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魯東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產生在法國并具有較大國際影響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之一。

　　蒲魯東主義是其創始人蒲魯東剽竊和承襲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德國康德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以及施蒂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某些觀點而形成的。蒲魯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典型代表，無政府主義的祖師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個影響較大的機會主義頭子。

　　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政治斗爭和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改；鼓吹一條改良、倒退和無政府主義的反動路線，胡說什么“無產階級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是建立交換銀行，對小生產者提供無息貸款，建立小生產者間的公平交易市場等等；宣稱要建立一個以小私有制為基礎的無政府、無政黨、無沖突的“社會主義”社會。

　　蒲魯東主義的這一套主張，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它直接阻撓和破壞著剛剛興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六十年代第一國際(簡稱國際)前期，蒲魯東主義者猖狂向國際進攻，力圖把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強加給國際，因而成為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蒲魯東主義給國際工人運動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葉至七十年代初進行了將近三十年之久的長期斗爭。巴黎公社的革命實踐徹底埋葬了蒲魯東主義。

　　蒲魯東主義的創始人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出身于法國柏桑松城郊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農民兼木桶匠，曾經打算開設一個木桶作坊，但是，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債臺高筑，無法實現，后來連土地也賣掉了。

　　在家庭破產后，蒲魯東十二歲就到柏桑松的一家旅館當傭工；后來依靠朋友的幫助，進中學讀了幾年書，沒有畢業又被迫到一家印刷廠當了排字工人。他為了謀生曾到過法國的許多城市，以后又回到柏桑松和別人合伙開設了一個小印刷所，但很快就因資金不足而倒閉。

　　蒲魯東家庭和個人的遭遇，使他深切感受到：小生產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處于一種每況愈下和不斷破產的境地。蒲魯東通過業余自學讀了不少書，受到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很深影響。

　　蒲魯東從小資產者所處的階級地位出發，“既迷戀于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難”（《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0頁)，因而懷著個人成名和充當社會救世主的欲望，自一八三七年就開始寫作。

　　一八四〇年，他發表了《什么是財產？》一書，申述了“財產就是盜竊”的論點，使法國人大為驚訝，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蒲魯東為了贏得更大的聲望，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出版了自命不凡的兩大卷著作《貧困的哲學》。

　　在這部書中，“蒲魯東運用經過粗暴歪曲了的黑格爾的哲學方法來論證一種奇怪的、完全不正確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企圖用形形色色的先驗的魔法來論證一種自由工人聯合的新社會主義體系。”(恩格斯：《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頁)

　　后來，蒲魯東還陸續寫了《社會問題的解決》(一八四八)、《一個革命家的自白》(一八四九)、《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一八五一)等許多著作，高傲狂妄地、大吹大擂地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唯心主義、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政治經濟理論。

　　馬克思在評論蒲魯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一個地地道道的小資產者”(《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4、147頁)。

　　他在科學上搞招搖撞騙，在政治上搞投機，都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與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象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8頁)。

　　針對蒲魯東的大吹大播和招搖撞騙，恩格斯形象地諷刺說：“他那母雞咕噠咕噠的叫聲總是同他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例”(《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82頁)。這些是對蒲魯東一生的蓋棺論定。

　　蒲魯東主義的主要反動謬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和反動的英雄史觀。蒲魯東從小資產者的立場出發，為了突出個人，竟從頭腦里構想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并把它宣揚為救世的靈丹妙藥，這樣，他必然只能信奉和求助于唯心論的先驗論以及反動的英雄史觀。

　　“他不是把經濟范疇看做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做歷來存在的、永恒的觀念”(馬克思：《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3頁)。

　　他把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看作是觀念的歷史。蒲魯東說，他所考察的歷史，“不是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而是適應觀念順序的歷史”（見《貧困的哲學》）。

　　他認為，這些觀念是由少數英雄人物即所謂“社會天才”創造的，或是“上帝啟示”(見《貧困的哲學》）的結果，而人民群眾只“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轉引自《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2頁)。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蒲魯東看來，“現代各種問題不是解決于社會行動，而是解決于他頭腦中的辯證的旋轉”；“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里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9頁)。

　　蒲魯東就以這種有本事的學者自居，狂妄自大地對以前的一切權威“都持同樣的輕蔑態度，他把過去的全部歷史一概貶為荒誕無稽的東西，而把自己則譽為新的救世主”(恩格斯：《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頁〉。這正是他的反動唯心史觀的大暴露。

　　第二，頑固地維護小私有制，竭力主張建立以個人所有為基礎的“互助制”社會。蒲魯東力圖保持小資產者的太平盛世，他從這種主觀愿望和反動的唯心史觀出發，把抽象的、超階級的“自由”、“平等”、“獨立”說成是“人類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把維護小生產私有制作為他終生奮斗的目標。

　　他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貧富不均，違反“平等”原則；而共產主義要消滅一切私有制，則是違反“自由”和“獨立”原則的。因此，他的任務就在于設計和創立一個綜合“平等”和“獨立”的、超乎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形式。這種社會形式就是蒲魯東“恩賜”給人類的“偉大”救世良方，即以個人所有為基礎的“互助制”社會。

　　蒲魯東幻想：在這個美妙的“互助制”社會里，每個人制造出的產品，既可以自己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以另一種產品的形式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這樣，小資產者所理想的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來了(參見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78頁)。

　　恩格斯指出“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劃是完全以資產階級社會為基礎的幻想”，“目的是要把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41、530頁)。這是妄圖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來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反動空想。

　　第三，宣揚改良主義，鼓吹建立“人民銀行”是實現“互助制”社會的根本途徑。蒲魯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勞動人民貧困的根源，不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而在于貨幣、借貸資本、利息的統治與剝削，正是這些交換關系破壞“永恒公平”，阻礙勞動者得到自己勞動的十足收入。

　　因此，他主張由勞動人民入股建立“人民銀行”，由“人民銀行”對工人發放無息貸款，協助工人開設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廠，逐漸地使所有的無產者都有工作，都變成小業主；同時“人民銀行”還收購一切產品，發給勞動者一種證券，作為勞動貨幣，勞動者就憑這種證券進行產品交換，取得自己需要的其它產品。

　　在蒲魯東看來，這樣通過“人民銀行”進行有組織的、不用貨幣的產品交換，就可以避免商業資本的中間剝削，消除掉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弊病，給社會帶來平等，保證生產者的“獨立”和“平等”；另外，通過“人民銀行”協助工人變成小業主，又可以逐步把國內的所有生產資料收買到工人手里來，這樣便實現了他所理想的“互助制”社會。(見《社會問題的解決》)

　　馬克思尖銳地指出：蒲魯東“想把生息資本看做資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應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6頁)

　　因此，“他的整個銀行制度，他的整個產品交換制度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蒲魯東反對梯也爾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8頁)

　　第四，鼓吹階級調和，反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政治斗爭和暴力革命。蒲魯東從他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認為“法國是由三個階級構成的：(1)資產階級；(2)中等階級(小資產者)；(3)無產階級。歷史的目的，特別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兩極——第一個和第三個階級——溶解在第二個階級之中，即中庸之中”(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65頁)。

　　因此，他極力宣揚階級調和與和平革命，鼓吹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提高認識，攜手合作”(見《貧困的哲學》)，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斗爭，特別反對無產階級從事暴力革命。

　　他不僅公開叫嚷工人“決沒有他們所指望的結社權”，工人“罷工是非法的”(見《貧困的暫學》)；而且喪心病狂地贊成反動政府用暴力鎮壓罷工，屠殺工人。

　　他誣蔑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是“訴諸霸道”(見《給馬克思的信》·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并起勁地鼓吹革命應該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為了勝利不應該損傷哪怕一個公民的頭上的一根頭發”(見蒲魯東一八四九年一月在國民議會的演說)。

　　馬克思指出：蒲魯東“完全象一個政治上的空論家，想把國王、眾議院、貴族院一并當做社會生活的構成部分，當做永恒的范疇。他只是尋求一個新公式，以便把這些力量平衡起來”《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9頁)。

　　所謂“平衡”就是妄圖取消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革命，永遠維持有產階級的統治，使無產階級永遠遭受剝削與壓迫。這是十分反動的。

　　第五，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鼓吹無政府主義。蒲魯東認為，國家是由家長制傳統和宗教思想產生的，“就其原則的本質而言國家是反革命的”，“政權是暴政工具和堡壘，而政黨則是它的生命和思想”(見《一個革命家的自白》)。

　　所以他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反對無產階級組織政黨，提出“打倒政黨，打倒政府”(見《一個革命家的自白》)的無政府主義口號。

　　他說：“沒有政權，沒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這就是革命。”(見《一個革命家的自白》)這表明蒲魯東是極端仇視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蒲魯東的這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和主張，是從施蒂納那里承襲來的。

　　馬克思指出：“沒有權威的社會。廢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國民教育、戰爭、海軍等等。各個方面都帶有施蒂納式的詞藻。”(《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2頁)

　　蒲魯東雖然吸取了施蒂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詞藻，到處兜售無政府主義，但在實際行動中卻泰然自若地忍受法國專制制度的反動統治。這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動搖性；既對現存的政權不滿，想否定它；又懼怕它，并對它存有幻想，因而俯首帖耳地服從它。

　　概括說來，蒲魯東主義的核心，就是幻想通過和平改良和復舊倒退，實現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蒲魯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空想主義者”（《馬克思致路·庫格曼》·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1頁)。

　　他妄圖逆轉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退回到單獨生產、手工勞動的狀態中去，也就是幻想恢復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制。

　　“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織機以及其他一切傷腦筋的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可靠的手工勞動上去。”(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79-480頁)

　　這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恩格斯尖銳地指出：“如果這個蒲魯東主義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實現，世界是要滅亡的。”“但是蒲魯東忘記了，要實現這一點，他首先就必須把世界歷史的時鐘倒撥一百年”(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80、483頁)。

　　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幻想。為了實現這種反動幻想，蒲魯東“訴諸資產階級”(《恩格斯致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頁)，力圖緩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并幻想依靠資本主義制度來實現他先驗地構想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結果客觀上只能起保存和“健全”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使無產階級永遠受資產階級的奴役。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有這些是想從理論上拯救資產階級的最后的嘗試”(《恩格斯致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頁)。

　　由此可見，蒲魯東主義又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典型代表。總之，“蒲魯東主義的實質——整個蒲魯東主義首先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一場論戰”(《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四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9頁)。

　　蒲魯東主義產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法國，泛濫五十至六十年代，對法國、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比利時等國的工人運動都發生過較大的影響。這些都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社會歷史根源。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資本主義在西歐已經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在法國和其它資本主義發展后進的國家里，小資產階級還占人口的絕大多數。

　　以法國為例，直到一八六六年首都巴黎的全部四十四萬二千多工人中，在大企業做工的還不到五萬人。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小農和小手工業者陷于破產和瀕于破產。這些小生產者既飽嘗了資本主義發展給自己帶來的災難和疾苦，更懼怕落入無產者的行列。因此，他們非常渴望免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保持或恢復小私有者的經濟地位，幻想有一個小生產者永世長存的和平盛世。

　　蒲魯東炮制的一整套改良主義思想和計劃，正適應了這些小生產者的要求，代表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反映了他們的主觀愿望；同時，在客觀上也符合了希望在保存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消除某些資本主義弊病的資產階級改良家們的要求。這就是蒲魯東主義產生的階級根源和廣泛傳播的社會基礎。

　　當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各種矛盾日益暴露，階級斗爭日趨激化，反映各個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思想觀點在社會上百家爭鳴，其中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很有影響的改造社會的思潮。

　　所以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改良家們也打起社會主義的招牌，企圖魚目混珠，把蓬勃興起的工人運動引入歧途。這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潮不僅在法國比較流行，而且在西歐其他許多國家中也普遍泛濫。蒲魯東主義就是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下廣泛流傳，并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典型代表之一。

　　席卷歐洲大陸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后，政治上的反動籠罩了整個歐洲。各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反動勢力相勾結，扼殺民主，鎮壓無產階級，“大陸上工人階級所有的黨組織和黨的機關報刊都被暴力的鐵腕所摧毀，工人階級最先進的子弟在絕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去”(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1頁)，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特別在法國，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六月起義失敗后，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非常猖獗，無產階級受到嚴重的摧殘。這種反動形勢也為蒲魯東的改良主義計劃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傳播造成了條件和機會。所以恩格斯稱蒲魯東是“第二帝國的社會主義者”（《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91頁)。

　　蒲魯東主義的傳播和影響，給當時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障礙和危害。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蒲魯東造成了很大的禍害。受到他對空想主義者的假批判和假對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優秀的青年’、大學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從事奢侈品生產的巴黎工人”(《馬克思致路·庫格曼》·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1頁)。

　　因此，“為了給力求闡明社會生產的真實歷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馬克思：《關于“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19卷第248頁)，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必須斷然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典型代表蒲魯東主義決裂。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擁護者對蒲魯東主義的荒謬性與反動性積極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的斗爭經歷了三個時期：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關于無產階級解放道路問題的斗爭；第一國際前期，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關于國際工人運動的基本路線問題的尖銳斗爭；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蒲魯東主義被尖銳的階級斗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徹底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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