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問具有實踐品格

　　好的理論要回答時代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堅持實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堅持事實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從長期實踐中總結出的重要經驗。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我們曾經以蘇聯為樣板，結果大片大片地丟掉了根據地，這說明在革命中全盤“蘇化”是不行；同樣的道理，在今天改革開放中，全盤“美化”即以美國為樣板，也是要出事的。只有實事求是才能走得遠，中國能夠走到今天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遵循的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我在做研究的時候，對這一點體會最深。

　　在我看來，實事求是有兩個基本點，一個是唯物論，一個是辯證法。唯物論的出發點就是人得吃飯，辯證法的出發點就是人的能力是有極限和底線的，過了就會走向反面。國家與人一樣也是有生命的，也有“吃飯”問題和能力的底線和極限的問題，既不能“餓死”，也不能“撐死”。國家發展需要消耗資源，這是唯物論，這也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同時國家都有其力量極限，過了這個極限，國家就會出現衰落。這是今天美國走向沒落的除制度因素外的重要原因。由此我提出“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擴張”的命題，這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命題。

　　國家戰略本質上是讓國家長治久安的學問，而不是讓國家為了短期利益或一時義氣而拼命的學問。毛澤東同志說：“‘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這就是說，拼命只是戰役層面上的事，絕不能將它上升到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層面。1937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拼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則根本不干”的原則。由于堅持了這一原則，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中國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昨天英國的麥金德及后來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為自己的國家提供了一整套導致國家為爭地盤而疲于奔命的戰略，結果他們的國家生生被麥克阿瑟、拉姆斯菲爾德之類的“憤青”將軍放倒。今天美國的軍工生產已開足馬力，大批量的產品需要戰爭打開銷路。此時美國的敵人就是時間與和平。因此，在當前中美戰略博弈中，一切李立山式的“飲馬長江”、一賭國運的思路都是不利于中國而有利于美國的。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祖國統一而不是其他，在當前，臺灣問題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主要任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學問是用來解決問題的，解決問題必須帶著“刀子”即工具。治學的目的是把學問變成“刀子”，如果把刀子研究成所謂的“學問”，這樣的治學就失敗了。現在學界有些人“言必稱希臘”，都是把刀子變成學問了，僅靠“之乎者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堅持問題意識，解決問題是治學的正確導向。北宋時期的文化人就是把刀子變成了“無問西東”的學問，于是就有了導致北宋覆滅的“靖康之難”。王明把馬列主義變成學問教條，更是李德在軍事上搞“拼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結果才有了湘江戰役中的重大損失。當時我們出發時的八萬多中央紅軍，突圍后就剩三萬多人了。錯折使我們黨再次找到毛澤東。毛澤東是善于將學問變成解決問題的“刀子”的共產黨人。為此，它還為延安整風寫了篇著名的的文章，題目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他在這篇文章中說：

　　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馬列主義是具有實踐品格的，學問本質也是有實踐品格的。黑格爾說“國家不是藝術品”，也是這個意思。

　　二、“改造我們的學習”

　　好學問決不能“無問西東”它一定是有指向的。研究美國的問題是為了解決當下中國的問題，是為了推進黨的“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拒絕“言必稱希臘”是對的，但前提是要扎扎實實地去把中國問題寫好；我們要寫好中國就必須準確地認識美國。

　　在這方面，光有批評或否定而沒有建設是不行的。我們既要識別并反對敵人用虛無主義解釋我們的歷史，同時也要警惕我們一些同志——可能出于好意——用虛無主義解釋敵人的歷史。用虛無主義反對——盡管方向正確——虛無主義，用唯心論反對——盡管方向正確——唯心論，正如用空氣打空氣、用棉花打棉花一樣，其效果是無力的，在政治是不成熟的，其結果更是有害的——這種不成熟的意識形態斗爭方式對于蘇聯的解體要負有很大的責任。因此，不唯上，只唯實，用馬列主義觀察問題，堅持唯物論、辯證法，形成融合事實求是、中國道路和中國學風于一體的戰略理論體系，對于我們的事業是有益的。

　　恩格斯說,“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黑格爾也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就是說，說不出昨天美國存在的進步性（合理性）即“真老虎”的方面，就說不準今天美國的沒落性即“紙老虎”的本質。一味批評與一味贊揚一樣，都是無力的。否定的前提是肯定，反之亦然。因此，本書對美國的批判，恰恰是從對美國誕生的合理處開始的。肯定即否定。缺點是優點的過度使用。肯定和否定都應當是唯物辯證的存在，這樣得出的結論才可能有說服力。

　　迄今為止的西方戰略理論特別是地緣戰略理論，是為帝國主義擴張服務的，實際上這也是導致美西方國家的戰略理論失敗的原因。歷史上搞帝國的國家沒什么好的結果。西方的地緣政治理論，從麥金德到布熱津斯基，都在無節制地推動國家的擴張，這使得一個又一個帝國垮掉。如果我們在這方面不加批判地學習他們的戰略理論，用“言必稱希臘”的態度構建中國的戰略理論，那一個一個倒下的西方帝國的結局就是前車之鑒。所以我們要對西方的戰略理進行批判性地改造，即在把“嬰兒”留下來的前提下，再倒掉“洗澡水”。

　　改造西方理論是為了發展我們自己，在這方面，唯物論、辯證法，一個都不能少。具本說來就是：有多少資源做多大事，有多少干糧走多遠的路。有了這個思想，地緣政治理論就有了中國化的邏輯起點，“寰球同此涼熱”的理想的實踐就有了哲學歸宿。1935年10月，毛澤東在《昆侖》一詞中說：“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這是毛澤東“不稱霸”思想詩化的表述，目標與資源相匹配是我考慮中國地緣政治理論的一個基本視角，也是我分析美國衰落的基本視角。這個視角使我的國家戰略理論摒棄了其原有的擴張本性并使之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服務。跟身體一樣，有多大體力扛多重的活。許多國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日本等以及今天的美國，都是被自己制定的超出自己能力的目標打倒的。除了制度的天生缺陷，目標設計不當即支出遠遠大于攝入，是導致美國在內的近現代帝國衰落的重要原因。

　　但衰落畢竟不是沒落，衰落是政策不當造成的，而沒落則是制度自身不可彌補的缺陷造成的；衰落的國家調整政策后還可以復興，而沒落的國家則意味著國家生命已行將就木。本書就是在從國力和制度兩個層面研究美國沒落問題的。

　　列寧說，“資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毒辣，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獲取利潤的道路”。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使西方不得不帝國擴張并走向沒落；同樣的道理，一個生氣勃勃的美國今天進入末途，也不是資本家“心腸特別毒辣”，而是美國人建立的這類絕對資本主義（或 稱“原教旨資本主義”）制度使然。美國人太熱愛自由了以至將自由絕對化，結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國自由的力量：為自由而掙脫歐洲，為了捍衛和鞏固革命得來的自由成果又將自由絕對化，結果絕對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將自由所葬送。這樣的結局確實是需要今天的美國人乃至新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反思。20世紀初，列寧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對初處于“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及其運行規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得出相應的結論，那么，對于21世紀初處于“沒落階段”的資本主義及其運行規律，我們仍需要提出我們的分析并得出相應的結論，這是時代對中國學者提出的要求，這當然就是本書的應有之義。

　　三、今天的學問要有新時代的擔當

　　我常想，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21世紀前半葉進行的偉大實踐，在22世紀的孩子眼中將是怎樣的，會不會被今天的那些“言必稱希臘”和忘記祖宗的學者們帶錯了節奏？這就是說，我們這一代學者需要用自己的筆正確反映這個時代本質。黑格爾說得好：

　　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偉大人物的事。誰道出了他那個時代的意志，把它告訴他那個時代并使之實現，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時代的內心東西和本質，他使時代現實化。誰在這里和那里聽到了公共輿論而不懂得去藐視它，這種人決做不出偉大的事業來。

　　偉大的新時代呼喚偉大的事業。今天的知識分子的偉大事業就是認真研究并正確反映這個時代的意志和本質。偉大的時代無疑需要有武功，但也要配之以文治。漢武帝和司馬遷共存的漢朝才是完整的。因此，擔起司馬遷“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使命，深刻地反映我們這個時代，是我們今天知識分子必須擔當的崇高使命。22世紀的人認識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取決于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反映這個時代的深度，我們如果不能把這個時代準確地反映出來，那我們就辜負了我們的時代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總之，今天人們不能回避，當然也是本書直面的“時代問題”就是美國的沒落。今天的美國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當前所表現出的任性、兇惡和殘酷的特征。我們會發現，與美國一同沒落的不僅是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而是我們曾經歷過的一種文明；中國快速發展反映的也不僅一個國家簡單上升，而是已經出現在世界人民視野中“人類文明新形態”。

　　最后，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前，筆者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所提的“美國”概念有特定含義，它是指作為帝國的“美國”，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毛澤東在談到美國的反動性時總是用“美帝國”的概念，他始終是將“美國人民”與“美帝國”區分開來，這是列寧主義的語境。筆者在本書的題目及其全書的論述中都是在這個語境中使用“美國”這個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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