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對敵斗爭要膽大心細，有勇有謀。我們共產黨員

　　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價值。”

　　話說在1922年4月，湖南自修大學校長賀民范已經辭職了，校長一職便由毛澤東接任，自此，他的工作更繁忙了。

　　4月間，毛澤東與夏曦、彭平之由長沙到常寧水口山考察，了解鉛鋅礦工人生存狀況。

　　4月底，毛澤東在夏曦、彭平之陪同下，第二次來到青年運動發展比較好的衡陽，首先到衡陽三師了解建黨建團情況。

　　此時，衡陽第三師范學生蔣先云等人已經組織起了一個進步團體——“心社”，團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毛澤東、夏曦、彭平之聯絡蔣先云等人，在三師召集進步學生骨干會議，宣傳馬克思主義。

　　當時在衡陽三師讀書的張際春，后來在1964年撰寫了《偉大的啟蒙和教誨》一文，他說：“1922年的一個晴朗的日子，請毛先生向我們作學術演講。他先用粉筆在黑板上書寫了‘社會主義’字樣的題目。說許多青年同學們希望在改造社會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會，必須要有一種正確的遠大的理想，有了這種理想，然后才能夠堅定地為實現這種理想奮斗，才能夠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

　　4月29日，毛澤東在三師風雨操場上給衡陽各類學校上千名師生作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演講，題目是《社會主義》。他說：

　　“社會主義是最好最正確的理想。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等，都是空想社會主義。只有馬克思派的科學社會主義，才能夠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這才是最好的從根本上改變剝削制度的理想。”

　　1922年5月1日，毛澤東參加了由衡陽學聯召集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大會宣布三師“心社”的一批成員轉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社會主義青年團衡陽地方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共有團員47人；其中的骨干分子蔣先云、黃靜源、唐朝英、蔣嘯青4人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以黃靜源為組長的衡陽黨支部。

　　至此，毛澤東等人先后在湖南長沙、江西安源、湖南衡陽建立了3個黨支部，有黨員30余人。

　　毛澤東在五一節紀念大會上向衡陽黨團員和進步師生作了關于馬克思生平的演說，鼓勵大家繼承馬克思的偉大事業。

　　5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針對趙恒惕1922年1月頒布的《湖南憲法》不承認8小時工時制、3月改選省議會及“民選省長”等問題撰寫的《更宜注意的問題》一文，發表在湖南《大公報》上。全文如下：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號召的湖南，若全然撇開勞工，豈非笑話？如說勞工不應該撇開，那么，這個勞工僅有的“五一”紀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請注意到勞工的3件事：一、勞工的生存權，二、勞工的勞動權，三、勞工的勞動全收權。

　　除開那些重利盤剝的人，坐擁遺產的人和挾資經營產業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腦做事的勞工。這些勞工從他們身上所產生一面他們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資本家又恃以獲利的唯一東西的“勞力”，一定靠著一件東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勞力”。這樣的結果，工人自然得一個“死”字，但資本家又豈能獨得一個“生”字？依這個理由，所以準備做18歲以上的大勞工的那些18歲以下的小勞工，不可不予以相當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賣，這實在是聰明的資本家應該注意的。在世上賣過力的勞工，當他到了60歲以上力賣盡了再不能賣力的時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點雨露盡其天年的例，也應該使這些勞工盡其天年。依這個理由，那些60以上不能賣力的人，應該給予他一點救命的食物。一個人在“老”“少”兩段不能做工的時候應該都有一種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權利，這就是生存權。

　　一個人在18以上60以下有氣有力的時候，除開他自己發懶不做工可以讓他餓死不算數外，在理都應該把工給他們做，工人就有種要求做工的權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會無事可以買他的力事實上工人不得不“賦閑”時，社會就應該本著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給予他們平常的工資，這就是勞動權。

　　工人做的東西應該完全歸工人自己，這就是勞動全收權。勞動全收權自然是共產主義實行以后的事，這無論怎么樣聰明的資本家也不會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為這實是世界上已經有了的一個大潮流。若生存權和勞動權，并不違背資本家的利益，實在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權，就請注意湖南現在有多少人要餓死？大家注意勞動權，就請注意湖南現在有多少人失業？

　　“五一”這個紀念是8小時工制運動的紀念。這種運動的目的在縮短工作時間以求娛樂教育，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業”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業的人自然應該進而要求8小時工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業的人，問題則在如何使之生存與得業，在現時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別注重在這里。省憲法雖則冠冕堂皇，可惜全沒有涉及這幾點！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實際拋棄了至少99%的勞工！但這些問題是已經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決的，無論大家怎樣不注意，這些問題有一日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鑒不遠”，俄羅斯的資本階級、貴族階級就是個榜樣，他們現在是已經悔之不及了!

　　5月2日，毛澤東回到長沙后得知李立三等人在5月1日那一天，與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在廣州開幕的同時，在安源正式成立了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指揮部——路礦工人俱樂部；粵漢鐵路武長段武昌徐家棚和長沙新河站，也在那一天分別成立了工人俱樂部。他為安源路礦和粵漢鐵路工人階級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感到無限的喜悅。

　　此后，毛澤東為加強路礦工人俱樂部的領導力量，又派蔣先云到了安源，參加俱樂部的領導工作。

　　5月5日，湖南一師舉行馬克思誕辰104周年講演大會，到會有1000余人。毛澤東在大會上先后發表了題為《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和中國》的演說。

　　這天晚上，時間已經不早了，清水塘22號的燈光依然透過窗戶，像夜空的星光一樣在黑暗中閃爍。

　　毛澤東將剛剛整理好的水口山鉛鋅礦實地調查報告又審查了一遍，見毛澤建已經做完功課，就叫她過來，坐在自己身邊看材料。

　　前邊說過，毛澤東在4月間曾與夏曦、彭平之一起到常寧水口山了解鉛鋅礦礦工們的生存狀況，這個調查報告就是那次考察后的材料總結。

　　這是一部礦山工人的血淚史。毛澤東在報告中詳細記述了水口山鉛鋅礦成千上萬礦工所過的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礦工們終日在井下為資本家拼命干活，不僅生命沒有保障，工資也少得可憐，難以養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工頭逼著工友們在一個巖石松裂的坑道內搭起臺子，站在臺子上鑿巖石。突然間，礦頂的巨石轟然坍塌，來不及躲閃的7名礦工當場被活活砸死。工友們悲痛欲絕，從碎石中把死難工友的骨肉一點點揀出來用草紙包好。遇難工友家屬們手捧著親人的骨肉，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狠毒的資本家不但不給撫恤金，而且還把他們統統趕出了礦區。無家可歸的孤兒寡母們流落街頭，靠乞討過生活。

　　毛澤建讀到這里，想起自己的乞兒出身，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失聲痛哭起來，淚水沾濕了衣襟。毛澤東看著淚流滿面的妹妹，開導她說：

　　“哭有什么用呢？眼淚救不了窮人，救不了工人階級。只有團結起來鬧革命。不革命就沒有別的路可走！”

　　“不革命就沒有別的路可走！”毛澤建把三哥的話牢牢記在心里。她開始學會獨立思考了，懂得了三哥培養自己的良苦用心。現在學習就是為了以后干革命，多學習一點知識，本事就大一點。將來一定要跟著三哥干革命，投身于解放勞動人民的革命斗爭中去。此后，她學習的勁頭更足了。

　　5月5日至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施存統為青年團中央局書記。

　　5月中旬，毛澤東第4次來到安源，召開安源路礦黨支部會議。李立三匯報了黨支部的工作。他說，經過兩三個月的工作，路礦工人的政治覺悟已經大大提高了。他們在五一節前夕為建立安源工人統一的組織——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先后召開了3次籌備會。爾后，他和朱少連等10人聯名呈請萍鄉縣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五一節那天，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宣布正式成立，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接著，安源路礦俱樂部冒雨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工人們高呼著口號，散發傳單，宣傳工人俱樂部成立的意義。晚間，俱樂部又召開了游藝大會，演出新劇，以示祝賀。

　　“很好，很好！”毛澤東認真地聽著，還不時地點著頭，高興地說：“工人們發動起來了！覺悟也提高了！”

　　他問起五一游行喊了一些什么口號，當聽說有“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個口號時，就告誡大家說：

　　“我們黨暫時還不能公開。不要急著把共產黨的旗子打出去，要注意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防止過早暴露黨的組織。對敵斗爭要膽大心細，有勇有謀。我們共產黨員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價值。共產黨如今沒有公開，你們急急忙忙地把共產黨公開出去，要是反動派向你們要共產黨員怎么辦？我們開始做工作，一定要穩當，好比造房子，現在才打墻腳，還沒有砌墻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時再把門打開才好。現在，要緊的是，先把大家組織起來。”

　　安源黨支部和路礦工人俱樂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注意斗爭策略，千方百計為工人說話辦事。

　　此時，路礦當局不是每個月都足額發放工資，已經拖欠了工人們幾個月的部分工資。正當工友們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之際，從湖北漢陽鋼鐵廠傳來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罷工斗爭取得了勝利的消息。“俱樂部乘此時機，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樂部之宗旨，為保護工人的利益，減輕工人的壓迫與痛苦’，群眾為之大動。”

　　路礦當局逐漸察覺到俱樂部的活動還有“其它作用”，企圖解散俱樂部，驅除其領導人。他們散布謠言說，工人俱樂部是“亂黨”組織，應該立即解散；還揚言要趕朱少連出境，威脅蔣先云如不速離礦山，將有殺身之禍。“哪知朱少連等人強硬異常，不為所動，并切實聲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業，死也不怕！’”

　　俱樂部還就路礦當局的恐嚇謠言和漢陽鐵廠罷工勝利的消息，每天組織人分幾處發表演說，廣泛在工人群眾中進行宣傳；聽演講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加入俱樂部的人每天都有數十人之多。

　　5月底，毛澤東按照中共中央局要求，在長沙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又稱為湘區執行委員會或簡稱湘區委。由毛澤東任書記，委員有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后來又增補郭亮為委員。

　　湘區委機關就設在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毛澤東的家里。

　　1922年6月7日，毛澤東給社會主義青年團團中央張秋人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秋人兄：

　　你說寄來通告兩號，我只接到第1號，請你快將第2號補來。細則收到了，先報第8期亦到。此間改組事兩周內可辦妥，容再報。衡陽S·Y（即社會主義青年團，系英文SociaIistYouth League的縮寫——筆者注）現有50余人，都是好的。書記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陽第三師范販賣部趙枬轉交’。大會議決之綱領、章程及其它要案，除已在《先驅》登載外，宜速印成小冊，寄長沙千份，以便應用，至要至要！盼復。前給你幾信均未見復。何故？

　　弟  子任

　　此前，在毛澤東和長沙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的幫助下，安源、平江、岳州、寧鄉、安化、益陽、湘鄉及銅官、新河等地，均已建立了團組織。這一時期，毛澤東正按照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指示，把長沙區青年團執委會的工作重點放在團組織的改組問題上。

　　6月12日，湖南常德籍青年團員丁默邨在長沙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的幫助下，在常德地區建立了團組織，有團員35人。

　　丁默邨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受團中央局書記施存統派遣，回到家鄉進行發動工作的。后來，他在大革命時期投靠了國民黨，在抗戰時期投靠了汪偽，抗戰勝利后，又投靠了國民黨，1947年被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槍決。

　　再說6月13日，毛澤東寫信給團中央張秋人說：

　　“（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第1、第3、第4、第5號通告及調查表400份均收到。此間正改組，詳容后報。綱領、章程、議案等，請速印小冊子寄來。”

　　6月15日，毛澤東致信團中央張秋人說：

　　“常德S·Y已經成立，書記蔣希清，通信處常德第二師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請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澤東根據團中央局1號通告精神，主持召開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團員代表大會，“依照新章程表決《執行委員會細則》”，改組執行委員會。

　　大會通過了《執行委員會細則》；選舉新的執委會委員3人，毛澤東連任書記，李立三任組織部主任，羅君強（后為漢奸）任宣傳部主任。

　　執委會下設7個委員會，由執委會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禮容、毓明、王萼、李六如、陳子博分別擔任學生運動、勞工運動、社會教育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政治宣傳、非宗教特別運動7個委員會的委員長。

　　6月20日，毛澤東給青年團中央局書記施存統寫了一封信，報告了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改組的情況。他在信中寫道：

　　“（一）1、3、4、5號通告均收到，即遵第1號通告于6月17日開大會改組。”“（二）此間團員以毛澤東、李六如二人年齡雖過28歲，然須要其辦事，援章程附文第2項，由到會人數全體表決，推為職員，茲特呈請中局同意，乞示復。（三）長沙團執行委員會細則12條經大會表決，依章程第13條之規定呈請中央局認可，乞示復。”

　　毛澤東根據實際工作經驗，在信中向中央局提出了兩條重要建議，他寫道：

　　“此間執行委員會今日開會，對于章程第6條，3人以上小團體書記，或10人以上小團體干事會職員之任期為3個月，認為過促，難以收效，擬請變通此點，改任期3個月為6個月，可否，乞示復。”“請中局從速將全國各省分區（湘是第幾區？），并委任一地方團，為該區臨時執行委員會，至正式執行委員會成立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幾個地方團，而從速組織正式區執行委員會。”

　　他在信中通報說：

　　“衡州、常德兩地方團成立。衡州通訊處：衡州第三師范販賣部趙枬（書記）；常德通訊處：常德第2師范蔣希清（書記）。萍鄉、醴陵兩地方團和各縣小分團正在組織，擬九月內召集各地方團代表會議。”

　　不久，青年團中央局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明確長沙團執行委員會代行湘區團執行委員會職權，領導湘區各地方團的工作。

　　1922年7月，毛澤東、易禮容為了幫助泥木工人提高覺悟，和任樹德、楊福濤一起領著一批工人趁吃晚飯機會來到有錢的工頭家里，讓大家看看工頭和他們在飯食上的差別；接著通過任樹德、楊福濤、朱有富、仇壽松等積極分子發動泥木工人建立基層組織“十人團”；并先后吸收任樹德、楊福濤、張漢藩、朱有富、蕭石月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黨支部。

　　此時，湘區執委委員郭亮在毛澤東指導下建立了岳州工人群眾中的黨小組，在銅官建立了黨支部；黃靜源也在株洲站工人中建立了黨支部。

　　這一時期，毛澤東身兼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等數職，每天都要來往于自修大學、文化書社等地，與各地骨干接頭，派出黨的干部到外地發展黨、團組織，還要深入工廠、礦山，宣傳發動工人，可真成了一個大忙人。由于日夜操勞，他的身體更加消瘦了。楊開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一面千方百計照料好毛澤東的生活，一面主動承擔黨團區委的機要和交通聯絡工作，竭力分擔毛澤東肩上的擔子，成了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

　　她白天著一身普通婦女的裝束，帶著一包書，或一包衣物，將機密文件夾在里面，進入城東小吳門，穿梭于文化書社、自修大學、青年圖書館等聯絡點之間，傳送文件和毛澤東的指示，還要收集社會動態及各種情報，接待川流不息的來訪者。晚上，她或在室外巡查，為來清水塘參加秘密會議的同志們站崗放哨，或為毛澤東選閱報刊，查找資料，謄寫文稿。被毛澤東譽為“好秘書”。

　　此時毛澤東的收入很有限，而需要接待的革命同志又很多，所以家里的經濟狀況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楊開慧還不得不經常從母親那里挖點陳年積蓄來貼補家用。

　　毛澤東經常工作到深夜，每天晚飯后，楊開慧都要留下一些飯，蓋上一層辣椒炒菜，半夜起床守著他吃。天冷的時候，她睡前總是先替毛澤東弄好取暖的湯婆子，半夜里也會輕輕地起來給他加炭添水，或是在他肩頭披上一件棉衣。她像一片輕柔的云，繚繞在毛澤東身邊。

　　沉重的家務和繁忙的事務并沒有壓垮楊開慧。革命事業激勵著她，毛澤東的信賴鼓舞著她。能和自己心愛的丈夫為了同一個理想而并肩奮斗，她覺得很幸福，忙得有意義，累得有價值。

　　這正是：紅袖添香夜批文，柔情蜜意革命家。

　　陋室溫馨春無限，志同道合并蒂花。

　　此時的許志行在長沙已經讀了一年多的書，他本想報考湖南省立師范學校，可湖南省立師范是完全免費的，只收本省人；他若升入別的中學，費用又無法解決。毛澤東只好同他商量，幫助他回浙江報考免費的省立師范學校。

　　許志行就要離開長沙了，他來到清水塘向毛澤東告別。毛澤東握著他的手，鼓勵他說：

　　“以后升學去，要格外努力。讀書之暇，對于社會事業也得關心關心。不曾嘗過苦痛的人生，簡直沒有價值！美滿的人生，是戰勝苦痛的結果！”

　　許志行低著頭強忍著淚水歉意地說：

　　“一年多來，累你不少。”

　　“沒什么。你不要這樣。”毛澤東一邊安慰他，一邊把他送到門口，看了看身邊的兩個弟弟，又交代說：“讓澤民、澤覃送送你吧。路上小心。到了浙江，考取學校后就寫信來……”

　　這年暑假，許志行如愿考入了學費、膳食費全免的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此后，他的一部分書籍費和零花錢依然是由毛澤東負責接濟的。

　　7月16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向警予、譚平山、李震瀛、楊明齋、王盡美、施存統、許白昊、羅章龍，共計12人。而后來由中共“六大”代表回顧并形成的一個沒有署名的手寫文件《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則記載，出席黨的“二大”的代表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共12人。”

　　實際上毛澤東并沒有出席“二大”。1936年他在同斯諾談話時說：“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件事，他說：“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么，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

　　毛澤東的名字之所以出現在《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上，大概是因為毛澤東當時是湘區黨的書記，是“二大”的應到代表，而“六大”代表們因缺乏文字資料，僅僅據此推測，便將他的名字寫在了文件上。

　　另外，從上述12人名單上看，只有張國燾、李達、王盡美3個人是參加過一大的。除了毛澤東，“一大”代表中的其他8個人也沒有參加“二大”，其中李漢俊是在“一大”后因與陳獨秀、張國燾意見相左，離開中央去了武漢；陳公博則是投靠了陳炯明；周佛海在“一大”后去了日本留學，1924年回國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同年9月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且說“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等一系列決議；選舉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5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李達、李漢俊、鄧中夏、向警予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組織委員：張國燾，宣傳委員：蔡和森，婦女委員：向警予。

　　前邊已經說過，蔡和森是在1921年11月間從法國回到上海的；向警予不久也回到了上海，經陳獨秀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蔡和森在“二大”后兼任中央機關報《向導》的主編。

　　二大結束后，陳獨秀接見了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少奇。他要劉少奇回湖南工作，并委托劉少奇將“二大”的文件帶給毛澤東。

　　7月下旬，劉少奇來到清水塘22號，向心儀已久卻未曾謀面的毛澤東報到。

　　劉少奇，湖南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人。1920年，他參加毛澤東等人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預備赴俄學習班，1921年從上海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同年加入共產黨。

　　毛澤東熱情接待了劉少奇，他笑著說：

　　“少奇同志，我們還是老鄉哩，雖然不歸一個縣衙門管，但按炭子沖和韶山沖之間的路程算來，相距也不過七八十里路吧。”

　　劉少奇也笑著說：

　　“是的，我們還是很有緣分的。當年我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還是你和我們寧鄉籍老師何叔衡發起創辦的俄羅斯研究會辦理的呢。”

　　毛澤東問起劉少奇的家庭情況。劉少奇說，他因不滿家庭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在求學中認識了何叔衡，這才參加了預備赴俄學習班，至今還是單身一人。

　　毛澤東很快便和中共湘區執委會決定：增補劉少奇為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與李立三等人一起負責工人運動。

　　不久，李達也偕同夫人王會悟從上海回到了長沙，暫住在清水塘22號，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他談到了“二大”的情況，說他無意于留在中央工作，只想靜下心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做好理論研究工作。毛澤東對這位學者型的黨的創始人，深表理解。

　　1922年8月，毛澤東為推動全國及湖南的工人運動，積極參與并領導了中共中央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所倡導的勞動立法運動。

　　原來早在1922年4月29日，直奉兩系軍閥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到5月初，奉系軍閥戰敗，撤回關外，直系軍閥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權。此后，直系軍閥以“法統重光”為名，大搞所謂重開國會、制定憲法的欺騙活動。6月15日，中共中央局發表了《對于時局的主張》，提出要把勞動立法作為黨“目前奮斗的目標”之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貫徹中央局決定，在8月間向全國各地工會發出開展勞動立法運動通告。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曾說：“其實這些豬仔議員，哪里能夠擬制什么憲法！但他們既已進行，那么，我們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乘時號召全國工會舉行勞動立法運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開展勞動立法運動“通告”中提出：“近年國會制定新憲法運動，進行頗速。但對于勞動立法之制定，尚未聞有提倡者，幸吾勞動界之奮斗精神與組織能力，尚能堅持不渝，此吾人所可慶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屢受他人侵害，正式勞動工會始終未為法律所承認，同盟罷工屢為軍警所干涉。凡此種種，均緣法律尚未承認勞動者有此種權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憲運動之機會，將勞動者應有之權利以憲法規定之，則將來萬事均易進行矣。望貴團體從速開會討論，將其結果報告本部，并祈通電國務院及全國工商學各界，以增吾勞動界之聲勢。”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還擬就了勞動立法原則和勞動法案大綱。勞動立法原則是：（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經濟生活；（三）參加勞動管理；（四）勞動補習學校。勞動法案大綱要求政府承認工人有集會結社權、同盟罷工權、締結團體契約權、國際聯合權、八小時工作量、保障工人最低工資、保護婦女和童工、勞動保險、給予工人休息及受教育權等19條。

　　毛澤東接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的通知后，立即同總部負責人鄧中夏以及上海、武漢、廣東、北京負責人聯名向眾議院遞呈“請愿書”及勞動法案大綱19條，要求眾議院將勞動法案大綱19條寫入憲法，并要求取消“暫行新警律”第224條“罷工騷擾罪”及“治安警察條例”。

　　毛澤東還將“請愿書”和勞動法案大綱19條發表在湖南《大公報》上，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為貫徹第三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決定，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執行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還有馬林和翻譯張太雷。

　　原來早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結束后，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先是在上海會見了國民黨人張繼，接著于12月23日在桂林會見了孫中山，討論了共產黨同國民黨結成聯盟的可能性。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了3條建議：1、建立一個能夠聯合各階層，尤其是聯合工農群眾的黨；2、建立革命的武裝核心，應先辦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骨干；3、與共產黨合作。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很欣賞，但他提出，與共產黨合作只能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馬林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局提出這一建議，遭到中共中央局的反對。1922年1月下旬，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及其它革命團體代表39人應邀參加了會議。共產黨代表是：張國燾、瞿秋白、高君宇、王盡美、鄧恩銘；國民黨代表是張秋白、王樂平。列寧帶病接見了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張秋白和中國工人代表鄧培，提出了“國共兩黨是否可以合作”的問題。張國燾回國后向中共中央局匯報了會議情況，中央局仍然反對同國民黨合作。馬林堅持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比較幼稚，無力單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后，有可能將其改造成為領導國民革命的大黨。1922年4月24日，馬林離開上海，于7月回到莫斯科，向第三國際匯報工作，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獲得第三國際批準。馬林在8月間再次來到中國，立即召集了這次西湖特別會議。

　　馬林在會議上傳達了第三國際的決定，5名中央執行委員還是一致反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提議。馬林非常惱火，他說：

　　“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第三國際的決議？”

　　迫于第三國際壓力，陳獨秀等人不得不同意與國民黨實行合作，但他們同時提出，在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時必須取消打手模和向孫中山宣誓這些封建主義的儀式。

　　后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張太雷等一批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均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

　　且說在這8月底，郭亮在毛澤東指導下成立了由他任秘書的岳州鐵路工人俱樂部。

　　此時的粵漢鐵路湖北段局長王世育，深感工人組織起來的巨大威脅，便千方百計破壞工人運動。他暗地指使行車監工張榮恩、翻譯苗鳳鳴糾集流氓刁難工人，進行挑釁。

　　張榮恩、苗鳳鳴遵照主子的旨意，多次敲詐工人，并強加罪名。工人們忿忿不平。郭亮認為組織罷工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馬上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同意郭亮的意見，派何叔衡前往武漢，與湖北黨組織負責人林育南等人聯系，商議共同領導鐵路工人罷工。

　　1922年9月2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毛澤東為首的湖南分部和以林育南為首的武漢分部以粵漢鐵路工人的名義致電北京交通部，要求在3日內查辦張榮恩、苗鳳鳴二人。北京交通部未予答復。

　　9月初，毛澤東幫助長沙鉛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鉛印活版工會，由他兼任工會秘書。

　　此時，長沙泥木工人“十人團”已經發展到108個，會員1000余人。毛澤東同任樹德、楊福濤等人一起，開始籌備泥木行業工會。楊福濤變賣了老家幾畝薄田，交給工會做活動經費。

　　9月5日，長沙泥木工人工會召開成立大會，李立三、劉少奇作為來賓出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長沙泥木工會章程》，其內容共有18條。《章程》規定：泥木工會的宗旨是“改善工人生活，擁護工人權利”；工會的主要工作是：創辦補習學校、消費合作社、衛生保險、失業救濟；《章程》還規定了工會的基本組織。

　　大會選舉任樹德、楊福濤、仇壽松等41人為工會委員，任樹德為工會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委派易禮容擔任駐工會秘書。

　　9月6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召集長沙土木工會、新河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工友協進社、長沙理發工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等團體，舉行勞動立法運動大會。

　　大會宣布成立湖南各公團聯合會，選舉毛澤東為聯合會總干事。

　　大會以各工會、各公團的名義，致電北京參眾兩院，要求從速通過勞動法案大綱19條。電文中告誡議員們說：假若勞動法案不能通過，“諸君不啻自絕于民眾，我全國勞動者不得不奮起神圣之威權，起為一致之團結，為自由而戰，為生存而戰，為取得應有之權利而戰。”

　　毛澤東為擴大影響，將電文發送給北京《晨報》、《工人周刊》、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日報》、漢口《江聲日報》、湖南《大公報》、《民治日報》等報刊，請它們轉往全國各報館、各工會、各團體；請報界、工界和社會各界“力支公道，大加贊助”。

　　就在9月6日這一天，由武昌分部林育南領導的徐家棚工人俱樂部和岳州、長沙、新河、株萍4處的俱樂部成立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聯合會，向路局提出了查辦張榮恩、苗鳳鳴以及不得無故處罰和開除工人、減輕剝削、增加工資等8條要求。

　　9月9日清晨，在毛澤東、林育南指導下，粵漢鐵路武漢至長沙段3000多名工人在鐵路工人俱樂部聯合會領導下舉行了大罷工。一時間，工廠停工，鍋爐熄火，列車像死蛇一樣躺在了鐵軌上。

　　工人俱樂部聯合會明確提出，罷工的目的是解除壓迫，維護團體，改良生活，增高人格；號召廣大工人“為我們切身利益而奮斗”，“不達目的，誓死不止”。工人俱樂部聯合會同時請求社會各界給予切實的援助。

　　毛澤東一方面安排長沙其它行業工會給粵漢鐵路罷工工人發聲援電報，一方面指示鐵路罷工工人要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敵人，把罷工斗爭鋒芒指向湖北段鐵路局和盤踞在湖北的軍閥蕭耀南。

　　新河工人俱樂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立即呈文趙恒惕，“說明罷工原意”，聲明在湖南境內除客車、煤車停駛以外，“軍事專車，仍照常開駛，請其勿來干涉”。

　　毛澤東這一招果然有效，湖南軍閥趙恒惕在罷工開始后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諸事安排已定，毛澤東立即乘火車趕往安源。這是他第5次來安源。

　　毛澤東得知李立三去了醴陵，便召集蔣先云、朱少連等安源黨支部及俱樂部負責人開會。毛澤東說，漢冶萍公司漢陽鐵廠工人的罷工斗爭早已取得了重大勝利，現在粵漢鐵路工人也開始了大罷工，形勢很好。安源怎么樣？罷工的條件成熟不成熟？能不能與鐵路工人大罷工相呼應？大家分析了安源的形勢，一致認為安源罷工的條件也已經成熟了，目前最急需的是發展工人俱樂部會員，為罷工做好準備。

　　毛澤東又在牛角坡一間小平房里召開黨支部會議，研究罷工方案。他提出了“工人萬歲”的口號和“哀兵必勝”的策略。他說只有這樣，才能大力爭取群眾，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孤立分化安源路礦當局。

　　毛澤東在離開安源前給李立三寫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醴陵，要李立三迅速回安源領導俱樂部的工作；并進一步說明“哀兵必勝”的道理。他說一定要以“哀而動人”的口號，爭取社會的同情，鼓勵全體工人做義無反顧的斗爭。

　　哪知這安源大罷工尚未開始，那邊的粵漢鐵路大罷工突然發生了一樁慘案。

　　原來在9月10日晚，王世育勾結已經控制住漢口的軍閥蕭耀南，在徐家棚唆使沒有覺悟的工人接手開車往岳陽，并由漢口派去的軍警武裝押運。

　　11日凌晨，郭亮率領岳州站工人到車站外的鐵軌上守候。遠處傳來了火車急促的汽笛聲，郭亮第一個臥到鐵軌上，200多工友也紛紛臥在鐵軌上。火車被迫停下。王世育心有不甘，強迫司機王忠繼續開車。郭亮起身高呼：“開車的師傅，天下工友都是階級兄弟，你們不能替官僚軍閥殺自己的親人呀！”王忠最終拉動制動閥，將火車停了下來。氣急敗壞的王世育命令軍警開槍鎮壓，6名工人當場被打死，60多人被打傷，郭亮等37人被捕，被押往武昌監禁。

　　毛澤東得知徐家棚、岳州慘案的消息，立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漢，找湖北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共商營救被捕工人和如何把罷工進行到底的問題。他也迅速趕往新河車站組織工人繼續進行斗爭。

　　9月13日，新河工人俱樂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召開工人大會，請岳州工人代表報告罷工工人臥軌截車的英雄事跡，控訴反動軍閥殘酷鎮壓工人的罪行。“報告畢，工人們莫不切齒痛恨，當即一致議決，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休”。新河工人俱樂部派出3個代表到武昌徐家棚協助林育南工作。

　　這一天，長沙各行業工會和俱樂部在總工會召開職員聯席會議，議決援助鐵路工人的辦法，并在湖南《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等報刊上刊登援助粵漢路工人、控訴反動軍閥罪行的通電。

　　工友勵進社也召開職員會議，議決援助粵漢路大罷工。

　　正是：號令一聲風雷動，血肉阻車真英雄。

　　喚起工友千百萬，前仆后繼戰旗紅。

　　欲知粵漢鐵路大罷工能否取得最后勝利，且看下一章敘述。

　　東方翁曰：在杭州西湖特別會議以前，中共中央局是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西湖會議上一開始也是一致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馬林所說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比較幼稚，無力單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無非是要把蘇聯革命的經驗照搬到中國來。應該說，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當時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的。共產黨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在與孫中山搞聯盟、一致對敵的同時，又保持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自主，正像毛澤東后來所做的那樣，也許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會來得更早一些。馬林以“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第三國際的決議”相要挾，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只好服從了。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黨的關系從“一大”一開始就擺錯了位置，蘇聯黨完全以老子黨自居，頤指氣使，老子天下第一！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給予中國以巨大的影響自然不能否認，但后來蘇聯黨給中國共產黨造成的無法估量的災難，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諸君不信，請往下看，便知筆者所言不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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