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zhàn)里操勝算;
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zhàn)中殲敵人。”
話說在1930年12月初,紅1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楊岳彬根據(jù)贛西南在肅反中提供的線索,派遣總政治部政務(wù)處處長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和紅20軍指導(dǎo)肅反工作。
李韶九,別號昌喜,又名李柏成,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嘉禾一個殷實家庭,1923年就讀于嘉禾縣甲種師范學(xué)校,后入衡陽成章中學(xué),1926年4月入韶關(guān)湘軍講武堂學(xué)習(xí),1926年9月加入國民革命軍第6軍54團機槍連,隨軍北伐,后任54團指導(dǎo)員。1927年7月,54團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強守備,防止“暴亂”,李韶九隨團駐在南昌市內(nèi)匡廬中學(xué),正好遇上了南昌起義。8月1日凌晨,54團被起義部隊圍殲,李韶九在俘虜營見到了同鄉(xiāng)、起義部隊里的蕭克,并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起義軍,被選送到九江林伯渠主辦的第6軍政治訓(xùn)練班學(xué)習(xí)。1928年,李韶九成為中共黨員,不久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員,剛到任即被國民黨軍隊追捕,輾轉(zhuǎn)到了上海,又被派往長沙從事地下工作,因身份暴露遭通緝,隨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前往常德,任中共湘西特委會委員。不久,他經(jīng)武漢轉(zhuǎn)江西,參與萬安暴動領(lǐng)導(dǎo)工作。1928年春,他奉命到吉安東固李文林創(chuàng)建的江西紅軍獨立第2 團工作,協(xié)助地方黨組織負責(zé)人指揮工農(nóng)革命軍第7、9兩縱隊開展游擊戰(zhàn)爭,1928年夏任第7縱隊縱隊長,1929年冬任江西紅軍獨立第2團團長。據(jù)蕭克回憶,李韶九在這里與李文林等江西紅軍和贛南中共組織的領(lǐng)導(dǎo)人頗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2月,他被任命為由贛西南紅色游擊隊和江西紅軍獨立第2、3、4、5團編成的紅軍第6軍第1縱隊政委。1930年6月,由紅4軍、紅6軍和紅12軍組成紅軍第1軍團,他擔(dān)任軍團前委秘書長。1930年8月,紅1軍團和紅3軍團合編成“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他被任命為方面軍總政治部政務(wù)處處長。
早在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要求中國共產(chǎn)黨“清黨”、“肅反”的指示,發(fā)出了《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并在指示信中嚴厲批評江西省委對“AB團”“沒有引起嚴重的注意”,“說明工作落后”,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積極地擴大反AB團、改組派、第三黨”的斗爭。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壓力,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清黨”、“肅反”運動。
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AB團是什么意思。原來AB團是在大革命時期江西省國民黨黨部中的一些極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組織。AB團的含義是省級組織和縣級組織,后來被譯成英文Anti-Bolshevik,即反布爾什維克。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區(qū)委領(lǐng)導(dǎo)的省工會、農(nóng)會、學(xué)聯(lián),在朱德駐南昌軍官教導(dǎo)團的協(xié)助下,一舉搗毀了AB團組織。
1930年9月,贛西南特委在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壓力下,宣布破獲一起AB團大案。從此,AB團問題又引起了人們的關(guān)注和警覺。1930年11月,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及西路行委書記龍超清等人被以“AB團”的罪名而關(guān)押,經(jīng)刑審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書長李白芳、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為“AB團”首要分子。
總政治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派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和省蘇維埃及紅20軍的。誰知年僅26歲的李韶九此一去竟惹出了一樁天大的禍事。
12月7日,李韶九帶領(lǐng)紅12軍一個警衛(wèi)連來到富田,先后將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段良弼,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行委軍事部長金萬邦,省蘇維埃財政部長周冕和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8位主要負責(zé)人抓了起來。一夜之間,省行委和省蘇維埃從領(lǐng)導(dǎo)到一般工作人員120多人被抓。謝漢昌被迫供出紅20軍174團政委劉敵也是AB團,這時已是8日凌晨。李韶九決定,留古柏、曾山負責(zé)在省行委肅AB團;派陳正人率1個排去抓贛西路行委書記王懷,自己帶一排人,明天押著謝漢昌前往40里外的紅20軍駐地東固,捉拿紅20軍中的AB團。這就為后來的“富田事變”埋下了禍根。
這時候,紅3軍團正逐步向永豐以南的黃陂、小布地區(qū)收縮前進,部隊越進入根據(jù)地中心地帶越見不到群眾,甚至連帶路的向?qū)б舱也坏搅恕4蠹壹娂姳г梗哼@是什么根據(jù)地?連白區(qū)都不如!
原來,江西省行委對毛澤東的軍事方針不滿意,他們說毛澤東的方針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他們的方針同總前委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要“打到南昌去”。于是,他們便對紅1方面軍主力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眾,不要群眾和紅1方面軍主力部隊見面。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又發(fā)生了一件事,幾乎使紅軍主力發(fā)生內(nèi)訌。
12月8日夜晚,紅3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突然送給彭德懷一封毛澤東寫給秘書長古柏的信,信中大意是說:要在審問反革命組織AB團中逼出彭德懷也是AB團,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了。周高潮還交給彭德懷一份近萬言的《告同志和民眾書》。《告同志和民眾書》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同志們、民眾們:黨內(nèi)大難臨頭了!!!毛澤東叛變投敵了”。接下來,《告同志和民眾書》列舉了毛澤東一大串所謂罪狀,其內(nèi)容無非是什么右傾機會主義啦,投降路線啦之類。彭德懷邊看邊問周高潮:
“送信的人呢?”
周高潮說:
“在外邊。”
彭德懷說:
“是一個什么人哪?”
周高潮說:
“是一個普通青年農(nóng)民。”
彭德懷說:
“請他進來。”
彭德懷看完了信件還不見周高潮領(lǐng)人來,心想:“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分裂1、3軍團。看樣子不只送給我一個人,很可能還會送給朱德、黃公略等人。如果真的送給了他們,這是一個最大的陰謀,稍有不慎,將會產(chǎn)生一個最大的不幸!”此時,毛澤東的形象、言行舉止、以及他的一貫方針、政策一一在彭德懷的腦海中閃過。彭德懷懷疑這封信可能是偽造的,是分裂紅軍、分裂黨的一個險惡陰謀。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周高潮才回來說:
“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懷說:
“送信人就走了嗎?”
周高潮說:
“是的。”
彭德懷心里暗暗嘀咕“這樣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來商談,而派這樣一個普通送信人員,既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條,這才怪哩!這更證明是陰謀。如果有人信以為真,后果不堪設(shè)想。”他見周高潮從桌子上拿起信來看,就問道:
“你看怎樣?”
周高潮回答說:
“為什么這樣陰險呀!”
彭德懷說:
“明天9點召開緊急前委會議,討論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團長、政委、主任、參謀長都參加。”
此時已經(jīng)是12月9日凌晨2點了,周高潮說:
“已經(jīng)2點了,是今天9點吧?”
彭德懷說:
“是今天9點。”
周高潮隨即出門去召集會議。滕代遠、袁國平、鄧萍等人聞訊都趕了來,彭德懷將信件遞給他們看。滕代遠說:
“好危險呵!這是一個大陰謀。”
彭德懷把剛才送信的經(jīng)過講述了一遍。大家聽了,都對周高潮起了疑心。因為周高潮是10天前由江西省行委介紹來的,而且他還是一個“立三路線”的擁護者。
此時,總前委駐在黃陂。大家一致認為,這里離總前委太遠,請示是來不及了,又怕發(fā)生意外事變,最好讓彭德懷趕快寫一個簡單宣言,大意是:《告同志和民眾書》是反革命性質(zhì)的;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是陰謀分裂紅軍、破壞粉碎白軍進攻的計劃。宣言同時宣告:1、3軍團在總前委領(lǐng)導(dǎo)下,團結(jié)一致,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總前委領(lǐng)導(dǎo)。
彭德懷立即要來紙和筆,正寫著,滕代遠叫道:
“吃飯哪!”
彭德懷說:
“還有幾個字沒完。”
12月9日上午9時,紅3軍團參加會議的人到齊了,彭德懷把那封偽造信和《告同志和民眾書》讓到會的人傳看。他又把滕代遠、袁國平、鄧萍叫到一邊,商量如何與總前委聯(lián)系。大家商定:由鄧萍安排1個班將彭德懷所寫的那份不到200字的紅3軍團宣言和那些反革命信件送到黃陂總前委去。
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3人再次走進會場,大家正在議論紛紛,有的激動緊張,有的懷疑,綽號“猛張飛”的杜中美大聲說:
“好大的陰謀!”
周高潮宣布開會,彭德懷首先講話。在他講話中間,黃公略也來到了會場,聽了十幾分鐘就走了。會議結(jié)束后,彭德懷問鄧萍:
“公略來干嘛?”
鄧萍說:
“他沒說別的,只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就走了。”
12月10日,紅3軍團開到小布,離總前委駐地黃陂有七八公里。而此時的紅1軍團則駐在離黃陂有30多公里的東山壩。
彭德懷到黃陂來見毛澤東和朱德。朱德把12月8日晚來人送給他和黃公略的反革命信件拿出來讓彭德懷看。毛澤東解釋說,他寫信時連年、月、日也是用中文數(shù)字書寫的,而這些信件中寫的卻是阿拉伯數(shù)字。彭德懷這才明白,所有的反革命信件都是他人偽造的。
事后查明,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等人在12月7日被李韶九抓起來后,贛西南特委委員、贛南西河行委書記叢允中便偽造了這些反革命信件。毛澤東的字體別人很難學(xué),叢允中平日里學(xué)毛體學(xué)得比較像,現(xiàn)在正好派上了用場,可他一不小心還是露出了馬腳。
誤會解除了,彭德懷請毛澤東到小布去講話。于是,毛澤東便在彭德懷陪同下來到小布,在紅3軍團干部會上講了話。紅3軍團的干部們第一次見到了總政委毛澤東。會后,毛澤東握著彭德懷的手說: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謝謝你對我的信任。”
兩天后,毛澤東和朱德、彭德懷等人從先后跑回來的古柏、李韶九等人的報告中,了解到了“富田事變”發(fā)生的全過程。
原來在12月9日,李韶九吃罷早飯,正要動身去東固紅20軍軍部,國民黨軍用飛機來這一帶轟炸,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將不重要的AB團犯人匆匆殺了一批,然后帶上一排人押著謝漢昌奔向東固。
12月11日,李韶九找他的湖南同鄉(xiāng)紅20軍174團政委兼獨立營營長劉敵談話,說明了來意。劉敵與李韶九早就相識,知道他的為人,心想硬頂不是辦法,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韶九,取得了信任。李韶九不僅不把他當作AB團,還要他好好干,示意將來20軍會交給劉敵,并派人送劉敵回獨立營營部。
12月12日,劉敵吃罷早飯,對獨立營政委梁貽和另一個營長張興說出了自己的心事,并肯定說,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干部,這是總前委的陰謀。于是3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可血氣方剛的張興不等請李韶九來便去軍部質(zhì)問。這一去當然是自投羅網(wǎng)。劉敵聞張興被扣,立即與梁貽集合部隊,迅速包圍軍部,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張興,抓住了與李韶九合作的軍長劉鐵超,卻偏偏跑了李韶九。劉敵等擔(dān)心李韶九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負責(zé)人,立即率174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他們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紅12軍一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一批人。此時,陳正人未歸,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
古柏夫人曾碧漪曾在她的回憶文章《我在富田事變中的經(jīng)歷》一文中說:“1930年冬天,古柏秘書長和我從黃陂去富田。那時,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駐富田。我們?nèi)ソ魇√K維埃幫助解決一些新的問題。我們中午到富田。晚上,我們召開了黨的會議。會議不久,突然聽到外面響起了槍聲。我們不知出了什么事。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河西的20軍包圍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我們帶的一個警衛(wèi)班被沖散了。于是我們3人(古柏、陳正人老婆彭儒、我)便從省政府后門跑出來,鉆進房子附近的一個茅草篷里隱藏。”
當晚,段良弼、劉敵等人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指使的,毛是“許克祥第二”。為防止總前委派兵來,紅軍之間發(fā)生沖突,他們決定紅20軍向西開拔,渡過贛江,進駐永陽。
12月13日一早,段良弼、劉敵等人在富田廣場召開大會。被捕者在會上報告了被抓捕的經(jīng)過,控訴了李韶九的惡行。整個會場群情激憤,人們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并張貼了同樣的標語。
段良弼等釋放了誤捕的率閩西參觀團來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并向他道歉。易爾士說,未經(jīng)中央表態(tài),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是錯誤的。段良弼、劉敵等人接受了批評。爾后,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及其余機關(guān)的幾百名干部,隨同紅20軍向贛江以西的吉安縣永陽開拔。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召開擴大會議,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書記。會議建議中央“停止毛澤東總前委書記的職權(quán)”,“開除李韶九的黨籍”、“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變經(jīng)過”,“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萬元給紅校”。
會后,劉敵還給中央寫了一封態(tài)度誠懇的長信,述說事情經(jīng)過,承認自己做錯的地方,懇請?zhí)幏帧?/p>
后來項英于1931年1月中旬受命來蘇區(qū)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并成立了蘇區(qū)中央局。1月25日,蘇區(qū)中央局作出了《關(guān)于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決議》中說:蘇區(qū)中央局在審查李韶九過去工作以后,認為李韶九同志在肅反工作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一般地是在黨當時的錯誤的領(lǐng)導(dǎo)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擴大,甚至違背上級的決定去獨斷專行,以致形成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決定給李韶九以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派到下層做群眾工作。
不久,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三人團”從上海出發(fā),于4月17日來到江西寧都縣青壙村,傳達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改組了蘇區(qū)中央局,依據(jù)中央政治局3月28日《關(guān)于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lǐng)導(dǎo)的反革命暴動,并組成了以周以栗為首的審判委員會。4月18日,遵照項英指示前來參加會議的贛西南特委負責(zé)人和事變領(lǐng)導(dǎo)者渡過贛江,往青壙村走來。他們剛走進青壙村便被一網(wǎng)打盡了。在公審大會上,他們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的AB團。但在會后,“罪魁禍首”劉敵還是被處決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領(lǐng)導(dǎo)人不久也先后被處決。4月19日,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主持的蘇區(qū)中央局向在上海的黨中央報告:“富田事變已被解決。”
此時,備受猜忌和歧視的紅20軍指戰(zhàn)員依然在永陽一帶堅持抗敵斗爭。后來,紅20軍奉“三人團”為首的蘇區(qū)中央局之命向興國、于都一帶轉(zhuǎn)移,接受“整編”。7月中旬,他們一路風(fēng)塵輾轉(zhuǎn)到達于都坪頭寨。吃罷早飯,紅20軍副排長以上指揮員奉命到王家祠堂開會,王明“左”傾路線執(zhí)行者指揮事先埋伏的部隊包圍了祠堂,先是收繳了他們的槍械,然后將他們一個一個捆綁起來,其中包括紅20軍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接著,紅20軍的番號被宣布撤銷。被捕者大部以“AB團要犯”、“反革命”罪遭到殺害。紅20軍余部2000人被編入了紅7軍。
這便是中共歷史上著名的至今眾說紛紜的“富田事變”及其整個處理過程的真相。其間,還有一件事需要交代,就是李韶九和陳毅之間的關(guān)系。
在1931年4月間,陳毅兼任贛西南特委書記。此時李韶九以中央政治保衛(wèi)局江西分局局長身份親臨贛西南“肅反”。這樣,陳毅與李韶九便成為臨時搭檔。天生炮筒子脾氣的陳毅關(guān)于處理富田事變的一些話,引起了李韶九的不滿。他說陳毅“保護AB團”。二人言來語去弄翻臉了。據(jù)李聚奎后來回憶說:有一次,陳毅騎著一匹大白馬去參加總前委擴大會議,路上遇見李韶九。李韶九恭維說:“陳軍長的馬好棒啊!”陳毅瞇縫著眼回答說:“只要我陳毅不是AB團,誰也奪不走我的馬!”蕭克后來也回憶說:“李韶九早已懷疑陳毅,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過不了好久就要有一匹好馬,有條好槍了,這可是個大人物啊!’”陳毅聽了這些傳聞,哈哈一笑說:“老子有好幾條槍,誰敢來!”說話不及,輿論陳毅是AB團的風(fēng)聲越來越大了,陳毅終于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有一天,陳毅被通知去開會,他暗忖此行兇多吉少,說不定一去就回不來了。于是他對妻子蕭菊英說:“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6點鐘還不回來,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這一天,陳毅在會議上倒是沒有什么事情發(fā)生,可在歸途中卻遇到了白匪襲擊,他的馬被打死了,只好和警衛(wèi)員繞道步行,一直到晚上8點才趕到家。哪知到家一看,妻子不見了。原來蕭菊英等到晚上6點鐘,還不見陳毅回來,誤以為他是被當作AB團給抓走了,情急之下竟投井自殺了。
陳毅悲痛異常,含淚寫下了《憶友》詩一首,前有小序云:“余妻蕭菊英不幸失足落井死,草草送葬,夜來為詩,語無倫次,哀哉!”詩中有句云:“人間總比天堂好,記否諾言連理枝。依稀門角見玉姿,定睛知誤強自支。”
有道是禍不單行。陳毅在喪妻之后,還真的被李韶九給抓起來了。后來還是被毛澤東給救了下來。薄一波曾經(jīng)談起過此事:“毛澤東也同我談起過,他說:‘打AB團打得過火了,把陳毅也打進去了’。”陳毅在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小組會上也說過:“李韶九對我說:‘你是AB團,只有自首方有出路。’我寫信報告了毛主席,兩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他說:‘我支持你!’并批準我把那些被打成AB團的同志分別輕重加以釋放。當時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們就把我槍斃了。”
李韶九的結(jié)局也不妙。他在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長征后,被留在江西蘇區(qū)堅持斗爭,1935年春在閩西戰(zhàn)斗中犧牲。這位“肅反大員”31歲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本章前面說到的李文林,則是在1932年5月30日被政治保衛(wèi)局以“重要AB團團犯”罪名而處決了。
回頭再說在1930年12月中旬,毛澤東從古柏、李韶九的報告中得知“富田事變”的經(jīng)過,立即指示吉安縣委書記毛澤覃到東固調(diào)查處理肅反擴大化問題。毛澤覃在吉安縣委婦女部長賀怡的協(xié)助下,深入調(diào)查,釋放了那些被關(guān)押的黨員和群眾,并及時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匯報。
彭德懷鑒于“富田事變”的教訓(xùn),有感而發(fā),向毛澤東敘述了他所處理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的經(jīng)過。這就牽扯到了本傳及本章所提到的井岡山時期的幾個重要人物的命運。
這事還得從1929年2月下旬說起。本傳前面已經(jīng)交代過,袁文才在東固期間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關(guān)于處理“土匪武裝”的文件。他越想越怕,就帶著擔(dān)任紅4軍前委秘書長的劉輝霄等親信,乘夜開了小差,返回寧岡找王佐。
他和王佐會合后,一起找到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與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宛希先與袁文才是至交,得知他擅自脫離了紅4軍,也未深究,只給了他一個黨內(nèi)警告處分,爾后安排他到寧岡縣赤衛(wèi)大隊任大隊長。龍超清、王懷等對宛希先這種處理十分不滿。不久,永新縣委負責(zé)人劉真被捕犧牲,縣委一班人竟借故將宛希先殘忍殺害了。宛希先死后,袁文才感到身單力薄,缺人少槍,很不安全,就聯(lián)合王佐將茶陵縣反動靖衛(wèi)團團總羅克紹活捉了來。原來羅克紹有個30多人的兵工廠,能造槍。為了壯大實力,袁文才對羅克紹故作親熱,親自給他松綁,酒肉款待,還陪他打麻將。寧岡縣委書記謝希安對此大為不滿,提出要殺羅克紹,并將此事報告了龍超清和邊界特委。
1929年底,中央派巡視員彭清泉(原名潘心源,本傳前面多次提到過)到邊界巡視工作。1930年1月18日,彭清泉在遂川縣于田主持召開贛西特委、湘贛邊界特委和紅5軍軍委聯(lián)席會議,對邊界軍事工作作了部署,同時根據(jù)“六大”文件和龍超清等人的匯報,認定袁文才和王佐已和地主豪紳同流合污,便作出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錯誤決定。
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和湘贛邊界特委負責(zé)人朱昌楷、王懷、龍超清等人,以毛澤東的名義要各縣負責(zé)人帶縣赤衛(wèi)隊到永新城參加特委會議。袁文才、王佐接到偽造的“毛委員來信”,就帶一部分隊伍去參加了。彭清泉在會上無端指責(zé)袁文才、王佐“受編不受調(diào)”,“反對分田”,“勾結(jié)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王佐一氣之下和彭清泉吵翻了,二人都把手槍拍到桌子上。
是日晚,彭清泉讓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和王懷等人前往紅5軍駐地安福向彭德懷求援。朱昌楷一行人于深夜時分來到了紅5軍軍部,對彭德懷、滕代遠和鄧萍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說袁文才、王佐在永新縣城聯(lián)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將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tǒng)率,還說王佐在講話時把駁殼槍“啪”的一聲擺在了桌子上。最后,他們還說:在永新城內(nèi)駐的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隊,如不承認這一條,袁文才、王佐有將參加邊界縣以上聯(lián)席會議的干部一網(wǎng)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紅5軍立即出動,挽救危機。彭德懷說:
“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wù)營和5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至于如此嚴重吧。為什么變化這么快呢?”
朱昌楷說:
“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4軍逃回以后挑撥起來的。袁文才在紅4軍政治部看到了‘六大’決議的原文。他逃回后,將那段原文念給不識字的王佐聽,并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
彭德懷說:
“打南雄回來以后,約半個月,有一天近黃昏時,我一個人到王佐處,我想把王佐、袁文才的關(guān)系搞好一點,王佐總是撇開此事。黃昏以后,紅5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王佐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也很緊張,立即把手槍拿出來,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我知道他有懷疑,坐著未動。說,‘這里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同志,你來干嘛?’傳令兵回答說:‘黨代表要我來接你,怕路上有狼呀。’從這個事情來看,王佐多疑是肯定的。”
事發(fā)突然,時間緊迫,紅5軍軍委開了臨時會議,彭德懷和特委共同決定:派4縱隊黨代表張純清和劉宗義帶4縱隊一部分從30里外趕往縣城,守住浮橋,等天明時再和袁文才、王佐談判,弄清情況后再行決定。
第二天拂曉時分,4縱隊一部分人手臂上扎著白帶子作為記號,進城包圍了袁、王駐地,在城東門不遠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朱昌楷闖進臥室用手槍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聽到槍聲,沖出房門,越過東關(guān)城墻逃跑,在涉水渡河時中彈負傷,溺死于水中。
就這樣,正當革命用人之際,毛澤東千辛萬苦費盡心機教育出來的兩位英雄好漢、共產(chǎn)黨員,便如此草率地被彭德懷、龍超清、彭清泉、朱昌楷等人給報銷了,豈不可惜!
這才叫:莽將軍不管他三七二十幾,想殺便殺;
忠烈士遇克星罪在莫須有,說完便完。
在這次事件中,袁文才、王佐部隊的主要骨干大隊長周桂春、中隊長謝華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了。龍超清說這些人不能放,否則他們會為袁文才、王佐報仇的。于是這些干部全都被處死了。
袁文才的妻叔謝角銘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龍等20余人沖出城外逃回井岡山去了。其余300多人在城內(nèi)未動。特委將他們改編為湘贛邊區(qū)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lǐng)導(dǎo)。
毛澤東聽了彭德懷的敘述,這才知道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先后被錯殺,痛惜之至,連呼“殺錯了!殺錯了!”但去日不可追,死者長已矣,為了團結(jié)彭德懷等人,也只有扼腕嘆息的份了,他不無遺憾地說:
“討論‘六大’文件時,不應(yīng)該讓他們參加。”
彭德懷說:
“在4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文才、王佐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4軍跑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袁未回以前,王佐隨5軍行動時,還是表現(xiàn)好的,對5軍是不懷疑的,那次隨5軍到南雄,是王佐自己提出來的,我們未向他建過議,要是王佐過去有懷疑,他就不會隨我們出去。”
事情到此并沒有結(jié)束。袁文才的妻叔謝角銘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龍回到井岡山立刻收攏殘部,舉旗“反水”。從此,井岡山根據(jù)地隨之喪失。后來,紅軍數(shù)次想恢復(fù)井岡山根據(jù)地,一直沒有成功。蕭克曾經(jīng)率紅17師攻到黃洋界山腳下,也只能遠眺井岡山,望而興嘆。直到解放后,人民軍隊才重新回到了井岡山。
前邊已經(jīng)說過,龍超清是在1930年11月在贛西黨內(nèi)肅反中被誣告為AB團首要分子,1931年底在江西廣昌縣被錯殺,距離袁文才、王佐等被錯殺還不到2年。
潘心源則是在1931年以中央巡視員身份赴浙南地區(qū)工作,任浙南紅13軍政委。1931年在浙江省玉環(huán)縣因叛徒出賣被捕犧牲,年僅27歲。
且說在1930年12月下旬,毛澤東鑒于軍情緊急,在黃陂的中排村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第1次反“圍剿”的計劃問題。
在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先后收到了中共中央10月間正式下發(fā)的《中央緊急通告(通告第91號)》和周恩來10月27日為中央起草的致紅軍1、3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經(jīng)在9月下旬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撤銷了李立三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央秘書長職務(wù),結(jié)束了“立三路線”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
中央在指示信中提出,在根據(jù)地設(shè)立蘇區(qū)中央局,以項英為書記。在項英未到之前,可先成立,暫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任命朱德為紅1、紅3軍團總司令。指示信還強調(diào)說,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dǎo),統(tǒng)一集中在中央局。
《中央緊急通告(通告第91號)》和指示信在擴大會議上傳達后,大家的思想更加統(tǒng)一了。毛澤東在擴大會議上作了報告。他根據(jù)國際國內(nèi)、敵我雙方的形勢,詳細分析了紅軍能夠粉碎敵人“圍剿”、奪取勝利的8個條件:
1、國際形勢有利于階級決戰(zhàn),不利于帝國主義。2、國內(nèi)形勢有利于階級決戰(zhàn),不利于蔣介石、魯滌平。3、我們的戰(zhàn)略好,著著勝利。敵人的戰(zhàn)略差,著著失敗。4、我們有群眾配合,敵人沒有。5、我們的兵力是集中的,敵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們的軍隊是團結(jié)的,敵人的軍隊是動搖的。7、我們準備充足,敵人財政恐慌。8、我們得地利,敵人不得地利。
黃陂中排村會議結(jié)束以后,總前委將毛澤東的講話歸納為“8個大勝利的條件”,又制定了《三十條作戰(zhàn)注意》,一齊印發(fā)給根據(jù)地軍民。
毛澤東、朱德和總前委及紅軍總部一同從黃陂的中排、上排轉(zhuǎn)移到小布,分別住在赤坎村新屋下和龔家祠。
12月24日,毛澤東得到消息,譚道源師正在源頭進行拉練,準備向小布前進。小布地區(qū)便于設(shè)伏。毛澤東決定紅軍在小布設(shè)伏,首先消滅譚道源師。
12月25日上午,總前委在寧都小布麻糍石下河灘上召開盛大的“蘇區(qū)軍民殲敵誓師大會”,會議由袁國平主持。在臨時搭起的主席臺兩邊的臺柱上,懸掛著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對聯(lián):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zhàn)里操勝算;
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zhàn)中殲敵人。
毛澤東在誓師大會上作了振奮人心的動員報告,他說:
“今天開的是動員大會,明天早上就要打仗啦!敵人對蘇區(qū)革命根據(jù)地進行圍剿,部隊有湖南的18師,江西的52師。江西的歸魯滌平指揮,湖南的歸唐生智、何鍵指揮。現(xiàn)在蘇區(qū)的群眾封鎖消息,敵人不知道我們在哪里,我們卻知道敵人就在山那邊。”
毛澤東把大手朝前一推,說:
“我們要消滅張輝瓚的18師,它是敵人的精銳部隊,我們要集中優(yōu)勢兵力,把這支部隊打垮,最后粉碎敵人的圍剿。”
毛澤東高聲問道:
“消滅18師,大家贊成不贊成?”
臺下全場的人振臂高呼:“贊成!”
毛澤東又問:
“打不打勝仗?”
大家回答:“打勝仗!”
毛澤東接著說:
“目前局勢是嚴重的,敵人大兵壓境。可是,我們有足夠勝利的條件。是那些條件呢?”
他稍作停頓,然后舉起左手,用右手慢慢地一個一個地按下左手伸開的手指,一共講了6個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條件。他說:
“第一條,我們軍民一致,根據(jù)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這是最重要的條件。第二條,我們已經(jīng)選擇了有利于作戰(zhàn)的陣地,已經(jīng)設(shè)下陷阱,可以把敵人關(guān)在里面打。第三條,我們可以集中兵力,先殲滅敵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敵人吃掉。第四條,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敵人的薄弱部分,挑弱的打。第五條,我們可以把敵人拖得精疲力盡,它就由強變?nèi)趿耍缓笤俅颉5诹鶙l,我們可以造成敵人的過失,乘敵人之隙,加以打擊。由于我們實行了‘誘敵深入’的作戰(zhàn)方針,兩次大踏步的退卻,敵人已經(jīng)鉆進了我們的口袋,敵情、地形、人民條件都已經(jīng)變了。6個條件已經(jīng)具備,勝利就在眼前。”
最后,毛澤東親自領(lǐng)著大家呼口號:
“勇敢沖鋒,奮勇殺敵,多繳槍炮,擴大紅軍!”
“活捉魯胖子,打倒蔣介石!”
會場上軍民們的激情達到了頂點。朱德跳上主席臺,高聲問道:
“同志們,怕不怕死?”
臺下齊聲回答:
“不怕死!殲滅18師過新年!”
殲敵誓師大會后,一份份緊急情報送到了設(shè)在赤坎村龔家祠的紅軍總部:毛炳文部已經(jīng)竄到廣昌;許克祥師經(jīng)寧都、東韶進至洛口;公秉藩師在東固附近與張輝瓚師發(fā)生誤會,混戰(zhàn)一場后,正集結(jié)在永豐、富田,策應(yīng)各方;張輝瓚搶在公秉藩師的前面,進到了永豐的南龍;譚道源師已經(jīng)趕到距小布30華里的源頭,并派出1個團,前進到了距小布十幾里的樹陂。
軍情急,戰(zhàn)事迫。紅軍一切準備就緒,就看首先反擊哪一路敵人了。總前委和總司令部當即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討論作戰(zhàn)方案。有人提出先打兵力較弱的國民黨左路毛炳文、許克祥兩個師,然后由西向東橫掃。
毛澤東聽著大家的意見,反復(fù)考慮著敵我雙方的情況:1、國民黨軍隊不到10萬人,且均非蔣介石的嫡系,總的形勢并不十分嚴重。2、敵軍羅霖師防衛(wèi)吉安,隔在贛江之西。3、敵軍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3個師進占吉安東南、寧都西北的富田、東固、龍崗、源頭一帶。張輝瓚師主力在龍崗,譚道源師主力在源頭。富田、東固兩地因人民受A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并和紅軍對立,不宜選作戰(zhàn)場。4、敵軍劉和鼎師遠在福建白區(qū)的建寧,不一定越入江西。5、敵軍毛炳文、許克祥兩師進至廣昌、寧都之間的頭陂、洛口、東韶一帶。頭陂是白區(qū),洛口是游擊區(qū),東韶有AB團,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許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輝瓚、譚道源、公秉藩3個師集中不易決勝,不能最后解決問題。6、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是“圍剿”的主力軍,譚道源師是“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張輝瓚又是前線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師各約14000人,張輝瓚師又分置兩處,一次打1個師是絕對優(yōu)勢。7、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主力所在的龍崗、源頭一帶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條件好,能隱蔽接近。8、龍崗有優(yōu)良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布就我,則陣地亦好。9、我在龍崗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龍崗西南數(shù)十里之興國,尚有一個千余人的獨立師,亦可迂回于敵后。10、我軍實行中間突破,將敵人的陣線打開一缺口后,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為遠距之兩群。
他待大家充分發(fā)表了意見后,便分析說:
“先打毛、許二師,固然好打,但打了毛、許后,張輝瓚、公秉藩、譚道源3個師就會收縮到一起,再打就難了。這樣,毛、許二師雖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卻不一定能打破。相反,正面敵人之右路3個師,張輝瓚、譚道源兩師是主力,張輝瓚又是前線總指揮,如果打掉了張、譚,就把敵人的800里連營切斷,使之成為遠距離之兩群,敵人的圍剿就打破了。而且,我軍在兵力上也大大超過張、譚二師。”
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先打張輝瓚的第18師或譚道源的第50師。
12月26日凌晨1時,毛澤東、朱德發(fā)出《伏擊進犯小布之敵的命令》。命令紅1方面軍各部于拂曉時分輕裝前往小布埋伏;并規(guī)定:白天不許煮飯,前線指揮員不許騎馬,以求高度隱蔽;待敵脫離源頭陣地,進入紅軍預(yù)設(shè)陣地時出其不意殲滅該敵于運動中。
但是,紅軍各部連續(xù)埋伏了兩天,敵人都沒有出現(xiàn)。原來,譚道源師已經(jīng)集合好隊伍,準備向小布前進,一個反革命分子向譚道源部報告了紅軍設(shè)伏的情況,使譚道源臨時改變了主意。
這正是:布下天羅網(wǎng),要捕大鱉魚。
內(nèi)奸最可恨,投敵破天機。
欲知毛澤東如何改變戰(zhàn)策,請看下一章內(nèi)容。
東方翁曰:江西蘇區(qū)肅反擴大化、“富田事變”以及對紅20軍的錯誤處理,完全是共產(chǎn)國際指導(dǎo)下的中共中央、特別是王明“左”傾路線及其執(zhí)行者們一手造成的惡果。筆者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本章已經(jīng)寫得明明白白了,讀者諸君不可不認真一讀。可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上卻到處充斥著顛倒歷史的史料和文章,那些作者用時空倒錯和張冠李戴的慣用伎倆往毛澤東身上潑臟水。有的說是毛澤東重用李韶九導(dǎo)致了“富田事變”,有的說殺害紅20軍指戰(zhàn)員的是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或者說是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qū)中央局”。更有甚者,一些所謂的史學(xué)工作者還直呼其名,說是毛澤東屠殺了紅20軍指戰(zhàn)員,取消了紅20軍番號。這些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便是糊涂蟲,歷史怎么可以這樣任意篡改、肆意顛倒呢?你即便和毛澤東有天大的仇恨,也不至于良心泯滅以致如斯吧?你們也不想一想,歷史是你們能夠篡改得了的嗎?真真是蚍蜉撼大樹,自不量力!
另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之死,著實冤枉。如果沒有“左”傾路線的錯誤方針,如果在革命陣營中沒有一些人的相互傾軋,如果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一直跟著毛澤東干下去,其結(jié)果不是壯烈犧牲便是新中國的將軍,這是肯定無疑的。毛澤東花費了那么多的心血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終于使他們的隊伍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況且袁文才本來就是共產(chǎn)黨員,王佐也已經(jīng)被毛澤東培養(yǎng)成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怎么能說殺就殺了?在他們死前,既沒有審問,也沒有宣判,就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到閻王那兒去報到了。虧得閻王只是一個傳說,否則的話,袁文才、王佐能不喊冤打官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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