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葉，我國作家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小說。魯迅曾經指出：“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但是，這部杰出的作品自問世以來，它的思想意義，并沒有真正被人們所認識。那些所謂新、舊“紅學家”們，從地主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用穿鑿附會的索隱和煩瑣荒謬的考證，極為歪曲、抹煞《紅樓夢》的歷史內容和社會意義。

　　一九五四年十月，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對《紅樓夢》研究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深刻地、尖銳地批判了“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號召開展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

　　這場斗爭，撥開了籠罩在《紅樓夢》上的重重迷霧，指明了《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方向。但是，周揚一伙卻大要反革命兩面派的伎倆，對這場斗爭進行干擾和破壞。他們公然繼承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衣缽，瘋狂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論，販賣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胡說《紅樓夢》寫的是什么超階級的“男女戀愛主題”。

　　有的人在評論文章里，連篇累牘，變本加厲地宣揚什么“永恒主題”和“共名”說，幾乎把《紅樓夢》說成了人性論的文藝標本。這種反動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對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的莫大歪曲。

　　《紅樓夢》是不是一部寫“男女戀愛主題”的書呢？不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分析，《紅樓夢》所表現的是以社會階級斗爭為內容的政治主題，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

　　曹雪芹親身經歷過封建貴族家庭由鼎盛而極衰的變遷，看出了整個封建貴族階級“樹倒猢猻散”的覆滅的命運，懷著“無才補天”的慚恨，通過賈、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描繪，生動地反映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的現實。

　　它寫的并不是一朝一代的歷史實事，卻深刻地表現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潰的歷史趨勢。盡管曹雪芹曾幻想“補”封建社會之“天”，也不可能具備自覺的階級觀點，但是，由于他有了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筆下的《紅樓夢》，終究觸及到當時社會政治的大量黑暗現象，為我們提供了封建社會末期廣闊的階級斗爭畫面。

　　所以，我們說這部小說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會的歷史，是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我們應當把它當作歷史去讀，而不能看作是一部愛情小說。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曹雪芹就以深惡痛絕的態度，嚴肅地批判了過去的才子佳人作品：“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這種批判，正是把《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那些“淫濫”的才子佳人作品劃清了界限。

　　特別是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一節文字，提綱挈領，籠括全書，更加明確地點明了《紅樓夢》的主要內容。這節文字，不僅交代了四大封建家族重要成員的出場，而且通過葫蘆僧對“護官符”的解說，把筆鋒引向當時整個封建社會和封建制度，對它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葫蘆僧向賈雨村遞交的應天符“俗諺口碑”：“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這表面上是介紹四大封建家族的豪華富貴和聲勢顯赫，但實際上則揭示它們是一個腐朽的、寄生的封建貴族集團。而這類封建貴族集團，“各省皆然”。就是說，并非一省一地之事，而是普遍現象。

　　“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這節文字雖然只寫了當時階級斗爭的一個側面，寫了薛蟠打死馮淵這一條人命，但卻為全書展示四大封建家族勾結起來，制造更多這樣的悲劇，揭開了序幕。

　　所以，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全書的總綱，是閱讀和理解《紅樓夢》的一把鑰匙。從這里入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部描寫四百多個男女人物和錯綜復雜矛盾的小說的中心內容，看到曹雪芹在表現政治主題方面所傾注的心血。

　　《紅樓夢》產生于清王朝所謂“乾隆盛世”。這時的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但還是封建社會。這一時期，從表面看來似乎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但在這“太平”景象的背后，卻是危機四伏，民不聊生，古老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處于總崩潰的前夜。

　　在曹雪芹逝世后不到八十年，就爆發了鴉片戰爭，封建制度延續了二千多年的中國開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到了一八五一年，則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所謂“乾隆盛世”，只不過是這個衰老的封建社會在覆滅之前的回光返照。

　　《紅樓夢》所反映的正是封建社會行將總崩潰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歷史趨勢。由于曹雪芹階級和生活的局限，對農村情形不很熟悉，他很少直接描寫農村生活。但小說中不少地方仍然直接或間接地透露出，農民和地主的斗爭，影響著其他各種社會矛盾的發展。

　　第一回寫甄士隱家遭火燒后，曾計議到田莊上去住，但“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他只得將田地都變賣了，投靠到岳丈家去。

　　這說明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已經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反映了地主階級對農民起義的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情，整個封建統治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正如第二回中古董商冷子興在演說榮國府時說的：“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可以看成是對那個時代的生動概括。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紅樓夢》選擇以賈、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作為描寫對象，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的。毛主席說：“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紅樓夢》中四大家族，和其他類似的封建貴族集團扭結在一塊，正是十八世紀中國封建專制政治的基礎和支柱。其中，賈府更有其代表性。這個“功名奕世，富貴流傳”的百年望族和皇親國戚，它從政治經濟和家族血緣關系等各個方面集中體現了四大家族之間的緊密勾結和共同利益。

　　在賈府的圍墻內，最高統治者賈母是侯門史家的代表，管家的王夫人和王熙鳳是九省都檢點王家的代表，薛寶釵和她的母親薛姨媽是皇商薛家的代表。他們“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個貴族集團上通朝廷，下結州縣，同整個封建王朝的命運生死攸關。小說圍繞著賈府開展的種種矛盾，實際上就是當時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的一個縮影。

　　在那“詩禮簪纓”、“溫柔富貴”的賈府，鮮明地體現了當時封建社會的階級對立關系。以賈母、賈政、賈赦、王夫人、賈珍、賈璉、鳳姐等為代表的一小撮地主階級統治者，或道貌岸然，或荒淫無恥，統統都對被壓迫階級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人身迫害，對本階級的叛逆進行無情摧殘和鎮壓，而眾多出身底層的奴仆，卻畢生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每個人都有著一本血淚帳。

　　他們有的是世代為奴的“家生子”，有的是被搶占來的丫頭；有的是廉價拐買來的，有的是由其他貴族當作牲口轉送的。總之，每個人都完全喪失了人身自由，受盡了封建主子們的折磨和蹂躪。

　　在這里，一小撮封建貴族統治者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一餐飯就要吃去幾十兩銀子，一碗菜要十幾只雞作原料。用劉老老的話說，他們一席“螃蟹宴”就夠“莊家人過一年了”。

　　為了元春當貴妃之后回家省親，他們大興土木，修建大觀園，極盡“太平景象，富貴風流”，連元春也不得不說：“太奢華過費了！”

　　他們甚至花幾萬兩銀子派人“請聘教習，采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自己辦起戲班子，尋歡作樂。這一小撮統治者如此恣意享樂，對受剝削的農民來說正是意味著莫大的災難。

　　第五十三回寫黑山村莊頭烏進孝在災年向賈府繳租，帳單上寫的貨幣和實物已經夠嚇人的了，可是，賈珍還不滿足：“這夠做什么的？”“不和你們要，找誰去？”

　　他們敲詐勒索，高利盤剝：王熙鳳為了積攢“體已”，竟挪扣奴隸們的“月錢”去放高利貸，一年不到，就賺了成千兩的銀子。到賈府被抄時，單她放債這項私房錢，即不下“五七萬金”。而皇商薛家，領著“內帑錢糧”不算，還大開當鋪進行搜刮。可以想見，不知有多少貧苦人民在他們的巧取豪奪下傾家蕩產。

　　《紅樓夢》描繪的四大封建家族衰亡的歷史，時間不過幾年。在這短暫的歲月里，明確交代的死亡人數就有四十七個，而直接受四大家族殘害的和死于不合理封建制度的人命即有三十五條。

　　封建貴族統治者的手上，無一不沾滿了奴隸們和無辜受害者的鮮血。試看，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就描寫了這樣一些駭人聽聞的人命事件：

　　“金陵一霸”薛家的花花公子薛蟠，倚財仗勢，搶占民女，打死馮淵。偌大的人命官司，“他卻視為兒戲，自謂花上幾個錢，沒有不了的”，竟同著母親、妹子揚長而去。馮家告了一年的狀，結果讓賈雨村“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

　　陰險毒辣的王熙鳳，為了撈取三千兩銀子的外快，她僅憑一紙書信，勾通節度使云光，一下子斷送了張金哥未婚夫妻二人的性命。作者說，這樣的慘事“不可勝數”，就是說，王熙鳳有數不清的血債。

　　腐朽透頂的賈赦，故作風雅，看中了石呆子家藏的二十把古扇子，人家不給，就和賈雨村串通一氣，“訛他拖欠官銀”，不但抄去了扇子，還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

　　衣冠禽獸的賈珍、賈蓉父子和賈璉、王熙鳳夫婦，狼狽為奸，百般欺騙、折磨尤二姐和尤三姐，致使尤家姐妹不堪凌辱，雙雙含憤自殺。

　　一向以“菩薩面孔”出現的王夫人，平日里滿嘴“仁義道德”，但在虐殺人命方面，同其他兇相畢露的封建主子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在一巴掌迫使金釧兒投井而亡之后，緊接著又在抄檢大觀園的事件中大打出手，親自攆走了四兒、司棋、入畫，逼得芳官、蕊官、藕官等出家，并將“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趕出大觀園，致使這個不屈的女奴含冤而死。

　　這一樁樁、一件件的人命案，生動地說明：那“詩禮簪纓”之族，只不過是“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地獄；那“鐘鳴鼎食”之家，只不過是“人肉筵宴”的鬼窟；那封建統治者信奉的孔孟之道，只不過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

　　然而，橫遭慘死的豈止是這有名有姓的幾個，在那用勞動人民血汗建筑起來的大觀園里，實際上無處不印染著奴隸們的斑斑血痕。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大觀園里的奴隸們不止有飲泣吞聲的怨憤，而且有著不屈不撓的抗爭。

　　晴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這個自幼孤苦伶仃、連姓什么也不知道的奴隸，渾身迸發著反封建壓迫的鋒芒，即使在生命奄奄的時候，也沒有向封建統治者低頭屈服。

　　高鶚續作的后四十回，基本上完成了《紅樓夢》的悲劇結局，這是他的成績。但書中有不少地方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暴露了他思想落后與反動的一面，藝術水平也不如曹雪芹。

　　正如魯迅所指出：“后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于‘蘭桂齊芬’，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干凈者矣。”(《中國小說史略》)

　　高鶚著力描寫了林黛玉之死，進一步表明：在封建統治階級的“人肉筵宴”上，被吃掉的不止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奴隸，即使先前被賈母稱作“心肝兒肉”的親外孫女也不能幸免。他還寫了直接死于四大家族之手的鴛鴦、司棋、潘又安和張三；寫了死于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元春、迎春等人的結局。這些都有助于揭示封建制度橫暴兇殘的吃人本質。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共產黨宣言》)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以精細的筆觸，描寫了四大家族內部的兄弟之間、婆媳之間、夫婦之間、妯娌之間、嫡庶之間、叔侄之間的尖銳矛盾，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瓦解過程，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封建社會“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歷史命運。

　　賈府的統治者內部，表面上罩著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骨子里卻爭風吃醋，勾心斗角，爾虞我詐：“一個個不象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這種矛盾的焦點，是在爭奪賈府的財產和權力。賈府內部有兩大派系，一派以王夫人為首，包括鳳姐、薛寶釵等，并有賈母為后臺，為了四大家族的共同利益，極力鞏固自己在賈府的統治地位；另一派是以邢夫人為首，包括尤氏以及趙姨娘等，代表異姓弱族的利益，則企圖奪取王夫人、鳳姐手中的權力。

　　《紅樓夢》多次描繪了這種爭權奪利的沖突。當然，不論哪一派取得勝利，都無法挽回賈府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頹勢，這種沖突倒是加速了這個封建大家族的崩潰進程。

　　賈府最精明的小姐探春就曾驚呼：“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呢！”探春這番話，道出了封建貴族階級加速敗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斗”。在壓迫眾多出身微賤的奴仆和迫害本階級的叛逆上，無論飽食終日的賈母，還是道貌岸然的賈政；無論“寬厚仁慈”的王夫人，還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鳳姐，都無一例外地結成了反動的“神圣同盟”，頑固地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他們在道德方面的表現，更是腐朽墮落，糜爛不堪，充分地顯示出封建地主階級面臨末日的瘋狂。焦大曾經直言不諱地破口大罵：“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紅樓夢》從多方面為我們反映了封建社會的腐朽黑暗，反映了大觀園內外的尖銳的階級斗爭。任何企圖把它歪曲成為單純的愛情小說的奇談怪論，都是改變不了這部小說的客觀實際的。

　　對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悲劇問題，我們也應該用階級觀點來分析。曹雪芹以較多的筆墨描寫了寶、黛這一對封建禮教叛逆者的愛情，目的是在于通過他們同封建統治者的尖銳沖突，揭示賈母、王夫人、鳳姐為安排“金玉良緣”所玩弄的政治圖謀。

　　恩格斯深刻指出，在封建社會里，“對于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寶、黛的愛情，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同封建統治者發生了尖銳的沖突。賈寶玉和林黛玉雖是嫡親姑表兄妹，但由于林黛玉并不屬于四大家族，而且家庭早已破落，賈府的統治者為了家世的利益，就必然地要選中四大家族理想的繼承人薛寶釵，用“金玉良緣”去代替“木石前盟”。

　　百萬皇商的薛姨媽，也正想通過與賈府的聯姻，進一步攀附賈、王兩大家族，為自己去尋找政治靠山。而尤為重要的因素，還在于寶、黛這對叛逆者的愛情，包含著反對封建禮教的政治內容，這在封建統治者看來更是決不能容忍的事情。

　　當賈寶玉還在“內幃廝混”的時候，賈府的統治者就憂慮這“古今不肖無雙”的子弟，“于國于家無望”，已望他能夠改“邪”歸“正”，繼承祖業。

　　但是賈寶玉在林黛玉的支持下，反對儒家思想，反對封建禮教，反對仕途經濟，反對男尊女卑，在反抗封建正統思想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當然要引起封建統治者更大的恐懼和不安，促使他們不擇手段地把薛寶釵這個自覺而堅決維護封建秩序的淑女抬出來，通過配偶關系，箝制賈寶玉叛逆性格的發展，借以延續“一代不如一代”的貴族階級的壽命。非常清楚，曹雪芹筆下的寶、黛愛情悲劇，本身就是一場階級斗爭，是從屬全書政治主題的有機組成部分。

　　賈寶玉和林黛玉都是封建貴族家庭叛逆者的典型，決不是什么超時代、超階級的“共名”。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賈寶玉在大觀園那個特殊環境里生活，使他有機會了解到被壓迫的奴隸們的不幸，看到封建貴族的罪惡和無可挽回的頹勢。如同魯迅所指出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中國小說史略》)

　　正是由于賈寶玉有了這種難能可貴的感受，他才可能在腐朽的封建勢力面前不肯就范，并且成了封建貴族的叛逆者。然而，賈寶玉又畢竟是一個“富貴閑人”，他濃厚的虛無思想，對君權、親權的保留態度，以及封建地主階級特有的其他惡劣的品性、習氣，都表明他性格的消極一面，這是應當批判的。

　　有的人對此卻以欣賞的態度，津津樂道地宣揚：“在這一人物的典型性格里，不僅含有那一時代所提供出來的東西，而且含有全人類的、能夠打動各個時代人們心靈的東西。”

　　這種論調，簡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賈寶玉被賈府的統治者視為大逆不道，尤為賈政所不容，幾欲置之于死地。他連自己的親屬也不能打動，又怎能談得上打動“全人類”、打動“各個時代人們”的心靈呢？

　　林黛玉雖不屬于四大家族，但她的性格里并不是沒有“階級的塵屑”。她不滿意封建的禮教和婚姻制度，不滿意封建家庭的包辦，對“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環境感到痛苦和憤恨，但又幻想能有一個家長出面為她主持“終身大事”。她多愁善感，孤高自許，這些特點固然與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她的生活境遇有關，但根本的原因還是由她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

　　魯迅說過：“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魯迅這段話，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說得是何等精辟！然而有的評論者不僅把林黛玉說成是“為各個時代的人們所共感、所激動”的超階級的藝術形象，而且說什么“這個少女的敏感、‘小性兒’、‘尖酸刻薄’等等，不是把我們和她拉遠，而是反而靠近了”，甚至還呼喊：“讓我們為林黛玉鳴起心里的音樂！”如此聲嘶力竭地向封建時代的貴族少女頂禮膜拜，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要把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青年和讀者引向何方？

　　《紅樓夢》從問世到現在，已經有兩個多世紀了。在研究《紅樓夢》問題上的斗爭，也幾乎同時進行了兩百多年。從舊紅學派、新紅學派到“男女戀愛主題”的反動濫調，都無一例外地貫串著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掩蓋了《紅樓夢》的真面目。

　　今天，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關于批判繼承的指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批判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正確評價《紅樓夢》，讓廣大青年和讀者從這部形象化的封建社會百科全書中得到有益的歷史知識，從而有助于參加當前的現實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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