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在的法國選舉中，讓-呂克·梅朗雄的“不屈法國”的表現(xiàn)再次超出了預期。它對領導人和政策的關注最終被證明是其在選舉中的正面資產(chǎn)。然而，它自上而下的結構可能會危及其長期的可持續(xù)性。

　　“對不起，我不是很熟悉朗西埃……”兩年前，當我和一位法國左派朋友聊天的時候，他給了我一個對當時的我非常震撼的反饋：在法國現(xiàn)實的左翼政治當中，巴迪歐與朗西埃這樣在中國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在法國左翼內部的影響力未必比得上托派團體出身的知識分子，而在國內如雷貫耳的福柯的著作，甚至在學界都算不上什么“必讀經(jīng)典”。或許正如一代法國左派對中國的想象永遠停留在了火熱的60年代，中國左翼輿論對法國左派的印象，是否也停留在了56年前的五月風暴呢？

　　帶著這個問題，我們試圖走進法國左派這個“熟悉的陌生人”，了解當代的法國左翼政治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在同一位法國朋友的推薦與介紹下，我們翻譯了比利時社會學家Manuel Cervera-Marzal在《雅各賓》上對法國最大左翼運動“不屈法國”(LFI)撰寫的介紹性文章。不同于一般的觀察家，Cervera-Marzal曾對不屈法國進行過長期田野調查，他對各個層級的政黨領袖與活動家進行過深度訪談，并著有一部介紹不屈法國政治與組織問題的社會學專著。

　　在歐洲各國的激進左翼黨派當中，“不屈法國”就算不能被認為相對成功，它卻意外地在歐洲新左翼政治(西班牙的“我們能”，英國的科爾賓與希臘的激進左翼陣線)退卻的時代繼續(xù)前進。然而，本文作者也指出了該運動未來的隱憂：在內部組織層面，梅朗雄的強人政治與靈活但混亂的“氣態(tài)”組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黨內民主的可能性，而在政治策略上，“不屈法國”也維持了一個高度模糊化的定位：其目標到底是在現(xiàn)有的政治框架當中奪取權力，還是作為變革者，借助社會動員從而顛覆“第五共和國”？在更具體的選舉當中，運動的目標到底是爭奪文化霸權的場域，還是最終獲取權力？

　　事實上，不屈法國的經(jīng)驗與教訓也為我們思考當今左翼政治提供重要支點：在今日的全球政治生態(tài)，尤其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的語境當中，一個符號性的政治明星，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可避免，政治明星和基層行動者之間，應當維持怎么樣的關系？從組織架構的角度說，拒絕正式科層制度，是否一定會導致“無架構的暴政”？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民主與科層系統(tǒng)的關系？此類問題，不僅是不屈法國面對的問題，也是西班牙的“我們能”，往期介紹的“比利時工人黨”，乃至我們在此地更常見的線下讀書會或左翼社群，以及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聯(lián)系起來的左翼自媒體編輯部，都多多少少需要面對的問題。

　　PS：b站up主“挖枯樂園”之后會推出一期介紹“不屈法國”的視頻。牢挖花了大價錢讀了Cervera-Marzal的整本法語著作，非常刻苦。大家也多多期待牢挖的視頻！

　　原文指引：

　　https://jacobin.com/2024/08/france-insoumise-activism-electoral-populism

　　譯文內容有調整

　　作者｜MANUEL CERVERA-MARZAL、RÉMI LEFEBVRE

　　翻譯｜丸久須

　　“不屈法國”于2016年1月成立，作為讓-呂克·梅朗雄競選總統(tǒng)的政治載體。如今，它已經(jīng)成為一各國民議會中擁有71個議員的政治力量，每年獲得約500萬歐元的公共資金。它在總統(tǒng)選舉和國會議員選舉中的表現(xiàn)，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選舉中，遠超其在歐洲或地方選舉中的成績。多年來，這一運動已經(jīng)確立了自己作為法國左翼核心力量的地位。

　　在2017年，梅朗雄獲得了第五共和國歷史上，比社會黨更左的黨派候選人中最高的選票。到2022年，他的得票又增加了七十萬票，支持率達到了22%。雖然這并不足以贏得總統(tǒng)選舉，甚至未能進入與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二輪決選。然而，在2015年至2019年的復蘇之后，歐洲大多數(shù)激進左翼力量正在退卻，像“我們能”(Podemos)、希臘激進左翼聯(lián)盟(Syriza)、杰里米·科爾賓和左翼陣線(Bloco de Esquerda)等。然而，“不屈法國”卻繼續(xù)前行——就像梅朗雄所說的“精明的烏龜”。

　　盡管人們常常試圖預言梅朗雄的政治生涯的終結，但至少他現(xiàn)在依然在政治舞臺上。在上個月的國民議會選舉中，民調機構和媒體都預測極右翼的國民陣線（Rassemblement National）會獲勝。然而，由“不屈法國”領導的左翼聯(lián)盟卻贏得了最多的席位。這無疑是一個相對的勝利：左翼的新人民陣線（Nouveau Front Populaire）獲得178個席位，而馬克龍的陣營有162個席位，國民陣線則獲得142個席位。這再一次證明了梅朗雄的政治生命力。那么，在“不屈法國”發(fā)展八年之后，我們可以得出什么樣的評估呢？

　　本文基于對“不屈法國”運動的活動家、干部、工作人員和當選代表的長期調查，并結合關于政黨的社會學知識，旨在闡明這一運動所面臨的一系列（部分重疊的）困境。我們更傾向于使用“所面臨的困境”這個更開放的表述，而不是單方面總結出這段經(jīng)歷的“教訓”。 我們所討論的困境主要源于法國的案例，但實際上，任何以反資本主義視角尋求政府職位的政黨都可能面臨類似的困境。

　　01

　　勝選還是抗議？

　　“勝選還是抗議”這個問題可能聽起來有些矛盾，但的確值得討論。“不屈法國”真的想要執(zhí)政嗎？還是它只是希望為那些被遺忘的群體發(fā)聲——充當曾被稱為“人民代表”的角色？在“不屈法國”及其在其他歐洲國家的同類政黨中，似乎存在兩種思維方式。一方面，一種是勝利者文化（即希望在選舉中掌權-譯者注）。這在黨內那些前社會民主黨成員中比較常見，他們熟悉權力的復雜運作。年輕的技術官僚型干部中也有這一文化。另一方面，激進左翼活動家則更傾向于一種少數(shù)派倫理。他們將政治信仰放在政府責任之上，并且對當前的政治制度能否改造社會缺乏信心。

　　所謂的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在社會動員與國家政權——也就是它們的起源與最終目標之間感到撕扯。它們對現(xiàn)存體制的挑戰(zhàn)與爭取選舉參政、明確旨在贏得政權的目標并存。為了進入政府，“不屈法國”需要吸引盡可能廣泛的選民。這可能涉及調整其綱領、塑造一個體面的形象，以及在政治訴求上與別的政治力量進行一定的妥協(xié)。然而，對于一個名稱本身就體現(xiàn)“反叛”精神的政黨來說，這無疑會帶來一些困難。正如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國會議員弗朗索瓦·呂芬自2021年以來所主張的那樣，在追求“正常化”（即融入代議制民主制度——譯者注）的過程當中，該黨可能會面臨模糊自身反體制身份的風險。這樣一來，它就可能讓支持者難以理解，并疏遠那些最依戀激進主張的活動家。另一方面，如果繼續(xù)強調其反體制的形象，“不屈法國”在選舉中的吸引力則會降低。

　　希臘的激進左翼陣線（Syriza）以及2000年代的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例子表明，左翼民粹主義并不僅僅是扮演搗亂的角色者或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傀儡。不過，贏得選舉僅僅是戰(zhàn)斗的開始。左翼民粹主義政府面臨著金融勢力的壓力、高層公務員的抵抗，以及為捍衛(wèi)自身利益和現(xiàn)狀而行動的媒體和政治精英。歐洲三駕馬車迫使阿萊克西斯·齊普拉斯政府屈服的案例顯示，僅僅擁有一個激進的政治綱領是不夠的。政府也必須能夠滿足一系列實施這一綱領的條件。如果沒有強大的群眾運動的支持和至少一些國際合作伙伴的團結支持，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很可能會屈從于金融市場的負面壓力。

　　02

　　常識

　　受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或對葛蘭西理論的某種闡釋的啟發(fā)，不屈法國的領導者們堅信，政治事關“領導權”問題。為了贏得選舉，他們必須首先贏得思想的戰(zhàn)斗，打破關于“歷史終結”、“別無選擇”和“文明沖突”的固執(zhí)神話。這就是為什么“不屈法國”在社交網(wǎng)絡和公共傳播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的原因。同時，該黨代表們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表面看來很受歡迎的電視新聞頻道上。新自由主義嚴重削弱了我們的想象力，使得每個人都將自己視為企業(yè)家，把一切都視為利潤的來源。在這樣的背景下，倡導互助這一過時價值的政治力量很難引起關注。因此，爭奪思想層面的優(yōu)先權顯得尤為重要。

　　但文化戰(zhàn)爭不是注定要失敗的嗎？大約兩萬名“不屈法國”的活動家，無論他們多么才華橫溢，立場堅定，在面對長達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宣傳時，他們又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法國還存在著大量的“競爭性”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原子化、集體團結的解體，以及那些預算遠遠超過“不屈法國”的游說團體和專業(yè)傳播者們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應該根據(jù)選民的真實情況來溝通、調整政黨的角色，而不是按照我們的一廂情愿來決定政黨的角色是什么？知識分子、記者、教師、電影制作人、作家、歌手和藝術家的使命在于改變人們的常識。但是難道候選人不應該專注于贏得選舉，即使這意味著抑制可能疏遠關鍵選民群體的提案？換句話說，一個專注于選舉的政治力量的使命，是要轉變人們的常識，還是適應這種常識呢？

　　這是個非常現(xiàn)實的困境。在西班牙“我們能”黨的案例中，這種困境表現(xiàn)在加泰羅尼亞獨立和廢除君主制等敏感議題上。對于“不屈法國”來說，困境圍繞一些棘手的問題展開，例如是否退出歐盟以及如何對待移民。左翼民粹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存在分歧。他們經(jīng)常爭論是否適合公開表達這些觀點。為了最大化選舉勝利的機會，是否應該戰(zhàn)術性地擱置對歐盟條約的挑戰(zhàn)，或者要求為所有無證工人提供合法身份的訴求？

　　03

　　國內與跨國

　　影響中產(chǎn)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根源部分在于超國家層面。近幾十年的歐洲和國際條約推動了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競爭力”的名義讓工人互相對抗。基于這一點，“不屈法國”嚴厲批評各類超國家機構，不論是如歐盟、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公共機構，還是如跨國公司、游說團體、評級機構這樣的私營部門。為了把主權還給人民，“不屈法國”主張讓治理重心回歸國家層面。

　　但是，國家主權并不等同于人民主權。雖然資本家階級的確在全球范圍內組織起來，但階級斗爭仍然是在各個國家內部進行的。我們不能忘記，那些通過強調“布魯塞爾”的壓力來逃避責任的國家政治精英，其實是他們自己促成了權力向遙遠的、非經(jīng)選舉產(chǎn)生的機構轉移。同時，也不能忘記，法國政府在歐盟法規(guī)要求他們這么做之前，就已經(jīng)主動開始實施私有化和緊縮政策。

　　因此，“不屈法國”在兩條戰(zhàn)線上進行斗爭：國內層面和跨國層面。在歐洲，它們正努力建立聯(lián)盟。2019年，“現(xiàn)在人民”(Now the People)平臺將“我們能”、“不屈法國”、左翼集團和另外三個北歐國家的政黨聯(lián)合起來，共同反對逃稅行為。2020年11月8日，在拉巴斯，這些政黨與來自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秘魯?shù)拿擞押炇鹆艘豁椏绱箨懶裕詫O右翼勢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的現(xiàn)實提出了警告。

　　盡管實施了這些措施，“不屈法國”仍然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國內政治中。參與選舉意味著它必然受限于國家框架。它偏愛的行動方式是全國選舉，但這與它對跨國層面重要性的強調不完全一致。那么，一種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的民粹主義策略，能否兼具世界主義的維度呢？

　　這種左翼“世界民粹主義”已在萌芽中，其特別之處在于，這一主張將不同的城市，而非國家聯(lián)結起來。例如，2015年9月，巴塞羅那市長阿達·科勞在移民危機期間發(fā)起了一個“難民城市”網(wǎng)絡。當時，歐盟成員國在如何分擔移民潮負擔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與民粹左翼有聯(lián)系的60個市政府通過兩種方式展示了團結：城市間的團結（例如，巴塞羅那主動提出接納抵達雅典的移民）和對難民的支持（通過提供住所、物質援助和法律支持）。

　　04

　　個人化與民主

　　第二組困境具體涉及到“不屈法國”的組織形式。它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梅朗雄稱之為“氣態(tài)”形態(tài)的運動。它不想重蹈傳統(tǒng)政黨的缺陷，比如社會黨被認為過于官僚主義、由名流主導且常陷于內斗。梅朗雄常說，他喜歡“輕裝上陣”，不需要繁重的組織結構。但（如果繼續(xù)以這種組織形式運轉）“不屈法國”能走多遠呢？如果左翼要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它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組織形式？

　　也許左翼缺乏的不是想法，而是推廣想法的手段，特別是政黨和工會，還有建立支持這些想法的社會多數(shù)的能力，廣義上來說，即推動社會群體政治化的能力。盡管政黨在衰退，長期有組織的行動（以需要創(chuàng)新的政黨形式出現(xiàn)）在政治和結構上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然而，解決方案不能只是簡單地重回以前的群眾性政黨。因為社會已經(jīng)改變。塑造20世紀左翼政黨政黨初期的人口、經(jīng)濟和技術背景已經(jīng)不存在了。

　　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強人的回歸（如特朗普、普京、……、博爾索納羅，還有馬克龍）和個人化的增強。這種趨勢是由于技術變革推動造成的（從電視到互聯(lián)網(wǎng)）。在法國，這也因為總統(tǒng)選舉的重要性——這是所有選戰(zhàn)的核心。在政治黨派中，通常是通過打造政黨領袖的個人IP來提高集體的知名度和合法性。如果沒有像貝佩·格里洛或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這樣的人物，五星運動或我們能會怎樣？如果沒有梅朗雄，"不屈法國"又會如何？現(xiàn)在不再是黨造就候選人，而是候選人造就黨。不屈法國在2016年成立時就是考慮到了這一點。

　　正如埃內斯托·拉克勞在《民粹主義的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所提出的，“超級領袖”(hyperleader)被視為能夠實現(xiàn)并象征一個日益分裂和分散的人民團結。然而，隨著個人化傾向與領袖人物重要性增強的趨勢，社會上也出現(xiàn)了對真正民主的迫切需求。這種需求通過2011年阿拉伯革命開始的一系列抗議活動，以及政治體系中新的民主期望表現(xiàn)出來。代表制系統(tǒng)是在少數(shù)人（當選代表）權力與多數(shù)人（選民）主動或被動同意之間的一種不穩(wěn)定平衡。這種平衡維持了兩個世紀，現(xiàn)在似乎正接近破裂。我們面臨的是選擇專制還是民主的道路。“不屈法國”又會如何影響這種平衡呢？

　　最直接的回答是：民主。不屈法國的綱領旨在實現(xiàn)平等這一經(jīng)常被濫用的理想。在日常中，他們的活動家?guī)缀鯀⑴c了所有爭取社會公正的斗爭。沒有人能質疑他們的承諾是否真誠。然而，一個疑問依然存在：當看到梅朗雄如何掌控運動的財務、戰(zhàn)略方向和選舉提名時，我們不禁希望他不會以同樣的方式治理國家。不屈法國提議的“第六共和國”原則，承諾通過憲法變革結束“總統(tǒng)制君主制”。但這種原則與他們的實際運作方式似乎并不一致。不過，不屈法國可能會反駁這一點，認為他們獲取權力的方式并不決定他們之后的執(zhí)政方式。

　　他們的拉丁美洲伙伴表現(xiàn)不一，這說明問題的復雜性。一方面，“21世紀的社會主義政府”（如烏戈·查韋斯、拉斐爾·科雷亞、埃沃·莫拉萊斯等）確實在減少貧困、文盲和不平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他們在以前沒有投票站的地區(qū)設立了投票站，并鼓勵工人階級登記投票。另一方面，這些政府依賴于魅力型領袖，這種方式的風險和弊端眾所周知。在政治多元化方面，他們的表現(xiàn)也不總是理想。不過要記住，拉丁美洲的右翼反對勢力，比起法國或歐洲更加激烈。得到媒體、經(jīng)濟巨頭和華盛頓的支持，政治沖突也更加暴力，歷史和背景都不一樣。

　　西班牙的“我們能”在成立時，設立了受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中協(xié)商和自我管理做法啟發(fā)的基層“圈子”。同樣地，“不屈法國”在2017年總統(tǒng)選舉期間建立的地方行動小組，展現(xiàn)了創(chuàng)造力和親和力，吸引了比其他政黨更多的活動家。然而，第一年的熱情并未持久。黨-運動逐漸變成了一個集中的個人政黨。如果說最初時確實有水平和垂直兩種運作方式并存的話，最終垂直運作成了主導。那些認為為了贏得權力必須追求“效率”的人稱這是必要之惡，因為不能在每個問題上都展開討論。而反對者則認為，為了效率而犧牲民主，導致政黨失去了黨員，并疏遠了部分選民。

　　建立一個沒有領袖的政黨是不現(xiàn)實的。但是，是否可以讓領袖與黨員共享一些責任，使運動本身更加言行一致呢？從2023年開始，“不屈法國”給予其地方組織一定的財政自主權，并承諾在法國的一百多個省設立辦事處。然而，這個運動在工會、協(xié)會和文化界內部仍然缺乏廣泛的網(wǎng)絡。

　　05

　　靈活還是穩(wěn)固

　　“不屈法國”將自己比作一朵云，比起穩(wěn)固更偏向“氣態(tài)”，輕盈到幾乎顯得虛幻。這個組織沒有正式的結構，總是不斷發(fā)展，像一個“進行中的工作”。地方層面享有很高的自主權，小組可以自由組建。盡管去年在省一級建立了一些圈子，但并沒有設置中間層級。候選人選拔、資金管理和政治決策的規(guī)則確實存在，這些規(guī)則定義了一個中心化的組織架構。在這種“氣態(tài)”表面之下，是一種圍繞著領袖的“宮廷社會”，就像諾伯特·埃利亞斯所描述的那樣。

　　如何在組織靈活性和形式化之間找到平衡呢？作為一個敏捷、以行動為導向的結構，黨-運動在短期內表現(xiàn)出色，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并應對不確定的挑戰(zhàn)。然而，它在長期的穩(wěn)固性上較為不足，尤其是在經(jīng)歷重大選舉失敗或領導層更替時的生存能力有限。傳統(tǒng)的政黨模式雖然難以操作和管理，也更難改革，但它能保證長期的連續(xù)性，能夠承受“惡劣天氣”、一定規(guī)模的危機，以及選舉失敗和領導層變更帶來的挑戰(zhàn)。

　　正式化一些規(guī)則，比如候選人選拔和資金分配，有助于化解主要的沖突來源。然而，保持高度的非正式性同樣重要。這能確保組織在激烈對抗時（如總統(tǒng)競選期間）的快速反應能力，也能保持對更廣泛社會的開放性。

　　06

　　一元化還是多元化

　　關于組織正式化的問題引出了另一個困境，即“不屈法國”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真正凝聚力。這不是新問題，而是在左翼歷史中一直存在的。

　　如何在保持足夠的內部凝聚力的同時，又允許一定的多元化，以便匯聚更多的活動家，并維持組織內的政治思考和民主活力？“不屈法國”的領導人經(jīng)常批評傳統(tǒng)政黨的民主形式，如代表大會、投票和提案。他們熟悉這些形式，因為許多人曾在社會黨參與其中。他們認為，這種方式容易導致組織自戀，而“不屈法國”更希望關注“有效性”和面向社會。既然“不屈法國”已有詳細且能夠及時更新的綱領，為什么還要在無休止的討論中分裂，糾結于細枝末節(jié)？

　　在不屈法國運動中，綱領和領導人的共識是核心，但這并不能解決所有分歧。“不屈法國”在一些問題上（例如在世俗主義、伊斯蘭恐懼癥和歐洲議題等）改變了政治立場，卻沒有就這些問題展開多元化討論。內部不同的“聲音”可以豐富組織的活力。社會黨內部的派系互動并不總是失靈或虛假的。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互動常常引發(fā)高質量的知識辯論，圍繞各種雜志和期刊展開。在社會黨在組織上更傾向于總統(tǒng)制（即加強一把手的權力-譯者注）后，這些互動才退化為沒有實質內容的自負之爭。

　　這里的問題在于運動如何管理沖突和競爭，并建立保障凝聚力的機制。目前，候選人選拔由一個不透明的選舉委員會負責。這導致了競爭，而這種競爭應該透明地進行調節(jié)。“不屈法國”稱其重視“共識”作為運作方式，但實際上這往往是領導者在沒有真正討論的情況下為決策增加合法性的方法。

　　這種方法真的“有效”嗎？當組織無法留住一些有趣的人物，因為他們不能在專門的內部論壇上表達少數(shù)意見而選擇離開時，這種方法是否有效？當運動中的沖突只能通過媒體解決，而不是在內部化解時，這種方法是否有效？這正如我們看到的“不屈法國”中幾位持不同意見的議員：克萊芒婷·奧坦、拉奎爾·加里多、亞歷克西斯·科爾比耶、弗朗索瓦·呂芬和亨德里克·達維。他們在今夏的議會選舉后被排擠出“不屈法國”，并立即成立了自己的運動。

　　社會學家阿爾伯特·奧托·赫希曼指出，不滿組織的成員有三種選擇：退出、呼吁與忠誠。許多“不屈法國”的活動家和干部因無法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選擇甩門而去。該運動曾經(jīng)的干部之一夏洛特·吉拉德在2019年離開時寫道：“你無法表達不同意見。” 總的來說，活動家的流動性很高。這種缺乏民主的狀況限制了“不屈法國”吸納支持者的能力。這對一個想在社會中建立新多數(shù)派的運動來說至關重要。組織也很少對成員進行培訓，因為他們的凝聚力僅靠對綱領的認同。相比之下，圍繞政黨路線的辯論可以幫助成員成長和學習。

　　雖有進展，但仍然有限。不屈法國定期召開代表大會，但這些大會沒有實權。自2022年以來，"不屈法國"設立了明確的領導結構：“協(xié)調空間”(coordination of spaces)。然而，其成員是被選拔出來的，而不是通過選舉產(chǎn)生的。活動家并不總能對運動的政治方向等問題發(fā)表意見，他們只有在被征詢時才對有限范圍內的決策進行投票。

　　07

　　制度與社會

　　不屈法國既希望在政治制度內施加影響，又希望動員社會。那么，究竟哪一個目標應該優(yōu)先考慮呢？這兩種策略并不完全矛盾。但用埃里克·歐林·賴特的分類來講，我們如何在“共生”和“間隙”之間找到平衡呢？“共生”指的是從內部改變政治體系，而“間隙”則是在體系邊緣創(chuàng)造抵抗和自治的空間。

　　缺乏強有力的黨組織結構和明確的章程所帶來的后果，不僅限于我們上文已經(jīng)提到的方面。例如，在選舉中當選的代表，尤其是議員的作用變得尤為重要，這可能導致運動陷入議會“盲從主義”（即只通過國家制度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在2017年至2022年間，“不屈法國”擁有17名國會議員，這時黨的領導層實際上就是其議會黨團。由于黨組織較弱（人手少，預算小），議會黨團權力相對較大，他們可以依靠強大的資源，如數(shù)十名議會助理和通過國民議會發(fā)言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2022年選舉后，議員數(shù)量大幅增加到75名。這些議員成為黨的地方領導者。

　　雖然“不屈法國”在宣傳辭令當中強烈反對精英主義，并呼吁“清理”政治階層，但政治職業(yè)化的邏輯依然未受到挑戰(zhàn)。國會議員將相對少的一部分津貼（10%）交給黨組織，并且沒有規(guī)定連任次數(shù)的限制。梅朗雄自1986年以來一直是職業(yè)政治家。在今年六月的歐洲選舉名單中，前十名候選人中有一半是現(xiàn)任議員。

　　在地方層面，制度整合則是另一回事。“不屈法國”的領導者對通過地方組織建立支持者基礎的做法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擔心地方組織會與地方名流形成共謀，這也是導致社會黨的組織變得僵化與脫離實際的因素之一。不屈法國的運作依賴于數(shù)字平臺，借助其高水平的中介功能，該組織聲稱可以不依賴地方根基。在2020年的地方選舉中，不屈法國的領導者對這些競選活動幾乎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和資源。然而，贏得市政廳的公職也可以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基礎，而不僅僅是加入地方精英的行列。

　　社會變革顯然不能僅僅通過國家制度和選舉來實現(xiàn)。然而，這種選舉理性在“不屈法國”中體現(xiàn)得非常強烈，尤其是在總統(tǒng)和國會層面。這使得該組織更接近于“職業(yè)選舉人黨模式”，這個術語是安杰洛·帕內比安科提出的，描述了一種特定的政黨類型。過于強調這種選舉模式，是否排除了更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視角呢？

　　左翼顯然需要把組織工作擴展到選舉場合之外。過度投入選舉活動會影響逐步建設反對派文化、社交網(wǎng)絡和更具體的社會團結的進程。簡而言之，這些都是建立反體制社會力量的必要組成部分。然而與之相反，今天法國左翼的所有精力幾乎都集中在通過選舉贏得權力上。當然，左翼不能放棄對權力的爭奪，因為這部分是通過選票決定的。然而，選舉的勝利顯然只有在努力建立了更廣泛的權力機制之后才能實現(xiàn)。

　　“不屈法國”應該能夠為一種“間隙戰(zhàn)略”作出貢獻，正如賴特所定義的，這意味著利用社會中的驅動力來實現(xiàn)具體變革。可是，它既缺乏這樣的組織手段，也缺乏這樣的意愿。在地方層面，該黨力量過于薄弱，財務資源的分散也很少。雖然有提出社區(qū)組織的實驗，但這些實驗開始時間不長，資金不足，并且在地理上相對孤立。“不屈法國”的社運基礎太小，難以在地方社會和斗爭中扎根。

　　08

　　質與量的矛盾

　　“不屈法國”想要成為一個活動家政黨嗎？在人們對政黨的信任整體下降的背景下，它能做到這一點嗎？不屈法國正在建立一種低成本的“自選”(à la carte)激進主義。通過數(shù)字平臺，會員注冊只需幾次點擊，并且不收取費用，這使得不屈法國宣稱擁有超過四十萬名成員。然而，這些成員幾乎沒有權利和責任。運動允許成員低強度的參與活動，但這種靈活性的代價是，活動家的權力相對較小。將權力交給如此廣泛的成員基礎是有風險的。因此，其活動基礎顯得脆弱而短暫。

　　“不屈法國”的組織運作像手風琴一樣起伏不定。它在總統(tǒng)選舉期間確實能利用其激進立場的吸引力。在2022年的選舉中，該黨通過一款名為“Action Populaire”的應用程序吸引了許多支持者和活動家，使他們能夠迅速參與競選。然而，在總統(tǒng)選舉之后，它卻難以留住這些支持者，基層活動家的動員力度明顯減弱。

　　但“不屈法國”的領導者也可以接受活動家在沒有選舉的年份的低參與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依賴社交網(wǎng)絡、媒體和議會平臺。同時，長期參與的活動家對民主有較高的期望，而領導者并不準備滿足這些期望。“無架構的暴政”也產(chǎn)生了制約效果。它有利于那些積累了活動資本的運動干部，例如來自在“不屈法國”成立之前就已經(jīng)加入左翼黨的人，以及擁有較高學術資本或充足時間的人員，尤其是政治學專業(yè)的學生在其內部比例過高。

　　政黨已經(jīng)無法再培養(yǎng)過去那種強烈的忠誠感，這種忠誠感曾是大規(guī)模政黨的特征。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應該放棄招募和動員活動家呢？我們不應低估社會對激進行動的渴求。在歐洲左翼中，有值得借鑒的例子，比如比利時工人黨（PTB）。該黨從2000年代初的1000名成員增長到如今的24000名。

　　許多政黨已經(jīng)將動員成員的工作擱置，因為這被認為是無意義、無效或麻煩的（領袖往往認為活動家過于激進）。如果“不屈法國”希望實現(xiàn)民主化，賦予其“成員”投票權（例如在政治文件或選舉提名中），這將使地方活動更容易獲得資金。但這也意味著該黨需要嚴格管理成員資格，并收取入會費用。實際上，這正是西班牙“我們能”黨的最終選擇。如今，該黨要求成員提供經(jīng)濟支持，而在成立時并沒有這個要求。給那些能夠不經(jīng)過篩選就加入的成員賦予權利是有風險的。

　　“不屈法國”的組織模式的優(yōu)缺點都很明顯。它使該黨能夠在左翼中產(chǎn)生最具可信度的總統(tǒng)候選人，并展開有效的“運動式”總統(tǒng)競選。然而，該黨在更深入地扎根方面存在困難，難以以持久的方式確保活動家的忠誠和參與，也難以深刻改變社會。盡管如此，如果希望實現(xiàn)長期以來渴望的選舉勝利，這些都是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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