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的極大的錯誤。現時，卻在一些地方頗有

　　取消主義的傾向了，我們要反對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惡劣傾向，

　　對取消主義、不動主義的傾向，也要極力防止。”

　　話說在1929年3月14日，毛澤東來到長汀城，住進了城東面汀江河畔一座頗為雅致的院落——辛耕別墅。

　　毛澤東為了摸清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在這天晚上就查閱了《汀州府志》和《長汀縣志》。他又給湘贛邊區特委寫了一封信，肯定了東固的秘密割據經驗，認為這種形式是最好的。

　　紅4軍進占閩西重鎮長汀城后，婦女組組長曾志找康克清談話，傳達組織意見，說是希望她能與朱德結合。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萬安縣羅塘灣一戶貧苦漁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貧，生下僅一個月就被送給別人作了“望郎媳”。她15歲參加婦女協會，16歲參加“萬安暴動”，改名為康克清，后來隨部隊上了井岡山。

　　康克清聽了曾志的話，以自己“論年齡，論水平，論文化，論地位，差距實在太大”為由，婉言謝絕了。后來，朱德直接找到康克清談話，他說：“我們現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論軍長還是戰士，都是一個樣。我們干革命反封建，有話就直說。我很喜歡你，希望你能同我結婚。你能答應我嗎？”康克清終于答應了，成為朱德的第6任妻子。此時，她只有17歲，而朱德已是43歲的中年男子，為此，康克清還經常偷偷地抹眼淚。

　　且說3月15日上午，毛澤東在南寨廣場召開了有萬余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他在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報告，他說：

　　“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自己的軍隊，大家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工人農民自己的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毛澤東還說：

　　“紅軍來長汀是為民除害的，今天就除了郭鳳鳴這個大害。”

　　3月16日，毛澤東邀請佃農、裁縫、錢糧師爺、教書先生、衙役、流氓頭等6種人，到辛耕別墅開了一個座談會。

　　毛澤東通過調查，初步摸清了長汀城的政治、經濟、風俗習慣以及地主豪紳、資本家等各方面的情況，為進行打土豪、籌款和開展群眾工作提供了依據。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筆法，起草、發布了通俗易懂、言簡意賅的紅4軍黨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識分子》，他在布告中寫道：

　　做生意的同胞們，讀書的同胞們：

　　一、共產黨所指導的紅軍到你們這里來了，共產黨會怎樣對待你們呢？你們要怎樣對待共產黨呢？你們要怎樣對待革命呢？

　　二、共產黨在目前領導的革命，叫作民權革命，是要打倒3個反革命東西。第一個，打倒帝國主義。不許洋人在中國逞兇，中國歸中國人管，不許洋人支配中國。第二個，打倒地主階級，廢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給農民。第三個，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政府。這就是共產黨在目前領導奮斗的3個大任務。

　　三、提出這3件任務，你們不要嚇倒了。豈但不要嚇倒，應該十分歡迎。做到這3件事，是工農階級的盼望，也是于你們有大益的。你們明白你們的地位嗎？你們是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壓迫，洋貨不斷地進口，中國工商業不能發展，你們想，打倒了帝國主義于你們的益處幾大？半封建的地主階級集中了多數田地在他們手里，重租重息，農民貧困到十分，鄉下人無錢到城市買貨，城市工商業因此凋敝不能發展。打倒了地主階級，取消了收租制度，農民得了完全的收獲，向城市買貨的力量大大增加，你們想，城市的生意不會大大發展么？國民黨及其政府，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地主階級的代表。國民黨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國主義失了走狗，地主階級失了代表，工農兵政府掌握了政權，民權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們不覺得這于你們是有益處的么？

　　四、共產黨對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雜稅，保護商人貿易。在革命時候對工商人酌量籌款供給軍需，但不準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動分子（軍閥的走狗，貪官污吏，國民黨指導委員，工賊，農賊，學賊）的財物要沒收，鄉村收租放息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們的財物也要沒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財物，一概不沒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應該贊助工農革命，服從工農階級的指導，齊心一致向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國民黨政府3大任務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面服從，心懷敵意。須知共產黨領導的民權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時一不服從，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將來決無立足之地。

　　五、知識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參加工農革命。知識分子若肯參加革命，工農階級均可收容他們，依照他們才干的大小，分派他們相當的工作。紅軍政治部正須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員，那些能夠刻苦耐勞英勇奮斗的革命的學生們教職員們，均可加入紅軍來做政治工作。

　　六、蔣桂戰爭已在兩湖爆發，全國新軍閥大戰，業已發動了。欺騙民眾的國民黨已完全解體，三民主義完全是狗屁，全國統一完全是臭話。美國走狗的蔣派、馮派，英國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閻派，只是為著私利就混戰起來。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各派新軍閥之潰敗就在眼前，工農階級的革命政權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權而出現于全國。商人們，學生們，一切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速起幫助工農階級參加此歷史的革命斗爭呵！

　　商人起來幫助工農階級！

　　學生起來幫助工農階級！

　　商人要使商業發展只有贊助土地革命增加農民的生產力和購買力！

　　商人要使商業發展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斷絕洋貨的來源！

　　商人要使商業發展只有推翻國民黨政府擁護工農兵政府！

　　商人只要贊助革命共產黨就不沒收他們的財產，并保護他們營業自由。

　　革命的知識分子加入工農隊伍里來！

　　革命的知識分子加入紅軍政治部！

　　民權革命萬歲！

　　全國被壓迫階級解放萬歲！

　　共產黨紅軍第4軍軍黨部

　　與此同時，在毛澤東、朱德等人領導下，部隊廣泛開展了群眾工作：沒收地主豪紳及反動派糧食財產，散發給城鄉工農貧民，并派許多宣傳員四處向民眾宣傳；廣泛發動群眾，組織了20個秘密農協、5個秘密工會，并成立了縣總工會。

　　在此基礎上，紅4軍又召集工農代表會議，正式選舉產生了長汀縣革命委員會：委員9人，其中民眾代表6人，紅軍代表3人，主席為當地人邱潮保。縣革命委員會下設宣傳、財政、軍事、土地、婦女、內務6個部，分工負責處理日常工作。

　　紅4軍還在長汀吸收了300多人入伍。因為人員有所增加，毛澤東、朱德就對部隊進行了重新整編。

　　前邊已經說過，早在2月初，毛澤東、朱德在吉譚時取消團的番號，把全軍整編為1、3兩個縱隊；到東固后，又從1、3縱隊中抽調人員組建了第2縱隊。這次經過重新整編，全軍依然編為3個縱隊，每個縱隊下轄兩個支隊，每個支隊下轄3個大隊。其序列為：

　　由原28團1、2營擴編為第1縱隊，林彪為司令員，陳毅兼黨代表，熊壽祺為政治部主任。

　　下轄兩個支隊：第1支隊長是王良，黨代表是李賜凡；第2支隊長是蕭克，黨代表是粟裕。

　　由獨立營和特務營及原28團第3營合編為第2縱隊，畢占云為司令員，鄺珠權為黨代表。

　　由原31團為3縱隊，司令員伍中豪，黨代表蔡協民。

　　每個縱隊約有槍500支，1200多人。

　　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陳毅為政治部主任。

　　這次整編，依然是為了適應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的需要，“分兵游擊時，即以縱隊為單位分開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開與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使紅4軍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得以充分實現。

　　紅4軍又及時抓緊了籌集軍餉、解決部隊給養的工作，不到10天便沒收了10余家反動豪紳的財產，罰得款項2萬余元；并向商人籌借（資本千元以下者不派）軍餉3萬元。由于經濟條件好轉，從不發餉的紅4軍，每人領得了4元零用錢，指揮員、戰士、俘虜一律平等待遇。

　　后勤部門還趕制出4000多套軍衣。原來紅4軍在長汀城里繳獲了許多縫紉機，后勤部門用這些機器制作了紅4軍自創建以來第一套標準軍服。這就是后來人們熟悉的有名的紅軍裝——深灰色的軍服、綁腿和綴著紅星的帽子。每一個紅軍指戰員都領到了一套綴有紅領章的深灰色軍裝，一頂綴有紅五星的軍帽，一副綁腿布。紅4軍第一次統一了服裝，“士氣非常振奮”。全軍上下，一片喜氣洋洋。

　　3月20日，毛澤東在長汀城辛耕別墅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研究當前形勢和紅4軍的行動方針問題。他根據贛南、閩西地方黨和群眾的基礎，明確提出了紅4軍主力不再返回井岡山，以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為目標的戰略計劃。他說：

　　“要以紅4軍、紅5軍及江西紅軍第2、第4兩團之行動，以贛南、閩西20余縣為范圍，以游擊戰術，到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與湘贛邊界割據區域相連接。”

　　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計劃。

　　是日晚，毛澤東在他起草的《四軍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轉中央的報告》中，詳細報告了紅4軍自下山以來一路艱苦轉戰的情況，他寫道：

　　“此次困難為自有紅軍以來最大之困難，盡了我們的精力，才應付過這個難關，而得現實之勝利。內部團結堅固，黨的指導不錯，亦為戰勝困難的原因。”

　　毛澤東在報告中向中央提出：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贛東贛南兩邊區，在全國來比較，統治階級的軍力非常薄弱，未知中央曾討論以此3地方為目標，首先創造公開割據的計劃否？3地統治勢力既弱，又通海口，這是值得注意的。”

　　他還向中央建議說：

　　“不僅在湘、粵、贛、閩、浙等地，江蘇、皖北、鄂北、豫南、直隸，都應有紅軍及小區域蘇維埃之創立。”

　　毛澤東在報告中特別強調說：

　　“閩西、贛南一區內之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劃必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

　　在長汀期間，蔡協民和曾志夫婦之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原來蔡協民隨3縱隊駐扎在附近，而身為婦女組長、民運股長的曾志則跟著毛澤東在前委工作。蔡協民幾次讓曾志上他那兒去，可曾志偏偏很好強，每次都借故不去。蔡協民雖然很生氣，卻也無可奈何。他原本是一個癡情的人，忍不住給曾志寫了一封情意纏綿的長信。曾志看后就藏在了挎包里。沒想到這封信被賀子珍發現了，她看了還不算，又拿去讓毛澤東看。這一天曾志從毛澤東門口過，見毛澤東與賀子珍正在鬧著玩，像小孩子一樣，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彼此逗得哈哈大笑。毛澤東一見曾志，就揮手叫道：

　　“曾志，曾志，你過來！”

　　曾志便走了過去。毛澤東指著賀子珍，笑嘻嘻地說：

　　“賀子珍正在說你那封信……”

　　曾志聞言，又驚訝又害羞，覺得黨代表不該拿別人的隱私開玩笑，氣得她轉身就走。可令曾志沒想到的是，毛澤東還真把他們夫妻的苦惱記在了心里，沒過不久，便把蔡協民調到了軍部任政治部副主任，讓他們夫妻團圓了。

　　言歸正傳，且說在3月下旬，蔣桂戰爭使全國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閩西、贛南蔣軍和其它地區一樣，大部分都被調往前線，投入戰場。就在此時，毛澤東和朱德接到了彭德懷的來信，信中說他們自井岡山突圍后，經過艱苦轉戰，已經于3月下旬進占了瑞金。

　　瑞金地處江西省東南部的綿水流域，東界福建長汀縣，南鄰會昌縣，西連于都縣，北接寧都、石城縣。

　　毛澤東看了信，心中大喜，便和朱德、陳毅等人商定：紅4軍撤離長汀，回師贛南，建立贛南根據地，并使贛南根據地與湘贛邊界取得聯系，恢復井岡山地區的工農武裝割據。

　　3月29日，毛澤東、朱德到福音醫院看望傷病員，第一次見到了傅連暲醫生。毛澤東對傅連暲熱情為紅4軍傷病員服務的精神給予了很高的贊揚。

　　傅連暲，原名傅日新，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長汀縣。1916年，他畢業于英國人開辦的長汀亞盛醫專。

　　在紅4軍離開長汀前，毛澤東再次來到福音醫院。他向已經熟悉了的傅連暲醫生提出了一個請求，要他以福音醫院的名義訂幾份報紙，通過交通轉給他。傅連暲欣然答應了。

　　后來，傅連暲醫生果然照辦了，他訂了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廣州的《工商日報》和《超然報》。每隔兩三天，他把報紙包好，交給地下黨員、長汀縣郵局郵遞員羅旭東，通過地下黨交通站，轉送瑞金。傅連暲醫生在報紙里總要夾上一張便條：

　　“毛委員：送上報紙一份。鄭愛群”

　　毛澤東收到報紙，也總要回上一信：

　　“某月某日，報紙收到，這樣做很好。毛澤東”

　　傅連暲在送報紙之際，還時不時包一些營養藥、應時藥，轉送給毛澤東。就這樣，福音醫院成了一個定時向紅4軍轉送藥品、醫療器械的轉運站。

　　再說在1929年4月1日，紅軍從長汀回師贛南，一天就到達了瑞金，與從井岡山突圍的原紅5軍再次會師了。

　　此時，紅5軍彭德懷部已經在瑞金駐守了一個星期，在地方黨配合下，由原來的300余人發展到了七八百人。

　　4月1日晚上，彭德懷、滕代遠來到紅4軍軍部駐地，向毛澤東、朱德匯報了撤出井岡山的經過。彭德懷還說：

　　“毛委員，朱軍長，井岡山失守了，這次失敗，我有責任啊。”

　　毛澤東說：

　　“你也不必太難過，4軍下山后，山上的兵力太少，也難守啊。這次很危險，不應該決定讓你們留守井岡山。”

　　紅4軍在瑞金稍事休息后，開往于都。途中，部隊沒收了鐘姓地主的谷物分給當地貧農。沒想到在分谷時，群眾之間竟然發生了械斗。紅4軍司令部一個負責人未經調查研究，立即命令將阻攔分谷的人槍斃了兩個。

　　此時，毛澤東、朱德和隨行的彭德懷正坐在一起吃午飯。行軍途中的飯，是每人各自用洗臉毛巾包一碗飯，一到休息地就吃，也沒有什么菜，吃冷飯，喝冷水。毛澤東一聽說為分谷物殺了人，勃然大怒，對亂殺人者進行了嚴厲批評。彭德懷看到這種情形，受到很大震動。他覺得，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如此珍惜，是一種好作風，是一種正確的政治態度。

　　這正是：人命關天非兒戲，豈能隨便亂殺人？

　　自古義師愛民命，而今創業正艱辛。

　　4月3日，福建省委派劉安恭帶著2月7日《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來信”，到了瑞金。他得知紅4軍已開往于都，便隨后趕來。

　　毛澤東看完“二月來信”，心情沉重起來。待朱德看完信后，毛澤東又將“二月來信”遞給彭德懷，讓他也看看。

　　中共中央在給毛澤東和朱德的信中，對政治形勢的基本分析是：“軍閥戰爭——兩個統治階級的沖突，雖終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對革命仍是一致地壓迫。”“以致工人斗爭很難造成廣大的革命發展。農民斗爭，在南方則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發展，得不到城市領導，致蘇維埃區域都相繼失敗。”“黨的領導力量薄弱，工農群眾的組織和斗爭，都還未能有健全的較平衡的發展，革命的主觀力量，還不能促進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

　　基于這種悲觀的估計，“二月來信”要求毛澤東、朱德：

　　“你們應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你們必須認清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堅決地執行有組織的分編計劃。要計算這一武裝力量，如何能避免敵人的消滅。部隊的大小可依照條件的許可定為數十人至數百人，最多不要超過500人（自然這不是太死板的數字）。”

　　“二月來信”還要求毛澤東和朱德離開紅4軍，到中央去工作。信中說：

　　“中央依據于目前的形勢，決定朱毛兩同志有離開部隊來中央的需要。兩同志在部隊中工作年余，自然會有不愿即離的表示，只是中央從客觀方面考慮和主觀需要，深信朱毛兩同志在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一方面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不僅不會有更大的損失，且更便利于部隊分編計劃的進行。因為朱毛兩同志留在部隊中目標即大，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分編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兩同志來到中央后，更可能將一年來萬余武裝群眾斗爭的寶貴經驗貢獻到全國以至整個的革命。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后，不應囿于一時群眾的依念而忽視了更重大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從“二月來信”中不難看出，此時的中共中央根本沒有認識到紅4軍和根據地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敵人統治已經穩定，山區各方面都很困難，最后免不了要失敗。而身在山村前線率領紅4軍不斷轉戰的毛澤東，深知按照中央所說的去做，是不利于紅4軍和根據地的發展的。他對周圍的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是最有發言權的，所以，他不同意中央二月來信的意見，便立即召開前委會議，傳達了中央“二月來信”，接著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并提出了紅4軍、紅5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問題，而后讓大家進行了討論。與會者一致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4月5日，毛澤東以前委名義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個《紅四軍前委關于目前形勢、閩贛斗爭情況和紅軍游擊戰術向中央之報告》。他在報告中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見，表現出了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唯上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在報告中寫道：

　　“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的極大的錯誤。現時，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閩西、贛南，我們所經過的地方黨部，戰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許多斗爭的機會輕易地放過去了。群眾是廣大而且革命的，地方黨部卻袖手不去領導。由贛南、閩西的例子，使我們想到，別的地方或者也有這種現象。所以，我們要反對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惡劣傾向，對取消主義、不動主義的傾向，也要極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們，把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斗，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在1927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為：1、紅軍不是本地人，與地方武裝的赤衛隊完全不同。而邊境各縣的農民只愿在本縣赤衛隊當兵，不愿入紅軍。2、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惡劣環境中應付不來，容易失敗。3、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4、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需集中，領導者愈需堅強奮斗，方能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

　　“此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因我們部隊是集中領導，前委機關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斗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的損失大于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大于我們的損失。3年來，我們從斗爭中所得到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

　　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發動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通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群眾斗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 在這種局面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

　　閩贛浙3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3省敵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的少數省防軍。福建5部雖有14團，但郭旅已被擊破；陳、盧兩部均系土匪軍，戰斗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并未打過仗，戰斗力必不大；只有張員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輝兩部共有16個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3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興國等縣的紅軍第2、第4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志敏的紅軍并未被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

　　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3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毛澤東是一個能夠時時反省自己、勇于承認錯誤的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過后不久，他便感覺到，他在這個報告中所說的關于爭取江西“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的話，有“一些急躁性”。后來，他在1930年1月5日所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通信中，檢討了這一說法，并作出了具體說明，以補其不妥。他寫的是：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于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3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系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3點，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游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再說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關于目前形勢、閩贛斗爭情況和紅軍游擊戰術向中央之報告》中又寫道：

　　“對于目前工作的布置，決定：在國民黨混戰初期，以閩西、贛南20余縣一大區為范圍，用游擊戰術，以發動群眾，以群眾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由此一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之根基。”

　　毛澤東還就中央要更換紅4軍前委書記和軍長問題，向中央建議：

　　“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得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關于惲代英的事跡，本傳前邊已經說過。那么，毛澤東又何以著力推薦劉伯承呢？這里不得不先說一說這位大英雄。

　　劉伯承，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開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原名劉明昭，幼時入私塾，后到鄰鄉燈草壩“漢西書院”讀書。19歲那年，他毅然剪掉辮子，到萬縣參加了反對清政府的學生軍。1912年春天，他報考重慶都督張烈武所辦的重慶軍政府陸軍學堂，以優異的成績和威嚴的儀表被錄取，從此，改名為劉伯承，開始了軍人的戰斗生涯。在護國討袁戰爭中，他血灑豐都城，右眼負重傷。惡劣的戰爭環境缺醫少藥，為避免損傷腦神經，在醫生為他做手術時，他拒絕使用麻醉藥，被德國醫生贊為“軍神”。這件事在四川流傳很廣，時人甚至把劉伯承與關羽相提并論。

　　且說自看了中央“二月來信”后，彭德懷和毛澤東一樣，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見，他也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中國革命需要紅軍的存在，年輕的紅軍需要朱德、毛澤東的堅強領導，局勢緊張，朱德、毛澤東不能離開部隊。只要有正確的政策，紅軍是能堅持的。

　　毛澤東的報告和彭德懷的信剛剛從于都發出，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經朝令夕改了。

　　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發給紅4軍的指示信中，鑒于蔣桂戰爭已在3月下旬爆發，便改變了原來的意見。指示信中說，紅4軍目前總的任務是擴大游擊戰爭范圍，發動農民武裝斗爭，深入土地革命。“潤之、玉階兩同志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暫時離開那里，來中央報告與討論一切問題之后，再回到你們那里工作。”

　　這正是：洋樓洋徒，朝秦暮楚；仗劍而行，學舌鸚鵡。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兵指何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作為宗教醫院的醫生傅連暲，他敬業、誠實、守信。作為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他慧眼識真，廣結善緣。兩個不同信仰的人，竟然成了終生的好朋友、老戰友、老同志。可見人格的魅力是多么的巨大！

　　毛澤東的《紅四軍前委關于目前形勢、閩贛斗爭情況和紅軍游擊戰術向中央之報告》，寫得何等的好啊！偏于一隅的他，能夠站在全局立場上，提出如此客觀而有遠見的戰略計劃，這是其他人不可能做得到的。只可惜中共中央上層一直得非其人，不“左”即右，朝令夕改，居高臨下瞎指揮，奈何？所以，中國革命是一個挫折接著一個挫折，諸君如若不信，請往下看，以后荒唐而可笑的事情還多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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