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

　　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話說在1933年11月間，正當蔣介石以重兵“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時候，在福建發生了一件令他非常頭痛的事情。

　　原來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19路軍廣大官兵，正像毛澤東在第4次反“圍剿”前所預料的那樣：“在上海對日作戰受國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內戰。”因此，在“一·二八”事變后被調到“剿共”戰場上19路軍官兵，不愿意再進攻蘇區，紛紛要求抗日救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前所述，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在瑞金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11月20日，蔣光鼐、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發動了“福建事變”，公開宣布反蔣抗日，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府設在福州市。接著，第19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的率領下，在圍剿紅軍的東方前線調轉槍口，向強迫他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反戈一擊。

　　第19路軍有正規部隊33個團，5萬余人，是一支戰斗力很強的部隊。他們控制的福建與中央蘇區東線接壤，如果紅軍和他們聯起手來，不僅東線的威脅就此消除，還可以大大增強對付北線蔣軍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變的發生，第19路軍的倒戈，使處境艱難的紅1方面軍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者。

　　毛澤東聽到這一消息，十分興奮。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變打亂了蔣介石4面“圍剿”蘇區的計劃，紅軍通往蘇浙皖贛的大門被打開了，這是一個實行戰略轉變、粉碎蔣介石第5次“圍剿”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在福建事變的當天，毛澤東與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紅1方面軍的名義，致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與第19路軍，電文中說：

　　“我們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準備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同你們聯合，同你們訂立作戰的軍事協定，以反對與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黨政府。”

　　11月24日，蔣光鼐、蔡廷鍇將所部第19路軍擴編為5個軍，改稱為“人民革命軍”。

　　蔣介石慌忙召開行營軍事會議，從北路軍中抽調9個師，又從滬杭地區抽調兩個師，由蔣鼎文率領，分別由江西和浙江進入福建，鎮壓第19路軍的反叛。

　　這樣，國民黨軍“圍剿”根據地的主攻兵力減少了，減輕了紅1方面軍的正面壓力。毛澤東和朱德幾次去找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商議軍情。毛澤東建議說：

　　留紅5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紅1、紅3、紅7、紅9軍團，向閩浙贛進軍，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創建的贛東北根據地，“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澤東的建議正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蔣介石發動第5次“圍剿”，可以說是集中全國兵力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備空虛。除四川、云南、山西、山東、河北、綏遠幾個省還有地方軍閥的一些部隊外，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幾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戰場上，已經沒有可調之兵，連南京一帶那樣重要城市的防務，也只是靠憲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團隊來維持，蘇浙皖一帶幾乎沒有正規軍。

　　歷史學家曾經評論說：如果按照毛澤東的建議，紅1方面軍主力部隊攻入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是完全可以“縱橫馳騁”的；在援助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時，必將使蔣介石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僅第5次反“圍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國政局如何變化，也都是很可樂觀的。

　　然而，歷史不能假設。

　　朱德贊成毛澤東的建議。但愚蠢的博古、李德卻再一次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博古認為：毛澤東和朱德曾經對福建方面提出的“共同抗日3條件，只是宣傳口號，只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

　　張聞天提出了與博古相反的意見，他說：

　　“3條件既是宣傳口號，也是行動的號召，也是對上層軍官講的。”

　　張聞天主張從軍事上支持第19路軍。他的意見被博古否決了。

　　周恩來也提出：由紅軍主動出擊，殲滅途經江西資溪、閩西北光澤入閩討伐19路軍的蔣介石部隊。他的這一建議也被博古否決了。

　　博古、李德不敢采用毛澤東向敵人后方打擊的進攻型戰略，主要是害怕會因此而失去根據地。他們不但沒有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層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而且還把中間派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李德甚至認為，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比蔣介石還危險，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他們。

　　博古、李德說，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與沖突，使自己轉入反攻與進攻，是冒險的行動。他們還說：紅1方面軍在東線行動，打擊進攻第19路軍的蔣介石部的側后方，是等于幫助了第19路軍這一“最危險的敵人”，無異于喪失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于是，他們把毛澤東的建議斥之為“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

　　就這樣，博古、李德等人又將紅1方面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去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而讓第19路軍單獨去同蔣介石軍隊作戰，使紅1方面軍失去了粉碎國民黨軍第5次“圍剿”的有利時機。

　　11月間，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受毛澤東委托，到瑞金縣蘇維埃政府檢查工作。群眾反映縣蘇維埃政府一些干部利用職權侵占群眾利益，貪污浪費行為嚴重，謝覺哉決定蹲下來認真查一查。經過幾天的清查，一條“大蛀蟲”被揭了出來：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仁達，僅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余款、群眾退回公債谷票款、變賣公共物件款及隱瞞地主罰款等34項，總計合大洋2000余元。

　　謝覺哉將調查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了十分氣憤，說出了那句后來載入《毛主席語錄》的名言：

　　“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很快，毛澤東責令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何叔衡派員核查。唐仁達被押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審判。

　　11月下旬，毛澤東再次離開瑞金，來到中央蘇區有名的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進行調查研究。他每到一個村莊，都住在貧雇農家里，和群眾同吃同住，不允許村蘇維埃政府對他的生活有一點特殊照顧。

　　毛澤東每天帶著檢查團的工作人員下地幫助群眾生產，利用飯前飯后地頭田邊休息時間進行調查工作。夜晚，他就和好多群眾，特別是老人，守著一盞燈，一談就是半夜。

　　在調查中，毛澤東特別留意才溪鄉與長岡鄉工作的不同之處，尤其是他們的成功經驗。他把調查的重點放在了鄉的代表會議、選舉、鄉蘇維埃下的委員會、擴大紅軍、經濟生活、文化教育等7個方面。

　　1933年12月初，福建的第19路軍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按照《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及共產黨領導人的口頭承諾，請求紅1方面軍主力東調，與第19路軍聯合作戰。

　　12月5日，中共中央局發布了《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告全國民眾書》中說，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沒有什么區別，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

　　12月上旬，蔣鼎文奉命率領的兩個師從南豐以南向閩西開進，紅1軍團就在附近休整。國民黨軍的移動情況，紅1軍團的指戰員們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中共中央局不讓出擊，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國民黨軍的這兩個師，在眼皮子底下開過去了。

　　12月15日，毛澤東離開才溪鄉，回到瑞金。他伏案奮筆疾書，寫下了兩個長篇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即《鄉蘇工作的模范（一）——長岡鄉》；《才溪鄉調查》，即《鄉蘇工作的模范（二）——才溪鄉》。

　　毛澤東總結出一個重要的經驗，一個深刻的道理，就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長岡鄉調查》中寫道：

　　“無數的下級蘇維埃工作同志，又在許多地方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的方法，他們與群眾打成一片，他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實現，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而是要依靠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動員群眾的領域。這是上級蘇維埃人員的一種責任。”

　　“現在上級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我們遇得著這樣的情形：發得很多的命令與決議，卻不知道任何一個鄉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同志們，這是不行的，這是官僚主義，這是蘇維埃工作的障礙。”“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

　　毛澤東在《才溪鄉調查》中，關于鄉代表會議、選舉、鄉蘇維埃下的委員會、擴大紅軍等方面的情況，他寫道：

　　“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勝于歷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

　　長岡鄉全部青年壯年男子16歲至55歲有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有320人，占79%。上才溪全部青年壯年男子16歲至55歲有554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壯年男子有765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有533人，占了70％。毛澤東非常驚訝地寫道：

　　“擴大紅軍多得很呀！長岡鄉青年壯年男子百個人中有80個當紅軍去了，才溪鄉百個人中有88個當紅軍去了。”“這樣大數量的擴大紅軍，如果不從經濟上、生產上去徹底解決問題，是決然辦不到的。只有拿經濟上的動員配合著政治上的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達到如像長岡鄉、才溪鄉一樣的成績。”

　　毛澤東在領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運動中，感到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解決農村中勞動力缺乏和耕畜農具不足的問題。他在長岡鄉的調查中，高興地看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好辦法——勞動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他向全蘇區廣大農村推廣介紹說：

　　“勞動互助社的工作，就是優待紅軍家屬、社員互助與幫助孤老。它在農業生產上偉大的作用，長岡鄉、才溪鄉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才溪鄉在青年壯年男子成群地出去當紅軍、做工作之后，生產比暴動前增加了10％，荒田開盡，進而開山，沒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沒有種植，群眾生活有很大的改良，“即因為他們把這個問題很好地解決了。”

　　“根據群眾的意愿，以村為單位統籌生產，一切地方都可實行，特別在擴大紅軍數多的地方。必要時還可以鄉為單位，甚至以區為單位統籌。”“耕田隊可以合并到勞動互助社，使組織上統一起來。”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動員女子參加生產。“長岡鄉提出了‘婦女學習犁耙’的口號，女子已是成群地進入生產戰線中，證明有組織地調劑人工與推動女子參加生產，是不可分離的任務。”

　　此時在中共中央局內分管政府工作的張聞天，看到毛澤東又是下鄉調查，又是寫總結，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幾個區的工作人員開調查會，與他們一起商討區對鄉的領導問題，爾后寫出了《區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文。

　　人民委員會將毛澤東的兩個調查報告定名為《鄉蘇維埃怎樣工作》，與張聞天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放在一起，出版了一個合訂本。有人當面稱贊張聞天寫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張聞天就笑著說：

　　“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啊！”

　　12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臨時中央政府委員會會議，聽取了中央工農檢察部關于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唐仁達貪污案的匯報。會議決定，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藍文勛給予撤職查辦的處分，給予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楊世珠以警告的處分。

　　爾后，最高法庭判處唐仁達死刑，立即執行，并沒收其財產。

　　12月間，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第二十六號）。《訓令》中說：

　　“為了嚴格懲治貪污及浪費行為，特規定懲罰辦法如下：

　　1、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利用自己地位貪污公款以圖私利者，依下列各項辦理之：（甲）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乙）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監禁。（丙）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監禁。（丁）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

　　2、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因玩忽職務而浪費公款，致使國家受到損失者，依其浪費程度處以警告、撤銷職務以至1個月以上3年以下的監禁……”

　　后來在懲治貪污浪費運動中，發現于都縣的貪污案件特別多，幾乎各級機關都有，貪污分子由縣蘇維埃政府主席、部長到鄉代表，貪污已經成為一種風氣。貪污種類有很多，有造假賬冒領公款的，有貪污公款做生意的，也有吞沒公款的，還有貪污公物的。

　　根據群眾舉報，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派出工作組，由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親自帶隊前往于都縣，很快查清了該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強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縣委書記劉洪清帶頭拉股做生意牟利；軍事部長劉仕祥等人造假賬、假收據，冒領總供給部動員費410余元；組織部長高興贊拿公家保險金做生意；少共縣委書記騰瓊等貪污公款及群眾捐助買飛機的100多元大吃大喝；縣勞動部長貪污保險金；縣財政部副部長竟私開出口證偷瞞關稅等，全縣共查出貪污案件23起之多。法庭審理后，劉仕祥等5人被判處死刑，予以槍決；其他犯有貪污行為的干部，也都分別受到黨紀政紀和法律的制裁。

　　在于都清查審理中，法庭裁判部宣布了一條原則：各區對于反革命貪污案件，可在當地群眾審判與要求之下當場槍決，不必等縣批準。這樣一來，各區共槍決了12個貪污分子，加上縣里被槍斃的5個，于都縣一下子槍斃了17個貪污犯。

　　關于熊仙璧一案，因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最高法庭遵照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命令，組織最高法庭，以臨時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為主審，何叔衡、羅梓銘為陪審，以梁柏臺為臨時檢察長，對熊仙璧瀆職貪污案進行公開審理，判處其監禁1年，剝奪公民權利1年。

　　利劍高懸，一個個大案、要案得以及時查處，嚴厲打擊，一個個蠹蟲被清除出蘇區干部隊伍，到1934年5月間，中央蘇區各級機關的貪污浪費現象基本上得到了肅清。

　　且說1934年1月6日，瑞金最高臨時軍事法庭對蕭勁光進行公審。書記宣讀控告書后，蕭勁光對黎川之戰辯解說：

　　“我手上的兵都被調走了，敵人是1個軍3個師，我只有70人的一個警衛連，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說也沒有任何人讓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敵人包圍的情況下，才帶部隊撤出，這是什么錯呢？”

　　旁聽的群眾聽蕭勁光如此這般一說，便不再喊口號了。

　　在審判過程中，有人主張殺掉蕭勁光。盡管最終他沒有被殺，還是被判處5年監禁，開除黨籍、軍籍。

　　周恩來在會議上沒有表態。散會后，他立即去找毛澤東，心急火燎地闖入毛澤東的臥室。毛澤東起身相迎，說：

　　“哦，‘無事不登三寶殿’。恩來，看樣子又有什么好消息啰？”

　　周恩來眉宇緊鎖，陰沉著臉說：

　　“我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來向你請教呵！”

　　當毛澤東得知蕭勁光被判了5年監禁，悲憤不已。他對賀子珍說：

　　“打擊蕭勁光就是打擊我，是殺雞給猴看。你去告訴蕭勁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賀子珍奉命前去探視蕭勁光。她含著淚水對蕭勁光說：

　　“毛主席很惦記你，要你保重身子，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毛主席說你沒有錯，黎川失守是‘左’傾主義軍事路線造成的，你應該撤退，黎川撤退做得對。他們審判你是錯誤的。”

　　毛澤東雖然同樣身處逆境，但他還是利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影響，堅決抵制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監禁蕭勁光的決定。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王稼祥也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后來在2月份，蕭勁光被關押1個多月后，毛澤東即將他調到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

　　后來，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1932—1939）》中有兩段話，提及了此事：

　　“蕭勁光在黎川城不戰而棄，博古和洛甫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過時了的游擊戰方法的回潮，認為在蘇區業已鞏固、敵人進行堡壘戰的新條件下，這種過時的方法必然會導致戰略重點、甚至大片地區無法挽回的損失。”“同時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同羅明和蕭勁光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

　　1月15日，毛澤東為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撰寫了一通碑文，他寫道：

　　“在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的偉大戰爭中，許多同志光榮的犧牲了！這些同志犧牲，表現了無產階級不可戰勝的英勇，奠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礎，全中國工農勞苦大眾，正在踏著這些同志的血跡前進，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

　　1月15日上午，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沙洲壩嶄新的中央大禮堂召開。參加會議的除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外，還有各省委的代表。李德作為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

　　六屆五中全會的主要內容是反對毛澤東，批判毛澤東，博古等人早已把他排擠出了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故此沒有通知毛澤東參加六屆五中全會。

　　全會聽取了3個報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張聞天的《中華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陳云的《國民黨區域中工人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

　　李德在全會上作了關于實行“短促突擊”的軍事建議。

　　六屆五中全會是王明“左”傾路線達到頂峰的會議。“左”傾冒險主義者提出，全黨要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把原來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查田運動的路線和政策，又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號召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指責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是“富農路線”。

　　1月18日，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五中全會關于白色區域中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的決議》、《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以及《致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電》、《致德國共產黨電》、《致在獄同志電》、《致工農紅軍電》等文件。

　　全會選出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王稼祥、凱豐（僅有一年黨齡）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中央候補委員。

　　關于全會選舉的政治局委員，目前流傳的資料說法不一，有兩份文獻可資考證：

　　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1933年10月7日從莫斯科發給中共中央和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埃韋特的電文中說：你們關于政治局和書記處組成人員的建議，總的來說，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從你們的名單中取消了候選人盧福坦和羅登賢（此時盧福坦已被捕叛變，羅登賢于1933牟8月29日在南京雨花臺就義，中央蘇區還不了解這些情況——筆者注）。最好讓朱德和顧作霖進入政治局來代替他們。為明確起見，我們重復一下政治局組成人員：莫斯克文（周恩來）、項英、布林斯基（任弼時）、波戈列洛夫（博古）、趙容（康生）、廖陳云（陳云）、張國燾、毛澤東、王明、伊思美洛夫（張聞天）、鄧發、朱德和顧作霖。中央書記處可以由3人組成，但考慮要到各處去，我們建議由以下5人組成：莫斯克文（周恩來）、項英、王明、張國燾和波戈列洛夫（博古）。請盡快討論并告訴我們。你們有沒有不同意見或新的建議、補充人選或其他人選，你們是否認為中央組成需要增補新的有威信的軍隊和蘇維埃領導人。請電告。政治委員會。

　　2、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埃韋特1933年11月4日給皮亞特尼茨基和康生（康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分管組織工作——筆者注）的電報中說：中央告知：同意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組成人員，但是我們建議還設三名候補委員，即斯拉文（李竹聲）、科穆納爾（王稼祥）和劉少奇。書記處，由于缺少王明（指王明不在國內——筆者注），我們建議在前線的張國燾和莫斯克文（周恩來）參加，在首府（瑞金）只有波戈列洛夫（博古）、項英出席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因此我們還建議伊思美洛夫（張聞天）和廖陳云（陳云）（以上兩份資料括號里的注都是后人作的——筆者注）參加書記處。請電告。

　　據此，政治局委員13人說是可信的。他們的排名順序是：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任弼時、陳云、康生、朱德、顧作霖、鄧發、張國燾、毛澤東。

　　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李竹聲、王稼祥、劉少奇。

　　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共7人：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張國燾、陳云。

　　博古任總書記。

　　全會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

　　另外，任李維漢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張聞天為中央宣傳部部長，陳云為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董必武為黨務委員會書記。由凱豐主持團中央工作。

　　1月間，瞿秋白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參加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他與毛澤東在此時此地再次相會，同是天下淪落人，自然是別有一番感嘆。

　　毛澤東還去看望了參加“二蘇”的馮雪峰。一見面，毛澤東就風趣地說：

　　“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只談魯迅。”

　　馮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義烏。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1年起，他先后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3年秋，馮雪峰因叛徒出賣，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將他調到蘇區。馮雪峰于1933年底到達中央蘇區后，被安排在馬列主義學校工作。馮雪峰為人正派耿直。毛澤東通經綸、富文才，對文藝領域也很關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無所不談。這一次，馮雪峰把魯迅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詳細介紹。

　　毛澤東告訴馮雪峰說：他很早就讀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干部，許多人看不到，對群眾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

　　毛澤東還說，他想重讀一遍《阿Q正傳》，可惜找不到。他又問魯迅這幾年寫些什么東西？馮雪峰向毛澤東扼要介紹了魯迅的一些雜文，并說，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不解地問：

　　“為什么？”

　　“擔任人民教育委員會主席。”

　　“誰主張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張，只是隨便說說。”

　　“這些人，真是一點也不了解魯迅。”

　　馮雪峰聽毛澤東如此說，便將魯迅不想離開上海、也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他的崗位上總能打它一槍兩槍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很感動。他說：

　　“這才是真正的魯迅。”

　　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前夕，預備會決定：由毛澤東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報告，由朱德作軍事建設報告，由林伯渠作經濟建設報告。

　　關于蘇維埃建設的報告，毛澤東提議由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又名吳黎平）來作，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表示支持。

　　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指示吳亮平，要在報告中強調深入群眾，突出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

　　1月2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開幕。

　　這天清晨6點鐘，沙洲壩響起了幾聲沉悶的炮聲。居民們事先已經從布告中得知，要為慶賀“二蘇大會”放禮炮——僅僅是幾門土炮，所以他們都早早地跑過來觀看。

　　沙洲壩的一片空地成了臨時的閱兵場。在剛剛搭建好的檢閱臺上，站著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朱德、毛澤東等人。

　　紅軍大學的學員們穿著嶄新的斜紋緊袖“列寧裝”和馬褲，8個人一排，在校長兼政委何長工的帶領下，齊刷刷地走過檢閱臺。何長工一聲“向右——看！”學員們的目光全都向右投向檢閱臺上的領導人。

　　彭楊步兵學校的學員們，頭上戴著從國民黨軍隊中繳獲來的清一色的鋼盔，在晨光中閃閃發亮。他們也排列著整齊的隊伍從檢閱臺前走過。

　　閱兵式進行到吃早飯的時候就匆匆結束了，以免引來國民黨飛機來的轟炸。

　　中央大禮堂大門正上方，貼著一排黃色的大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會場里裝飾著紅綠彩旗，一條標語上寫著：

　　“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

　　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補代表有83名，還有1500多人參加了旁聽。一連串的鞭炮聲，拉開了大會的序幕。

　　“二蘇”大會所有的決議，都已經在此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確定了。那期間，毛澤東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如今有名無實的他還得來到大禮堂主持開幕式，致開幕詞。

　　大會選舉75人為主席團成員，他們是：毛澤東 博古 張聞天 項英 吳亮平 劉少奇 凱 豐 蔡暢 曾山 鄧發 王盛榮 范樂春 李維漢 陳云 朱德 周恩來 王稼祥 何長工 王震 滕代遠 宋任窮 馮文彬 董必武 徐特立 梁柏臺 顧作霖 張金樓 汪金祥 譚余寶 成仿吾

　　此外，還有中央根據地、其它根據地和各省市的一些代表。

　　梁柏臺為大會秘書長。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全國工會代表劉少奇、共青團中央代表凱豐、全國紅軍代表朱德，分別向大會致辭。

　　1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4500多字的政府報告。這個報告中的部分內容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題目是：《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說：

　　“只有最無恥的國民黨軍閥，才會在他們自己統治的區域內弄到差不多民窮財盡的地步，還會天天造謠，說紅色區域如何破敗不堪。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目的，在于破壞紅色區域，破壞正在前進的紅色區域的經濟建設工作，破壞已經得到解放的千百萬工農民眾的福利。”

　　“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

　　毛澤東在報告中詳細總結了蘇區經濟發展的成就，指出了發展經濟的方向，同時提出了不少著名的論斷，如：“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他最后說：

　　“在全中國卷入經濟浩劫，數萬萬民眾陷入饑寒交迫的困難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卻不顧一切困難，為了革命戰爭，為了民族利益，認真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爾后，朱德作了紅軍建設決議報告，林伯渠作了經濟建設決議報告，吳亮平作了蘇維埃建設決議報告。

　　會議結束后，張聞天找到他在蘇聯學習時期的老同學劉英，說：

　　“你不是一直想見毛主席嗎？”

　　“是啊，這個人講話生動風趣。你看他今天在報告中講到婚姻法，怕群眾思想不通，就說：‘結婚年齡男的20歲，女子18歲，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著點啊！’說得大家哄堂大笑。”劉英說完又問：“什么時間去？”

　　“我現在就帶你去！”

　　張聞天引著劉英來到毛澤東簡陋的住處，向毛澤東介紹說：

　　“這位是你的老鄉，長沙人。她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現在少共中央局當宣傳部長。”

　　毛澤東聽說是故鄉人，連忙讓座，又叫賀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個人圍著炭火坐了。他操著湘潭話問劉英：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長沙師范。”

　　劉英也是一口長沙土話。毛澤東一聽就樂了，打量著眼前這位個子矮小、比自己年輕12歲、“嬌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樣的小老鄉，略帶驚訝地“咦”了一聲，說：

　　“是嗎？我也是師范的。”

　　劉英說：

　　“你是第一師范，我是女子師范的。我們那兒的老師都是你的同學。比如周以粟、陳章甫啦。我去看周以粟老師時，他向我介紹過你，說你走群眾路線，打仗了解國情，是正確的，現在不是有人說你是……”

　　劉英本來是要說“游擊主義”，可覺得這個詞太刺激了，話到嘴邊改了口：

　　“說你是……不正確嘛！”

　　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和劉英聊著。張聞天一邊伸手烤火，一邊笑瞇瞇地看著兩個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見如故，不時也插上幾句話。劉英稱贊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幽默生動，毛澤東笑笑說：

　　“說話是要讓人家聽的，所以我們說話或者作報告，一定要分清對象。你是學生出身，現在到蘇區來了，要注意，不能學生腔。你的工作對象是工農分子，沒有文化的，對他們講話一定要通俗。現在許多人寫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講話長篇大論，人家聽不懂，這有什么用啊？”

　　劉英覺得毛澤東的話句句說到點子上，受益匪淺。

　　話分兩頭，再說在1934年1月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領導的第19路軍，由于蔣介石在去年12月下旬親赴福建前線，指揮對第19路軍全面進攻，再次請求紅軍主力稍向東移，貼近閩北，給予配合，爭取從中路突破蔣介石的包圍。

　　中共中央“左”傾冒險主義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們遭到蔣介石軍隊重兵“討逆”的艱難處境之際，落井下石，發出了一個《關于爭取十九路軍方針意見》，說什么“閩政府完全倒臺快要到來，我必須更努力在士兵和群眾面前揭穿閩軍政府領袖消極及投降政策”，爭取士兵到我方來。

　　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歸”，先人后輩都蒙羞。

　　毛澤東此時無職無權，已經無能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獻計獻策的份了。在第19路軍節節敗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難之際，他和朱德再次致電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條緊急建議：要他們立即實踐人民民主權利，組織反日反蔣的群眾斗爭團體，武裝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眾，保衛福、泉、漳，肅清第19路軍內部的投降變節分子等等。然而為時已晚了。

　　1月23日，在蔣介石軍事壓力和政治收買下，第19路軍土崩瓦解，“福建事變”的領導人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只好亡命海外。

　　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第19路軍后，還心有余悸地對其北路軍總指揮顧祝同說：他所“最擔心的，是怕共軍由閩北竄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

　　蔣介石的擔心，完全驗證了毛澤東在福建事變發生后所提的建議是何等的英明正確。

　　蔣介石鎮壓了福建事變兩天后，早在1933年12月已改稱為中央紅軍的紅1方面軍馬上就嘗到了苦頭。

　　1月25日，國民黨北路軍第5縱隊羅卓英部4個師，為奪取建寧，分左右2路進駐黎川、建寧之間的戰略據點樟村和橫村。

　　1月27日，羅卓英部又進占了戰略要地邱家隘和寨頭隘。

　　再說在1月27日這一天，毛澤東把《長岡鄉調查》即《鄉蘇工作的模范（一）——長岡鄉》的小冊子，發給每一位到會代表，并在大會上作了結論報告。《毛澤東選集》中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就是這一結論報告的重要部分。毛澤東說：

　　“有兩個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沒有著重注意，我覺得應該提出來說一說。第一個問題是關心群眾生活的問題。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么，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擁護我們。”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墻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么？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毛澤東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工作方法的問題”，他說：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

　　毛澤東最后說：

　　“要造成幾千個長岡鄉，幾十個興國縣。這些就是我們的鞏固的陣地。我們占據了這些陣地，我們就能從這些陣地出發去粉碎敵人的‘圍剿’，去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

　　爾后，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文件；發表了會議宣言；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徽、國旗、軍旗設計稿。國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著鐮刀與錘子，右為谷穗，左為麥穗；上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上面則書著“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國旗是紅色底子，加國徽于其上。

　　1934年2月1日，“二蘇”大會閉幕，選舉新的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175人，候補委員36人。

　　馮雪峰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2月3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云、林伯渠、鄧振洵、朱地元、鄧發、方志敏、李維漢、周月林（女）17人為常委，組成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

　　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

　　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最高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選舉張聞天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人民委員會下設11個人民委員：

　　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鄧振洵為勞動人民委員，高自立為土地人民委員，林伯渠為財政人民委員，吳亮平為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陳潭秋為糧食人民委員，梁柏臺為司法人民委員，曾山為內務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項英為工農檢察人民委員。

　　會議選舉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阮嘯仙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委任董必武為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失去了中華蘇維埃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最高法院院長等全部職務。

　　謝覺哉來到根據地時間不長，不了解內情。他問毛澤東，中央為什么要撤銷何叔衡的職務，毛澤東沒有吭聲；他第二次又問，毛澤東仍然沒有吭聲。謝覺哉忍不住了，便直截了當地說：

　　“主席，中央為什么要整何老頭？何老頭有么子錯？”

　　毛澤東像是怕他繼續追問，一聲不吭，弓著背，緩緩地走開了。

　　由于毛澤東失去了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就離開了對查田運動的領導。后來，在“左”傾土地政策直接指導下的“繼續查田運動”，終因第5次反“圍剿”節節失利而草草收場。

　　在此時的中央蘇區內，毛澤東和瞿秋白的交往比較多。他常常到瞿秋白辦的圖書館讀書，二人對蔣介石即將發動的第5次“圍剿”深表憂慮，經常交換意見，商討革命大計。

　　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合作關系也始于這一時期。

　　“左”傾領導者安排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目的就是以張聞天排斥毛澤東，架空毛澤東。在這之前，在1933年2月開展的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中，張聞天是主要領導者之一；在3月下旬的批判“江西羅明路線”的初期階段，張聞天也曾多次作報告、寫文章。張聞天后來曾經說過：

　　“我一進蘇區，不重視毛澤東是事實，但并無特別仇恨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思，也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關系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爭》報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張和本領，我是不了解，也沒有想去了解過的。”

　　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之后，毛澤東和張聞天經常接觸，相互了解越來越多。毛澤東循循善誘，張聞天作風正派，二人逐漸走向接近。他和張聞天長談了好幾次。毛澤東曾對吳亮平說過，張聞天細心地傾聽了他的談話。張聞天對毛澤東的病十分關切，用手撫摩了毛澤東的痛處，并表示了親切的慰問。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毛澤東和張聞天的觀點和主張也比較接近，他們都認為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了解實際情況，關心群眾生活。有一次，毛澤東親自幫助附近農民挖茅坑，使張聞天很受感動，他對工作人員說：

　　“人家主席還挖茅坑，真是沒有一點架子啊！”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自古道用賢不避仇，舉賢不避親；可“左”傾冒險主義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米夫用王明，王明用博古，博古用凱豐，無不是唯親是舉。這就叫：山頭宗派，無事不怪。任人唯親，焉能不敗？天不佑奸，來者足戒！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