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44年初恩格斯發表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簡稱《大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被馬克思稱為“天才大綱”，它直接促發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寫作。恩格斯對國民經濟學“原本”的批判性研究，直接促發和推動了馬克思從對政治經濟學“副本”的批判研究，轉向了對政治經濟學“原本”的批判研究。恩格斯從“另一條道路”出發撰寫的《大綱》，有力地推進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科學變革進程。從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及其手稿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天才大綱”的直接促發作用。從《大綱》到《資本論》一直升華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活的靈魂：人民的立場、科學的實踐觀、辯證的方法。

　　回顧《資本論》五十余年的創作出版過程，我們既可以看到馬克思艱苦卓絕的精神之旅與壯美人生，又可以看到恩格斯的風雨同行與接續前行，這是他們共同的思想理論長征。進一步追溯與考察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創作的動力之源，我們會發現，恩格斯對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創作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恩格斯的《大綱》直接促發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寫作；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為馬克思提供了英國工人階級大量惡劣生存狀況的第一手感性事實材料，深刻啟發了馬克思對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批判；恩格斯的及時鼓勵和催促使馬克思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創作與出版，并創作出大量待加工完成的《資本論》手稿；恩格斯在“另一條道路”上與馬克思協同奠定了《資本論》創作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基石。其中，再次考察恩格斯《大綱》對馬克思批判、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直接促發作用，對于深入全面理解《資本論》的創作出版、理論傳播，系統具體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恩格斯的重要理論貢獻，以及創新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直接促發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研究從“副本”轉向“原本”

　　為解決自身理論“苦惱的疑問”，彌補自身經濟學理論知識的不足，馬克思最初的經濟學研究是從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入手的，并于1844年8月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馬克思在《萊茵報》任編輯期間遭遇到了對經濟問題、物質利益問題發表看法的理論困難。為解決這一令他“苦惱的疑問”，從1843年夏天到年底，他在克羅茨那赫和巴黎通過批判性分析黑格爾的法哲學，開始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進行批判研究，即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副本”入手展開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此，從哲學到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進路，馬克思和恩格斯后來都曾做過明確的總結。恩格斯后來曾總結道，馬克思獲得“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把正確解讀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道路的密鑰，是“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的。從1844年5月底到8月，馬克思完成了第一個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但直到1932年才首次以德文全文出版。

　　縱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背景和過程，密切聯系在此之前恩格斯創作的《大綱》，我們可以看到《大綱》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直接啟發作用。從小在濃厚的工商業家庭和社會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恩格斯，1837年就開始先后在德國的巴門、不來梅和英國的曼徹斯特等發達工商業城市，從事工商業實踐和社會調研。他酷愛理論學習研究，尤其擅長把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實踐相結合。他對斯密、李嘉圖、薩伊、馬爾薩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的古典與庸俗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對近代發達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踐，對當時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對現代社會主義的認識與把握，都要稍早于馬克思。所以，當他們1842年11月在《萊茵報》編輯部第一次禮貌性會面后，馬克思就邀請恩格斯撰寫英國政治、經濟、工人階級狀況等方面的文章。恩格斯很快撰寫了5篇文章，并發表在馬克思主編的1842年12月份的《萊茵報》上。可見，馬克思非常欣賞恩格斯對現實社會政治問題進行直接深入刻畫的文章及其思想觀點。因此，1843年10月，當馬克思到巴黎與盧格合編《德法年鑒》時，再次向恩格斯約稿。1843年底到1844年1月，恩格斯撰寫了《大綱》一文，并發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鑒》上。正是這篇文章深深震撼和觸動了馬克思，令馬克思深受啟發，有力地促發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說，恩格斯在實際觀察調研基礎上對政治經濟學“原本”的直接批判性研究，直接促發、有力促進了馬克思從對政治經濟學“副本”的批判性思考和研究，轉向對政治經濟學“原本”的批判性思考和研究。

　　馬克思以編者按的方式曾在《德法年鑒》上十分概括地提到過恩格斯《大綱》一文的要點。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借鑒了恩格斯的《大綱》的研究成果，并高度評價了恩格斯的《大綱》、魏特林的著作和《二十一印張》文集中赫斯的幾篇論文，認為其是“德國人為了這門科學而撰寫的內容豐富而有獨創性的著作”。直到1859年，馬克思在回憶自己進行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研究之路時，高度評價《大綱》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

　　從“另一條道路上”，即從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實際調查與理論研究結合中快速成長起來的恩格斯，在轉向唯物主義、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共產主義方面可能要比馬克思略早一些，并直接促發了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論研究的轉變。對于來自恩格斯的思想啟發，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說：“你知道，首先，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1880年5月，馬克思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前言中指出，恩格斯是當代社會主義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1844年發表的《大綱》“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馬克思這一評價是客觀精準的。早在1843年4—5月，在對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的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等重要工商業城市進行考察后，恩格斯發現，英法啟蒙思想家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小冊子在社會下層民眾和無產者中很受歡迎，社會主義成了社會下層民眾和無產者的信仰，即“一個階級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越是比較低，越是就一般意義而言‘沒有教養’，它就越是與進步相聯系，越是有前途”。恩格斯還發現，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家被稱為“十足的無神論者”，“社會主義者則被稱為實踐的無神論者”。從中可見，“社會主義者即實踐的無神論者，這是空想社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樸素形式之間的同一關系”。這也是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的原生態形式。

　　二、直接促發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的科學變革進程

　　恩格斯從“另一條道路”出發撰寫的《大綱》，之所以被馬克思稱為“天才大綱”，是因為其初步明晰解答了困擾馬克思一年來的“苦惱的疑問”，促發了馬克思“下決心去研究政治經濟學”，有力推動了馬克思從哲學、政治學批判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變革進程，促使其寫出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哲學的貧困》等，直接助推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科學演進進程。

　　在《大綱》中，恩格斯站在為廣大工人階級謀幸福的立場和角度，從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最新事實出發，批判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哲學方法論的最新成果，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即國民經濟學的產生發展、歷史作用、基本范疇與理論前提展開了系統性批判，并揭示了其非人道的、為資本發財致富和私有制合法性辯護的本質。進而，恩格斯批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方式、自由競爭與壟斷等內在矛盾所導致的“廣大人民群眾無以為生”“資本和勞動的分裂”“生產分裂”“世界分裂”等種種惡果，并指出定期爆發的商業危機必然會引起社會革命，進而提出要“全面變革社會關系、使對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歸于消滅”。由此出發，才能使勞動成為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產生無法估量的自覺運用的生產力并為大眾造福，真正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

　　恩格斯的“天才大綱”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當前事實出發，以鮮明的立場、科學的觀點、系統的論證方法、全新的思維、透明的筆調書寫出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個文件，超越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各種學說，邁出了創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步。這一“天才大綱”包含科學社會主義的茁壯根苗，以研究私有制和由此產生的競爭為對象和中心線索，“從社會主義的觀點考察了現代經濟制度的基本現象，認為那些現象是私有制統治的必然結果”。《大綱》“試圖對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經濟學的論證”，并且，最初在經濟科學方面，“恩格斯是給予者，而馬克思是承受者”。

　　從1844年1月開始，《大綱》、恩格斯與馬克思日益深入而全面的合作交往，始終促發著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恩格斯在《大綱》中所持的立場、批判與表達的思想觀點、理論研究的方法及其話語的革命等，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認同。馬克思第一部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筆記——《巴黎筆記》（1843年10月—1846年1月）由九本筆記組成，在其第五本筆記的評論和批注中多次反映出恩格斯《大綱》的基本思想，并在1844年上半年寫下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摘要》。這構成了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理論依據，直接作用于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哲學的貧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

　　在馬克思的第一部政治經濟學手稿、最早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即“《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一份粗略的草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我們既可以直接看到馬克思在序言中對恩格斯《大綱》的高度評價，并提到自己的這部著作借鑒了恩格斯的獨創性著作，還可以看到馬克思直接引證恩格斯的思想觀點和話語。如在“筆記本III”中，馬克思說：“恩格斯有理由把亞當·斯密稱做國民經濟學的路德。”通過比較閱讀《大綱》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會發現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持立場、觀點和方法是一致的——他們都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當前事實出發，對國民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批判的理論前提、理論重心、理論術語、事實依據、革命結論、理想路徑等都是驚人一致的。

　　在1847年1—7月，馬克思撰寫并以法文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出版了其首部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哲學的貧困》，批判了蒲魯東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改良觀念，及其唯心史觀與形而上學方法論，闡明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哲學的貧困》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地位，馬克思后來撰文專門介紹了這部著作，指出“該書包含了經過20年的研究之后，在《資本論》中闡發的理論的萌芽”，學習《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可以作為研究《資本論》和現代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入門”。列寧還把《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看作“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頭兩部著作”。

　　馬克思認為《哲學的貧困》是他與恩格斯共同思想觀點的結晶。馬克思在1859年曾撰文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這句話直接告訴我們，《哲學的貧困》的決定性觀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共同見解的一部分，《哲學的貧困》中所闡發的唯物史觀、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和基本思想觀點，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的，是他們共同思想理論觀點的直接繼續發展的結果。

　　對于自己的理論貢獻，始終謙虛低調的恩格斯也曾作出了部分肯定性回應。1847年1月初，馬克思開始創作《哲學的貧困》時，寫信告訴恩格斯要利用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稿中的思想觀點。恩格斯回信說：“我完全同意你從我們的書中引用你所需要的東西。”1885年，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一卷辯護而回擊洛貝爾圖斯對馬克思的誹謗時指出，《哲學的貧困》表明“馬克思自己已弄清了他的新的歷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特點”，已經大大超出了以李嘉圖等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價值理論。同時，恩格斯為《哲學的貧困》一書的德文第一版加了一個注釋，指出其《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關于勞動力價格、工資的觀點被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采用了。而且，恩格斯的《大綱》中提出的對競爭和壟斷相互關系問題的辯證態度，在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這部著作中也得到了詳細論證。

　　恩格斯不但在馬克思逝世后再次編輯出版了德文版《哲學的貧困》，親自撰寫再版序言介紹該書，而且還修改了該書中的一些不準確提法與術語，加入了一些注釋，以使該書所表達的思想觀點更加完整準確，更容易為讀者所理解，進一步擴大了該書的傳播與影響。

　　還需指出的是，恩格斯還是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創作的重要推動者。恩格斯在1842年12月到1844年8月讀過蒲魯東的著作，馬克思1844年7月在巴黎結識蒲魯東。他們都曾對蒲魯東《什么是財產？》一書中的“財產就是盜竊”的觀點表示過贊賞。但他們從1846年5月開始，便與蒲魯東主義產生了全面的原則性分歧。1846年8月，恩格斯到巴黎開展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工作后，就開始與蒲魯東主義展開斗爭，并多次致信馬克思與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批判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錯誤思想觀點，指出了其維護私有制、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本質。而且，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恩格斯還撰寫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的摘要和評論的筆記，隨信寄給了馬克思，并評價蒲魯東的書寫得很糟糕。這讓12月20日后才買到蒲魯東新書的馬克思盡快了解了該書的梗概，加快了馬克思批判蒲魯東主義的步伐。馬克思快速閱讀蒲魯東的新書后，和恩格斯一樣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它整個說來是一本壞書，是一本很壞的書。”

　　三、直接促發馬克思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第一卷

　　流亡到英國倫敦的馬克思，從1851年開始又繼續全力以赴地展開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為從物質上保障和幫助馬克思順利地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完成他們的合伙事業，恩格斯不得不犧牲自己，重回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從事他所厭惡的“鬼商業”。恩格斯對馬克思一家的物質援助、友情支持，為馬克思為報刊撰稿和節省創作時間與精力創造了有利條件，尤其是為馬克思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感性事實材料和初步加工的論證材料。他們之間不斷的思想理論交流，強有力地助推了馬克思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及其大量手稿的創作完成。從《資本論》第一卷及其手稿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大綱》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直接促發作用。

　　1851年，馬克思在英國倫敦研究地租理論時，發現了李嘉圖地租理論的錯誤，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寫信向恩格斯征求意見。恩格斯在1851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贊同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其是完全正確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議馬克思看他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大綱》一文，還敦促馬克思要盡快完成經濟學著作，及時把新的地租理論撰寫成文并發表。恩格斯說：“李嘉圖關于土地肥力隨著人口的增加而遞減的看法，我始終是不信服的，同樣他關于谷物價格不斷上漲的論點，我也從來沒有找到論據……你也許會記得，我在《德法年鑒》上早已用科學耕作法的進步批駁過肥力遞減論……如果能夠把你的論述地租的文章發表在英國的一家雜志上，那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請考慮一下這件事。文章的翻譯由我負責……”

　　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多次引用《大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馬克思為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及本質，說明商品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在論證資本主義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問題時，引證了《大綱》中的一段話：“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只有通過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規律呢？這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無意識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馬克思在說明作為資本的貨幣發生價值增殖的過程時，引證了《大綱》中的一段話：“資本……分為原有資本和利潤，即資本……所獲得的增長額，雖然實踐本身立刻又將這種利潤加到資本上，并把它和資本投入周轉中。”馬克思在說明剩余價值既不能在流通交換領域產生，又離不開流通交換領域，而只是貨幣轉化為資本、剩余價值的一個前提條件時，引證了《大綱》中的一段話：“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間的差別基于下述事實：物品的價值不同于人們在買賣中為該物品提供的那個所謂等價物，就是說，這個等價物并不是等價物。”馬克思在論述人口相對過剩與產業后備軍的累進生產，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時，讓讀者參看恩格斯的《大綱》。

　　1868年1月8日，馬克思致信恩格斯，與恩格斯討論杜林對《資本論》第一卷的攻擊性評論。馬克思在談到杜林對價值規定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時，再次指出恩格斯《大綱》的理論貢獻，即科學指出了私有制下的盲目自發生產與公有制下的自覺自由生產的結果是不同的。馬克思說：“實際上，沒有一種社會形式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節生產。但是，只要這種調節不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直接的自覺的控制——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來實現，而是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動來實現，那么，結局就始終像你在《德法年鑒》中已經十分正確地說過的那樣……”

　　《大綱》一直是恩格斯引以為豪的、無愧于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基性的開篇之作，同時，恩格斯也始終謙遜而中肯地看待自己的理論貢獻。他曾指出《大綱》所闡發的思想觀點并不是很成熟，未能全面徹底地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進行分析時常常作出一些道德上的評論，未能完全徹底擺脫費爾巴哈人道主義哲學思想、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和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因此，1871年4月，李卜克內西要在《人民國家報》上重新刊載這篇文章時，恩格斯在4月13日的回信中堅決不同意，認為其“已經完全過時……這篇文章僅僅具有歷史文件的意義”。原因是，恩格斯認為《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應該把成熟的《資本論》用于實際宣傳，而不應當宣傳不成熟的《大綱》，以免給讀者造成思想混亂，并把自己的想法與決定告訴了馬克思。1871年4月13日，馬克思致信李卜克內西說：“恩格斯要我轉告你，他在《德法年鑒》上的文章現在只具有歷史價值，因而已經不適用于實際宣傳。相反，你應從《資本論》中選登較長的片段，例如關于《原始積累》一章的片段等等。”

　　恩格斯的《大綱》對馬克思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研究和《資本論》創作的影響與促進，得到了列寧的高度肯定：“同恩格斯的交往顯然促使馬克思下決心去研究政治經濟學，而馬克思的著作使這門科學發生了真正的革命。”現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對《大綱》的思想觀點與理論成就褒貶不一，但他們普遍認可《大綱》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德國經濟學家熊彼特雖然認為《大綱》的“成就顯然是很低的”，但他并不否認其對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影響。英國學者西里爾·史密斯認為，恩格斯的《大綱》“對勞動和地租的闡述包括了馬克思后來關于這個主題的萌芽”。美國學者卡弗說，《大綱》“對馬克思產生了巨大沖擊”，“馬克思對恩格斯的文章所做的摘要以若干壓縮的短語預示了他終生工作的方向”。蘇聯學者馬雷什認為，《大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萌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整座大廈的一塊巨大的和非常堅實的石塊。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實行的經濟科學革命變革道路上所邁出的堅定的第一步”。新中國幾代學者也都普遍認可恩格斯《大綱》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影響和促進作用。如學者梅榮政和王沖認為，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首倡者，《大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開篇之作，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觀點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并成為《資本論》第一卷寫作的重要參考文獻。

　　雖然說，《大綱》在個別思想觀點上還不是完善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品，恩格斯和馬克思后來都發現并指出自己早期作品的不成熟之處，但是，這不妨礙《大綱》成為無愧于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基之作，也并不妨礙恩格斯和馬克思青年時代的作品所閃耀的真理光芒與歷史價值。從1844年1月恩格斯的《大綱》到5—8月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他們在對現代經濟問題進行科學論證的同時，也都較多地進行了人道主義的論證，他們也因此共同奠定了《資本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底色：奠定在大量而確鑿事實材料和感性實踐活動基礎上的真理原則與價值原則的統一，成為科學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完整理論體系。這啟示我們：人民的立場、辯證的方法、科學的實踐觀這三者的有機統一，是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不斷書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世界觀與方法論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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