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標志著恩格斯實現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轉變。《大綱》包含著唯物主義思想、運用了唯物主義世界觀、從經濟事實出發剖析資本主義，并孕育著唯物史觀的一些重要范疇、觀點和理論。《大綱》批判了舊唯物主義，運用矛盾思維方式剖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因此寫作《大綱》時期的恩格斯事實上已經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

　　《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恩格斯在同馬克思合作之前撰寫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馬克思稱《大綱》是“德國人為了這門科學而撰寫的內容豐富而有獨創性的著作”之一，贊譽它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并指出《大綱》“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列寧認為《大綱》“從社會主義的觀點考察了現代經濟制度的基本現象，認為那些現象是私有制統治的必然結果”。在此基礎上，學人認為《大綱》標志著恩格斯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轉變，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獻,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大綱》標志著恩格斯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轉變，這一立論是以《大綱》包含著唯物主義思想為前提的。但是，《大綱》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學界長期以來卻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研究《大綱》所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對于理解恩格斯思想的轉變、《大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意義以及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大綱》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

　　《大綱》是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和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最初理論成果。在這一成果中包含有一些基本的唯物主義觀點。筆者認為《大綱》包含的唯物主義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概念不能離開事物、思想不能離開產生思想的大腦而存在。

　　在批判生產費用決定價值時，恩格斯說：“起初我們有一種抽象價值，現在又有一種抽象商業，一種沒有競爭的商業，就是說有一個沒有軀體的人，一種沒有產生思想的大腦的思想。”在這里，恩格斯批判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脫離競爭關系界定價值。然而，在這個批判中所運用的比喻，即“一個沒有軀體的人，一種沒有產生思想的大腦的思想”,就是唯物主義思想。“一個沒有軀體的人”說的是人的概念與人的軀體之間的關系。人的軀體是人的概念得以產生的物質基礎和前提，人的概念依賴于人的軀體而存在。“一種沒有產生思想的大腦的思想”說的是思想與產生思想的大腦之間的關系。產生思想的大腦是思想、意識、理論等主觀的東西得以產生的物質基礎和前提，而思想、意識、理論等主觀的東西則依賴于產生思想的大腦而存在。

　　第二，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是客觀的、第一性的。

　　在剖析供求規律時，恩格斯認為競爭的規律是：需求和供給始終力圖互相適應，而正因為如此，從未有過相互適應，其不適應的原因是在人類的不自覺狀態下，誰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給究竟有多大。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只有通過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規律呢?這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無意識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是純自然的規律，而不是精神的規律”,它“就像彗星一樣定期再現，在我們這里現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這是對經濟規律的唯物主義闡釋。這一闡釋包含：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規律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以人的盲目的活動為基礎的；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與自然運動的規律一樣是客觀的、第一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是《大綱》包含的唯物主義觀點之一。

　　第三，理論是事實的反映，理論反映事實要從事實的整體出發，堅持全面性。

　　在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時，恩格斯既指出它反映了兩個事實(一是生產與消費、財富過剩與人口過剩的對立；二是勞動力的生產受競爭規律調節),因此才使他注意到土地與人類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才成為推動他的思想認識不斷前進的、絕對必要的中轉站，又指出它忽視了三個事實(一是隨著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二是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與地產過剩的相互聯系；三是每一個成年人能夠生產出多于他本人消費所需的東西)。因此恩格斯說，馬爾薩斯“已深陷在自己的對立物中，以致連最令人信服的事實也像最科學的原理一樣使他無動于衷”,“既然事實是無法否認的，為了使這種事實與理論一致，就發明了人口論”。顯然，馬爾薩斯顛倒了理論與事實的真實關系。這種顛倒正是他的人口論之所以反人類的認識論根源。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任意取舍事實、不從事實的整體出發進行研究的錯誤進行了批判。他說：“這是馬爾薩斯應當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考察必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只選出一個事實，對其他事實不予考慮，因而得出荒謬的結論。”這同樣是《大綱》包含的唯物主義觀點。

　　總之，雖然《大綱》沒有專門地闡發自然觀的唯物主義思想，但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順便”地闡發了自然觀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不容否認、也否認不了的事實。

　　二、《大綱》對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運用

　　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對物質與精神關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觀，對待這一世界觀真正嚴肅的態度，就是把這一世界觀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恩格斯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而認真的態度，把這一世界觀真正地運用到自己所研究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

　　在批判生產費用是價值的尺度時，恩格斯說：“請注意，是抽象價值，不是交換價值，不是exchangeable value,不是商業價值”,“抽象價值以及抽象價值由生產費用決定的說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實在的東西”。這種觀點之所以是“抽象的非實在的東西”,其原因在于：第一，撇開競爭關系，既不能保證生產者按照他的生產費用來賣自己的商品，也不能確定生產費用(因為生產費用是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第二，離開效用無法確定商品的價值(因為生產者花費很大的力氣和巨大的費用制造的毫無用處的東西是沒有人愿意購買的，即沒有價值)。在批判效用價值論時，恩格斯指出了兩點：第一，“物品的效用是一種純主觀的根本不能絕對確定的東西，至少它在人們還在對立中徘徊的時候肯定是不能確定的。根據這種理論，生活必需品應當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價值”;第二，“在私有制統治下，競爭關系是唯一能比較客觀地、似乎能大體確定物品效用大小的辦法，然而恰恰是競爭關系被撇在一邊”。這里的“抽象的非實在的東西”和“競爭關系被撇在一邊”是同一個意思，就是說李嘉圖和薩伊的價值定義都不是從經濟事實本身的聯系出發去認識經濟事實，而是對真實的經濟關系(賣與買的關系)進行了任意的、主觀的剪裁。那么，怎樣才能澄清這種混亂、扶正這兩個跛腳的定義呢?恩格斯認為必須在競爭關系中定義價值，提出“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定義。對自己提出的定義恩格斯還進行了解釋，他說：“價值首先是用來決定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即這種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然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如果兩種物品的生產費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確定它們的比較價值的決定性因素。”這一對價值的規定，用嚴格的政治經濟學標準來判斷是并不科學的認識。但是，這一觀點要求從競爭關系出發研究價值、在效用與生產費用的聯系中把握價值，把價值理解為一種關系。這種從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賣與買的關系中定義價值，就是從經濟事實本身的聯系出發認識經濟事實，就是對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運用。

　　在揭示土地價值得以產生的原因時，恩格斯說：“在一種特殊情況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積是有限的，那人們就要為一塊被占有的即被壟斷的土地支付地租或按照售價把它買下來。”這也就是說，土地的被占有、被壟斷是土地的價值、地租得以產生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恩格斯批判了大衛·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的地租定義。針對李嘉圖的“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費力耕種的最壞的土地的收入之間的差額”,恩格斯指出了兩點：第一，這個定義“沒有包括地租產生的原因”;第二，這個定義“忽略了競爭”。針對斯密的“地租是謀求使用土地者的競爭和可支配的土地的有限數量之間的關系”,恩格斯指出：“這個解釋沒有包括土壤肥力的差別”。李嘉圖忽略了地租產生的原因和競爭，斯密忽視了土壤肥力的差別，因此他們關于地租的定義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恩格斯自己給地租下的定義是：“地租是土地的收獲量即自然方面(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費的勞動)和人的方面即競爭之間的相互關系。”這個定義超越了地租是“自然恩賜”的錯誤認識，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界定地租，且這里的自然方面還包括了“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費的勞動”。這個定義雖然還是不科學的，但力求從事物的真實聯系出發認識事物，則是對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運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綱》還有兩處關于一般方法論的論述。一處是在闡述亞當·斯密體系的進步性時，他說：“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論拋棄純粹經驗主義的、僅僅是客觀主義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種也對結果負責的更為科學的性質，從而使問題涉及全人類的范圍。”另一處是在闡述如何定義價值和地租時，他說：“正如研究價值概念時一樣，在這里我們也必須把這兩個定義結合起來，以便得出一個正確的、來自事物本身發展的、因而包括了實踐中的一切情況的定義。”盡管這兩個論述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但是都強調了在科學研究中既要堅持客觀性原則，又要堅持全面性原則。恩格斯在堅持這兩個原則的基礎上，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寫就了《大綱》。堅持這兩個原則就是堅持唯物主義立場的具體體現。

　　因此，唯物主義對于寫作《大綱》時期的恩格斯而言不只是一個哲學概念，而更是他進行研究所堅持的根本立場，即把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和自然、思維和存在、理論和現實的關系應用到自己所研究的領域里去，從而得出了超越以往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相對正確的結論。

　　三、《大綱》從經濟事實出發對資本主義的剖析

　　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恩格斯說：“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斗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大綱》的內容就是對恩格斯這一論述的證明，是他從經濟事實出發，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剖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次嘗試。

　　“事實”一詞在《大綱》中出現過19次，而其中的大部分“事實”一詞所指的就是“經濟事實”。在所有“經濟事實”中，恩格斯緊緊抓住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事實——私有制(“私有制”這一概念在《大綱》中出現過36次)。恩格斯認為私有制是國民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因此他把研究私有制作為批判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恩格斯指出國民經濟學闡述了私有制的各種規律，但并沒有過問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而私有制則把每一個人隔離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狀態中，使人類生產發生了一系列的分裂。私有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一種形式，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本質、最基本的生產關系。同時，恩格斯還抓住與私有制同時并存的經濟事實——競爭(“競爭”一詞在《大綱》中出現過83次)。他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終究會歸結為競爭。”競爭的前提是所有權的壟斷，它的真諦是消費力對于生產力的關系。競爭造成的結果是人們今日所處的相互奴役狀態，屠殺了并且每日每時還在屠殺著千百萬人，使社會的無秩序狀態活動起來，它是貧困、窮苦、犯罪的原因。盡管《大綱》沒有使用生產關系概念，但其對私有制和競爭的剖析，剖析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這一剖析對于唯物史觀的生產關系概念的確立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物質利益的對立是與私有制、競爭同時并存的。《大綱》認為商業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獲得最大的利益，任何一次買賣總是以絕對對立的利益相對抗，利益的分離構成自由貿易體系的基礎，競爭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在私有制下，土地占有者敵視土地占有者、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都是基于物質利益的對立。因此，恩格斯已經初步認識到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在剖析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所有分裂后，《大綱》指出：“所有這些微妙的分裂和劃分，都產生于資本和勞動的最初的分開和這一分開的完成，即人類分裂為資本家和工人。”這表明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階級關系已經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大綱》認為供求規律“是一個產生革命的規律”,資本主義生產下的商業危機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和嚴重，它“必定會使更多的小資本家變窮，使專靠勞動為生的階級人數以增大的比例增加，從而使待雇傭勞動者的人數顯著地增加——這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必須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最后，必定引起一場社會革命”。這說明恩格斯已經認識到社會革命的必然性。《大綱》認為資本與資本、勞動與勞動、土地占有與土地占有的斗爭，以及這些要素中的每一要素與其他兩個要素的斗爭的結果是：“勞動得到的僅僅是最必需的東西，僅僅是一點點生活資料，而大部分產品則為資本和土地占有所得。”勞動(工人)所得僅僅是一點點生活資料，工人階級要改變自己的歷史命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顯然，《大綱》表明恩格斯初步認識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以及無產階級是社會革命的主力軍。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已經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大綱》中。這樣，人們才有理由認為《大綱》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初步概括。

　　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生產力(“生產力”范疇在《大綱》中出現過12次)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大綱》認為由于資本和勞動是一個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生產費用“剩下的就只有兩個方面，自然的、客觀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觀的方面即勞動”。在這兩個方面中，恩格斯認為土地通過人的勞動可以改良。這說明他已經認識到人的活動即勞動是生產的主要方面。恩格斯認為勞動“除資本之外還包括經濟學家沒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簡單勞動這一肉體要素以外的發明和思想這一精神要素”,而且在合理的社會狀態下，“精神要素自然會列入生產要素，并且會在經濟學家的生產費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表明他已經認識到勞動是肉體活動與精神活動的統一。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恩格斯研究了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生產力和人口等關系。在對這些關系的研究中，他認為，“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認為由于勞動中滲透著科學，而科學是按照幾何級數發展的，因此“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顯然，《大綱》中隱含有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以及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無限性的思想。盡管《大綱》還不是在與生產關系對應的意義上使用“生產力”概念的，但它無疑孕育著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的一些具體內容。

　　“道德”概念在《大綱》中出現過31次，且多數是在否定的意義上使用。

　　《大綱》認為：“濫用道德以實現不道德的意圖的偽善方式就是自由貿易體系引以自豪的東西”;競爭“使人類變成一群正因為每一個人具有與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兇猛野獸”,使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最后一點痕跡；不道德的頂點是有價證券的投機，這種投機把人類貶低為用來滿足善于算計和伺機冒險的投機者的貪欲的手段；商業危機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工廠制度的擴展到處引起犯罪行為的增加，犯罪也是由供求規律決定的。因此，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代表的自由貿易體系是不道德的，其不道德的原因在于：自由主義經濟學要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辯護，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私有制決定的。恩格斯還給自己提出一個研究任務，即通過揭露工廠制度的不道德來揭露經濟學家的偽善。透過這些具體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道德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不道德的基礎，是人類墮落的根源。恩格斯在論述18世紀的革命是片面的并停留在對立的狀態時，還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即政治學何以可能的問題。他說：“政治學沒有想去檢驗國家的各個前提本身。”隨著對國家前提的深入研究，必然引起政治學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過對這一前提的深入研究才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這些認識孕育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

　　總之，《大綱》堅持從生產勞動引發的經濟事實出發解釋歷史的優先性，并孕育有唯物史觀的一些重要范疇、觀點和理論。這樣，《大綱》為唯物史觀的創立開辟了現實的道路，是唯物史觀的“前頁”。因此，恩格斯說：“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鑒》(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當我們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闡發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于是我們就著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形成的世界觀了。”

　　四、余論

　　學界長期以來忽視了對《大綱》的唯物主義思想的深入研究，這其中的原因何在?筆者以為原因可能有以下四點。

　　第一，恩格斯承認《大綱》存在不足。他說，《大綱》“完全是以黑格爾風格寫的，……僅僅具有歷史文獻的意義”。但是，自從普列漢諾夫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鑒》的文章中堅持的是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觀點，也就是抽象博愛的觀點后，《大綱》的不足成為學界對它研究的一個熱點。奧伊澤爾曼認為，《大綱》“無疑還存在著空想社會主義的倫理概念和費爾巴哈的抽象人道主義的影響”;圖赫舍雷爾認為，《大綱》“顯然是從人的本質、人的天然權利、正義和道德的立場出發，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武器，倒過來批判資本主義的”。這些觀點的實質就是認為《大綱》還具有唯心主義的成分。受這種觀點影響，學人自然忽視了對《大綱》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進行深入研究。

　　第二，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建立在對自然和精神關系的特定理解的基礎上，其實質就是自然對于人而言的先在性。從理論形態的角度來看，它包括自然觀的唯物主義和歷史觀的唯物主義。在自然領域，舊唯物主義者堅持了這一立場，而在歷史領域，舊唯物主義者則不同程度地都背離了這一立場。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貢獻是把這一立場貫徹到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去，創立了唯物史觀。學界對《大綱》的研究總是著力于它的“創新之處”(即它所包含的唯物史觀的思想),因而忽視對其所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的深入研究，特別是忽視對它所包含的自然觀上的唯物主義思想的研究。在筆者看來，沒有對概念與事物、思想與產生思想的大腦、理論與事實等關系的唯物主義理解，就不可能唯物主義地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

　　第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恩格斯最早作為思想體系闡述的是歷史觀，即唯物史觀，自然觀和認識論等是以后才陸續作為思想體系闡發的。這一事實，導致了學界在研究《大綱》的唯物主義思想時，總是致力于探尋其所包含的唯物史觀的思想內容。然而，《大綱》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發展的著作，且沒有明確地提出唯物史觀的觀點和理論，唯物史觀的思想內容只是以孕育的形式存在于《大綱》中，因而學界忽視了對它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的深入研究。

　　第四，《大綱》被定性為一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論著，也是學界長期以來忽視對它所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疑，《大綱》研究的領域屬于政治經濟學，但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堅持了唯物主義立場，運用了辯證法，并得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結論——消滅私有制。如果不深入研究《大綱》的唯物主義思想，僅僅將它看作是一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創立所做出的全方位的貢獻。

　　學界公認的《大綱》標志著恩格斯從唯心主義轉變到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但這種認識沒有指明寫作《大綱》時期的恩格斯已經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這種認識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大綱》批判了舊唯物主義，肯定了人的能動性。舊唯物主義反對唯靈論把上帝奉為至高無上的絕對存在的觀點，而把自然界視為世界的本原；但是舊唯物主義把自然和人對立起來，認為人完全受自然的支配，沒有認識到人對自然的能動改造。恩格斯對此進行了批判：“唯物主義不抨擊基督教對人的輕視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當做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他還批判了把自然與人絕對對立起來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說：土地無力養活人們的荒謬見解，“是基督教經濟學的頂峰，——而我們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基督教經濟學，……馬爾薩斯的理論只不過是關于精神和自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由此而來的關于二者的墮落的宗教教條在經濟學上的表現。我希望也在經濟學領域揭示這個對宗教來說并與宗教一起早就解決了的矛盾的虛無性”。恩格斯不僅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對立，而且認識到人與自然的統一。他指出：“土地無人施肥就會荒蕪，成為不毛之地。”這表明他已經認識到自然是要由人來改造的，人通過生產勞動，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跡和印記，為自己創造生存的條件。在對人和自然關系辯證理解的基礎上，恩格斯進一步肯定了人的能動性。他認為生產費用的兩個因素是“自然和人”,“而后者還包括他的肉體活動和精神活動”,進而確認了斯密提出的“勞動是生產的主要要素，是‘財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動”。在對人、勞動在生產中的意義(人的能動性)的肯定的基礎上，恩格斯指出消滅私有制，勞動就會成為自己的報酬，勞動對于確定物品生產費用的意義就會清楚地顯示出來。

　　其二，《大綱》是恩格斯運用矛盾(“矛盾”范疇在《大綱》中出現過15次)思維方式剖析人類生產的結晶。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即剩余產品出現后就產生了私有制。在私有制的條件下，人類的生產活動出現了一系列的分裂。“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產分裂為兩個對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動。”在這一分離的基礎上，生產的“人的方面”即勞動分裂為兩種對立的要素：勞動和資本。由于這種分離，資本分成原始資本和利潤，而利潤又分成利潤本身和利息。這樣，私有制合乎規律地使生產分裂、使生產要素對立、使生產的所有者彼此敵對，決定生產要素之間、所有者之間的對立和斗爭。更為重要的是，恩格斯始終堅持辯證統一的立場，認為只要生產所有的分裂必將統一起來，否則生產就不能進行下去。他說：“資本和勞動的短暫分開，立刻又在兩者的統一中消失了”,“這種分開與我們考察過的土地同資本和勞動分開一樣，歸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土地出產原材料，但這里并非沒有資本和勞動；資本以土地和勞動為前提，而勞動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數場合還以資本為前提”。與此一致，在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時，恩格斯肯定了馬爾薩斯看到人口過剩與財富過剩的對立，批判了它沒有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系。在闡述競爭與壟斷的關系時，恩格斯既看到二者的對立，又認識到二者的聯系。顯然，統一之分裂為對立、對立的統一，是恩格斯寫作《大綱》的思維方式。正是由于運用了這一思維方式，甚至可以說《大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生產發展的辯證法)。雖然《大綱》沒有專門研究矛盾規律，寫作《大綱》時唯物辯證法還沒有以理論形態的形式得以闡發，但是決不能因此否認寫作《大綱》時期的恩格斯已經具有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念，并將這些觀念運用于研究資產階級的國民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寫作《大綱》時期的恩格斯已經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大綱》標志著恩格斯完成了從唯心主義者到辯證唯物主義者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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