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還是重復以前的要求，你們要向群眾做宣傳，擴大革

　　命影響，讓他們知道，我們工農群眾的軍隊并沒有被敵人

　　消滅，還有很大的力量。”

　　話說在1927年10月底，毛澤東率領部隊向茶陵方向游擊，在長途行軍中，指戰員們又餓又累，一些戰士看見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順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來。走在后面的毛澤東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去予以制止。他隨后也趕到山坑附近，嚴肅地批評了掰苞谷的戰士，并叫他們留下兩塊銀元賠償老表的損失。他又讓一位戰士找來一塊竹片子，親手在上面寫了字：“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谷吃掉了，違反了紀律，現把2元錢埋在土下，請收下。”然后把它插到群眾的苞谷地里，把銀元放在牌子底下。

　　后來群眾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收了銀元，十分感動，稱贊工農革命軍紀律嚴明，愛護百姓。

　　1927年11月初，毛澤覃從湖南資興經過茶陵，到了坑口，與陳伯鈞連長接上了頭。陳伯鈞派人護送他與毛澤東見了面，兄弟倆分外高興。

　　原來，毛澤覃是奉朱德之命來尋找毛澤東的。他向哥哥詳細介紹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動情況，并轉達了朱德等人的問候。

　　朱德，字玉階，原名朱代珍，曾改名為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儀隴縣一個佃農家庭，母親生了13個孩子，因無力喂養，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來。朱德自幼入私塾讀書，后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參加過辛亥革命，在舊軍隊中當過旅長，還當過云南省警察廳長、陸軍憲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結婚是在1905年，由父母作主，與長他兩歲的大舅的女兒劉從珍完婚。1906年，朱德不顧父親朱世林的強烈反對，毅然外出求學，3年后又離家遠赴昆明，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劉氏一直獨守空房，任勞任怨，精心侍奉老人，深得朱德父母喜愛。1958年2月，劉氏在孤獨中病逝，享年74歲。朱德第二次結婚是在1912年，那時他26歲，妻子叫蕭菊芳，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師范學堂的學生。1916年，蕭菊芳生下一個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種奇怪的熱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的第三個妻子叫陳玉珍，他們是在四川省瀘州結的婚。朱德后來回憶說：“這個女孩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奪人的風度。如果說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莊、沉著和自信。此外，還因為她曾作為地下工作者參加過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讀書人家，很早就和革命運動有了接觸。”1922年夏天，朱德告別妻子陳玉珍和兒子朱琦，赴上海尋找革命道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是四川美女賀治華。據說朱德和賀治華相識在上海。1922年9月，朱德與賀治華一起前往德國留學。朱德因在柏林從事革命活動，兩次被德國當局逮捕并被驅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國留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朱德赴蘇聯學習軍事，到了蘇聯之后，他與賀治華有了分歧。據說賀治華移情別戀，愛上了留蘇學生何家興。1926年朱德回國，在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3軍軍官教育團，任團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長。1927年8月1日，他與周恩來、賀龍、葉挺等人率領國民革命軍發動了南昌起義。

　　王爾琢，1903年生于湖南省石門縣官橋村一戶小康人家，13歲開始在村里讀私塾，后入官橋國民小學、縣立高級小學讀書，1920年入湖南高等工業學校附中就讀，開始閱讀進步書刊，接受革命思潮，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種工業學校，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1924年5月，王爾琢與鄭洞國一起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連續擔任第2期、第3期學生分隊隊長和黨代表職務，1925年1月任國民革命軍營長，參加二次東征。1926年夏，王爾琢參加北伐戰爭，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第3軍第3師黨代表、東路軍先遣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26團團長。1927年8月1日，他參加了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5師第74團參謀長。

　　陳毅，原名陳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樂至縣；父親陳昌禮是一位文人，琴棋書畫無所不能，尤其擅長書法，又能作詩填詞；母親黃培善是一位大家閨秀。陳毅幼年過著“晨耕夜讀，禾熟書香”的田園生活。其父很有遠見，為了陳毅弟兄們繼續讀書，毅然賣掉田產遷入成都市為菜農，這對陳毅的成長起了關鍵的作用。陳毅生長在耕讀傳家的環境中，用“米湯練字”的故事傳為佳話。陳毅基本上是從校門到校門，從成都著名的華德高小學，到成都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又到法國勤工儉學。他在巴黎留學期間參加了工人運動，因參加中國留學生愛國運動被押解回國。1921年陳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學學習，后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1923年，陳毅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他由中共中央安排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讀到了毛澤東剛剛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毛澤東產生了敬仰之情。不久，他參加了南昌起義。

　　毛澤覃向哥哥匯報說，南昌起義主力部隊在潮汕地區失利后，朱德便率部下來到大埔縣三河壩，與奉命留守三河壩掩護起義軍主力分路轉移的周士第、王爾琢部會合在一起。10月初，他們在三河壩突圍中失利，周士第奉黨組織之命去了香港，朱德、王爾琢等率余部轉戰于閩贛粵湘邊界。

　　筆者不得不在這里先介紹一下周士第。1900年，他出生在廣東省海南島上的樂會縣中原墟新昌村，在村里當過小學教員，因他個子很高，學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廣州時，在外面的墻壁上寫了一句話：男兒出門要報國，不報國誓不回家鄉。寫完意猶未盡，又寫道：

　　男兒立志出鄉關，若不報國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

　　周士第改寫的日本人西鄉隆盛這首詩，與毛澤東1911年春離開家鄉到長沙駐省湘鄉中學讀書前所改寫的西鄉隆盛詩何其相似。1924年5月，周士第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12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時，周士第這位黃埔軍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葉挺獨立團第1營營長，后為參謀長。1927年8月1日，身為國民黨軍第73團團長的周士第，率領全團官兵參加了南昌起義。三河壩失敗后，組織決定周士第離開部隊去香港。聶榮臻在香港聞知此事，在給中央軍事部的報告上說：“我恐士第走后軍事及黨部方面均無重心，恐玉階不能指揮。”事實證明，聶榮臻此言不無道理。此后，周士第離開黨組織多年。后來在1934年才到了中央蘇區。長征途中，周士第為部隊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滾滾江水。因他在萬泉河中練就的好水性和好體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隊，笑盈盈地回到了戰友們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經羅貴波介紹，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后話。

　　且說毛澤覃繼續向哥哥匯報說，朱德、王爾琢力求迅速擺脫敵人的追擊和土匪以及豪紳民團的襲擾，尋找立足點。那時，駐守在湘南的國民黨16軍軍長范石生派共產黨員韋拔萃帶著他的親筆信到江西崇義縣上堡一帶找到朱德，說是希望與朱德合作。原來，范石生和朱德既是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同學，又與朱德一起參加過辛亥革命。他同蔣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想與朱德聯合反蔣。范石生在給朱德的信中還說，你若同意，就派人到湖南汝城縣與我的部下47師師長曾曰唯談判，協商合作事宜。朱德立即復信給范石生，表示愿意與他合作。此后，雙方便達成了合作協議。范石生給朱德1個團的編制，任命朱德為16軍總參議、47師副師長兼140團團長；給朱德部配發10萬發子彈，每月發軍餉1萬元和必要的軍需用品。不久，朱德、王爾琢便率部轉駐廣東韶關犁鋪頭休整。10月底，朱德、王爾琢率部西進到江西大余縣境內，在陳毅等人的協助下，對部隊進行了整編，將僅有的七八百人合編為一個縱隊，改稱“工農革命軍第5縱隊”，由朱德任縱隊司令，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73團政治指導員。11月初，朱德、王爾琢、陳毅率部轉到江西省崇義縣西南地區打游擊，探知在與崇義相鄰的上猶縣鵝形地區也有一支革命軍在那里活動。陳毅便化裝成商人模樣，與他們取得了聯系，這才知道這支隊伍是與毛澤東失散的第3營。朱德由此了解到了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并率部上了井岡山的情況，就把從范石生部搞到的一些彈藥和軍用物資送給張子清、伍中豪，補充第3營。此后，朱德、王爾琢決定派人去與毛澤東聯系。陳毅說，有一個人很合適。朱德問是誰？陳毅說：

　　“他叫毛澤覃，是毛澤東的親弟弟，現在就在我們部隊第25師政治部里。”

　　朱德找來毛澤覃，委托他去見毛澤東，通報有關南昌起義的情況，并說希望早日與毛澤東會面。毛澤覃便化名為“覃澤”，裝扮成國民黨第16軍副官的模樣，朝著井岡山方向出發了，沒想到在坑口就碰上了陳伯鈞的隊伍。

　　談話中，毛澤覃得知三哥已經派何長工去尋找朱德的隊伍，就留在井岡山工作了。

　　11月上旬，毛澤東和前敵委員會在寧岡茅坪象山庵召開寧岡、永新、蓮花3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永新的劉珍（曾改名為劉真）、王懷、劉作述、賀敏學、賀自珍，寧岡的龍超清，蓮花的朱亦岳等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聽取了各縣的匯報。他在講話中說：

　　“要抓緊時間，把3縣黨組織重新建立起來，領導人民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建立紅色政權，為黨的事業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澤東知道舊歷年關是地主豪紳催租逼債的日子，對貧苦農民來說，是一年中最痛苦難捱的日子，就好比過鬼門關一樣。因此，他在會議上強調說：

　　“在舊歷年前這個時期，正是我們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斗爭的有利時機。各縣要迅速開展一場以打土豪、分浮財、廢債毀約為主要內容的年關斗爭。”

　　會后，在黨組織領導下，各縣的斗爭迅速開展起來。農民自衛軍在工農革命軍配合下，把那些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抓起來，召開群眾大會，發動群眾上臺控訴他們的罪行，并當眾燒毀契約，宣布廢除債務，取消各種苛捐雜稅；又打開土豪劣紳的谷倉，讓農民挑糧，殺掉土豪劣紳的豬，把肉分給農民，沒收土豪劣紳的衣物用品分給農民。工農革命軍還分別對一些豪紳實行罰款、殺頭等處分。

　　當井岡山地區農民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時，毛澤東還不知道那些坐在上海洋房子里的黨內領導者們正在無理地指責和嚴厲地處分他。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向忠發、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鄧中夏、張國燾、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也參加了會議。

　　擴大會議在羅明納茲指導下，雖然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機會主義錯誤，卻把早已進入低潮的革命形勢說成是革命高潮，從而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堅持“城市中心論”，要求農村暴動要以城市為“中心及指導者”。

　　擴大會議還要求“徹底肅清機會主義，嚴厲地整頓政治紀律”。根據羅明納茲提議，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和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政治紀律決議案》，片面地指責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領導人是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并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

　　會議對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成員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給以警告處分；到南昌傳達中央指示的張國燾，被取消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前敵委員會成員譚平山，則被開除了黨籍。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還被說成是一種“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會議決定取消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員資格；取消彭公達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留黨察看半年。對毛澤東的處分是這樣寫的：

　　“毛澤東同志為八七會議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收暴動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上述被警告處分和組織處理的領導人中，唯有周恩來沒有降職反而升職了。擴大會議決定：增補周恩來、羅亦農為政治局常委；將常委由原來的3人擴大到5人。

　　此后，彭公達絲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地為黨工作。他以中共湘西特委書記身份深入城鄉調查研究，恢復、整頓和發展黨組織，并重視建立革命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先后組建了特委直屬赤衛隊、湘西工農革命軍第4支隊和各縣游擊隊，約有工農武裝兩千人。1928年7月中旬，彭公達在安源被捕；8月7日在長沙小吳門外英勇就義，年僅25歲。

　　夏明翰則是在1928年初被中共中央調入湖北省委工作。3月18日，他從謝覺哉處得知交通員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立即返回漢口東方旅社，準備轉移，被宋若林帶來的反動軍警逮捕。3月20日，夏明翰在敵人的屠刀下吟誦出了一首著名的絕命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旋即英勇就義。

　　還有一位著名革命家的后事，不能不在此簡單介紹一下，他就是上面提到的鄧中夏。1928年2月，鄧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廣東省委代理書記，2月末在香港被捕入獄，5月經組織營救出獄，回到上海。6月18日，鄧中夏和周恩來、瞿秋白等一起，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30年7月19日，鄧中夏從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被黨中央派往蘇區，領導紅2軍團和湘鄂西蘇區革命根據地工作。1931年1月，王明篡奪中共中央領導權后，鄧中夏被撤掉全部職務，于年底回到上海。1932年秋，黨組織派鄧中夏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從事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1933年5月15日晚，他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旋被國民黨引渡解往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1933年9月21日黎明，鄧中夏在雨花臺下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年僅39歲。

　　且說在11月間，毛澤東應袁文才之請求，委派游雪程、陳伯鈞、徐彥剛這3個畢業于黃埔軍校的干部到袁部分別擔任黨代表和軍事教官，進一步改造這支農民武裝。臨行前，毛澤東囑咐他們說：

　　“你們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團結。對這支隊伍要以政治教育為主，讓士兵們既學軍事，又學政治。你們還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緩，一定要把這支地方部隊認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軍隊。”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隊伍集中在茅坪步云山接受整訓。游雪程、陳伯鈞、徐彥剛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整訓中實行了三操兩講制度。三操即早操、上午操練和下午操練；兩講即白天一次政治教育，晚上一次總結討論或晚點名講評。這個制度讓士兵們既學了軍事，又學了政治。

　　有一天，毛澤東到袁部駐地陽湖橋去看望農民自衛軍的戰士們，正遇上他們吃午飯。戰士們的飯碗里配的都是從山里采來的野菜。有一個戰士說：

　　“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澤東走進伙房察看了一番，將戰士的抱怨告訴了炊事員。炊事員無奈地說：

　　“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凍得枯黃了，只剩下這一種可以吃。這種野菜是比別的野菜苦得多，沒辦法。”

　　毛澤東拿起碗盛上飯，添上野菜，來到戰士們中間和大家一起吃，他說：

　　“這菜是苦，可它很有營養。我們能夠吃下這種苦，日后就能戰勝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此時的工農革命軍也一樣缺衣少食。指戰員們每天吃的都是這一帶出產的紅米和南瓜。在山風凜冽中，他們身上穿的還是單衣。沒有被褥，戰士們晚上只好鉆在稻草里過夜。部隊中流傳著兩首歌謠，真實地反映了這一狀況。

　　其一是：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是：干稻草來軟又黃，金絲被兒蓋身上，不怕北風和大雪，暖暖和和入夢鄉。

　　面對這種艱難困苦，毛澤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日夜思索著如何才能改變現時狀況。恰在此時，粵系軍閥張發奎為了與桂系軍閥爭奪廣東，發動廣州事變，趕走了桂系駐守廣州的黃紹竑部，由此引發了兩廣戰爭。湖南軍閥唐生智站在張發奎一邊，把一部分軍隊調往前線參戰，致使其后方日漸空虛。工農革命軍擴大活動區域、改變現狀的好時機終于來了。

　　毛澤東偵知茶陵縣城敵軍兵力比較薄弱，便和前委委員們商議決定，立即攻打茶陵城。毛澤東還特別交代宛希先說：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報紙和書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時派人傳遞給我。”

　　11月16日，工農革命軍第1營和特務連分別由茨坪的大井和茅坪出發，集中于寧岡的大隴，準備突襲茶陵城。

　　毛澤東頭戴斗笠，冒雨來到大路口，為出征的隊伍送行。四五百人的隊伍集合之后，參謀長徐恕整理好隊伍，團長陳浩跑步到毛澤東面前敬禮報告：

　　“報告毛委員，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1團第1營和特務連集合完畢，請您講話。”

　　毛澤東點點頭，拄著一根竹棍，走向一處高坡。勤務員幺六趕緊來扶，被他拒絕了。他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對整裝待發的指戰員們說：

　　“同志們，這一次你們要出征去打茶陵。為么子要打茶陵？因為湖南的軍閥唐生智和廣西的軍閥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打起來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嘍，把他老窩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虛啦，這對我們出擊十分有利。俗話說，吃柿子專揀軟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動派的弱處動手。現在，山下茶陵縣城的敵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動派的弱處，正是開展革命工作的好機會。上一回，你們1營在陳團長和宛代表的率領下，打過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羅定的挨戶團從水口打了回去。這一回，你們的任務不僅要打茶陵，還要占領茶陵。馬上就要出發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經發動起來了，他們正在準備迎接我們去消滅茶陵的敵人。”

　　毛澤東說到這里，看到戰士們的情緒很高，可自己的腳上的凍傷還沒有好，腫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總不能對大家說：我的腳行走不便，這次就不去了，你們去打吧。于是，他就用手指了指自己受傷的腳，臉上帶著微笑，用另一種方式說道：

　　“本來嘛，我這個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鬧革命的。可是，我這個腳不大革命，至今它還不聽我的指揮呢。這真叫沒辦法。”

　　隊伍中有個戰士大聲說：

　　“毛委員放心，我們替你多消滅幾個反動派！”

　　還有一個戰士跟著說：

　　“多打幾個土豪，讓毛委員好好補養補養，把腳上的反動派快點消滅掉！”

　　毛澤東在大家的笑聲中揮揮手，提高聲調說：

　　“好哇，茶陵等待著你們，勝利等待著你們，我也等待著你們。我還是重復以前的要求，你們要向群眾做宣傳，擴大革命影響，讓他們知道，我們工農群眾的軍隊并沒有被敵人消滅，還有很大的力量。出發吧，同志們！”

　　他從高坡上走下來，跛著腳到了隊伍前面，同團長陳浩、1營黨代表宛希先等，還有羅榮桓及一部分指戰員，一一握手，祝他們馬到成功。陳浩、宛希先率領工農革命軍離了大隴，直撲茶陵城。

　　毛澤東回到駐地八角樓，由袁文才等人接著。袁文才說：

　　“毛委員，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擔心。他一再對我說，他要在茨坪備些酒肉爆竹，一旦工農革命軍攻下茶陵，要為你大慶一番。”

　　毛澤東掏出煙，遞給袁文才一支，笑著說道：

　　“你老庚實際上是對工農革命軍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瞞毛委員，”袁文才劃著一根火柴，給毛澤東點著煙，自己也點上了，接著說：“我心里也有點打鼓。茶陵的羅定走了，但他表弟羅克明也非善茬。他們的底細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緊，我就帶支隊伍去支援他們。”

　　毛澤東彈彈煙灰，說：

　　“老袁，你只管放心。沒有十分的把握，我是不會讓工農革命軍出征的。你是總指揮嘛，還是守山為好。”

　　賀自珍很快沏了一壺茶，從樓下端上來，問道：

　　“毛委員，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來么？”

　　毛澤東很自信地說：

　　“能。少則3天，多則4天。”

　　后來在11月18日，前方果然傳來了捷報。袁文才等人聞訊都來了。特務連的戰士向毛澤東報告說，工農革命軍按照原先的作戰部署，經睦村、酃縣瑞江一路前行，當日在茶陵坑口宿營，夜間曾遭到羅克明挨戶團襲擾。擊退挨戶團后，工農革命軍乘機經待江、馬溪、洮水一帶，潛行到茶陵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農革命軍突然發起攻擊，破城后，在赤衛隊協助下攻入衙門，羅克明率部狼狽逃竄。天亮時，工農革命軍順利地占領了茶陵全城。

　　戰士們還送來了不少戰利品，有臘肉，有米酒，還有布匹衣物等，八角樓下的客廳里幾乎堆滿了。一個戰士又將一捆報紙和一封信遞交給毛澤東，匯報說：

　　“報告毛委員，這是從郵電局抄來的報紙，羅榮桓黨代表讓馬上送給你。這信是宛希先黨代表讓交給你的。”

　　袁文才非常興奮，馬上安排人帶著戰士們休息去了。他激動地對毛澤東說：

　　“毛委員，你真是神機妙算??！”

　　毛澤東說：

　　“妙算不妙算，應當感激自珍喲！要不是她及時帶來的情報，再妙也算不來喲。”

　　賀自珍不好意思地說：

　　“我不過是給你找來些破報紙。”

　　毛澤東說：

　　“莫小看報紙破，那可是精神食糧。”

　　袁文才對周桂春說：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報告，他最掛念這事。”

　　毛澤東也交代說：

　　“你挑一些戰利品給王頭領送去。”

　　周桂春與同伴帶了物品剛走，賀敏學與劉珍派來的人就到了，向毛澤東匯報了他們開辟九龍山區的情況，還帶來了一種治療腳傷的膏藥和滋補品。賀自珍要給毛澤東上膏藥，毛澤東笑著說：

　　“算了吧，這只倒霉的腳也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么子膏藥也難治嘍。”

　　勤務員幺六插話說：

　　“我看是得罪土地爺了吧，踩著土地公公的袍帶，要傷腳的。我婆婆在我小時候說過，土地公公的袍帶是踩不得的。”

　　毛澤東被幺六那副認真的樣子逗樂了，就笑著說：

　　“嘿，多么動聽的神話呀。”

　　賀自珍說：

　　“土地老頭也太不對了，這膏藥非治治他不可！”

　　說罷，她便在毛澤東腳上貼上了一張膏藥。

　　毛澤東送走眾人，看著宛希先的匯報信，心里漸漸沉了下來。

　　原來，陳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權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來在茶陵搞過工農運動的人找了來，要他們恢復工會和農民協會。在茶陵成立縣人民委員會時，他們也只在偽縣長公署門前掛了一塊“人民委員會”的牌子，委派譚梓生去做縣長，一切都按照舊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審案，收稅完糧。而每當縣長升堂審案時，舊官吏們仍舊在縣衙門進進出出。部隊在茶陵住下來后，他們也仍然沿用舊式帶兵方法，每天除了三操兩點名、站崗放哨外，很少進行政治活動，群眾工作沒有開展起來，雖然派人打過幾家土豪，也只是為了改善部隊生活，并沒有將財物糧食分給貧苦群眾。部隊的給養基本上像舊軍隊一樣，通過商會向各個商鋪攤派。

　　毛澤東意識到部隊的所作所為不僅背離了工農革命軍的宗旨，也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意愿，若不及時糾正錯誤，將難以在人民群眾中獲得支持和擁護，也就難以生存下去了。他立即寫信給陳浩、宛希先等人，要求他們迅速改變現狀，撤銷“人民委員會”，組織工農兵政府，還指示他們在部隊中加強政治工作，并將部隊分散到附近農村發動群眾。

　　陳浩接到毛澤東的信，知道是宛希先反映了茶陵的情況，又氣又恨。副團長徐恕憤憤地說：

　　“他是毛澤東的人，我們要多提防，如果有機會，就把他干掉。”

　　11月28日，茶陵縣成立了工農兵政府，由工人代表譚震林、農民代表李炳榮和士兵代表陳士榘組成3人常委會；譚震林被選為工農兵政府主席。

　　譚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縣城關鎮工人家庭，1911年入私塾學習，兩年后，在書紙店當學徒。20年代初期，他在攸縣、茶陵組織發動兩次工人斗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擔任攸縣工人糾察隊長、縣總工會宣傳干事、縣黨部工農運動特派員。“四一二”大屠殺后，譚震林發動萬人游行示威，“馬日事變”后遭到反動派通緝，奔走長沙、武漢，尋找黨組織無果，被迫回攸縣進行地下革命活動。

　　以譚震林為主席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是工農革命軍在湘贛邊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此后，工農革命軍又幫助地方干部建立了縣工會、縣農會和縣赤衛隊。

　　后來毛澤東見到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在清算土豪劣紳的布告上印著長條形的印鑒和3個常委的名字，非常高興，和陳士榘開玩笑說：

　　“陳士榘同志，你做了縣太爺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這正是：毛公神算驚四座，孤旅一鼓下茶陵，紅旗漫卷山城。

　　黎民翻身當太爺，豪紳俯首為魚肉，政權歸我工農。

　　欲知工農革命軍能否守得住茶陵城？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在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一系列決議，把革命低潮說成是革命高潮，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堅持“城市中心論”，從而使中共中央步入了“左”傾冒險主義的軌道。決議還毫無道理地指責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領導人犯了機會主義錯誤，把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說成是單純的軍事投機，并對他實行嚴厲的懲辦主義，這是共產國際在新形勢下對中國革命的又一次嚴重損害！此后，那些洋大人們繼續“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和“左”傾冒險機會主義者一起，把中國革命引向了更加危險的歧途。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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