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喬麥（大學學報編輯、現當代文學碩士，在讀社會學博士）

　　與談人：朱亞芳（文學碩士、《左翼文學評論》編輯）

　　小卓（在讀研究生、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秘書）

　　學術指導：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2023年8月8日　　?

　　喬麥：在切入正題時，我們先梳理一下劉繼明的知識分子題材創作。

　　文學界有一個普遍的認識，劉繼明以寫知識分子見長，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創作的文化關懷小說，幾乎都是寫知識分子的，我讀本科和碩士時，看到丁帆先生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主潮》以及其它幾部當代文學史都曾給予過較高的評價。直到今天，劉繼明在新時期文學史上留下印記最深的還是他的文化關懷小說，如《海底村莊》《前往黃村》等，已經成了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他本人也被視為一個具有濃厚知識分子氣質的作家。評論家李云雷認為，在當代文壇，劉繼明和韓少功、張承志是少有的幾位具有思想能力，能夠對思想乃至社會問題發言的當代作家。這個評價應該說是中肯的。亞芳，你怎么看？

　　朱亞芳：我最近在讀《劉繼明文集》，我覺得，如果說“文化關懷”是劉繼明創作的第一個階段，“底層寫作”則可以視為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雖然劉繼明也創作出了《放聲歌唱》《小學徒》和《我們夫婦之間》等一批較有影響的作品，被譽為“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但他本人似乎評價并不高。如何評價劉繼明這一時期的創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湖北大學的陽燕老師曾經在《論劉繼明的新左翼小說》中指出：“如果我們認為劉繼明早期的《海底村莊》、《藍廟》、《前往黃村》等小說以知識精英（詩人、歷史學家、音樂家等文化人）的彷徨和堅守來闡釋和呼應人文精神的價值意義的話，體現出一種濃厚的文化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傾向，在轉向底層敘事的時候，劉繼明的目光開始轉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既關注他們的具體的現實生存，更關注他們的精神困境和心靈掙扎。體制變革、市場經濟給人們的精神與心靈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從單純的苦難展示到深入的精神和歷史開掘，劉繼明的底層寫作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更深遠的境界。”這個分析是精準的，但我稍有不同看法：在所謂的底層寫作時期，劉繼明并不只是寫底層平民，而是延續了文化關懷時期對知識分子的關注，只不過不再像文化關懷時期那樣，將知識分子放在一個封閉的精神空間書寫，而是放到同社會各階層同等的境遇中敘述，以揭示出更加復雜的社會現實。中篇小說《啟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曾經的右派作家如何從啟蒙精英墮落成資本權貴的的過程，發表后被《小說選刊》轉載，還選入了《2012年中篇小說年選》。

　　李云雷曾經撰文分析：“在文學史的脈絡中，1980年代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為 我們塑造了“為人民而受難”的右派知識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種典型的 敘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中表達了對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緒與情感上感到他們不可信任;而進入新世紀后，劉繼明的 《啟蒙》則讓我們看到，這一代知識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環，走向了民眾與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讓這部小說飽滿扎實，它不僅向我們揭示了歷史與現實的“真 相”，讓我們反思精英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更讓我們在歷史的斷裂處重新思考啟蒙的辯證法，重新選擇未來的道路。”

　　正如李云雷所說，《啟蒙》的深刻性就在于，在這一右派敘述模式停止的地方，《啟蒙》開始 了它的講述，并向我們揭示出上述右派敘述模式的裂隙，以及歷史與現實的另一種真相。我覺得，《啟蒙》的深刻性已經遠遠超過了劉繼明文化關懷時期的那些作品。遺憾的是，評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的目光還停留在文化關懷時期，而劉繼明早就走遠了，走到了他們思想所不及的地方。

　　小卓：我補充一點，劉繼明老師的知識分子敘事不僅沒有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在底層寫作階段就停止或斷裂了，而是一直在延續和不斷深化著，《啟蒙》是這種深化的一個標志，再有一個就是長篇小說《人境》。在《人境》之前，劉繼明老師還創作過一部知識分子題材，規模篇幅都很相近的長篇小說《江河湖》，他自己認為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項靜老師寫文章評論過。我認為《江河湖》不僅僅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還是一部轉折性的作品，從個人性向人民性，小我向大我轉折，小說塑造的甄垠年和沈福天兩個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在劉繼明老師的寫作歷程中頗為重要，但也許是由于不久之后推出的《人境》過于出色，《江河湖》被忽略了。

　　有人可能覺得《人境》的著力點并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城鄉社會的變遷，主人公馬垃也不是知識分子，充其量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農民。這種看法不對。知識分子不是一種職業，具有了教授、作家、藝術家等頭銜就自動活獲得的，而是具有一種關懷和思考社會問題乃至人類命運“大問題”的能力。實際上，在關于《人境》的許多評論文章中，許多評論家都是將馬垃當做一個知識分子來分析的。桂琳的論文《從《江河湖》到《人境》：劉繼明的知識分子小說》，將《江河湖》和《人境》放在一起當做知識分子小說進行研究。徐剛先生在《《人境》：重建烏托邦，或知識的反省與決裂》中說：“帶著一種緬懷的情緒追憶青春歲月，于漫長的歷史跨度中全景掃描鄉村與城市，在文學潮流的季節輪換中“以舊為新”，思考中國鄉村向何處去，并以此清理和反省我們的知識以及所謂的知識界，為在歷史大勢之中重建一個世界的愿景作準備，這是劉繼明的長篇小說《人境》的題中之義。”按他的看法，《人境》不僅塑造了馬垃、慕容秋這兩個新型知識分子形象，而且試圖“清理和反省我們的知識以及所謂的知識界，為在歷史大勢之中重建一個世界的愿景作準備”。著名評論家張陵先生在《那個仿佛不不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形象》一文中指出，《人境》中的馬垃同俄羅斯文學中著名的“多余人”很相似。而“多余人”的典型奧勃羅莫夫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他認為：“馬垃這個“多余人”，并不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行動帶有很鮮明的先導特色。如果說，作家最初更多地思考這個人物思辨的意義的話，那么，當馬垃走到現實中，自覺參與到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的國家行動之中以后，這個人物形象的意義就超越了思辨，復歸了我們失去許久的的道德觀，價值觀，賦予了新的時代思想內涵，給我們以良多的啟示。因此，這個人物并不是示弱者、失敗者的形象。事實上，作家開始意識到，馬垃身上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品質，他是我們新生活的啟蒙者。他是一個古典理性主義的騎士，更是改變生活和命運的探索者。由此，這個人物形象的新意和典型性就顯現出來了。”

　　這都說明，劉繼明的知識分子敘事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和高度。

　　喬麥：經過這一番梳理，我們對劉繼明的知識分子敘事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這些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作品，主人公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現的，無論是早期創作如《海底村莊》中的歐陽雨秋，還是《江河湖》中的甄銀年、沈福天，《啟蒙》中的渠伯安身上也帶著“為人民受難”的啟蒙者光環，都像是屈原、范仲淹等古代知識分子那樣忍辱負重、憂國憂民。在新時期文學中，這種敘事模式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劉繼明的知識分子敘事也是這種傳統的一部分，正如前三十年文學對工農兵形象的塑造一樣。但在《黑與白》中，這種敘事模式被顛覆了。《黑與白》雖然不能算是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作品，但其中出現并且著力書寫了一群知識分子，如作為主人公的王晟和杜威，海德格爾研究專家、后來棄教從政的海龜教授郎濤，郎濤之父、文學史研究專家郎永良，數學家、大學校長何首烏，作家李鑫，女作家宋曉帆，大眾藝術傳媒集團總編歐陽培德，副總編張昕，等等。我發現，除了王晟，其他人都是以“反面”或“負面“形象出現的。怎么看這種現象？

　　朱亞芳：知識分子以“反面形象”出現，《黑與白》不是第一次，前面我們談到的《啟蒙》中的渠伯安就是一個。不過大面積扎堆地對知識分子進行負面化書寫，《黑與白》的確是第一次。對于主人公王晟，以及假惡丑集大成者杜威，前面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分析過，這里就不贅述了。值得分析的是郎濤、郎永良、何首烏以及李鑫、宋曉帆，甚至包括業余創作，出版過長篇小說，被毛澤東稱贊是“黨內才子“的老干部宋乾坤，也算得上是半個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們都在前三十年或毛時代挨過整，至少是郁郁不得志。如郎永良、何首烏和李鑫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宋乾坤還被自己的下屬駱正以“叛徒“嫌疑被舉報，吃了不少苦頭。改開后他們苦盡甘來，都成為了精英權貴，經歷和價值立場使他們之間有一種類似于血緣的親近感。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中有一段情節，曾經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的郎永良、何首烏和宋乾坤舉辦家宴，相聚在一起那種水乳交融，親熱得跟一家人似的。宋乾坤鄭重其事地為自己當年把何、郎二人錯劃為右派道歉，發誓要將改革進行到底，郎永良對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出現的樣板戲節目憤憤不已，疾呼“警惕極左回潮”，并提議“建立文革紀念館”，讓人不由聯想到巴金先生的《隨想錄》。還有他們的子女郎濤、宋曉帆、何麗之間的親密關系，讓人感覺到他們之間的精神紐帶已經傳遞到下一代，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同盟關系。小說中，郎濤在父親郎永良的竭力撮合下，與東江大學校長何首烏的女兒何麗結為夫妻，無情地拋棄了真心相愛的栗紅，并且在宋乾坤的舉薦下，棄教從政，官運亨通，一路平步青云，當上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

　　這種權貴家族的聯姻和加盟，是改開后中國社會撕裂和固化的一個縮影。在《黑與白》中，郎濤、宋曉帆以及洪太行這些具有權貴家族背景的“紅二代”“學二代”輕而易舉便進入了社會上層，而絕大多數工農和平民子弟費盡心機也只能在社會低層徘徊，即使像杜威、巴東和路勝平這類人靠出賣靈魂投靠巴結權勢人物終于上位，一旦遇到風險，便會被當做棋子和垃圾一樣棄之如敝屣。王晟、顧箏、栗紅正是在這種殘酷現實面前不斷覺醒的。

　　小卓：上次“三人談”中我們曾經分析過文學作品中改革者形象是怎樣從神話般的英雄逐步坍塌，蛻變為負面形象的，實際上，新時期文學和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知識分子這一角色也經過了同樣的過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中，古華《芙蓉鎮》中的秦書田，張賢亮《靈與肉》中的章永麟等知識分子曾經作為受難者或殉道者的形象深入人心，為塑造新意識形態合法性充當了矯正和俘獲人心的功能。《黑與白》中有一段描寫，宋曉帆在筆會上見到著名作家李鑫后，被他的風度和充滿滄桑感的經歷深深吸引了，兩人很快墜入愛河，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李鑫這樣的右派還是身為知識青年的宋曉帆批判和深惡痛絕的對象。在《黑與白》中，宋曉帆和李鑫可以說是兩個道德敗壞的典型。宋曉帆不僅在政治上隨風搖擺，利用父親宋乾坤的身份追名逐利，而且在個人感情上朝三暮四，下鄉當知青時和工人出身的男知青郭亮戀愛，一回城就斷絕了兩人的關系，在東鋼文工團，又三者插足，跟文革風云人物、東鋼革委會負責人程國軍結了婚，四人幫一垮臺，她便和程國軍離了婚。不久，又和手握文壇大權的著名作家李鑫“相愛”，作品因此獲獎，鬧出緋聞后，在國內文壇呆不住了，兩個人雙雙出了國。在美國，先是李鑫靠杜撰編造政治內幕書籍發財，與別的女人同居，宋曉帆則嫁給了微軟高管、后來成為美國杜克公司“新馬歇爾行動“負責人的臺灣前軍統特務白壽和的兒子白文。用灄水農夫的話說，“真是占盡風光，好事一次也沒落下。“小說對宋曉帆的勢利薄情有一段傳神的描寫：落魄的前夫程國軍為了自己的女婿顧小樂找她幫忙，她請對方喝了一杯咖啡，事后不聞不問，最終顧小樂被判三年徒刑。

　　李鑫這個人物可以看作是《啟蒙》中那個墮落為黑社會老大的著名作家渠伯安的翻版。無論是李鑫還是宋曉帆，都跟新時期文學中常見的知識分子形象大相徑庭。這種由正到反的角色轉換，顯然不是《黑與白》中偶然發生的“事故“，而是中國社會在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八十年代形成的“改革共識“到今天實際上已經坍塌的一種表現。

　　朱亞芳：從文學史脈絡和社會方演變的角度，小卓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劉繼明老師的個人經歷中尋找答案，比如他前幾年同文壇腐敗勢力的斗爭，肯定對他的思想以及對社會的認知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我們如果把劉繼明老師的創作分為文化關懷時期和底層寫作兩個階段，那么，以《黑與白》為標志，可以算作第三個階段。他這個階段包括《黑與白》和大量具有社會批判色彩的時政評論，以乃同文壇腐敗勢力的斗爭，使他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作家變成了一個行動知識分子。

　　我曾經在《黑與白》讀者交流群看到有網友說，《黑與白》中彌漫著一股強烈的灰暗和陰郁的情緒和對知識分子的整體失望。劉繼明曾經不止一次引用托爾斯泰《我不能沉黙》中的一句話：“我希望我對這些人的揭發，有能引起我非常希望的通過某種方式，把我從他們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來，我現在生活在他們當中，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發生在我周圍的罪行的參加者。”從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知識精英群體的極度失望和悲觀。

　　小卓：失望和悲觀是肯定的，但也不盡然。在《黑與白》中，除了這些敗壞失德的知識分子，劉繼明老師畢竟還塑造了駱正、王勝利、老校長這些浩然正氣的人民大眾的形象。這也是《黑與白》被視為“人民現實主義文學”的原因。特別是在結尾部分，王晟的逐漸覺醒和田青青、梁天等年輕一代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讓人于晦暗和沉重中看到一抹亮色。不過，即便這樣的描寫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也可能會被批評是“光明的尾巴”。但正如海南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劉復生在評論《人境》時說的那樣：“某種意義上，這似乎也怪不得劉繼明，在現實尚沒有顯現另類可能性的時候，他也只能在霧霾深鎖中，于終篇處加上一支暗示希望的花環吧。”

　　蕎麥：我看到劉繼明老師最近一條微博：“當今中國的文壇學界都已嚴重犬儒化江湖化，世襲罔替，門閥林立。舉目四顧，很難找到幾個為理想信念寫作和敢說真話的人，所有人都深陷于名利的泥淖不能自撥，明明是為職務升遷或職稱晉級鉆營，卻打著國家民族的旗號，擺出一副道貌岸然、法相莊嚴的模樣，假文藝偽學術大行其道，讓人隔著千里萬里也能聞到一股腐臭的氣味。人們普遍喪失了道德感，是非不分，美丑不辨。這是社會敗落的典型征兆。”從中可以看到他從文化關懷小說時期的文化理想主義者變為今天這樣一個批判知識分子和人民現實主義作家的思想脈絡。他曾經在訪談《寫作是一種韌的戰斗》中說過：“從《人境》開始，我就已經跟主流文學背道而馳，漸行漸遠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包括《人境》在內，我的寫作已經外在于新時期以來形成的那個等級嚴密而僵化顢頇的文學體系，成為了一種類似異物的存在。在歷史虛無主義、現實虛無主義和商業虛無主義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像《人境》這樣無論在形式給還是內容上都充滿了異質性和叛逆性的作品，能夠發表和出版就是奇跡，遑論受到真正的歡迎呢？如果放到現在，也許會跟曹征路的《民主課》一樣，壓根兒就出版不了。”他雖然說的是《人境》，但我覺得對《黑與白》更合適。相對于《人境》，《黑與白》與新時期文學傳統“悖離”得更遠，可以說這是一次重返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實踐。如何評價劉繼明在《黑與白》中的這種顛覆乃至叛逆，對主流文學界來說顯然是一道難題，他們盡可以習慣性地擺出高蹈姿態裝聾作啞，但無法保證以后的人也視而不見。因為，正如劉繼明所說，《黑與白》不但是一部小說，還是一份”時間的證詞“，而”證詞“是很難被抹掉的。

　　好，今天的“三人談“就到這兒，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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