血腥鎮壓；同時，又暫時宣布撤銷“蘇杭應奉局”，停止“花石綱”的征斂，假惺惺地罷去宋勉父子的官職，擺出一副不相信“貪官”的“至圣至明”好皇帝的樣子，妄圖欺騙勞動人民，麻痺他們的斗志。

　　決心同宋王朝血戰到底的方臘農民軍，用戰斗回擊了趙佶的鎮壓和欺騙。

　　一一二一年四月，農民軍由于力量對比的懸殊，最后遭到失敗，未能實現推翻宋徽宗腐朽統治的革命目標。但是方臘農民軍提出的革命口號和革命綱領，與《水滸》中所宣揚的宋江的“替天行道”口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義路線形成鮮明的對照。

　　《水滸》吹噓宋徽宗是“至圣至明”的皇帝，污蔑方臘是“江南草寇”，又通過叛徒宋江帶兵鎮壓方臘，其反動立場昭然若揭。

　　七、“國典”是“邪法”

　　公元一一三〇年，南宋初年，鐘相在鼎州吹響了農民起義的戰斗號角。鼎州、澧州、荊州的百姓紛紛加入起義軍。鐘相自稱“楚王”，建立自己的年號“天載”。

　　起義軍所到之處，燒毀官府、寺觀、神廟和地主惡霸的房子，殺死宋王朝的官吏和反動儒生以及那些專門與農民軍為敵的家伙。起義軍戰士“謂國典為邪法，謂殺人為行法，謂‘劫財’為均平”。

　　勇敢地把宋王朝的法律宣布為“邪法”，要統統取消；豪邁地宣稱起義軍殺掉官僚、地主是行起義軍的法規，誰也無權干涉；大膽地提出把官僚、地主的財富分給貧民才是“均平”，才是“天理當然”。

　　早在醞釀起義的時候，鐘相就秘密地向大家說：“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意思是，法律分貴賤貧富，不是好法律。我要執行法律，就一定使貴賤平等，貧富平均。“在反對舊專制制度的斗爭中，特別是反對舊農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爭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

　　鐘相農民軍這種要求“等貴賤，均貧富”，把宋王朝的“國典”視為“邪法”的革命思想，正表現了我國歷代農民革命英雄的“無法無天”，把斗爭鋒芒直指地主階級總頭目的革命氣概。

　　后來，鐘相不幸被別人陰謀誣害，年輕的楊么接過他的戰旗，又繼續率領百姓為實現“貴賤平等”的理想浴血奮戰！

　　八、“殺盡不平方太平”

　　這是元末紅巾軍的戰斗口號。語出《殺不平歌》。原文是“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

　　這首歌謠流傳很廣，反映了紅巾軍戰士決心殺盡那些吃人肉、喝人血、制造人間不平的地主階級統治者，要在兩個階級的你死我活的無情斗爭中，殺出一個農民的政權，殺出一個貧富貴賤均平的新世界。

　　自從公元一三五一年，韓山童、劉福通舉起戰旗，被壓迫的農民“削竹為槍”，頭扎紅巾，組成著名的紅巾軍爆發起義那時起，一支支紅巾軍從大河上下，從長江南北沖殺出來，發展到東起遼東，西至甘肅，以至北抵內蒙古。

　　在刀光劍影中，殺出了一個以劉福通為實際領導改元“龍鳳”的革命政權，殺出了一個“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紅軍府上坐”的大好形勢。

　　紅巾軍“殺盡不平方太平”的戰斗決心，表現了中國農民“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頑強反抗精神，也是歷史上勞動人民“殺盡不平人”、“砍盡不平事”的口號的繼續和發展。蒙漢地主貴族聯合統治的元朝封建政權，最后被紅巾軍推翻了。

　　九、“鏟平”封建統治

　　鄧茂七是明朝中期福建的農民起義領袖。

　　一四四八年(明英宗正統十三年)鄧茂七帶頭在家鄉打破地主強迫農民“送禮”的規矩，并要地主自己運走租子。地主們慌忙報告縣衙門捕捉造反農民，鄧茂七反抗縣衙門的拘捕，殺死派來的官兵，誓師起義。

　　他組織起義軍向地主進攻，奪取他們的財產，號稱“鏟平王”，下設各種官職部屬，很多礦工加入起義隊伍，起義群眾幾萬人，攻克二十多縣。明王朝“令人赍敕往撫。茂七不肯降”。

　　“鏟平”兩字深刻地反映革命農民要求把不平等的人剝削人的舊社會“鏟平”的雄心壯志，表達了他們在經濟上要求“均平”，政治上要求鏟除保護封建剝削的國家機器的強烈愿望。斗爭鋒芒直指明王朝。

　　在一次戰斗中，鄧茂七不幸被飛箭射中，壯烈犧牲。起義隊伍又推舉他的侄兒鄧伯孫領導，聚集在后洋，堅持斗爭毫不動搖。其中有一位姓廖的女將軍表現得最英勇，誓為“鏟平”舊世界斗爭到底。

　　十、“均田”、“免賦”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李自成率領的明末農民起義軍經過十五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戰，攻入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吊死煤山。統治人民達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一朝覆亡。李自成入京后發布詔書，其中兩句是“獨夫授首，擬堯、舜而多武功；四海歸心，比湯、武而無慚德。”

　　意思是眾叛親離的崇禎皇帝終于失敗被圍喪命，起義軍的軍事成就比堯、舜大得多；起義軍得到廣大百姓的擁護，它的品德比起商湯和周武王還要高尚。這充分表現了農民軍對皇權的蔑視，顯示了農民不僅反貪官而且反皇帝的反封建精神。

　　在十五年的浴血征戰中，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把“均田”、“免賦”寫在自己的戰旗上，在中國歷史上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均田”、“免賦”的戰斗綱領，向封建制度的根本——封建土地所有制挑戰。

　　在山東諸城，李自成起義軍的“闖官”貼出布告，號召大家“劫富濟貧”，支持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奪回被皇族、官吏、地主霸占的士地。整個縣城掀起了一片“均田”的熱潮。

　　“均田”、“免賦”的口號和革命實踐，無情地掃蕩著封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無數饑民貧漢打從心底里歡迎農民年，“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民歌傳遍了大河上下。

　　列寧說：“中國農民這樣或那樣地受土地束縛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這種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為政體首腦的全體封建主和各個封建主。”

　　明末農民起義的“均田”、“免賦”口號，完全是針對了以皇帝為頭子的整個封建主階級，觸及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這個口號和綱領代表了農民階級的利益和愿望，是一條農民革命的路線。

　　十一、“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

　　一八五一年一月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前后堅持十四年，縱橫十八個省，是我國一次最大的農民革命戰爭，也是近代的首次反帝反封建斗爭。它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勢力的頑強的反抗精神。

　　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早在起義以前就賦詩表達了自己反帝反封建的堅定決心：“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

　　這里的“妖邪”、“奸宄”就是指的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洪秀全還把清朝咸豐稱為“咸豐妖頭”、“閻羅妖”，把官吏、地主都看作“閻羅妖之妖徒鬼卒”。矛頭直指封建皇帝。

　　他號召革命農民組織起來，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妖邪”、“奸宄”一網打盡，建立一個“太平一統樂如何”的新世界。這個堅決的反封建思想后來就成了太平天國革命的行動綱領。

　　正是在反封建、反皇帝的旗幟下，太平軍所向披靡，節節勝利，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為國都，建立起一個和清朝封建政權對峙的農民革命政權。定都以后，太平天國政權制訂和頒布了自己的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無處不均勻”。

　　明確規定把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從而把過去農民的“均貧富”、“等貴賤”、“均田免賦”等口號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個綱領強烈地反映了當時千百萬貧苦農民渴望得到土地的革命要求，集中地表明了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性質，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制度的意義。

　　太平天國在上層建筑領域里也開展了反封建斗爭，“毀化”孔孟一類的“妖書”，并且按照革命的要求，編寫了《三字經》，教育下一代要敢于同“閻羅妖”作斗爭，“戰服他，不放寬”。

　　對于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太平天國的英雄堅持反抗侵略、獨立自主不能“引鬼入邦”的嚴正立場，拒不承認它們同清王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并且揭露帝國主義者“偽裝友好，暗助清妖”的鬼蜮伎倆。

　　在英勇的戰斗中，打死了帝國主義的反革命聯軍——“洋槍隊”的頭目華爾和法國“常捷軍”的頭目勒伯勒東等，這也是對清封建王朝投降主義、賣國主義路線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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