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中國國民革命不是國民黨一黨能包下來，必須堅持‘聯俄、聯共、

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堅持國共合作，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工人

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各個革命階級組成革

命統一戰線，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國革命才能奪取勝利。”

話說在1925年12月間，毛澤東同時還兼任著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員養成所所長一職。養成所的學員畢業后，絕大多數要到國民革命軍中去工作，擔任政治宣傳干事或營團黨代表職務，所以對他們的培養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毛澤東還要親自給他們講授《帝國主義》、《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等一些課程。

正當毛澤東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楊開慧和母親向振熙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了廣州。毛澤東把家安在《政治周報》通訊社所在地廣州市東山廟前西街38號。這是一座非常簡陋的二層小樓，大門正對著街道，他們一家就住在樓上。

楊開慧又開始與毛澤東并肩戰斗了。此時毛澤東與吳玉章、周恩來、鄧中夏、惲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人士過從甚密，楊開慧就繼續負責聯絡和接待，并協助毛澤東辦《政治周報》。

1926年1月4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開幕式，汪精衛為大會主席，共產黨員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有256人，其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有168人，中間派65人，右派只有45人。

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了“二大”，他的座位是第13號。他還是國民黨“二大”上4位重要報告人之一。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是國民黨“二大”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5名委員之一，他同時還為“二大”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在籌備“二大”的過程中，毛澤東和吳玉章、林伯渠、惲代英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人，曾經向中共中央提議說：我們應當利用各地選舉的代表中左派占優勢的有利條件，在“二大”上公開提出開除右派戴季陶等人黨籍的議案，實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應使共產黨黨員占中央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而且盡可能在國民黨中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占絕對優勢。從上述出席開幕式的三派人員數量之對比可以看出，要實現這一目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很可惜，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沒有采納他們的意見。其結果請看后文。

就在國民黨“二大”開幕的這一天，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國農民》正式創刊發行。毛澤東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一文，把中國農民中的階級、階層劃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工人、游民。他寫道：

“中國的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農村中的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社會基礎，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的數目比大地主多，其剝削方法為重租、高利貸和剝削剩余勞動3種。他們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可分為右派和左派，其右派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傾向，但其左派在相當時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自耕農屬于小資產階級。他們對于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一到戰時，就是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時，不但第三種左傾的自耕農馬上參加革命，第二種中立的自耕農也要參加革命，就是第一種右傾的自耕農，受了佃農及自耕農左翼的革命大潮所影響，也只得附和著革命。所以，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同屬半無產階級。貧農是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雇農是農業無產階級，他們是鄉村中甚感痛苦者，開展農民運動，要非常注意。游民無產階級為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之剝削及水旱天災而失去了土地與失去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這一批人很能勇敢戰斗，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寫道：

“農民運動的任務，是組織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手工業工人5種農民于一個組織里面。對于地主階級用斗爭的方法。對于游民無產階級，要勸他們站在農民協會一邊，參加革命運動，切不可逼他們跑入敵人那邊，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且說在國民黨“二大”開幕式上，第一項議程是全體肅立，向孫中山遺像三鞠躬，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政治遺囑。

接下來，汪精衛作了政治報告，邵力子作了黨務報告。

1月8日，毛澤東代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向大會全體代表作了題為《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的報告。他在結束語中說：

“兩年來，在革命宣傳與反革命宣傳相對抗之中，革命宣傳確定取一種攻勢，這種攻勢，在‘五卅’運動中特別的表現出來；反革命宣傳卻始終是一種守勢。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產’、反‘赤色帝國主義’這兩塊擋箭牌來。這種對抗攻守的現象，乃中國革命勢力日益團結進取，而反革命勢力日益動搖崩潰的結果。”

毛澤東的報告受到許多代表的稱贊。共產黨四川地委書記楊闇公說，毛澤東的報告較其它報告“都系統些”，“能把具體的事實指出來，并對每個時期所施的宣傳口號，也恰中客觀的需要。”

蔣介石在“二大”上做了軍事情況的報告。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并向大會提交了《改良士兵經濟生活》的議案。這位“東征英雄”趾高氣揚地在報告中說：

“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

1月9日，國民黨“二大”主席團宣布，毛澤東為宣傳報告審查委員之一。

1月10日，毛澤東主編的《政治周報》第4期在國民黨“二大”期間出版發行。他撰寫的《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是這期周報中最重要的一篇論理精辟的文章。全文如次：

有些人說：國民黨現在又分離出去一個右派，這是黨里左派分子的操切，這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革命的不幸。這個意見是不對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政黨，在今日應有這個分裂。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這個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時局，只要一看從興中會到現在的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就可以完全明白。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歐、美、日本資產階級反抗封建貴族階級的民主革命，與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合作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官僚、軍閥、買辦、地主階級的國民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與現在的革命，性質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乃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其對象是國內的封建貴族；其目的是建設國家主義的國家，即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其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乃當時資產階級用以籠絡欺騙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其結果是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建設了國家主義的國家；其終極是發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3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大資產階級是附屬于帝國主義成了反革命勢力，中產階級是介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實際革命的乃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這3個階級成立的一個革命的聯合。其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其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其所號召的民權民生主義并不是某一階級籠絡欺騙某一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而是各革命階級一種共同的政治經濟要求，由他們的代表者（孫中山先生）列為他們政黨的綱領；其結果是要達到建設各革命民眾統治的國家；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即孫先生所主張的人類平等、世界大同）。

再看辛亥年的革命與目前的革命不同之點。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黃興、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國內清朝貴族階級是敵人，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地“排滿”，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當時國內還沒有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國際的局面是幾個強國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壓迫階級反革命的聯合，沒有被壓迫階級革命的聯合，只有資產階級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因此中國當時的革命沒有國際的援助。現在的局面與辛亥年完全兩樣：革命的目標已轉換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黨的組織逐漸嚴密完備起來，因為加入了工農階級的分子，同時工農階級形成了一個社會的勢力；已經有了共產黨；在國際又突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蘇俄和一個被壓迫階級革命聯合的第三國際，做了中國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參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少數革命意志強固的還主張革命，大多數都因為畏懼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業放棄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隊伍里同著現在的國民黨作對。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我們要完全明白這分裂的原因，還要看本黨從興中會以來本黨黨員的社會階級的屬性。我們知道領導農村無產階級向清朝貴族及地主階級作農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孫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淵泉。興中會的組織，完全是收集游民無產階級的會黨。同盟會的組織，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工人，一部分是內地的會黨，另一部分則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學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內地學生及自耕農子弟出身的內地學生，總之同盟會的成份，乃無產階級（會黨）、半無產階級（僑工）、小資產階級（一部分內地學生）、中產階級（留學生及一部分內地學生）這4個階級的集合體。此時領導中國大地主階級的康有為派保皇黨與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孫中山派同盟會，成了對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會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贊成孫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見之于實行，結果解散革命的同盟會，改組不敢革命的“國民黨”，并合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團，使小地主階級在國民黨中成了絕對多數的支配者。雖然此時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的進步黨（進步黨為清末諮議局化身，諮議局乃各省大地主機關，與現今各省省議會之為大地主機關完全一樣）還是立于對抗地位，但革命性幾乎沒有了。孫先生因此大憤，決志改組中華革命黨，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黨的名稱，不惜與小地主階級領袖黃興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興一派小地主領袖們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華革命黨，脫離了孫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歐事研究會；不久加以擴張，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學會。我們只要看政學會中人幾乎無一個不是地主階級，即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離孫先生，何以必須放棄革命，何以漸漸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蛻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組成了聯治派（聯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階級近4年來欲組織而未成形的政黨），擁護趙恒惕、陳炯明、唐繼堯、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權，以省議會、縣議會及團防局的武裝為其工具，向農村中自耕農、佃農、雇農，都市中工人、學生、小商施行極大的壓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華革命黨改成中國國民黨時，又加入一批中產階級的非革命派，此時而且有一部分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混了進來，他們站在黨的支配地位，孫先生及少數革命派領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黨的全國大會，明白決定擁護工農階級的利益，從工農階級中擴張國民黨的組織，并且容納共產派分子入黨。當去年1月孫先生在廣州長堤亞洲酒店招宴全國大會代表時，茅祖權起持異議，反對容納共產黨分子。孫先生起立作長篇之演說，謂20年以來，黨員總是阻撓我革命，總是丟掉民生主義，跟隨我的很多，但總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來革命的，如汪精衛先生一樣的人不出20個，今日還要阻撓我容納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國大會的人，都聽見孫先生的話。然而此舉首先得罪了代表買辦階級的領袖們，馮自由、馬素等首先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脫離了國民黨，另外組織同志俱樂部。國民黨左派兩年來在廣東的工作，為了擁護工人的團結與罷工，得罪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為了擁護農民的團結與減租，得罪了地主階級；為了保持革命根據地，用嚴厲手段對付反動派，得罪了帝國主義工具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魏邦平、陳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動了一班新右派，他們已在北京開會，圖謀脫離左派領袖的國民黨，另外組織右派的國民黨。惟聞在北京的會議中，代表小地主及華資工商資產階級的一派與代表買辦階級的一派意見不合，前一派有會議未終即離京南下之說。我們覺得這種現象也是必然的。

中國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一面是帝國主義為領袖，統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組織反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一面是革命的國民黨為領袖，統率小資產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半無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苦力、雇農、游民無產階級）組織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那些站其中間的中產階級（小地主、小銀行家及錢莊主、國貨商、華資工廠主），其欲望本系欲達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為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的壓迫使他們不能發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現在的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猛勇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他們對之不免發生恐懼，又懷疑各階級合作的革命。中國的中產階級（除開其左翼即中產階級中歷史和環境都有特別情況的人，可與其余階級合作革命，但人數不多），到現在還在夢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還在夢想國家主義之實現，還在夢想由中產階級一階級領導、不要外援、欺抑工農的“獨立”的革命，還在夢想其自身能夠于革命成功后發展成壯大的資產階級，建設一個一階級獨裁的國家。他們革命的出發點，與其余階級革命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他們的革命是為了發財，其余階級的革命是為了救苦；他們的革命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其余階級的革命是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將來永無壓迫自己的人。這班中產階級“獨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現在還在冒了孫先生的牌，說孫先生的“主義”、“遺教”是代表了他們。其實孫先生絕非如此。孫先生的主義、遺教，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無論將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如何曲解，這個意義絕對不能變動。他們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間，自以為可以獨立革命，其實沒有這回事。他們疑忌工農階級之興起，他們疑忌國內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之援助，他們丟棄了群眾，丟棄了幫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內外強力高壓的中國，決沒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在人數上說，四萬萬人中，買辦、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至多每四百個人里頭有一個（四百分之一），計一百萬人。小地主、國貨工商業家等中產階級，大約每百個人里頭有一個（1%），即四百萬人。此外的數目都屬其余的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等小資產階級約占一萬萬五千萬；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等半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約占二萬萬；產業工人、都市苦力、雇農、游民等完全的無產階級約占四千五百萬。依此分析，則中國為了救苦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眾有多少呢？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占98.75%。其敵人有多少呢？有一百萬，占0.25%。中間派有多少呢？有四百萬，占1%。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毫不猶疑的斷定：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并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他們的分裂，是基于他們的階級性，是基于現在特殊的時局，使他們不得不分裂，并不是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謂左派（所謂左派，是指國民黨的左派，并非指共產黨，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內乃共產派，不是國民黨左派）的操切，就是掃平楊、劉，掃平鄭、莫，掃平東江、南路、北江給了陳炯明、鄧本殷、熊克武以大打擊，堅持省港罷工給了英國帝國主義以大打擊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階級性，基于現在特殊的時局，不得不奮斗，不得不革命，奮斗和革命乃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這樣緊迫的時局，不但無弛緩希望，而且將繼續緊迫。我們料到在不遠的將來情況之下，中間派只有兩條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萬萬沒有第三條路。而在現在，他們留在國民黨內，實在是汪精衛先生所說的“假革命派”，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為了他們的分出去，為了他們對于革命派（左派） 的反動和攻擊，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個更大的團結。所以我們現在到處可以聽得見的口號，幾乎都是這樣的一句：“全國革命派團結起來！”

毛澤東在這期周報上以《反對右派會議者遍于全國》為題目，摘發了一組從中央到地方以及軍隊國民黨組織與個人反對西山會議派的文電，共29份。他為這組文電寫了一個按語，其中說：

“全國農工商學民眾團體，則全在左派領導之下。從此一月之間，反右空氣，彌漫城內。現在第二次全國大會業已開會，對于右派，當有嚴厲之處置。”

他還在第4期的“十二月二十日反段大示威”欄目里，報道了廣州十萬民眾集會、示威反對段祺瑞政府的情形。報道中說：從這次反奉戰爭可以看出，民眾沒有武裝的積極行動，是不能奪取政權成為國家的主人的。 　　

1月18日，毛澤東代表宣傳報告審查委員會，向大會提交宣傳報告決議案。

1月18日這一天，大會在討論《中央黨務總報告決議案》中關于言論限制條款時，毛澤東針對國民黨右派分子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組織，在發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6款‘凡有發表政治的言論’句，應改為‘關于發表變更黨決議及政治方針言論’；又創立研究的會社之上，應加上‘凡有’二字；必須事前得黨部之許可，改為‘必須得該地最高黨部之許可’；把‘或事后得黨部之追認’句刪去。”

毛澤東的意見引發了代表們熱烈的討論，有的代表表示同意他的意見，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些補充意見。坐在59號座位上的共產黨員高語罕發言說：

“言論的范圍極寬，一千幾百字也是言論。本席以為，應聲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幾個月所出小冊子之類，須得本黨許可。如屬細碎之言論，均須黨部之許可，恐不勝其煩，事實也難辦到。本席主張，將‘言論’二字改為著作品。”

高語罕的意見明顯欠妥，毛澤東當即發言表示不同意，他說：

“59號所說，本席以為，未盡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說詞，字數雖少，也未成小冊子，但關系卻很大。所以，專限于小冊子也是不行的。”

黃埔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代表、孫文主義學會分子袁同疇，附和“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提議說：“有些人總嫌共產派同志進行黨務之不肯公開，而且沒有聲明自己是共產黨員，因此有此一疑，兩方便有許多糾紛生出來了。”他提出3個解決辦法：“1、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時，聲明自己是共產黨員。2、共產黨員要將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公開。3、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該地黨部之許可。以上三樣辦法，如果辦到，其糾紛將不解自解。”

毛澤東立即發言，駁斥袁同疇的意見，他說：

“這三種條件，我們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點說，如果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在中國還算是一個秘密組織，與俄國共產黨執政可以公開活動情形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聲明，便馬上要被槍斃了。就第二點來說，和第一點相同，在共產黨的友黨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其它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便足以使國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個重大打擊，也于國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點說，無論何黨，黨員出黨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任何的限制。”

毛澤東的發言不僅有力地駁斥了袁同疇的反動提案，而且表現出了共產黨人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二大”上旁聽的蕭楚女，對毛澤東的發言十分贊同，禁不住熱烈地鼓起掌來。緊接著，惲代英、于樹德、張國燾、高語罕、范鴻也發言駁斥了袁同疇的主張。由于多數代表贊成毛澤東等人的意見，袁同疇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時的提議。”

前邊講過，高語罕雖然在個別問題上與毛澤東的意見不盡一致，但他對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卻是十分堅決的，因此，在國民黨“二大”上，他和毛澤東、惲代英、于樹德被右派稱之為共產黨方面的“四大金剛”。

1月19日，國民黨“二大”舉行閉幕式。

大會通過了關于宣傳工作的3個決議案，即《宣傳報告決議案》、《宣傳問題決議案》、《黨報決議案》；通過了毛澤東參與起草的《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決議案》肯定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決定各省黨部均應設立農民部，在中國中部和北部選擇適當地點，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運干部。

大會還通過了《處分違反本黨紀律黨員決議案》、《彈劾西山會議派決議案》、《請處分劉名同志俱樂部分子案》、《請處分上海偽中央黨部案》；決定永遠開除西山會議派首要分子鄒魯、謝持的黨籍；對居正、林森、張繼、石青陽、葉楚傖、邵元沖等12人提出書面警告處分，責其改正；改組上海《民國日報》，撤銷葉楚傖的職務；對戴季陶也發出了的警告：“促其猛醒，不可再誤”。

國民黨“二大”給“西山會議派”以沉重打擊，但由于陳獨秀等人在選舉問題上堅持妥協退讓，致使國民黨新老右派勢力在中央仍然占了優勢。蔣介石第一次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戴季陶在受到黨紀處分后，也仍然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選出結果如下：

中央執行委員36人，其中有汪精衛（248票）、譚延闿、胡漢民、蔣介石、戴季陶、李濟深、宋慶齡、何香凝等；有中共黨員譚平山、李大釗（192票）、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于樹德、楊匏安，共7人；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有白云梯、王樂平、鄧演達、屈武、何應欽等；有中共黨員毛澤東（173票）、董必武、夏曦、鄧穎超等7人。

這正是：宋襄立馬待敵渡，毛公定評是蠢豬。

天予不取在二大，忍將利刃贈屠夫。

且說在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有：汪精衛、譚延闿、胡漢民、蔣介石、林伯渠、譚平山、楊匏安、陳公博、甘乃光； 汪精衛為“中常委”主席。

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有：張靜江、高語罕、鄧澤如、古應芬、陳璧君。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有：汪精衛、譚延闿、胡漢民、蔣介石、伍朝樞、孫科、譚平山、朱培德、宋子文；中央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有：陳公博、甘乃光、林伯渠、邵力子；汪精衛為“中政委”主席。

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委員有：李大釗、徐謙、于右任、丁惟汾、于樹德、王法勤、顧孟余、陳友仁、劉守中、吳稚暉、李石曾。

1926年2月5日，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委會議，安排常委下屬機構人員如下：

中央秘書處秘書：譚平山（共產黨員）、林伯渠（共產黨員）、楊匏安（共產黨員）；書記劉伯垂（共產黨員）。

組織部部長：譚平山（兼 共產黨員）；秘書 楊匏安（共產黨員）。

宣傳部部長：汪精衛；秘書 沈雁冰（共產黨員）。

青年部部長：甘乃光；秘書 黃日葵（共產黨員）。

工人部部長：胡漢民；秘書 馮菊坡（共產黨員）。

農民部部長：林伯渠（兼 共產黨員）；秘書 彭湃（共產黨員）、羅綺園（共產黨員）。

外事部部長：彭澤民；秘書 許蘇魂（共產黨員）。

商業部部長：宋子文；秘書 黃樂裕（共產黨員）。

婦女部部長：何香凝；秘書 鄧穎超（共產黨員）。

汪精衛再次推薦毛澤東繼續代理他為宣傳部長，被會議通過。

會議還通過了農民部部長林伯渠的提議，在中央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并通過了由林伯渠擬定的農民運動委員會組織大綱和委員名單：由林伯渠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席，由毛澤東、陳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蕭楚女、阮嘯仙、譚植棠、羅綺園8人擔任委員。

2月6日，農民部根據國民黨“二大”“為發展全國農民運動起見，特擴充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從各省選派學生來所肄業”的決議精神，向全國發出第2號通告，要求各省做好選派學生事宜。

2月上旬，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人找來沈雁冰談話，他告訴沈雁冰說：

“組織上決定要你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擔任秘書工作。中宣部部長由汪精衛兼任，他是國民黨政府主席，忙不過來，現在由毛澤東同志代理部長，你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

沈雁冰接受任務后，徑直來到東山廟前西街38號，向毛澤東報到。這是一幢簡陋的中式樓房，樓下是前后兩間，前面一間住有一人，后面一間是廚房和保姆的臥室。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樓上，外面一間是會客室，里面一間是臥室兼書房。

毛澤東聽說沈雁冰來了，趕緊下了樓，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

“老朋友，歡迎你！”

說罷，指著屋里的另一個人介紹道：

“這是蕭楚女同志。”

蕭楚女，原名樹烈，學名楚汝，字秋，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漢陽鸚鵡洲兩湖河街一個破產的木商家庭。蕭楚女完全是自學成材的。1914年他在武漢和留日學生一道創辦《崇德報》，工作之余，經常到中華大學旁聽，結識了惲代英，成為利群書社的骨干成員。1925年5月，蕭楚女到上海與惲代英共同主編《中國青年》雜志，參加了反對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的斗爭。

此時的毛澤東正銳意整頓宣傳部，他巧妙地將汪精衛的內弟陳春圃等人調了出去，而調來蕭楚女擔任宣傳部干事兼閱覽室主任。

蕭楚女指著室內一張掛有蚊帳的單人木板床，熱情地對沈雁冰說：

“這是留給你的，我陪伴你。”

“請坐。”毛澤東揮手示意讓沈雁冰在床沿上坐下來，接著說：“中央宣傳部設在舊省議會二樓，離這里比較遠。幾天前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要開會，汪精衛要我代理宣傳部長，我就提出任命你為秘書，請中常委通過。”

沈雁冰驚訝地問：

“任命一個秘書，也要中常委通過么？”

毛澤東解釋說：

“部長之下就是秘書。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各部如婦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

沈雁冰這才感到自己的擔子很重，擔心地問：

“我能勝任嗎？”

毛澤東說：

“不要緊，蕭楚女可以暫時幫助你處理部務。我還要忙辦農講所的事，不能天天到宣傳部辦公。《政治周報》過去是我編的，開慧助理，開慧因為忙別的事情，現在也交給你們編。”

此后，沈雁冰每天清晨向毛澤東請示當天的工作，然后和蕭楚女一起到大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辦公，在蕭楚女協助下接替毛澤東編輯《政治周報》，組織稿件、排版、校對，并負責發行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沈雁冰、蕭楚女還檢查了宣傳部過去的文告和指示，凡是內容與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國民黨“二大”宣言有抵觸的，都予以撤銷或重新擬文代替。沈雁冰在文字方面是行家里手，工作起來駕輕就熟，自不必說。蕭楚女也勤懇工作，熱情待人，受到了大家的稱贊。有一次，毛澤東當面稱贊蕭楚女能寫善說，文章富有戰斗性、鼓動性。

汪精衛多次到宣傳部機關看望毛澤東和其他工作人員，他說，希望大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共同努力，開展革命的宣傳工作。

2月間，毛澤東開始考慮籌辦農講所事宜，他認為：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培養更多的農民運動干部，以發展全國農民運動，配合即將進行的北伐戰爭。為此，他委派羅明前往福建招收學員。

2月14日，毛澤東給中央秘書處林伯渠寫了一個請假函，信封上注明“報告中央”：中央秘書處常務委員諸同志： 

因腦病增劇，須請假兩星期，轉地到韶關療養，宣傳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辦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為荷！

                                      毛澤東

爾后，他秘密前往廣東韶關考察農民運動，為開辦農講所做準備。

2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黨部為培養國民革命軍和各省區的政治、軍事干部，在廣州創辦政治講習班，由譚延闿任理事長，毛澤東、林伯渠任理事。中央黨部同時規定，譚延闿不在時，由毛澤東代理理事長。

2月28日，毛澤東參加了政治講習班第一期開學典禮，并在典禮上發表了《革命分子團結起來》的演說。他要求大家團結起來，努力做好國民革命運動。

此后，毛澤東在政治講習班給學員們講授《農民問題》，每周1至2次。他在講課時，十分注意理論聯系實際。據政治講習班學員回憶，毛澤東在一次講課中特別強調說：

“中國國民革命不是國民黨一黨能包下來，必須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堅持國共合作，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各個革命階級組成革命統一戰線，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國革命才能奪取勝利。”

蕭楚女也在政治講習班任教，他講授的課題是《國際主義與民族問題》和《社會主義》。

1926年3月18日，毛澤東為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國民政治講習班上作了演講，題目為《紀念巴黎公社應注意的幾點》。他在演講中說：

“今天是中國民眾紀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發生，距今已55年了，為什么到今日我們才知道紀念，才舉行紀念呢？因為中國從前的革命，是少數人包辦的，及到革命潮流漸漸增漲，革命運動才跟著由少數人擴張到多數人，到現在已有多數的農工民眾參加。”“有工農階級專政的國家蘇維埃俄羅斯作模范，所以中國民眾才知道有今日的紀念，才能有今日的紀念。

關于巴黎公社的經過，近幾日的報紙都有記載，即《新社會觀》一書內，也有簡單地敘述，想各同志都已看過，可以不必多講。現在只把紀念巴黎公社的幾個重要意義說一說。

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階級起來的第一次革命的運動。那年正當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55年了。我們要問，這種運動為什么不發生于百年以前，而發生于55年前的今日呢？

我們知道，凡屬一種運動的發生，不是無緣無故的，必有客觀的條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國鴉片戰爭之后30年，這30年中，繼續訂有《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足證明歐洲各國，已有能力向東方猛烈的發展，已由資本主義進為帝國主義，國內已形成偉大的工人階級，所以才有此種壯烈的工人革命運動產生。這是應該注意的第一點。

馬克思說：資本家互爭利益的國際戰爭，是無意義的，只有國內階級戰爭，才能解放人類。民國三年的歐洲大戰，喪失了許多的生命，耗費了無數的金錢，結果得到了什么？民國六年俄羅斯工人起來革命，推翻資本家政府，成功了勞工專政，使世界上另開了一條光明之路，其價值的重大為何如？

俄國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力量，來求人類真正的平等自由，它們的意義是相同的，不過成功與失敗不同而已。所以我們可以說：巴黎公社是開的光明的花，俄國革命是結的幸福的果——俄國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繼承者。

現在一般資本家宣傳說：‘對外的戰爭是有益的，對內的戰爭是無益的。’我們卻要進一步說：‘資本家互爭利益的國際戰爭，是無意義的，打倒資本主義的國際戰爭，才有意義的；軍閥們爭權奪利的國內戰爭，是無價值的，被壓迫階級起來推倒壓迫階級的國內戰爭，才有價值。’一般國家主義派，盛倡其‘為祖國而犧牲，乃無上光榮’的說法，這是資產階級欺人之話，我們萬不要受他們的愚弄！此應注意的第二點。

 現時國內頗有些人懷疑或反對階級斗爭的，這是不了解人類進化史的緣故。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斗爭史。’這是事實，不能否認的。人類由原始社會進化為家長社會、封建社會以至于今日之國家，無不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階級斗爭的演進。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階級第一次起來打倒統治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革命。

我們向來讀中國史，不注意階級斗爭的事實，其實四千多年的中國史，何嘗不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呢？如秦二世時，起來革命的陳勝、吳廣是農民。漢高祖是流氓，也是無產階級推倒貴族階級的革命，不過在農業社會里，他們的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變成貴族階級了。太平王洪秀全號召廣西一班失業農民起來革命，大有社會革命的意義，孫總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軍，卻是地主階級。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曾國藩是練團練出身，團練即是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武力，他們見洪秀全領導一班農民革命，于他們不利，遂出死力來打倒他。故太平天國之事，不是滿漢的戰爭，實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斗爭。此應注意的第三點。

巴黎公社存在不過72天，何以失敗這樣快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作指揮——我們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于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當時巴黎公社，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以致內部意見分歧，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這是失敗的第一個原因。（二）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全賴對于敵人取絕對嚴厲的手段，不絲毫妥協，因為我們不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敵人，敵人便要用極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們了。巴黎公社，對于敵人不取嚴厲處置，還容許敵人占住金融機關，調集軍隊，所以終被敵人覆滅了。各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后，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我們要革命，便要從此學得革命的方法。這是紀念巴黎公社應注意的第四點。　　

現時帝國主義者為欲分散革命勢力的聯合，大力宣傳‘赤色的恐怖’，說什么俄國革命殺了整千整萬的人，實則只有帝國主義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試看巴黎公社失敗后，被法國資本家所殘殺者統共不下10萬人，而俄國革命所殺的，最多不過幾千人。‘赤色的恐怖’實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慘案，沙基屠殺，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實證。所以我們要大聲疾呼：‘反對白色的恐怖！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無產階級的大殘殺！’”

3月19日，毛澤東出席由林伯渠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甘乃光、譚植棠、阮嘯仙、羅綺園。會議主要是討論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址、招生、預算、教職員等問題。

會議決定：以番禺宮為講習所所址，并繼續占用廣東大學部分房屋作為講習所學員宿舍。關于招生問題，會議決定學員名額擴充至300人。

在前5屆農講所中，學員最少的是第一屆，只有33人；最多的是第二屆，學員激增到225人；其它3屆大約都是100人左右。

與會者鑒于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做了大量的調查和理論研究，在領導農民運動方面有一定的經驗，一致同意聘請毛澤東擔任第六屆農講所所長。

會議通過了3項決議案：“1、所長，決議請毛澤東同志擔任，請求中央照準。2、教員，擬請汪精衛、林祖涵、陳公博、甘乃光、張太雷、蕭楚女、熊銳、黃平、鄧中夏、劉一聲、高語罕、張伯簡、譚植棠、阮嘯仙、羅綺園擔任。3、其余各辦事員由所長負責請人充任。”

國民黨中央黨部很快便批準了決議案。毛澤東正式成為第六屆農講所所長。

毛澤東委托國民黨“二大”陜西代表魏野疇到北京請李大釗為農講所選派學員。

后來，魏野疇帶著毛澤東寫給李大釗的信到了北京，李大釗立即在天津和北京選派了元維修、喬國楨、馬致遠、李波濤、張超等人赴廣州農講所學習。在學員們臨行前，李大釗對李波濤說：

“毛澤東同志學問淵博，很有獨特見解，你去以后自然會體會到的。你還可以幫助他整理些農民戰爭的資料。我寫封信你帶去給他，希望他常給我來信。”

且說3月20日凌晨，國民黨新權貴蔣介石以“中山艦開到黃埔，共產黨要陰謀暴動，劫持蔣介石”等謠言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

此前，毛澤東對于國民黨新右派們于17日在黃埔軍校散布的反共謠言就有警覺，他鑒于廣州的嚴峻局勢，曾不無擔心地對沈雁冰說過：

“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果不其然，蔣介石開始動手了。

3月20日下午，毛澤東正和沈雁冰談論時局，一位工友突然來報告說，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黨員李之龍昨晚已經被捕了。毛澤東憤怒地說：

“現在是查有實據了。”

他認為這是蔣介石向共產黨發起進攻的一個重要信號，于是立即找到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一起到國民革命軍第2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中研究對策。他們分析了國民革命軍內敵我之間的力量：在現有的6個軍中，只有第1軍屬于蔣介石指揮，其余5個軍都與蔣介石有矛盾；況且在第1軍的3個師中，有兩個師的黨代表是共產黨黨員，在9個團的黨代表中，有7個是共產黨黨員，還有兩個團長是共產黨黨員。他們認為：目前蔣介石在軍內還完全處于劣勢地位，如果中國共產黨起而反擊，是完全可以擊敗他的陰謀的。毛澤東還提出，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到葉挺獨立團駐地肇慶開會，通電討蔣，削其軍權，開除其黨籍。

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對沈雁冰說：

“我要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宿舍去。”

沈雁冰說：

“路上已戒嚴，怕不安全，我陪你去。”

來到蘇聯軍事顧問團住所，毛澤東叫沈雁冰留在傳達室等候，獨自進了會議室。他向蘇聯軍事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分析了蔣介石逮捕李之龍事件的性質，提出了反擊蔣介石的主張。他還強調說：

“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目前就廣州一隅而言，蔣介石的武力占優勢。他有王柏齡1個師的兵力，再加上吳鐵城手下的武裝警察，就是1個師和1個營了。然而就兩廣而言，蔣介石這點兵力就居于劣勢。第1軍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都是要革命的，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1軍就會反對他。況且第2軍的譚延闿、第3軍的朱培德、第4軍的李濟深、第5軍的李福林，第6軍的程潛，都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濟深與蔣介石還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執委會，又升蔣介石為軍事總監，憑空在各軍之上又來1個人管制他們，他們更加不服氣。因此，我們可以爭取他們，至少可以使他們中立。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到了肇慶以后，馬上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

李濟深，字任潮，原名李濟琛，廣西梧州人，早年畢業于北京陸軍大學，曾留學日本。1920年，他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任粵軍第1師副官長，后任師參謀長；1922年兼任第1師代理師長；1923年升任第1師師長兼參謀長，并兼任西江善后督辦、大元帥大本營西江辦事處處長等職。1924年，李濟深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5月及其以后，先后任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黃埔軍校副校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軍長。

再說季山嘉堅決反對毛澤東的意見；陳延年雖然同意毛澤東的見解，但他說自己“不敢做主”，要“請示上海中央”才能決定。

沈雁冰在傳達室里等著毛澤東，過了很長時間才見他出來了。毛澤東一句話也不說，悶悶不樂地回到了東山廟前西街38號，早有蕭楚女、楊開慧接著。沈雁冰見毛澤東的臉色已經平和下來，這才問起在軍事顧問團談話的情形。毛澤東說：

“據陳延年講，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而且把第1軍中的幾十名共產黨員軟禁了起來，揚言第1軍中不要共產黨員。他還解除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的全部武裝，包圍了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團宿舍和汪精衛住宅。”

接著，他又如此這般地將他提出的意見敘述了一遍。沈雁冰關切地問：

“你們談的結果如何？”

毛澤東說：

“我再三跟他們辯論，沒有效果，最后決定請示中央。這兩天我都在考慮，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伙，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寸進尺；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

沈雁冰又問：

“您預料最終的結果會是怎樣呢？”

毛澤東稍加思索，說道：

“這要看中央的決策如何，如果決定對蔣讓步，最好的結果大概是第1軍中的共產黨員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點不在此，在于蔣介石從此以后會更加趾高氣揚，在于國民黨右派會加強活動，對我們挑釁。還有，看來汪精衛要下臺。我這代理宣傳部長也不用再代理了。”

他見時間已晚，就對沈雁冰、蕭楚女說：

“睡覺去吧。”

沈雁冰、蕭楚女回到住室，心情都十分沉重，他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沈雁冰在追記中是這樣寫的：“中山艦事變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同我談起大局形勢，記得主席說了大體是以下的一些話：蔣介石現在掌握的實力唯第1軍，而第1軍的下級軍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覺悟的，就省城而言，蔣的實力是大的。但就全局而言，蔣的實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艦事件，向我們突然進攻，一是威脅，二是試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進尺；我方強硬，他就要知難而退。故我方萬萬不能示弱妥協，要堅決同他斗爭。”“把我們掌握的武裝力量集中在粵、桂邊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時說服國民黨的左派撤出廣州，爭取第1軍外各軍（他們同蔣介石本來有矛盾）反蔣，至少使他們中立，名正言順地聲討蔣介石背叛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以武力對武力，逼蔣下臺，削弱他的兵權。假若我方退讓，則他們會由于蔣的利誘和威脅而倒向蔣。”

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既然得不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支持，自然也不會得到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支持。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有軍事力量，又有資產階級的支持，只有妥協退讓才能團結他進行北伐。他們立即委派張國燾為代表，到廣州接受蔣介石撤回第1軍中共產黨員的無理要求。就這樣，蔣介石牛刀小試便順利地掌控了國民革命軍第1軍和黃埔軍校的領導權。

從黃埔軍校和第1軍中退出的共產黨員多達250余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建議把這批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中去，建立葉挺獨立團式的革命軍隊。陳獨秀等人再次拒絕了這一正確主張。

此時，毛澤東得知包圍汪精衛住宅的士兵已經撤走，汪精衛依然稱病不出，便派沈雁冰去看望他。汪精衛見到沈雁冰很高興，他說：“我不久要舍此而去，但我們的事業沒有完，我們后會有期。”

后來，這位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常委”主席、國民黨“中政委”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被蔣介石尊稱為“季兄”的汪精衛，不甘心做“介弟”蔣介石的傀儡，不得不辭去職務，于4月間出走法國。

這正是：蔣氏小試辣手，毛公良謀空拋。

黨魁坐失良機，豎子一箭雙雕。

看今日精衛束手情凄凄，待來年群英引頸就屠刀。

欲知蔣介石還會耍出什么手段？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在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后，毛澤東對形勢的分析，真可謂是鞭辟入里。自古道：一言興國，一言喪邦。此話不虛也。如果蘇聯軍事顧問不是固執己見，如果共產黨高層領導人聽從毛澤東的意見，豈有后來的獨夫民賊蔣介石？怎么會有那么多的早期革命家和大批的共產黨員慘遭殺害？有人評價早期共產黨的失誤，把它歸結為共產黨還不成熟。何謂成熟？何謂不成熟？如果彼時所有的共產黨人在突發事變面前都表現得驚慌失措，無所事事，都提不出一個正確的方針對策，那自然可以說是不成熟了。事實上，那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批共產黨人，已經是很成熟、很堅定、很有正確政治主見的革命家了，只不過他們手中沒有黨權而已。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路線問題。路線正確了，革命就勝利，歷史就向前發展；路線錯誤了，革命就失敗，歷史就向后倒退。在國民黨“二大”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完全可以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取得絕對優勢，結果是天予不取！中山艦事件后，革命派完全可以把野心家蔣介石扼殺在搖籃中，結果是縱虎為患！大革命豈有不敗之理？千千萬萬的革命者豈有不掉腦袋之理？由此可見，明火執仗的敵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革命陣營里執行“左”的或右的錯誤路線的頭子，或者是潛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危害性比公開的敵人更嚴重！“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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