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到5月間，列寧撰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回答了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僅對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發揮了指導作用，助力解決了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也對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進行了一般性論述。當前，深入分析和研究這篇著作中的黨建思想，有助于進一步推動黨的建設理論創新和實踐突破，為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添磚加瓦”。

　　一、引言

　　20世紀初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廣闊道路和光明前景，改變了世界發展的格局和趨勢。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帶動和鼓舞下，西歐各國的工人武裝起義和東方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在工人運動迅猛發展的同時，歐美工人群眾運動中也出現了以“左”傾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為主要體現的“左派”幼稚病。在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世界革命運動高漲的催動下，歐美工人群眾運動中出現了冒進的情緒和主張，再加上理論素養不高和斗爭經驗欠缺等原因，國際工人運動內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策略上都有“左”的傾向。他們因反對第二國際領袖的“議會迷”而拒絕參加議會，因反對第二國際的叛徒領袖而提出“打倒領袖”和“取消政黨”的錯誤口號等。在革命運動發展的過程中，他們主觀認為自己是“革命派”，在黨內搞分裂活動。在這些“左派”當中，上層分子是極少部分，而大部分則是年輕幼稚的共產黨人。他們把“左派”幼稚病帶進革命隊伍的同時，也給革命事業發展帶來了隱患。列寧指出：“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根據本文總的意圖，先從我國的經驗說起，因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當今策略上普遍適用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必須普遍遵循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去。”

　　“左派”幼稚病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對革命辯證法缺乏正確認識。對于考茨基和鮑威爾等第二國際領袖們不懂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問題，列寧指出，“應該設法使共產黨人不再犯‘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列寧辯證地分析了“左”傾學理主義和右傾學理主義，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左”傾學理主義在思維方式上的形而上學。列寧從思想層面和行為層面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左派”幼稚病，提出了一系列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重要思想與策略。

　　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黨建思想內容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不僅對“左派”幼稚病進行了深入批判，而且從黨的組織紀律建設和思想理論建設、反對工人運動內部兩條戰線斗爭、重視和發揮領袖權威、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等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

　　（一）加強黨的組織紀律建設和思想理論建設

　　制定和實行鐵的紀律不僅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重要區別，也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斗爭中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和重要經驗。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領導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中戰勝了資產階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定和實行了工人階級擁護的鐵的紀律。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還不甘失敗。只有制定和實行鐵的紀律，才能增強抵御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松散性和兩面性的腐蝕，才能打退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圍攻，才能確保無產階級有序地、有效地發揮專政作用。共產黨人必須深刻認識到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性，不斷制定和實行鐵的紀律，堅決避免走向無政府主義。當然，列寧所強調的鐵的紀律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是自愿性和強制性統一，而不是片面地強調強制性。

　　對于制定和保持黨的鐵的紀律的條件，列寧主要從3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和它對革命的忠誠，是靠它的堅韌不拔、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程度、革命忠誠度、革命品質，是推動黨員自覺服從紀律的內在力量。在制定和保持黨的紀律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不斷提高黨員的革命品質，在自愿的基礎上增強紀律執行力。

　　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在開展制定和保持黨的紀律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理性地審視階級差別，把革命堅定性和革命包容性結合起來，在保持革命的堅定性，堅定維護本階級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同時，也要增強革命包容性，根據實際情況適當兼顧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在最大范圍內把本階級的勞動群眾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進而不斷鞏固黨的紀律的群眾基礎。

　　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這就告訴我們，在革命斗爭過程中形成的人民群眾認可的政治路線是制定和執行嚴格紀律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對于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問題，列寧指出，“俄國在半個世紀里，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真是飽經苦難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俄國思想界尋找正確理論的道路并非坦途，歷經半個世紀，俄國才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正確的革命理論。列寧強調，布爾什維克黨很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實際相結合，并且在革命斗爭中堅持和發展這個理論。“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有了15年（1903-1917）實踐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經驗之豐富是舉世無比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有源源不斷的力量，是因為立足于俄國具體實際的基礎上不斷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將這個理論賦予鮮明的俄國特色、俄國風格和俄國氣派。

　　（二）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

　　為了糾正和解決年輕共產黨人的錯誤，列寧通過回顧和總結布爾什維克黨內斗爭史，得出了無產階級政黨是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兩條戰線中發展壯大的結論。敢于并善于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兩條戰線的斗爭不僅是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主要標志，也是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發展壯大必經道路。對于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順序問題，列寧指出，“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中”。列寧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放在了首位。在當時，俄國右傾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就是工人貴族階層被資產階級收買和利用。為此，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俄國的經濟派、孟什維克、取消派、社會沙文主義等斗爭中，對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迎頭痛擊。

　　列寧也高度重視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作長期斗爭中成長、成熟和得到鍛煉的。”“左”傾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就是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壓迫下進入到工人階級的隊伍當中。在工人階級的隊伍當中，小資產階級是帶有兩面性的“革命家”。在革命進入高潮之際，小資產階級就會要求采取革命極端措施，幻想一蹴而就地實現社會主義。在革命出現低潮之際，小資產階級就開始散播革命消極情緒，動搖革命立場或背叛革命。在俄國工人運動內部的社會革命黨就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性”的代表者，而“召回派”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就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性”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代表者。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布爾什維克黨曾經在1908年和1918年分別與“召回派”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進行了斗爭。

　　（三）重視和發揮領袖權威

　　針對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因第二國際“領袖”成為叛徒就片面地否定所有領袖的問題，列寧強調了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領袖權威。當時，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由于黨的合法狀態和非常狀態的交替迅速和缺乏對領袖的辨別力等原因，主觀地將“領袖”和“群眾”分離和對立開來，對領袖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形成全面的認識，混淆了革命領袖和叛徒“領袖”的區別。這不僅不利于無產階級革命繼續向前發展，也會有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破壞無產階級革命向前發展的危險。“為此竟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重視領袖在革命事業中的權威，不僅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驗總結，也是黨性修養的基本體現，更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在當時，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片面地將政黨、階級、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就是在削弱甚至否定領袖的權威。

　　在強調不能否定領袖權威的同時，列寧也對怎樣發揮領袖權威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說明。“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這一論斷表明領袖要形成不可分離的整體，階級、領袖以及群眾也要結成不可分離的整體。脫離了階級和群眾，領袖權威就不能正確發揮。領袖之間沒有協調一致的行動，領袖權威也不能正確發揮。“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列寧重申領袖不專指某一個人，而是在政黨中產生的領導集體，就進一步表明了領袖權威的發揮也不是個體性行為，而是集體性行為。簡單地將領袖和領袖作用的發揮歸結為個人，不僅是對領袖概念的片面化理解，也會影響領袖權威的體現和發揮。

　　（四）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并理性對待妥協問題

　　在黨的戰略策略出現問題的情況下，黨的政治領導正確與否就很難保證。因此，不管是在奪取政權之前，還是在革命勝利之后，為確保在革命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黨的領導的正確性，列寧及時地制定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戰略策略。針對一些“左派”共產黨人妄稱妥協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混為一談，進而反對妥協的問題，列寧指出，“恰恰相反，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必須找到一種同他們妥協的適當形式”。“左派”共產黨人反對一切妥協，就說明了他們在制定戰略策略方面的幼稚程度，暴露了他們宗派主義者的本質。一方面，在敵人強大且矛盾重重，而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中還存在大量中間階層和小生產者的情況下，要想戰勝敵人就必須通過適當形式的妥協，利用和爭取暫時的同路人，而不是將暫時的同路人推向敵人。另一方面，在敵人占據絕對優勢的形勢下，也可以為了保留革命實力和爭取緩沖時間而與敵人進行適當形式的妥協。

　　在與敵人進行適當形式妥協的同時，也必須善于分析不同性質的妥協。“應當善于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列寧在批判“左派”共產黨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協”口號的同時，也對兩種不同性質的妥協、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妥協應該采取的態度進行了分析。

　　革命的妥協是在客觀條件的壓迫下為謀求無產階級的生存和發展而作的暫時的妥協，是完全有必要的。叛徒的妥協是以客觀條件為幌子，為謀求私利而進行的妥協，必須堅決防止和反對的。事實上，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歷史上有很多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勝利而實行妥協的實例。如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在組織政府時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妥協就是典型證明。但是，由于“左派”共產黨人對不同性質的妥協缺乏辨別力，不善于區分革命的妥協和叛徒的妥協，因而把革命的妥協和叛徒的妥協一起否定了，這就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和隱患。

　　三、《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黨建思想的當代啟示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篇著作不僅解決了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問題，而且將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與國際工人運動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通過推進理論創新為世界各國共產黨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意見。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正在深入推進，應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黨建思想為指導，制定和實行加強黨的建設的戰略策略。

　　（一）注重紀律建設的系統性

　　“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夠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異常艱難的條件下順利地實現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其原因在于俄國有若干歷史特點。”不管是“極嚴格的紀律”還是“鐵的紀律”，無不彰顯著列寧對黨的組織、紀律建設的高度重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黨建思想對中國共產黨開展紀律建設的實踐具有根本性影響。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以歷史的主動性和堅定性推進黨的組織紀律建設。從中共一大強調保密紀律到中共二大黨章專門設置“紀律”專章再到中共五大細化了違紀處分規定和審查程序等，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紀律建設的重視。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的紀律建設的理論認識更加深刻，對推進黨的紀律建設的實踐路徑更加明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這種對黨的紀律建設和應對復雜形勢、完成歷史任務之間關系的創新性論斷，不僅回答了“為什么要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問題，也回答了“怎樣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問題，大大深化和促進了人們對黨的紀律建設原則的認識。總結列寧關于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相關論述，可以發現兩條邏輯主線就是“為什么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和“怎樣加強黨的紀律建設”。

　　一是通過加強思想建設，強化全黨紀律意識。黨的思想建設與黨的紀律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兩大重要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貫通。黨員干部的紀律意識強弱，與黨的思想建設水平相關，因為黨的思想建設會直接影響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而紀律意識是黨員干部思想覺悟的重要方面。只有把黨的思想建設和黨的紀律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才能使黨的紀律真正成為鐵的紀律。因此，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必須以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為重要“抓手”，通過加強黨的思想建設，不斷增強全黨的紀律意識，為黨的紀律建設提供內在驅動力。二是加強群眾路線教育，鞏固黨的紀律建設的群眾基礎。人民群眾是開展黨的紀律建設的基礎力量，也是開展黨的紀律建設的主體力量。要深刻認識群眾路線教育在黨的紀律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強化黨員干部對群眾路線教育的理論認同和實踐認同，動員黨員干部到廣大人民群眾當中去，與廣大人民群眾形成親密的關系，進而為黨的紀律建設打下更加堅實的群眾基礎。三是把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紀律建設緊密結合。執行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是當前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對當前黨的紀律建設而言，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線就是前提和保證。要把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作為黨的紀律建設的“標尺”，強化黨的紀律建設的政治戰略和政治策略引領，堅定黨的紀律建設為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服務的價值導向。

　　（二）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線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寧嚴肅批評當時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右傾機會主義，揭露其思想反動的本質，并分析其產生和發展的社會階級根源和思想理論根源。列寧在這部著作中剖析和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原則和方法仍適用于新時代黨建中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線的斗爭。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也曾多次出現過“左”傾和右傾的錯誤傾向，導致我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走了一定的“彎路”。之所以“左”傾思想會時有出現，就是因為它有一定的社會群眾基礎和思想理論根源。長期以來一些人總是把“左”與革命、先進對等看待，將“右”與反動、落后劃等號，片面地認為要革命就必須“左”，這就催使他們寧“左”勿右。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若干階段，也曾受到過“左”、右傾錯誤的一定程度影響。當然，也正是在與“左”、右傾錯誤的斗爭中，黨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進而推動黨的事業持續走向勝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征程上，為應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不僅要全面剖析“左”傾錯誤產生的原因和危害，把防“左”放在首位的同時，也要防止一些人在反“左”的過程中走到“右”的錯誤道路上去，自覺而堅定地增強防“左”警右的定力和能力，時刻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線。

　　（三）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寧強調了革命領袖權威，不僅是對當時“左派”共產黨人“打倒領袖”口號的有力反駁，防止和糾正了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否認革命領袖作用的錯誤傾向，也對如何發揮革命領袖的作用，進行了精辟而獨到的闡釋。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已經表明，堅決擁護黨的領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把革命、建設、改革實踐順利推進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堅強的革命意志、非凡的政治智慧、厚重的人民情懷和強烈的歷史擔當，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推動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豪邁前進，不斷應對和戰勝來自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風險和挑戰，開創和引領了偉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成為歷史和人民選擇的人民領袖。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歷史性變化，為應對和戰勝來自國內外的風險和挑戰，必須堅決扛起和扛好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責任。一是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是由內而外的過程，需要在具備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之“知”的同時，在“行”上反映其成效，進而在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過程中做到知行合一。要推動黨員干部將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之“知”內化于心，確保黨員干部時刻具備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之“知”，以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之“知”推動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之“行”；更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和引導，確保黨員干部以高度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全面而準確地對標領袖，把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知”體現到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行”當中。二是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不能“跑偏走斜”。在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同時，也要科學認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科學內涵，在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過程中保持正確的理性，堅決防止出現“個人崇拜”和“盲目熱捧”的現象和問題。

　　（四）增進黨內和諧

　　列寧提出妥協思想是為了批判“左派”共產黨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協”的錯誤口號。列寧引用了恩格斯批判布朗基主義者的話來對德國“左派”進行批判。這不僅批判了當時“左派”共產黨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協”的錯誤口號，也引發了人們對增進無產階級政黨黨內和諧的關注和思考。當前，黨的建設中仍需要把增進黨內和諧作為重要任務，因為解決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關鍵在黨；解決黨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增進黨內和諧。

　　作為中共十六大以來黨的建設理論的重大創新，黨內和諧命題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被第一次提出。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思想被進一步提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增進黨內和諧。習近平指出，“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不斷增進黨內和諧。因為只有增進黨內和諧，才能找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動力和力量來源。列寧為了批判“左派”共產黨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協”的錯誤口號而提出相關妥協策略，具有增進黨內和諧的當代價值，有利于在新的時代環境不斷拓寬增進黨內和諧的道路，不斷維持和鞏固黨內和諧。

　　一是防止拒絕對黨內矛盾實行妥協的傾向，著力增進黨內和諧。世事萬物都處于矛盾運動當中，黨內和諧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黨內矛盾的合理解決。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順應黨內矛盾運動規律，在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中正確處理黨內矛盾，是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歷史課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黨內矛盾一般屬于非對抗性矛盾。就主要形式來看，黨內矛盾主要是思想斗爭。那么，解決黨內矛盾就要把解決思想斗爭作為主攻方向，著重從思想層面化解矛盾。對于短時間內沒法解決的黨內矛盾，只要不是具有重大政治性問題和緊急性問題，都要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必要的妥協，絕不能把黨內矛盾擴大化。

　　二是對黨內矛盾實行妥協，必須實行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防止把增進黨內和諧庸俗化。對黨內矛盾實行必要的妥協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黨內矛盾，必須在堅持黨的政治原則、思想原則、組織原則、工作原則的前提下實行妥協，而不是無原則地盲目妥協。無原則的妥協不僅不利于黨內矛盾的解決，還會有積累甚至擴大黨內矛盾的危險。

　　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理念和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黨建思想有著一脈相承、前后相繼的關系。這突出表現為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黨建思想始終貫徹和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帶來了有益的借鑒和啟迪。

　　當前，學習汲取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黨建思想，有助于我們持續擴大和拓展黨的建設的廣度和深度，探索黨的建設的新規律和新方法，不斷實現黨的建設理論發展和實踐突破，奮力書寫黨的建設更華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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