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人類歷史上找出一個最重要的字，那么“走”字應該是當仁不讓吧。
摩西出埃及，老子出函谷關，孔子周游列國，關羽千里走單騎，中國紅軍萬里長征，從平凡到非凡的關鍵一步是“走”。那充滿艱辛、絕望、孤獨的朝圣之旅，終于走出黑暗，讓一個個普通人變成充滿吸引力的“神”。
毛澤東是調查研究的高手。從青少年時期的游學，到革命時期堅持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再到建設時期走一條不同于蘇聯而勝于蘇聯的道路，他一生都在不停奔走，得力最多的也在于這個“走”字。他是怎樣“走法”？
首先，要“走出去”。
一個人自己頭腦里的思想，因受限于客觀環境，只能是“此時此地”，不免充滿狹隘與片面，與真實世界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要打破這種思想的禁錮，只能通過“走出去”，到達“彼時彼地”，才有可能擴充、驗證自身的認識。
千百年來，人們無論是修身，還是辦事，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處理自身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古人在這方面描述得極多，系統論證并在實踐中收到效果的，卻少之又少。
簡言之，就是只有宏大敘事的價值觀，沒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論。
毛澤東將二者統一為調查研究，把調查研究作為找準人本身與外界聯系、深入把握客觀世界、向自己未知或未深知的領域進軍的有力工具。
毛澤東發現，滿腔熱情和群眾做朋友，是保證調查研究持續繼續的主觀條件。站在群眾的立場上，為群眾解決問題，自然能夠獲得被調查者的信任。
1925年，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講習所，作農村調查。當時農民的生活很慘，沒有飯吃。毛澤東找一個農民打骨牌，然后請他吃一頓飯。在事先、事后、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斗爭那么激烈。
毛澤東認為，那個農民愿意同他談是因為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因為打牌的時候他老是輸，輸一兩塊現洋，那個農民就很滿足了。
毛澤東這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在調查研究中怎樣使對方說真話呢？他總結的經驗是，每個人的特點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他認為，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在和群眾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群眾才能把你當作好朋友看，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
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
其次，要“走下去”。
調查研究中的“走”，前提是眼睛向下。調查研究要解決從已知到未知、從“非”到“是”，從“名”到“實”的問題，是細致的基礎性工作，因此，很多東西，都必須眼睛向下看。
看得見，才能抓得起。
為什么呢？群眾處于金字塔最底端，什么事都得親力親為，對實際情況有最基本的了解和最切身的體會。看不見群眾的艱辛，只單純認為他們不夠努力，怎么能夠提綱挈領抓工作、出政策呢？
況且，來自群眾實踐的一手資料，和來自“筆桿子”的工作總結、來自基層的統計資料等等，在細節處有著天壤之別。
毛澤東深諳這里頭的門道。
1941年3月，他在《農村調查》序言中回顧了幾次調查研究：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的負責干部。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在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
他說，“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因為親口嘗“梨子”，他成為最懂農民、最懂中國的人。
第三是“走進去”。
中國古人講究“格物”，但格物的精髓在于“走”。而真正的“走”進去，前提是虛懷若谷，承認自己的無知，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甘當小學生”。
客觀世界是錯綜復雜的，也是變化多端的。有科學家認為，我們對宇宙的認識可能還不到1%，因為宇宙展現給我們的東西有限，我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這樣一來，調查研究的正確態度和正確方法尤為重要，不費力氣、不動腦筋就很難得到真理。
“走進去”是深入認識，獲得真理，這只是我們面對世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還要“走出來”，拿認識到的理論去改造世界。
毛澤東曾用“上樓與下樓”比喻這個道理。
他說，欲窮千里目，就得先下樓，去了解情況，然后再更上一層樓，這樣才能站得高，看得遠，如果既不愿下樓，又不愿上樓，怎能欲窮千里目呢？
毛澤東當小學生的目的還是和群眾在一起，站在群眾的前頭，鼓舞群眾前進，爭取在較短時間內取得較大的成果。
這是毛澤東遠遠勝過古今中外其他圣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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