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汪精衛一伙肯定要叛變，我們不能在此等著別人來屠殺，

　　要盡快地轉移，或者跟部隊走，或者回湖南去。”

　　話說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就中國問題發表了演說，批駁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分裂的危機“不可避免”的警告，公開贊揚和支持蔣介石。他說蔣介石是“遵守紀律的”。他還說：

　　“國民黨是一個聯盟，是一種由右派、左派和共產黨組成的革命議會，為什么要搞政變？……目前我們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們領導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蔣介石也許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領導著軍隊，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為。”

　　4月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根據共產國際自3月下旬以來的多次指示，與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汪精衛聯名發表了由他起草的《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史稱《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稱：蔣介石“決無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宣言》中還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國革命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

　　汪陳宣言不僅進一步刺激了蔣介石，成為“四一二”大屠殺的導火索，而且還從思想上解除了共產黨人的武裝，使全黨在危機面前完全處于無戒備狀態。

　　4月6日，占據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搜查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逮捕了蘇聯外交人員和在大使館避難的共產黨北方區書記李大釗及夫人趙紉蘭，還逮捕了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和路友于、張挹蘭（女）等，共60余人。

　　4月9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鄧演達、毛澤東、譚平山、彭湃、方志敏等13人，向全國發表就職通電，宣布“就職視事”。通電中說：

　　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誓立于革命地位，領導全國農民努力奮斗。以完成國民革命，與一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做最后的斗爭。”

　　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決定于5月1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臨時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農協。

　　1927年春，周谷城來到武漢，住在黃鶴樓附近一個叫“一枝棲”的廉價小旅館里。毛澤東前去看望他，一進門便關切地問：

　　“周先生，你為什么住了這樣的旅館？”

　　周谷城說：

　　“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錢。”

　　周谷城拿出他在湖南省農講所時撰寫的一篇題為《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的講稿，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閱后說：

　　“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應該在報上發表。”

　　在毛澤東的幫助下，周谷城的文章發表在了《中央日報》副刊上。鄧演達對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賞，要周谷城到他組織的河南前線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去當秘書，周谷城以自己體弱、膽怯、痔疾等由婉言推辭了。毛澤東說：

　　“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國農民協會工作？”

　　周谷城知道全國農民協會的工作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很爽快答應了。毛澤東交代說：

　　“明天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要開會，你先到那里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9點，周谷城來到全國農民協會會議廳外的接待室，坐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執行委員會開完了會，毛澤東出來了，對他說：

　　“我已經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國農民協會來上班。”

　　就這樣，周谷城在全國農民協會當了一名宣傳干事，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努力工作。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周谷城與在中央農講所擔任秘書的夏明翰也來往密切，關系極為融洽。

　　4月12日，毛澤東出席鄧演達主持召開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員會會議，并擔任會議記錄。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

　　“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并無須別的辦法。現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

　　就在1927年4月12日這一天，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何以會在上海先動手？原來早在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時，上海總工會在杭州方面的北伐軍抵達上海附近龍華的有利條件下，發布總同盟罷工令，全市80萬工人實行總罷工并立即轉入武裝起義，經過30個小時的浴血奮戰，到22日下午6時，工人武裝攻占了統治上海的直魯聯軍的全部據點，控制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各個地區，取得了第3次武裝起義的完全勝利。眾所周知，蔣介石早年曾混跡于上海灘，如今眼看著大上海落入共產黨人及工人階級之手，他豈肯干休？于是便唆使黑惡勢力挑起事端，在謊言掩蓋下用突然襲擊的手段，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瘋狂地揮舞起了屠刀。

　　再說4月12日這天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首先發出政變信號，然后由杜月笙組織的“中華促進會”流氓武裝，袖佩白色“工”字臂章，浩浩蕩蕩從法租界出發，分別向駐守在南市、閘北的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上海總工會等處發動突然襲擊。駐在閘北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的工人糾察隊，對流氓武裝的進攻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杜月笙見他的流氓武裝攻不進去，就借來了一門小鋼炮，硬是轟開了圖書館大鐵門。

　　正在此時，蔣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孫傳芳舊部周鳳岐的第26軍的部隊突然出現了，團長邢振南對工人糾察隊喊話說：“我們是來調解糾紛的。”軍隊闖入大門后，將工人糾察隊全部繳了械。與此同時，駐守南市、浦東和吳淞的2700多名工人糾察隊的1700支槍，也被蔣介石以同樣的手段全被繳去。

　　北伐軍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當天宣布說：“本早，閘北武裝工友大肆械斗，殊屬妨礙地方安定秩序，本總指揮職責所在，將雙方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

　　上海總工會當即發出通電抗議。

　　4月13日，上海總工會在青云路廣場舉行10萬人抗議集會。會后，群眾結隊到第26軍第2師司令部請愿。當他們行至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突然遭到周鳳岐部的槍擊。請愿群眾當場死亡100多人，傷者無數。

　　國民黨反動派派兵占領了上海總工會，封閉了上海特別市政府。

　　4月14日，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在上海全市進行大搜捕。3天之內，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3000余人被殺害，5000余人被捕，3000余人失蹤。

　　4月14日這一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關于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告全世界無產者、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族書》，說蔣介石已被帝國主義所收買，成了帝國主義強盜的同伙、工人運動的敵人。

　　4月15日凌晨，李濟深在廣州部署反動軍警，向工農團體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2000余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逮捕，100余人被殺害。著名共產黨員鄧培、蕭楚女、熊雄、劉爾崧、李啟漢、畢磊遇難。

　　此后，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汕頭和廣西等蔣介石統治的地區，也相繼發生了大規模的反革命大屠殺。

　　就在這腥風血雨中，毛澤東的六弟毛澤覃被迫偕同妻子周文楠離開廣州，向武昌轉移。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毛澤覃的發妻叫趙先桂，他們在1924年結婚，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兩人各奔東西，就此斷了紅線。趙先桂于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9月回國，先后在湘鄉和洞庭湖一帶從事地下工作。1930年，趙先桂到山東擔任了山東省委秘書職務，改嫁省委宣傳部長裴光。1932年她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旋被殺害于濟南。

　　周文楠是毛澤覃的第2任妻子，又名周潤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長沙一個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過知縣、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親周陳軒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親及同父異母的哥哥周自娛在長沙小吳門松枝園1號家里，協助黨組織收藏、保管和傳遞共產黨的機密文件，毛澤東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蕭三都到過周家，在那里開會，研究工作。周自娛比繼母大幾歲，比毛澤覃年長近30歲。他早年中過秀才，后來投身于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事業，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飽學先生。周自娛見毛澤覃氣宇軒昂，言行舉止從容，落落大方，對妹妹和毛澤覃的相愛深表贊許。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親一起到了廣州，在母親的操辦下，周文楠與毛澤覃完婚。

　　再說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毛澤東立即將中央農講所師生們動員起來，每天都分成小組，打著紅旗，帶著寫好的傳單、標語，深入街道、農村，發表演說，表演戲劇，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揭露蔣介石叛變革命、殘殺農工的罪行。同時，他們的軍事訓練每天增加到4小時。

　　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發布《免蔣介石本兼各職令》：開除蔣介石黨籍；委任馮玉祥接替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委任唐生智為副總司令；命令全國將士及革命群眾團體捕獲蔣介石，將其按反革命懲治。

　　以“左派領袖”自居的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高調反蔣，他說：“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聲稱要堅決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4月18日，蔣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宣布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并將毛澤東、陳獨秀、林伯渠、譚平山等共產黨人以及國民黨左派人士193人的名字，列入“南京國民政府”第一號通緝令中。

　　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第2次北伐誓師大會。

　　此時武漢政府統帥下的部隊是第2、第3、第4、第6、第8軍，還有馮玉祥的西北革命聯軍；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軍動搖于南京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之間外，第2、4、6軍戰斗力都比較強，特別是第4軍，被稱之為“鐵軍”，而第8軍則是兵員最多的一個軍，擁有10個師之眾。

　　唐生智率部開往河南，與馮玉祥一南一北夾擊奉軍。

　　后來在5月間，第4軍與賀龍的第15師在河南信陽、漯河一帶，打垮了張學良所統率的奉軍主力第3、第4方面軍。是役，共產黨人領導的第70、71、73、74、77團，起了重大作用；其中26師77團團長、共產黨員蔣先云身負重傷，堅決不下火線，最后壯烈犧牲。

　　再說在4月19日，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土地委員會的委員、中央各委員、各省區農民運動負責人、各省區黨部的負責人，以及軍隊的軍、師長、政治部主任，還有蘇聯顧問2人。

　　擴大會討論的問題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和方法；農民政權問題；佃農保護法；處分逆產條例；革命軍人土地保障條例。

　　毛澤東在擴大會議上多次發言，他說：

　　“應確認并大力宣傳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只有廢除一切階級剝削，才能解除農民的痛苦，才能使廣大農民為革命勇敢作戰。”“農村政權的建立應分兩步，革命時期，權力歸農會；革命過后，實行鄉村自治。”

　　會議在解決土地問題上分歧很大。汪精衛、何鍵等人以保障革命軍人利益為旗號，企圖保護混進革命隊伍里的軍閥的土地。毛澤東則發言說：

　　“革命軍人無土地的，應在革命戰爭終了復員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

　　夏曦鑒于軍人有土地保障條例，提出應規定保障佃農條例。毛澤東支持夏曦的意見，還提出要免減佃農的租稅，田主不得虐待等。

　　也就在4月19日這天晚上，劉謙初、張國蘭來到武昌都府堤41號看望毛澤東。據張文秋后來回憶說：

　　“在我們談話中間，楊開慧從房里出來，給我們倒了茶，端來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緊緊跟在她身后，一個大約四五歲，一個大約兩三歲，都是很逗人喜歡的機靈模樣。我給他們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禮貌地說：‘謝謝！’岸青也跟著說：‘謝謝！’為了不影響我們的談話，保姆把兩個孩子領了出去。臨出門時，兄弟倆回過頭來，對我招招手，說：‘再見！’”“因有人登門拜訪，謙初和我便起身告辭。毛澤東同志親自送我們走出大門。他還盛情邀請謙初以后到農講所做一次演講，給學員們講講北伐的經過，謙初爽快應諾了。楊開慧還一再邀我們常來玩。在回去的路上，謙初很有感慨地說：‘與毛澤東談一席話，真是勝讀10年書啊！’”

　　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宣言聲討蔣介石是“反革命的劊子手”，宣布要消滅“蔣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會力量”。

　　4月22日，毛澤東、惲代英等和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宋慶齡等40人聯名簽發《討蔣通電》，聲討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糾集新老軍閥，屠殺革命民眾的罪行。《討蔣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武裝部隊，共同“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通電》中還說，如不打倒蔣介石，“革命群眾將無噍類”。

　　4月23日，武漢市舉行30萬人群眾大會，由此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高潮。

　　4月26日下午，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第5次擴大會議。他提議說：

　　隨著武漢政府第二次北伐的進行，“北方農民運動應積極注意”，“北方農運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農民的同情，北伐軍是孤軍奮斗。所以直、魯、豫農協應早日成立。”

　　這一提案獲得擴大會議通過。

　　擴大會議還通過了《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等幾個決議案。《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當前只能做政治沒收。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均應加以保護，地主及佃農制度尚不能完全消滅。《決議案》同時規定：擁有肥田不超過50畝、瘦田不超過100畝的都算小地主。

　　這個極不徹底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后來在提交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審批時，由于譚延闿、汪精衛等人反對，又被擱置了起來。

　　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第一附屬小學風雨操場舉行開幕式。此前被蔣介石通緝的共產黨“首要分子”幾乎都出席了開幕式，他們是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北方11個省及地區的正式代表，其中有：陳獨秀、譚平山、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朱錦棠、陳喬年、陸沉、郭亮、易禮容、陳佑魁、黃錦輝、王若飛、李震瀛、張佐臣、莊文恭、楊培森、王根英、鄭復他、林鈞、顧順章、張金寶、黃平、潘心源、尹寬、鄭超麟、張國蘭等，代表著全國57967名黨員。

　　在“五大”的82名代表中，黨的第四屆9名中央委員只有一人沒有到會，他就是已經身陷囹圄的李大釗；此外，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崧已在廣州被殺害；上海特委的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正在白色恐怖中與反動派周旋，未能到會。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米夫出席了開幕式。

　　國民黨“左派”代表譚延闿、孫科、徐謙及蘇、英、法、美等國共產黨代表，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農民協會等代表應邀列席會議。

　　此時，蕭三已經留法歸來。毛澤東和剛剛回國的蔡和森（1925年10月被黨組織派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及蕭三在“五大”上再次重逢。

　　毛澤東將他和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在聯席會議上議決的提案，提交給代表大會。

　　陳獨秀主持開幕式并致開幕詞。之后，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國民黨代表徐謙，還有各國黨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先后在開幕式上致辭祝賀。

　　開幕式結束后，毛澤東見到了京山縣代表張國蘭。他關切地問道：

　　“劉謙初同志怎么樣了？聽說他就要隨北伐軍出征了。你們倆的戀愛進展得怎么樣了？”

　　張國蘭在4月26日剛剛與劉謙初舉行了婚禮。她興奮地說：

　　“前幾天我們已經正式結婚了。”

　　“喲，新娘子，恭喜！恭喜！你們不夠朋友嘛，連喜酒都不請我們喝一杯。等你們生了孩子我可要吃紅蛋喲！”

　　張國蘭笑著說：

　　“到那時當然要來請你的。”

　　毛澤東也笑著說：

　　“別人都祝你早生貴子，我倒希望你多生千金。你們不是很喜歡我的兒子么？將來要是你生了女兒，我們兩家好對親家，把你的女兒做我的兒媳婦。”

　　張國蘭笑笑說：

　　“好啊，你可真會講笑話。”

　　毛澤東不經意的一句玩笑話后來竟成了真事，張國蘭此后先后生了3個女兒。22年后，已經改名為張文秋的她，將她與劉謙初所生的大女兒劉思齊嫁給了毛岸英；33年后，又將她與陳振亞所生的二女兒邵華嫁給了毛岸青。

　　且說在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五大”轉至漢口濟生三馬路黃陂同鄉會館繼續進行。

　　大會開始時，瞿秋白向與會代表散發了他在2月間撰寫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原名為《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的小冊子，尖銳地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提出對黨的病癥“必須趕快施手術，暴露其病根”。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羅章龍、瞿秋白、顧順章、張金寶、張國燾、譚平山等組成主席團；蔡和森為大會秘書長。

　　陳獨秀在大會上作了長達6個多小時的政治報告。

　　政治報告為黨在“中山艦事件”后采取的妥協退讓政策作了辯護。陳獨秀認為，“共產黨的退讓，是由于力量不足和黨沒有適當的準備而引起的。在廣東發生這樣的錯誤應該認為是可以寬恕的。”

　　報告認為上海工人3次武裝起義是錯誤的，工人只能搞經濟斗爭，不能搞武裝斗爭。陳獨秀錯誤地認為，現在“革命運動中的潛在危險大為減少”。他主張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對小地主讓步，并同小地主聯盟。他說：“無論如何，在目前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們在相當時期以內，必須保持一種折中的中庸的路線，或許是很短時期的，然而，在最近將來一兩個月中，我們必須和小資產階級保持聯盟。農村的階級斗爭雖然正在發展，然而這個斗爭還沒有達到極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剝奪的。”我們“不應陷入極左的錯誤，而應該采取不左不右的政策”。陳獨秀否定了毛澤東、彭湃、方志敏等人提出的支持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猛烈發展農民武裝、建立農村民主自治政權的提案。

　　報告提出了革命“向西北發展”的退卻主張。報告對革命領導權問題采取退讓的政策，陳獨秀說：“我們尚無很大的決心參加政府。”

　　羅易在大會上作了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報告。其主要內容是：第一，中國目前是民主革命階段，它有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和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可能；第二，中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沒有脫離關系，在革命發展之下它必然不可避免要背叛革命，因此我們一定要反對資產階級，奪取革命領導權。為此，（1）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提出沒收土地的口號，來發展土地革命；（2）要堅決領導工人斗爭，滿足工人的要求，堅決實行8小時工作制，使工人階級更加堅固的團結起來；（3）對于城市小資產階級黨要設法與之鞏固聯合；（4）對于國民黨，要實行改組，使廣大工農加入，轉變國民黨為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堅決反對右派；（5）共產黨要參加國民政府，從上而下的執行革命的政綱，鞏固革命的政權。

　　就在4月28日這一天，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在北京遭到了反動軍閥張作霖的殘害。

　　這天上午，張作霖反動當局判處李大釗、路友于、張挹蘭、范鴻劼等20人絞刑。李大釗大義凜然，他向反動派宣告說：

　　“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下午2點，李大釗、路友于、張挹蘭、范鴻劼等20人走上刑場。李大釗第一個走向絞刑架，他奮力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

　　喪心病狂的劊子手們為了延長李大釗痛苦的時間，行刑長達28分鐘之久。

　　國人聞之無不動容。馮玉祥下令全軍為李大釗戴孝。

　　4月29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為加強對北方農民運動的指導，聯合組織“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被推舉為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

　　“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大部分成員將隨著北伐軍一起進擊河南，指導戰區的農民運動。毛澤東特意從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選拔出了熟悉北方情形又能吃苦耐勞、善于作宣傳組織工作的100余名學員，將隨同“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成員一起趕赴河南戰區，開展農運工作。

　　4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有兩名反革命分子潛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宿舍，將硝鏹水潑在共產黨員廖琛和另一個學員黃劍夫身上。在毛澤東指導下，農講所查明這一惡性事件是由混進農講所內的國民黨反動組織AB團分子策劃的。掌握了他們的罪證后，毛澤東突然組織了一次全校大搜查，結果搜出了不少反動的秘密信件、公文和傳單以及炸彈、武器等，捕捉了一些反動分子，在全校召開揭發批判大會議后，遂將他們送交革命法庭依法懲辦。農講所同時又清洗了混進農講所的一些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的學員。

　　1927年5月4日，汪精衛應邀列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發表了兩次講話。他高談闊論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就使以陳獨秀為首的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繼續沉迷于錯覺之中。

　　5月5日，“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部分成員及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百余名學員前往河南，毛澤東以全國農協代表及“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委身份參加歡送會，勉勵他們努力工作。

　　在5月初的幾天里，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等以及來自各省的許多代表都在“五大”上發了言。他們不贊成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對陳獨秀報告中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他們認為黨過去犯的錯誤主要是“過高估計資產階級，錯誤理解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政策。”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放棄革命領導權，特別是在中山艦事件上所犯的右傾錯誤。

　　蔡和森在發言中說：

　　“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所以我們現在對于小資產階級及國民黨應采取堅決的領導態度而不應尾隨他們的動搖、猶疑，做他們的尾巴。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如若不然，我們的革命也將如法國及俄國二月革命一樣破產。”

　　蔡和森還說：

　　“我們現在雖然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合作，但我們不要忘記其中還保留有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分子（孫科、譚延闿），這些分子是隨時可舉行3月20及4月12日的大屠殺對付我們的；富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店主、廠主等）亦時有武裝暴動反對我們之可能。”

　　其間，毛澤東因故數日缺席會議，任弼時在大會上積極發言，支持毛澤東的觀點，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要給蔣介石以堅決的回擊”的意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吸取“中山艦事件”的教訓，積極準備自己的力量。

　　任弼時還代表團中央宣讀了《致黨中央意見書》，切中了陳獨秀的要害。陳獨秀惱羞成怒，伸手奪下任弼時手中的《致黨中央意見書》，撕得粉碎，吼道：

　　“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

　　陳獨秀命令任弼時坐下，任弼時不予理睬，昂著頭繼續講下去，他呼吁全黨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對國民黨開展堅決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事變”出現。

　　大會在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把持下，毛澤東等人的意見沒有引起大會的注意。陳獨秀他們還把毛澤東排斥于大會領導之外，并剝奪了他在大會上的表決權。

　　5月9日，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職工運動議決案》、《組織問題議決案》、《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等文件。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當選的中央委員共31人，他們是：陳獨秀、李維漢、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項英、向忠發、張國燾、羅亦農、陳喬年、趙世炎、張太雷、陳延年、譚平山、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惲代英、彭湃、夏曦、賀昌、易禮容、彭述之、楊之華、羅珠、羅章龍、李滌生、顧順章、楊其珊。

　　選舉中央候補委員14人，他們是：毛澤東、郭亮、黃平、吳雨銘、陸沉、劉伯莊、袁達時、毛科文、陳潭秋、薛六、林育南、莊文恭、李震瀛、王亞璋。

　　大會同時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7人：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

　　候補監察委員3人：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

　　5月10日，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7人，他們是：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

　　選舉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蘇兆征、周恩來、張太雷。

　　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3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

　　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

　　選舉中央秘書長：李維漢。

　　選舉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分別擔任組織、軍事、工人、農民部部長。

　　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排斥在黨的領導核心之外，在黨內領導農民運動的職權亦為新成立的農民部所取代，只剩下了一個“中央候補委員”的名頭。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黨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衛等人身上，毛澤東已經預感到一場劫難即將來臨。在無比的郁悶和惆悵中，楊開慧陪同他默默地漫步在暗流涌動的大江之濱，徘徊在蛇山上一座始建于公元3世紀的黃鶴樓故址前。面對煙波浩淼奔流不息的滾滾長江，毛澤東感慨萬千，情不自禁地吟誦道：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這便是他那首著名的《菩薩蠻·黃鶴樓》。站在一旁的楊開慧聽了，激動地說：

　　“潤之，這首詞真好，前幾句太蒼涼了，后幾句一變而顯得昂揚，壯懷激烈，我聽了也心緒難平。”

　　毛澤東說：

　　“目前武漢的這個局勢，叫人心緒怎么靜得下來！不過，我想辦法總會是有的。”

　　正是：詩人憂國憂難解，壯懷把酒酹江濤。

　　欲知毛澤東在逆境中如何斗爭，且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斯大林對蔣介石的估計和期望甚高，說他是一個能干的人才，且斷言除了反帝以外，他沒有其它路可走，豈不謬乎？在“四一二”前后，斯大林又把希望寄托到了汪精衛身上，也實在是糊涂得可以！后來第一次大革命終于落敗，陳獨秀固然難辭其咎，但歷史學家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往往為斯大林這個“尊者”諱，就難免有失公正了。

　　毛澤東在“五大”上批評陳獨秀，結果被剝奪了表決權，在“五屆一中全會”上又失去了在黨內領導農運的職權。由此可見，陳獨秀雖然對“老子黨”唯命是從，可是他對內也真夠專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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