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胡適為了要把自己的文章普及到“貧寒的中學生”中去，在十二冊《文存》中“精選”出一冊選集，據說，里邊大多是“少年朋友們”在課外“能全讀”的短文。

　　但是，奇怪的是，一篇冗長異常的《紅樓夢考證》竟然也破例入選，占據了整本選集的四分之一篇幅。他還生怕不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又在選集的前面作了一番自我介紹，聲稱這篇文章非同小可，其中光“考證兩個年代”，就“經過七年的時間”！

　　胡適對于自己的文章，向來是認為字字珠璣、篇篇精采，不大厚此薄彼的。而《紅樓夢考證》卻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據胡適自己說，這是為了想通過它“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

　　考證一下《紅樓夢》，可以傳授“防身的本領”，這倒是有點出人意料之外的。胡適究竟在《紅樓夢考證》里賣什么藥？他“防”什么？怎么個“防”法？要解開這些謎，先得看看他到底“考證”出了點什么。

　　耐著性子把這篇連正文帶附錄拖拖拉拉共有一百多頁的長文讀完，發覺他“考證”出來的東西實在不多。

　　“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因此，它的價值只不過是“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這是胡適“考證”下來的一個根本結論。

　　在這里，胡適僅僅是不懂得文藝的典型性和社會意義嗎？不是。為了宣揚易卜生的極端個人主義，他不是說過易卜生寫一個娜拉，寫一個家庭，實際上是“寫近世的社會”嗎？他所以要對《紅樓夢》作相反的論斷，是因為這部小說的社會意義使他感到害怕。

　　曹雪芹在兩個世紀前就為封建制度唱了挽歌，描繪了一幅那個腐敗社會分崩離析的生動圖景，這對到了二十世紀還在為封建制度唱贊歌的人們，不能不形成一種辛辣的諷刺。

　　歷來的反動派都不敢正視和承認《紅樓夢》所表現的封建社會走向崩潰的必然趨勢，更不愿接受這部形象化的歷史教科書對他們的無情嘲弄。

　　五四以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分化，胡適和他所隸屬的買辦資產階級已公開與封建勢力結成同盟，不惜公然為封建制度張目，他們自然就容不得《紅樓夢》了。

　　在胡適以前無數封建衛道者訂“章程”、發“通告”，揚言非燒光世間的《紅樓夢》不可。受過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熏陶的胡適畢竟比他們聰明，他的武器不是一蓬火，而是所謂“考證”，“考”來“考”去，一筆抹殺了《紅樓夢》的全部社會意義。

　　試想，一個破落公子的“自敘傳”，還有什么重大的社會意義可言？一部“平淡無奇”的“消閑書”，還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內容可尋？胡適以為，這么一個斷語一下，自可以瞞天過海，《紅樓夢》也就不焚自毀了。

　　但是，《紅樓夢》發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卻是人所共見的事實。怎么來解釋這個問題呢？它究竟以什么內容震動了人們？胡適回答說，是“閨友情”。這是他“考證”的又一“成果”。

　　“愛情是永恒的主題”，周揚之流老喜歡用這句話來附和胡適。其實，應該說用超階級的所謂“愛情”來取消《紅樓夢》反映的社會階級斗爭內容，倒是反動派一大堆“考證”“研究”文章的一個“永恒的主題”。

　　胡適的前輩把這部小說貶斥為“調情博趣”的“淫書”，也正是服從這個“主題”的，只不過作為買辦資產階級哲學家的胡適干得更自覺、更“現代化”一點罷了。

　　《紅樓夢》真正的生命力何在？在于它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也即在客觀上展示了這個社會必然崩潰的原因。看不到階級斗爭，就沒有讀《紅樓夢》。胡適憑著他反動階級的嗅覺，應該說是“讀懂”了一點，因此他也著慌了。

　　他怎么能容忍曹雪芹把荒淫無恥的封建主子和完全喪失人身自由的丫頭奴仆對照起來表現？

　　怎么能同意《紅樓夢》把賈珍、賈政剝削黑山村農民的事實、王夫人逼死晴雯的罪惡展現在讀者面前？

　　胡適完全能預料：人們一旦用階級和階級觀點來研究《紅樓夢》，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將會對他和他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造成多大的威脅。

　　因此他面臨著這樣一個任務：必須用唯心史觀、人性論等等來取代階級斗爭，把《紅樓夢》中反映的階級斗爭內容“考證”掉。幸而作為封建階級文藝家所寫的一部作品，《紅樓夢》畢竟還有不少消極的東西，如唯心主義的色空觀念等可供胡適利用。

　　于是他就擴大、渲染小說中的消極部分，特別是用一塊粉紅色的“閨友閨情”的紗幕來遮蓋一切，這樣，四大家族的衰亡史變成了一部低級的“風流艷史”，奴隸們的呻吟和哭泣銷聲匿跡了，幾十條人命的血淚賬也被一筆勾銷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趨勢更變得毫無根據了。

　　那么，曹雪芹花了“十年辛苦”來表現這種“閨友閨情”的目的又是什么？胡適甩出他另一個“考證結論”，說是為了“深自懺悔”。

　　他所說的僅僅是所謂“情場懺悔”嗎？不是。他和他的信徒們多次宣揚，《紅樓夢》表現了釀成“愛情悲劇”的一種“自然趨勢”，展示了“色歸于空”這條天地間不可抗拒的“鐵則”；既然又是“自然趨勢”，又是不可抗拒，那還有什么好“懺悔”的？顯然說不通。

　　人們懂得，“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在曹雪芹筆下，所謂“情場”，并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漫無邊際地鋪展于全書的，而是社會政治斗爭戰場的一角。

　　寶、黛的愛情，也不是能離開了這場大斗爭所能褒貶揚抑的。就其積極方面來說，這是他們與封建禮教發生直接沖突的叛逆思想的一部分。

　　因此，胡適講“情場懺悔”，實際上是在宣揚向封建禮教“懺悔”，向官場“懺悔”。質言之，賈寶玉、林黛玉要向賈政、賈母、王夫人“懺悔”，向“天恩浩蕩”的“圣上”“懺悔”！圖窮而匕首現。

　　“考證”到這一步，胡適的用意就顯示得更加明白了。在《紅樓夢》中，賈政不是時常對賈寶玉發出一聲聲“斷喝”，“眾清客”不是時常勸賈寶玉要“斷不似往年”嗎？

　　這些軟軟硬硬的“勸悔”聲音，竟在胡適的“考證”中再現了。胡適和賈政抱到一塊兒去了。這真不失為《紅樓夢》研究史上的一件趣事。

　　更有趣的是，胡適在寫作《紅樓夢考證》那個時期，“懺悔”二字并非此處獨用，而是到處兜售，賞玩不已。

　　他竭力動員曾參加過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懺悔”，不該讓政治熱情妨礙了讀書；甚至他出的大學試題也變成了“近年來學生運動的教訓”之類“懺悔”式的題目。

　　總而言之在胡適看來，無論在小說里，在現實中，無論在古代，在眼前，反動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都有罪，必須“深自懺悔”。這是這位“哲學博士”堅信不疑的哲學。

　　將《紅樓夢考證》“提煉”一下，除了一些“年代”和“版本”之類，基本內容無非就是上述幾條。據說，這是完全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辦法求得的。

　　胡適曾把自己的這種“考證”方法稱之為“剝皮主義”，所謂“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好一個“剝皮主義”！

　　請看，“剝”了第一層“皮”，《紅樓夢》成了一部“平淡無奇”的個人“自敘傳”；“剝”了第二層，成了一部庸俗不堪的言情小說，“剝”到第三層，竟成了一部保衛封建制度、批判叛逆者的反動小說！

　　胡適的具體“剝”法是：先根據自己階級利益的需要，“設想”《紅樓夢》應該是一副什么樣的面貌才稱心合意，這就是“大膽假設”。

　　緊接著就翻書，東尋西覓、捕風捉影地抓來幾條對“假設”有利的“材料”，于是，假設就成了結論。這就是“小心求證”。

　　這樣幾下一來，《紅樓夢》的真實面貌，總算被他“剝"得一干二凈了。但是，平心而論，胡適倒也并非是在東撓西抓地亂“剝”。從反對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和分析一部歷史小說，到抹殺它社會政治斗爭的內容，最后達到維護反動統治的目的，這么一個“考證”路子，每一步都有著一個明顯的對立面，那就是馬列主義。

　　在這里，不妨順便注意一下胡適的寫作日期。《紅樓夢考證》的初稿完成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底，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三個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胡適急忙又修改此稿，于同年十一月完成改定稿。

　　在黨成立前后這個風起云涌的革命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迅速傳播使胡適慌了手腳。他在哲學、歷史、文學等各個領域里都拼命抵抗。在古典文學中他選了幾部社會影響較大的小說作為自己的抵抗陣地。

　　他也“考證”過《水滸》，從中宣揚了“強盜絕滅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動思想，露骨地詆毀無產階級革命。

　　到后來，還竟心血來潮“改寫”了《西游記》的第九十九回，編造了一個“唐僧割肉超度鬼魂”的情節，要中國人民放棄階級斗爭，自愿地割下身上的肉去飼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矛頭仍然指向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這中間，《紅樓夢》的重大政治價值使他看到了這場抵抗戰的重點所在，因此“考證”起來特別賣力氣。這一切難道真如他所說，是出于“業余”的文學興趣嗎？顯然不是。他明明是在從事一項緊張的政治活動！

　　現在，回過頭去，我們可以完全解開“防身的本領”這個謎了。他“防”什么，怎么個“防法，都已一目了然。一句話，用反馬列主義的方法，得出反馬列主義的結論，從而為“少年朋友們”做出一個用資產階級實用主義防御馬列主義的榜樣，這就是《紅樓夢考證》的全部秘密。

　　這個“秘密”，在他文章中本來已經是“呼之欲出”的了，但他卻一直怕別人看不穿，誤解成“純學術”的東西，著實擔心了好些年。

　　最后終于又鄭重其事地作了這樣的“補充說明”，“少年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不受誰惑？胡適干脆點破了：“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這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的了。對于那些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不問政治、眼光不越大觀園圍墻一步的人來說，胡適的這番話，大概很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吧。

　　胡適的自白還揭示了一個至今仍值得我們重視的事實：從他開始，《紅樓夢》研究的陣地，就成了一個馬列主義和反馬列主義交鋒的戰場。這是五四以后，尤其是黨成立以后整個意識形態領域里兩種思潮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以胡適為開端的所謂“新紅學”的發展過程，正好與中國現代史上反馬列主義思潮的蔓延過程“交相輝映”，這并非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世界上決不存在一種與當時當地的社會思潮完全無緣的“純粹的”“學術研究”。說有，是騙人。胡適不是說他考證《紅樓夢》時既“撇開成見”，又“擱起感情”，甚至宣布“我自已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嗎？但這種“最客觀”“最科學”的“研究”結果，我們已經領教了。

　　無產階級研究《紅樓夢》，就象它研究過去和現在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樣，用的思想武器必須是、也只能是馬列主義。與胡適的反動行徑針鋒相對，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統帥《紅樓夢》的研究工作，并得出馬列主義的結論，這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只有這樣，才能恢復這部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的真面目，使我們從中獲取豐富的歷史知識，進一步理解階級斗爭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從而有助于參加當前的現實斗爭。

　　當年，共產主義者魯迅在批判胡適、梁實秋一伙散布的“人性論”時，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論分析《紅樓夢》，又用《紅樓夢》的材料闡發階級論，產生了巨大的戰斗力和深遠的影響，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

　　要知道，正是由于有這樣的現實作用，胡適才不得不“防”來“防”去地要忙碌一番啊。相反，如果有誰上了胡適的當，把馬列主義的研究方法看成一種需要“撒開”的“成見”，而想在《紅樓夢》中尋找不帶“階級的塵屑”的人物，探求能“打動全人類心靈”的感情，那么，胡適和他所隸屬的階級就立即會興高采烈地來牽你的鼻子。他自己不是聲明說“不想牽”嗎？請千萬不要上當.那只不過是一張“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招貼罷了。

　　當然，說到底，胡適一伙畢竟也“牽”不走多少人。在馬列主義廣泛傳播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想在“紅樓夢研究”的招牌底下留下一塊反馬列主義的陰暗角落，這種企圖，終究要被廣大人民群眾識破并粉碎的。

　　過去是這樣，現在更是這樣。毛主席十多年前發動的“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今天還在不斷深入。

　　胡適的陰魂也罷，他的信徒們也罷，縱然再施展一百套“防身的本領”，再故作親熱地叫上一千聲“少年朋友們”，也完全是徒勞的了。至于用“不算好漢”之類的“激將法來挑逗人們，那就更顯其愚蠢而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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