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了楊芳洲所寫的《國際共產主義先于國際資本主義失敗的理論原因》（以下簡稱“楊文”）一文。讀完此文，給筆者的第一感覺是，馬克思一定是一個教條主義者。

　　筆者想，如果馬克思看了這篇文章一定會再次重復他那句名言：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該文作者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也可能是筆者的妄加揣測）在文章中表達了如下幾個觀點（【】與引號中的內容均為楊文原文）：

　　1、馬克思《資本論》的剩余價值理論是錯誤的【“勞動價值論的錯誤，使馬克思一些重要論點建筑在錯誤的基礎上。如剩余價值理論”】；

　　2、私營企業不一定存在剝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認為：即使在“公平”的等價交換條件下，資本家也無償占有（剝削）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所以只有徹底廢除雇傭勞動制度，推翻資產階級，才能使工人階級擺脫剝削壓迫而獲得解放。）這就把所有私營企業主全都推到資產階級敵人那邊去了。徹底否定了私營企業。”“對雇傭關系中屬于正常的等價交換以剝削而論，不僅牽強，而且美化了剝削”】，應該允許私營企業存在【“馬克思（等量勞動相交換仍存在剝削）的剩余價值學說，以及剩余價值在整個資產階級中分配的理論......無疑導致了階級斗爭的擴大化，也徹底否定了私營企業繼續存在的歷史價值”】；私營企業養活工人【“老板干不下去了，企業關門工人也會失業”】；

　　3、“新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并不要求消滅資本，而是要消滅妄圖用資本支配、主宰人類命運的邪惡勢力！為此必須約束、限制、利用資本，使其只能發揮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積極作用。必須有行之有效的嚴肅法律制度，依靠人民嚴格對資本的監管”；

　　4、任正非、盧作孚、陳嘉庚、胡雪巖等人如果在國企，很難有用武之地。【“如當今撐起國家科技革命大旗的任正非等，又如民國時為抗戰作出巨大貢獻的盧作孚、陳嘉庚，晚清助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胡雪巖。這些愛國企業家因有其所掌控的企業力量方能大展宏圖建功于國家民族。如無這些自己掌握的公司商號，他們則很難有用武之地。（假如他們都在國企，憑其性格人格，很難在官場脫穎而出作到老總，就是當了老總也長不了。）”】

　　楊文還有其他的一些觀點，比如對計劃經濟、工農剪刀差、農業發展等問題的看法，都存在著謬誤，筆者不再一一列出，以后寫文章再與楊芳洲探討。

　　筆者本文僅就上述的4個觀點與楊芳洲探討。

　　一、剩余價值論

　　《資本論》在它問世的那天起，就遭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政治家的最猛烈的批評與攻擊。根據史玲《馬克思恩格斯對各種誤讀《資本論》觀點的批判》：

　　“19世紀70年代至恩格斯逝世期間，講壇社會主義者攻擊《資本論》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轉形”問題等”

　　“在第二國際時期（1889—1914年），尤其是恩格斯逝世后，《資本論》乃至馬克思主義理論遭到了嚴重誤讀。這些誤讀更多出于自稱馬克思、恩格斯“學生”的理論家。面對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新走向，以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有關勞動價值、剩余價值和平均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的主要理論。”

　　馬克思早就預料到了這種攻擊與否定，他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寫道：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柏修斯需要一頂隱身帽來追捕妖怪。我們卻用隱身帽緊緊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認妖怪的存在。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寫道：

　　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

　　至于楊芳洲所說的“馬克思經典理論最根本的錯誤就是在勞動價值論等量勞動相交換的錯誤基礎上說明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發明，而是他繼承了古典經濟學斯密、李嘉圖的這個錯誤理論”，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寫道：

　　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他確定了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第一個詳盡地闡述了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從而說明了這一過程，而這是他的任何一個前人都沒有做到的；......馬克思還進一步研究了剩余價值本身，發現了它的兩種形式，即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并且證明，這兩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發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決定性的作用。他根據剩余價值理論，闡明了我們現在才具有的第一個合理的工資理論，第一次指出了資本主義積累史的各個基本特征，并說明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可見，在《資本論》出版的那一刻開始，就遭到了各種攻擊與否定。楊芳洲遠遠不是第一人，更不會是最后一人。

　　自稱是恩格斯學生的伯恩施坦——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也旗幟鮮明地否定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正如楊芳洲所做的一樣，只不過楊芳洲更隱蔽一些——不是全盤否定，楊文承認“在雇傭關系中真正剝削壓迫工人的是有政治勢力（或許還有與之勾結的黑惡勢力）背景的權勢老板”。

　　面對批評馬克思學說的人，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中是這樣說的：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種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理論，說什么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結論：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強加給了馬克思，相反的，卻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哪怕是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是這樣感嘆的。

　　楊芳洲可能會以為他與時俱進，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堅持公有制、堅持消滅私有制的人是教條主義。

　　是的，馬列主義必須要發展，但發展的前提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普遍真理）不能變。

　　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帝國主義論、先鋒隊理論等；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所有這些發展都是建立在馬克思基本原理基礎之上的。

　　發展不是否定基本原理，而是根據歷史的發展在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

　　否定基本原理，不是發展，不是繼承，而是修正。

　　比如，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要無產階級通過武裝革命奪取政權，這是原則，絕對不能改變。這個原則如果改變，去走議會道路，這個所謂的與本國實際相結合，不是發展馬列主義，那是修正主義。

　　在無產階級通過武裝革命奪取政權這個原則下，可以有不同的策略，比如俄國走的是城市暴動的方式，而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帶領下走的是與俄國截然不同的策略——農村包圍城市。這就是也各國實際相結合，是發展馬列主義——不僅有城市暴動，還有農村包圍城市。

　　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比如我們做一個紅燒鴨頭，用公鴨、母鴨、水鴨、家鴨都可以，如果用了野鴨，里面的調料不斷變化，烹飪手法不斷變化，這就是發展了紅燒鴨頭。

　　但是，如果將鴨頭換成老鼠頭，那就不是紅燒鴨頭了！這是改變了基本原理，再怎么結合，再怎么發展，也不能將鴨頭（普遍真理）換成老鼠頭。

　　指鼠為鴨不是發展，而是欺詐，是騙子。不將鴨頭換成鼠頭，也絕不是教條主義，而是誠實，是堅持原則。

　　再比如，我們做一個烤羊頭，用山羊、綿羊都可以，后來用了進口澳大利亞羊、新西蘭羊，又加了以前沒有用過的調料，這是發展。

　　但是，如果將羊頭換成狗肉，這是改變了基本原理，那就再也不是烤羊頭了。這就不是發展了，而是欺詐，是騙子。羊頭絕對不能換成狗肉。不在羊頭幌子下賣狗肉，也絕不是教條主義，而是誠實，是堅持原則。

　　再比如，我們做一個熏馬肉，用馬駒、騸馬、蒙古馬、汗血寶馬，都可以，這是與個人實際口味相結合，是發展。

　　但是，如果將馬換成鹿，這是改變了基本原理，那就再也不是熏馬肉了。

　　指鹿為馬不是發展，而是欺詐，是騙子。不將馬換成鹿，也絕不是教條主義，而是誠實，是堅持原則。

　　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各種曉夫們都是改變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他們不是發展馬列主義，是政治欺詐，是政治騙子。

　　楊文也是如此。該文否定《資本論》的剩余價值論，就是在否定《資本論》，就是在掘馬列主義的墳。因為《資本論》就是無產階級的“圣經”（《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恩格斯語），否定了無產階級的“圣經”，不就是在否定馬克思主義，不就是掘墳嗎？

　　二、私營企業不一定存在剝削，要允許私營企業存在，私營企業養活了工人

　　否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巧妙地換成了鹿克思主義。自然就為私營企業不一定存在剝削找到了理論基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為大力發展私營企業找到了“圣經”。

　　楊芳洲不知道是否想過，否定了剩余價值理論，私營企業主沒有占有工人的勞動成果，他的財富是如何增長的呢？貨幣會自己增長財富嗎？實際上，私營企業主財富增長的途徑只有一條：占有工人的勞動成果，也就是剝削。

　　列寧這樣說過：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楊芳洲認為，“對雇傭關系中屬于正常的等價交換”不是剝削。難道私營企業主與工人之間真的存在“雇傭關系中屬于正常的等價交換”嗎？如果是正常的等價交換，他們的財富增長又如何實現呢？

　　楊文還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認為：即使在“公平”的等價交換條件下，資本家也無償占有（剝削）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所以只有徹底廢除雇傭勞動制度，推翻資產階級，才能使工人階級擺脫剝削壓迫而獲得解放。）這就把所有私營企業主全都推到資產階級敵人那邊去了。徹底否定了私營企業。”

　　楊芳洲混淆了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資產階級的政策，他將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等同于對資產階級的剝奪。實際上，對待官僚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采取的政策是剝奪，但對民族資產階級并沒有將他們當做敵人，而是當成人民的一員，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地主是人民的敵人，在沒有徹底改造好之前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對他們采取的政策是改造與贖買，并不是剝奪，中國共產黨一直將民族資產階級當做朋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在新中國處理后擔任重要職務。這怎么就成了“把所有私營企業主全都推到資產階級敵人那邊去了”呢？

　　在私有制的社會，別說是私營企業主，就是蔣介石這樣的大地主、大官僚資產階級的總代表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私營企業主又如何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1955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趁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北京開會的機會，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了陳叔通、章乃器、李燭塵、黃長水、胡子昂、榮毅仁。關于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時間問題，毛主席說：

　　“現在中國正處在大變革時代，社會動蕩不安，農民的個體所有制要變成集體所有制，資本家也要改變其私人所有制，許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其實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的逐漸轉變到新制度去。人們考慮的，不外是一個飯碗，一張選票，有飯吃不會死人，有選票可以當家作主，說文明點就是一個工作崗位和一個政治地位。地主只給飯碗，暫時不給選票，這對地主來說是突然轉變，沒有思想準備的。對資產階級則不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心的目的是要經過一批先知先覺做思想準備，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舊社會連蔣委員長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現在要大家逐漸減少吊桶，改用抽水機，不要吊桶。我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要走向共產主義，就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真正富強的國家。”

　　楊芳洲不知道的是，改造私營企業為公有制企業，實際上在解放私營企業主，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將其視為敵人。只有經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才真正的解放了自己，才是成為了人民的一員，不再“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楊文的這個觀點是為大力發展私營企業鋪路。

　　實際上，楊芳洲這個理論并不新鮮，早在建國初期就有人強調“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秩序呢？就是允許民族資產階級存在，大力發展私營企業。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傳》（下）：

　　劉少奇借用天津市領導人在匯報中提到的“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的說法，向工商業資本家解釋說：“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以后，資本主義剝削是有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剝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們有本事多開工廠多剝削一些工人，對國家人民都有利。”“如東亞毛紡織廠資本家現在剝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辦工廠，剝削兩千人、兩萬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復工就是要求剝削。剝削他，他舒服，不剝削他，他不舒服。不論怎樣講，剝削是事實。但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剝削是有進步性的。能擴大則更好。”（劉少奇在天津市工商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49年5月2日）

　　1951年3月，劉少奇為為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起草了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根據《劉少奇傳》（下）：

　　（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

　　......他幾次明確提出：“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我們在今天是五種經濟合作，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將來是要搞社會主義”。

　　毛主席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提出了批評，根據《毛澤東年譜》：

　　（1953年）2月17日，同李雪峰、李先念、劉子厚、王任重談社會主義問題，并了解武漢市工業、手工業和公私合營情況。毛澤東說：有人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人主張“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對的。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9月上旬審閱修改九月七日排印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修正稿）》（加寫和改寫的文字用著重號標明）。將報告稿的第一部分中關于是否能維持現狀不變的一段話，修改為：“我國是否還有什么別的道路可走呢？或許有人想到一條維持現狀的道路，即既不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是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將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維持下去。這是否可能呢？大家知道，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有一些人就希望永遠保存這種狀態，最好不要改變。他們說：有了共同綱領就夠了，何必還要憲法呢？最近幾年，我們還常常聽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反映了這種維持現狀的思想。”

　　即使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毛主席也認為不能鞏固與發展私營企業，而是要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楊文是將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允許私營企業存在的路線混淆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路線，以此來蒙蔽人民群眾。實際上，楊文販賣的是修正主義。

　　楊文還說“老板干不下去了，企業關門工人也會失業”。這是典型的資本家養活工人的舊調調，早已經被批倒批臭的錯誤觀點。

　　我們想要問楊芳洲，皮帶許的恒大公司關門，難道員工們就要失業餓死了嗎？他們就不會找到工作了嗎？被遺棄的小貓小狗都能夠頑強地生存下去，為什么有人就認為偉大的人民離開了資本家就活不下去了呢？

　　沒有皮帶許，沒有恒大，人們一樣生活下去。但是沒有了工人（員工），恒大一天也活不下去。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狡辯。

　　1956年1月20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踏上了決定性的一步》，看看資本家是如何認識“誰養活誰”的問題：

　　1月20日，燈光輝煌的上海中蘇友好大廈里舉行著一個歷史性的會議：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會場像辦大喜事一樣，懸掛著紅色霓虹燈的大喜字，周圍掛著紅幔。參加大會的資本家代表和家屬們，個個穿著華麗的節日禮服，胸前佩掛紅花，臉上掩不住內心的激動和歡悅。

　　......

　　上海有17萬多資本家和資方代理人參加了這次學習。許多資本家在集會上，在學習小組中，以自己的切身經歷，揭發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人吃人的種種罪惡事實。當然，承認這些事實都是激烈的思想斗爭的結果，也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結果。他們爭執得面紅耳赤，多少人終夜輾轉不能成眠。上海華豐紡織印染廠、力生機器廠資本家強錫麟說：“解放初期，我聽到了工人養活資本家和資本家是剝削者一類名詞，實在不服氣，總想拿棉花塞住耳朵不要聽。”最近，他冷靜地算了一筆賬：28年前他是20元工錢一個月的小職員，現在他是三個廠的大資本家。假如他在28年中一直是20元一月，即使一個錢也不用，全部存起來，也要經過12，567年的積累，就是說要活12，567歲以上，才能辦起這些企業。結果他得出了結論：“事實證明了我所辦的企業是從剝削而來的。所謂辛辛苦苦，克勤克儉，只不過是竊取剩余價值的代名詞。”

　　1952年4月21日，《人民日報》的報道《上海市“五反”運動的一個重大收獲 六十萬私營企業職工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看看工人是如何認識“誰養活誰”的問題：

　　上海市私營企業的職工，在上海解放后，經過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等運動，覺悟程度不斷提高，但由于他們長期地受著資產階級的欺騙和剝削，特別是三年來資產階級用各種卑鄙的手段阻礙工人參加社會活動和工會活動，并以小恩小惠來分化工人，有一部分職工仍然存在著各種糊涂思想。“五反”運動前，在老工人和女工中間存在著“生產是為了老板”，“老板是福根，工人是苦命”，“老板賺銅鈿養活工人”之類的糊涂思想。他們平時只管自己做工拿工錢，不問政治。但是在“五反”運動中，這許多工人也普遍地發動起來了。全市有四十萬職工投入了訴苦運動，從而認識了“誰養活誰”的真理。特別是當他們看到了被檢舉出來的資本家的各種非法罪行時，無不憤怒萬分。九三梭子廠老工人袁百起說：“我在‘五反’運動前總以為資本家會賺錢，比我們做工的高一等。這次工人揭露了他的‘五毒’，使我醒了過來。我做了十幾年工，做得彎腰曲背，仍是兩手空空，老板成天搖搖擺擺，從一爿廠發展到幾爿廠，還挖空心思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我為什么再不和他劃清界限呢？”

　　要記住，是羊養活了狼，而不是狼養活了羊。

　　還要記住，養豬的人是為了殺豬，是豬養活了養豬的人；養奶牛的人是為了擠奶，是奶牛養活了養牛人，而不是相反。

　　鼓吹私營企業主給了工人們生路，是工人們的衣食父母的，要么是奴才主義，要么是恩賜主義，要么是麻痹無產階級，或者是二者三者兼而有之。私營企業主不是無產階級的衣食父母，而是腐敗特權的衣食父母，是常凱申們的衣食父母。

　　三、新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并不要求消滅資本，而是要消滅妄圖用資本支配、主宰人類命運的邪惡勢力！為此必須約束、限制、利用資本，使其只能發揮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積極作用。必須有行之有效的嚴肅法律制度，依靠人民嚴格對資本的監管。

　　楊芳洲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并不要求消滅資本”。

　　看樣子，楊芳洲將資本簡單地等同于“金錢”“資金”了。資本是什么？表面上，資本確實是“金錢”“資金”，但這只是資本的表象，資本的實質是生產關系，代表了剝削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

　　按照楊芳洲的理論，難道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還要保留“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

　　毫不客氣地講，這是滿嘴跑火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無知。

　　《共產黨宣言》明明白白地寫著：“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難怪馬克思說：“咳，這些人哪怕是能讀懂也好啊！”

　　楊芳洲還說“為此必須約束、限制、利用資本，使其只能發揮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積極作用”

　　資本既然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那么又如何“只能發揮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積極作用”呢？

　　這就相當于說，通過教育、限制、約束，狼可以不吃羊。

　　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不從經濟基礎去探尋答案，而是用夢囈式的幻想作為自己的理論。這樣的結果，無非是在做資本的吹鼓手而已。

　　想要狼不吃羊，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羊團結起來，掌握自己的理論，消滅狼。除此之外，怎么可能又第二種第三種辦法呢？

　　不要以“社會發展了”為理由來試圖否定馬列毛主義，那注定是徒勞的，一定會成為小丑的，一定會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

　　楊芳洲以為通過嚴苛的法律就能控制、約束、限制住資本。但是他不知道，法律到底是為誰服務的呢？

　　我們以越南修正主義為例，他們的法律到底是為越南人民群眾服務的還是為資本、為特權服務的呢？

　　越南經過了“國家股權分制改革，國有企業數量在各方面均呈下降勢頭。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國有企業數量僅為1963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0.3%”，大力發展了私營企業，這些私營企業發展壯大后，必然會在任何一個領域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這時，越南的法律會是為誰服務的呢？越南的高官及其子女就是這些資本的保護傘或者說就是他們的一部分，你怎么限制呢？

　　看看越修的高官腐敗：

　　2022年以來，隨著有關核酸試劑腐敗、援助包機腐敗在內的防疫腐敗系列案件被逐漸揭露，對此負政治責任的越南政府常務副總理范平明、副總理武德儋辭去黨內職務并被罷免政府職務，時任國家主席、在越共中央政治局中排名第二的阮春福也在2023年1月17日由越共中央批準辭去全部職務。

　　2023年1月17日，在越共中央臨時會議上，阮春福辭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國家主席等職務。

　　越南官方報道稱，阮春福要為核酸檢測等一系列涉及新冠防疫的腐敗案件“負起政治責任”。3月2日，越南國會舉行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488名代表中有487人投下贊成票，武文賞隨即宣誓就職。

　　僅僅一年后，武文賞又因為腐敗下臺。

　　這些人，個個都是權貴，都是越修資本的幕后保護傘，他們掌握著上層建筑——包括法律。

　　《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某人曾經有過這樣的理論：養豬。意思是不要怕資產階級、富農壯大，等到他們“養肥”（壯大）后在殺豬（沒收、剝奪其財產）。養豬論就相當于養一個惡性腫瘤，以為腫瘤小而不在意，想等到腫瘤長大再切掉，此時腫瘤早就轉移了，滲透到各個系統，這時怎么手術切除？當越修私營企業壯大后（壯大的都是越修高官們的后代），越修最終要如何消滅私有制呢？資本家們難道能良心發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越修的“范平明、武德儋、阮春福、武文賞”們能自己放棄嗎？他們的子女愿意立地成佛嗎？

　　越修的“范平明、武德儋、阮春福、武文賞”們就是腫瘤，“范平明、武德儋、阮春福、武文賞”們有千千萬萬，絕不是一個。越修還可能再消滅私有制嗎？

　　列寧說：

　　“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是依靠舊制度的某些殘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過分堅決地掃除舊制度的一切殘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說，要這個革命不十分徹底，不進行到底，不堅決無情。……對資產階級更有利的是要資產階級民主性的種種必要的改革比較緩慢地、漸進地、謹慎地和不堅決地進行，即用改良的辦法而不用革命的辦法進行……要這些改革盡可能少地去發揚小百姓即農民特別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動性、主動性和毅力，因為不這樣的話，工人就會更容易如法國人所說的‘把槍枝從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說，更容易用資產階級革命供給他們的武器，用這個革命給予他們的自由，用清除了農奴制的基地上所產生的民主設施，來反對資產階級本身。反之，對工人階級更有利的是要資產階級民主性的種種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經過改良的道路，而是經過革命的道路來實現，因為改良的道路是一種遷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的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由于這一部分的腐爛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開刀、使無產階級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爛部分的道路，是對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適應的令人作嘔的、卑鄙齷齪的、腐敗不堪的、臭氣熏天的種種設施讓步最少和顧忌最少的道路。”(《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57—58頁)。

　　楊文，就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改良主義，是鹿克思主義，也就是修正主義。

　　四、任正非、盧作孚、陳嘉庚、胡雪巖等人如果在國企，很難有用武之地。

　　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楊芳洲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就以任正非來說吧：

　　1977年10月14日出版的《文匯報》第四版上，有一則非常短的新聞《我國第一臺空氣壓力天平》——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術員任正非在儀表班戰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高精度計量杯準儀器——空氣壓力天平，為我國儀表工業填補了一項空白。……這種儀表是最近幾年剛出現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幾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能制造”。1978年3月，33歲的任正非作為解放軍科技人員的代表出席了全國科技大會。

　　這怎么能說任正非“如果在國企，很難有用武之地”呢？這是以臆測，確切說不是臆測而是謠言來作為自己的論據，這與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偉大成就是一個路數。

　　陳嘉庚，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等職。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因腦溢血突發，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治喪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委員，朱德、陳毅均為治喪委員會成員。8月15日，北京舉行陳嘉庚公祭大會，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敬送花圈。

　　我們再看看榮毅仁，在舊社會，他不過是一個備受官僚資本欺凌的民族資本家。但是到了新中國，他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長、市工商聯副主委；1959年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1978年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相反，胡雪巖在舊社會的結局又是什么呢？根據百度百科：

　　清光緒九年（1883年），其產業受各地官僚競相提款、敲詐勒索而引發資金周轉失靈，受外商排擠，而被迫賤賣，資產去半。最終，胡雪巖被革職查抄家產，郁郁而終。

　　縱觀楊文全文，筆者不禁想到了列寧《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斗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

　　列寧在《怎么辦》中這樣寫：

　　“教條主義、學理主義”、“黨的僵化（由于強制束縛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懲罰）”，——這就是《工人事業》的那些捍衛“批評自由”的騎士們所拼命攻擊的敵人。

　　......由此可見，所謂反對思想僵化等等的響亮詞句，只不過是用來掩飾人們對理論思想發展的冷淡和無能。

　　筆者仿佛看到了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打著馬克思主義大旗，高喊馬克思主義口號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在狂掘馬克思主義的墳。

　　對了，他的身旁還有一堆印著“教條主義”的帽子，準備隨時給我們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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