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生產關系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但如果對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哲學發展的不同時期所具有的不同內涵缺乏一個準確的把握，那就不容易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進行準確的界定，甚至還會由此而產生各種各樣的誤解。而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確存在著導致這種誤解的各種誘因，因為馬克思盡管有時候用的是生產關系概念，但他頭腦中想的卻只是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的內涵。而如果因此把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僅僅理解為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那就不僅會看不到馬克思在其思想的最深刻處所具有的生產關系是發展程度最高的交換關系的思想(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7頁)，并由此而無法對歷史唯物主義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運動為基礎的歷史規律論進行科學的評價，而且還會在把交換關系直接界定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礎概念的前提下，把馬克思的哲學僅僅理解為從應有的交往關系的層面對現實的物化的交換關系的批判理論。而實際上，只要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理解水平到達什么程度，他對生產關系概念的內涵的把握能力也就發展到什么程度，那么，在我們面前就能清晰地展現出一幅馬克思生產關系概念內涵的演變史的畫卷。這樣一來，我們就既不會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解讀為交換關系的經驗式展開理論，也不會把它解讀為對異化的交換關系的外在式批判理論。

　　一

　　馬克思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首次運用生產關系概念的。他不僅在論述“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時直接運用這一概念:“封建時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縛于土地所有制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并支配著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系——小規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第15頁)，而且在一段對歷史觀的總結性陳述即“由此可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最初手稿中，也曾運用過這一概念:“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的一定的個人”(同上)。但盡管如此，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此時對這一概念其實并沒有很好地把握:他只是從籠統的一般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角度來理解這一概念的。我們知道，“生產關系”的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消費關系等內容。但應該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不僅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譬如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階段，這種所有制形式就不再表現為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是表現為勞動者失去這種所有權，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占有權;而且，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關系、交換關系等內容也會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譬如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階段，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盡管從表面上看依然是一種交換關系，但它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交換關系，而是表現為資本對雇傭勞動剝削剩余價值的關系，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種關系是由生產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版，第133頁)也就是說，在私有制條件下，隨著交換關系的發展，它必然而且只能在生產關系中實現其自身。應該說，馬克思后來思想中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版，第582頁)的思路，在他此時的思想中還沒有成型。

　　究其原因，這跟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理解水平是直接相關的。此時的他還無法對手工業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大工業之間的區別作出準確的把握。對馬克思來說，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只在于金錢關系或貨幣關系的發展程度之不同而已，而沒有更多的實質上的不同。(參見馬克思恩格斯，第54－59頁)他后來在《資本論》手稿中談到的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與實際上的從屬之間的區別的思想(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1版，第18頁)，此時還沒有出現。也就是說，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的本質其實還沒有完全地把握住。這就使他實際上只是從工場手工業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大工業。因此，他選擇了與亞當·斯密相同的視角，從分工的角度來理解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從交換關系、交往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的發展。而問題恰恰就出在這里。在斯密所處的手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正像日本學者廣松涉所說的那樣:“‘生產’可以說是個人私事，人們是在通過攜帶產品(生產的結果)而相互交往的場面中才開始形成所謂的社會。在此意義上，生產不是‘社會’的本質規定，毋寧說只是在社會的圈外，即作為屬于私人領域的東西被把握。”(廣松涉，第55－56頁)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生產方式便只是小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與協作方式，而所謂的生產關系便只是這些獨立的商品持有者之間的交換或交往關系。我以為，一旦用這樣的視角來解讀19世紀40年代的資本主義大工業，那么，交換關系、交往關系、生產關系等概念之間的邊界必然是不清楚的。赫斯從交往形式的角度來批判貨幣的本質，其原因也在于此，因為對于像他這樣的德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來說，所關注的重點只是市民社會的倫理分裂特征，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歷史性發展的特征。而此時的馬克思盡管在哲學層面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構建上已經達成了，但在對生產關系內涵之解讀這一具體問題上，尚存在著一些遺憾。這就是他為什么在這一文本中對生產關系、交往形式、交換關系、社會關系等概念往往混雜著使用，并且對它們的邊界尚不能十分清晰地劃分的原因。

　　當然，如果跟以前的文本相比，馬克思能夠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生產關系概念(盡管它與交換關系等概念之間的區別尚未被明確地辨析)，這已經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了，因為它標志著馬克思已經能從客觀內在矛盾的角度來思考歷史發展的動力及進程了。而在1844年的相關文本中，這種思路是不存在的。譬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馬克思盡管在現象分析的層面談到了私有者與私有者之間的交換關系，但“物物交換”這一概念并沒有與生產力等概念合作而生發出歷史解讀的新思路，而只是被界定為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馬克思，第172頁)這說明此時的馬克思還只是停留在人性異化的角度來理解市民社會，他還不了解英國式市民社會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以及由其自身的內在矛盾運動所建構出來的對于人類解放的意義。既然如此，他當然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這種交換關系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復雜關系。此時的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時的根據，是“國民經濟學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的和最初的、作為同人的使命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馬克思，第172頁)，而我們知道，在《資本論》中，被馬克思抓住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缺陷是:“不是把生產方式的性質看作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而是反過來，這是和資產階級眼界相符合的，在資產階級眼界里，滿腦袋都是生意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133頁)這兩種解讀思路之間的差別應該說是很明顯的。到了《神圣家族》時期，馬克思在歷史觀的整體思路上更多地偏向了物質生產，并提出了歷史的發源地在于“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版，第191頁)，這的確標志著馬克思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僅指出粗糙的物質生產的重要性還是遠遠不夠的。“物質生產”其實具有十分精細的內容，它除了包括馬克思此時已經關注到的人對自然界的理論關系和實踐關系外，還包括人們在現實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關系等內容。而這后一項內容盡管已經被馬克思注意到了:“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們表現為怎樣的異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會的成員彼此連接起來”(同上，第154頁)，但客觀地說，這種理解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內涵還有一定的距離。事實上，此時的馬克思正處在從對市民社會的倫理批判向對資本主義的科學剖析的轉變過程之中，他還沒有來得及對交換關系背后的生產關系以及貨幣關系背后的資本關系等內容進行深入的研究。這就導致在他的解讀思路中，交換關系的線索還沒有跟自然科學及工業的線索有機地結合起來。于是，“物質生產”在此時馬克思的解讀思路中也只能是粗糙的。到了1845年的文本中，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隨著《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把實踐和社會關系的思路放在改變世界的理論平臺上辯證地統一起來，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才算真正躍升出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生產關系概念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被提出來的。

　　二

　　現在把解讀思路繼續往前推進。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生產關系概念不再是一個遮遮掩掩的概念，而是被作為核心概念提了出來:“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范疇……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7－138頁)馬克思在這一文本的其他很多地方也使用了這一概念。那么，我們是否因此就能說馬克思此時已經完全把握住了生產關系概念的準確內涵呢?我以為不能。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發現，馬克思其實只是從分工關系、貨幣關系等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的內涵的，也就是說，就總體而言，他未超出《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內涵的思想水平。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的核心任務是批判蒲魯東把分工、貨幣等當作固定的、永恒不變的范疇來看待的形而上學觀點，并強調要對這些生產關系范疇的歷史產生過程進行客觀的研究。但問題是，這后一項任務并不是能輕易地完成的。此時的馬克思盡管已經開始了這種研究，但還遠遠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種研究。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馬克思還沒有發現，隨著手工業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轉變，原本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關系會演變成資本對雇傭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或者說演變成資本自身的增殖過程。一旦深入到這一層面，研究者便不再會滿足于對交換關系的關注，而必然會關注資本主義生產的獨特的社會性質。此時的馬克思還沒有到達這一思想水平。他所理解的“生產關系”實際上只是生產過程所置立于其中的社會關系。這種理解不能說是錯的，但卻是太籠統了。由于馬克思此時所假定的理論前提是“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是直接勞動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版，第116頁)，因此，他實際上是以簡單商品流通的社會為現實參照系的。這樣一來，馬克思就不可能把握住資本主義大工業階段的生產關系的最核心內容。在他的腦海中，只可能出現任何的生產過程都無法脫離積累勞動與直接勞動的交換、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等內容。這就是他在這一文本的有些地方依然把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概念混用在一起的原因。

　　當然，我們同時也應看到，由于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引入了比《德意志意識形態》更為強烈的階級對抗的理論線索:“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后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因此，他此時在從交換關系的角度理解生產關系的內涵時，已經不再停留在簡單的交換關系的層面，而是進入到了不平等的交換關系的理論層面，尤其是作為積累勞動的資本與直接勞動的不平等交換關系的層面。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就是上述引文中所說的積累的勞動與直接的勞動的對抗關系。再進一步，由于馬克思此時在經濟學上接受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而李嘉圖闡發勞動價值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所研究的主題，恰好是全部產品在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勞動者這三個社會階級之間的分配法則問題，因而，此時的馬克思把上面談到的那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推進到勞動產品的不平等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事實也正是如此，馬克思在此書的第一章中明確地指出:“把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尺度這種做法和現存的階級對抗、和勞動產品在直接勞動者與積累勞動占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同上，第95頁)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當馬克思此時在思考生產關系概念時，其解讀視域已經深入到了分配關系的層面。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依然從物的維度上把資本理解為積累勞動，而不是從關系的維度上把它理解為生產關系甚至是生產過程的思想前提下，馬克思此時所具有的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與其原來具有的交換關系的理論層面之間，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有等到馬克思開始意識到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分配根源于其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不是其交換的社會性質的時候，他才可能從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中生發出新的理論質點。而這在《哲學的貧困》中是不可能的，因為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重點闡述的是經濟學范疇在整個私有制社會中的形成過程，而不是這些范疇在資本主義階段的變化過程。

　　到了《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和《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情況有了一定的改變。由于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是專論作為資本主義階段的階級斗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即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的，因此，他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涵的理解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在前一個文本中，馬克思盡管沒有直接提到生產關系概念，但透過其對雇傭勞動和資本關系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對生產關系的理解上的思想進步。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我們知道，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解讀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時，借鑒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的思路，把它解讀為積累勞動與直接勞動之間的關系。這種解讀思路明顯地帶有簡單商品流通條件下的交換關系的思路的特點，是僅從物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之本質的結果。而在《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馬克思已經放棄了這種用法，直接把這種關系界定為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7頁)這不可能是一種概念上的隨意替換，而必然是馬克思在勞資關系問題上已經產生的某種新思想的反映。其次，這種新思想就是: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分配關系是現有的雇傭勞動和資本關系的一種必然結果。“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同上)一旦把資本對勞動者的壓榨及其導致的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分配，視為雇傭勞動和資本關系的必然結果，那就向從生產方式而不是交換方式的角度來理解雇傭勞動與資本關系的思路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此文本雖發表于1849年4月，但主要內容在1847年12月的一次講演中就已形成)中，馬克思對勞資關系作了更為詳細的闡述。他明確地反對把資本解讀為積累起來的勞動，并把這種作法視為只見“物”而不見“關系”:“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4－345頁)而且，馬克思還把生產關系的思路與生產力發展的思路結合在一起:      “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同上，第345頁)應該說，這是兩個重要的理論質點:只要馬克思沿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深入下去，就一定會發現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這樣的生產力發展的特定階段，生產資料所有權其實并不表現為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是表現為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分離的條件下的資本對活勞動能力的占有權;由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并不表現為勞動者與資本家相互交換其活動成果的關系，而是表現為資本對雇傭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關系。當然，這對此時的馬克思來說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因為他此時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及其生產關系的理解水平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盡管他已經意識到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以及資本與活勞動的交換是資本保存并增大其自身的前提(同上，第346頁)，但是，由于此時的馬克思在生產資料所有權這一生產關系的最核心內容上還沒有投入足夠的注意力，以及在資本通過與活勞動相交換而保存并增殖自身的內在機制(剩余價值理論)上還沒有獲得足夠清晰的思路，因此，我不認為馬克思此時已經完全脫離了從交換方式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內涵的思路，他至多只是處在這種脫離的過程之中。

　　三

　　馬克思到達倫敦之后，的確加強了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著作及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研究，但必須指出的是，他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及生產關系的深層內涵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究其原因，這恐怕跟當時困擾著英國社會的商業危機之本質的展開過程有很大的關系。19世紀50年代初，困擾英國社會的問題主要是商業危機，而不是以產品市場的蕭條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更不是以制造業的衰退為特征的工業危機。盡管我們可以站在1857年的視角上反觀50年代初的這場商業危機，并把其本質界定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危機，但客觀地說，身處50年代初的馬克思是不容易看到這一點的。這就導致馬克思在50年代初的“倫敦筆記”中雖然以清晰的邏輯分析，對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貨幣制度的缺陷的角度來分析商業危機之本質的觀點進行了有效的批判，但略帶遺憾的是，他本人的思路也受到了商業交換思路的限制，從而使他本已產生的資本通過與雇傭勞動的交換不斷地增殖其自身的觀點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推進。

　　下面以《關于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摘錄、評注、筆記)》為例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顯然還沒有想到從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的角度來說明英國的商業危機，而仍然停留在試圖從商業交換關系的角度來說明這種商業危機的理論層面上。這首先導致他無法正確區分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全部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量之間的區別。在論證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性時，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的財富和資產階級全部生產的目的是交換價值，而不是滿足需要。要增加這種交換價值，只有……增加產品，更多地生產，此外沒有其他辦法。要增加生產，就得提高生產力。但是，隨著一定量勞動——一定數量的資本和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產品的交換價值就會相應地降低，因而加倍的產量只有這個產量的一半從前具有的價值……生產力和商品生產的實際增長，是違背資產階級生產的目的而進行的，價值增長在自己的運動中揚棄自己，轉變為產品的增長，這種價值增長所產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機等等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版，第109－110頁)粗看起來，此處的論證似乎很嚴謹，但其實不然。這里作一個分析:(1)“資產階級全部生產的目的是交換價值”，這種觀點其實是不準確的:如果商品的生產成本與其交換價值相等同的話，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因此，資產階級全部生產的目的應該是剩余價值。(2)“要增加這種交換價值，只有增加產品，更多地生產”，這種觀點是建立在把交換價值不是理解為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理解為可交換的全部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量之基礎上的。只有把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視為固定的，才可能通過增加可交換的商品總量，來增加交換價值總量。否則的話，應該是通過增加單位商品的內含勞動量，而不一定要通過增加商品總量，來達到增加交換價值總量的目的。當然，如果增加的內含勞動量由相應的增加了的工資來抵消，那么，通過這種方式來增加的交換價值對于資產階級來說就沒有意義了。(3)“要增加生產，就得提高生產力，而隨著一定量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產品的交換價值就會相應地降低”，這種觀點又把“交換價值”拉回到了單位商品內含的交換價值的層面上。因為馬克思如果繼續把交換價值理解成可交換的全部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量，那么，提高了勞動生產力之后當然會產出更多的商品，從而也當然會得到更多的交換價值總量。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無法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了。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此處突然又把交換價值理解成了單位商品內含的交換價值量，從而得出了這樣的論證:勞動生產力提高之后，由于單位商品內含的勞動量減少了，因此，它的交換價值也相應地降低了。可問題是:他在此段論述的前半部分是以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固定的作為理論前提的。我們從此處可以看出，商業交換關系的思路的確仍然對馬克思的思想有較大的影響，即他仍然試圖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論證資本主義商業危機的原因及必然性。這在經濟學概念的運用上則表現為馬克思還無法把“交換價值”推進到“剩余價值”的層面上。

　　這種局限性也表現在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對價值余額問題的闡述上。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已經認識到資本通過與雇傭勞動的交換保存和增大了其自身。這種觀點在當下的這一文本中得到了延續，但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發展。馬克思盡管清晰地談到資本家的利潤不是來自于產品與產品之間的交換:“余額不是在這種交換中產生的，雖然只有在交換中才能實現。余額是這樣產生的:工人從花費了20個工作日的產品中，只得到值10個等等工作日的產品”(同上，第140－141頁)，但這種觀點其實只是對《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已經得出的觀點的重復。問題的關鍵是，馬克思雖然已經不把資本與雇傭勞動的交換等同于一般的產品與產品之間的交換，但他對前者仍然是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的。他還不能看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交換關系不是一般性的交換關系，其本質也不是由交換關系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所固有的關系決定的。這使他在談到資本家的利潤時說出了這樣的話:“由此可見，他能在商業中得到100鎊之外的10鎊，只是因為他或另一個工廠主當初在生產中已經創造了這10鎊。這是十分清楚的。”(同上，第139頁)而且，這也決定了他此時對生產關系內涵的理解仍然無法徹底越出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在同時期寫作的《反思》等文本中，馬克思對生產關系的理解水平也是如此(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版，第636－647頁)，這里不擬展開論述。

　　我以為，馬克思真正從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不是交換方式的社會性質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概念之內涵的時間，應該在1857年前后。在1857年11月所寫的《英國的貿易危機》一文中，馬克思實際上對導致上述思想變化的現實背景作出了說明:“歐洲危機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國，但是在英國，正如我們所預見到的，危機的性質已有所改變。如果說，大不列顛對我們在美國出現的崩潰的反應最初表現為金融恐慌，隨之是產品市場普遍蕭條，最后才出現制造業的衰退，如今則最上面是工業危機，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版，第501頁)應該說，正是因為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工業危機而不是商業危機，才使他從根本上轉變了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的思路，并轉向了從真正的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的思路。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都有十分清晰的反映。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對生產、分配、交換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作出了詳細和科學的說明。在談到生產和分配的關系時，馬克思說:“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第36頁)在談到生產和交換的關系時，馬克思說:“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同上，第40頁)這種嶄新的學術觀點決定了馬克思從此之后一定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從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的內涵了。事實也是如此，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從以下兩個層面對私有制條件下生產關系的內涵及其與交換關系之間的關系作出了深刻的解讀:首先，生產關系是交換關系的發展形態，也就是說，從整個私有制社會的發展史來看，“商品世界通過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圍，顯示出表現為生產關系的經濟關系”。(同上，第180頁)譬如，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盡管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因而似乎不應該再被看作交換關系。但馬克思卻不這樣看，他反而認為這是交換關系的最高發展形態，因為這是符合私有制條件下交換關系發展的客觀事實的:“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所進行的交換，完全符合交換規律，不僅符合，而且是交換的最高發展。因為在勞動能力本身還沒有發生交換以前，生產的基礎還不是建立在交換上的，交換只限于以不交換為基礎的狹小范圍，資產階級生產之前的各階段的情形就是這樣……自由交換的最高階段是勞動能力作為商品，作為價值來同商品，同價值相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9頁)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這樣的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經不再僅僅從交換關系的層面來理解交換關系的內涵，更不用說從交換關系的層面去理解生產關系的內涵了。而是相反，他已經從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即生產關系的層面，去理解交換關系的性質了。正是因為在馬克思的視域中，交換關系不再是一種籠統的或者說自為存在的關系，而是被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一種社會關系，所以，盡管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其實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但它仍然符合交換關系的發展規律，因為私有制條件下交換關系的發展規律恰恰是由生產關系的發展規律所決定的，而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最終發展到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的關系恰恰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

　　而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在解讀生產關系概念的內涵時引進了生產力發展的線索:“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不僅在形式上和其他生產方式不同，而且也要以物質生產的全面革命和發展為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6頁)這種思路在以前是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在此文本的第三章即“資本章”的第一篇“資本的生產過程”中，馬克思在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殊規定性“只有隨著特殊的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和在工業生產力的特殊發展階段上，才成為真實的”(同上，第255頁)之后，還特意寫了如下的文字:“一般來說，這一點在以后談到‘勞動和資本的’這種關系時應該特別加以闡述，因為這一點在這里已經包含在關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換價值、流通、貨幣這些抽象規定時，這一點還更多地屬于我們的主觀反思。”(同上)我以為，正是這種內含著生產力發展線索的生產關系，才是一定的、具體的、歷史的生產關系，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關系。這是馬克思1857年前后在生產關系概念的解讀上得出的新的思想。只有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在歷史觀的解讀上為什么會從對異化的交換關系的批判，轉向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科學把握:這是因為脫離了生產力發展的線索來談論包括交換關系在內的社會關系的異化特性及其解放路徑，必然會走向抽象的理論層面。應該說，看清這一點，對于我們在當下的學術語境中準確地解讀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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