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里節錄的列寧、斯大林反對命令主義的三段文字，可以作為各地整黨的學習資料。列寧、斯大林關于對待農民所說的意見，在目前中國不獨適用于農民，一般地也適用于對待農民以外的各階層的人民。
必須避免所有一切能在實踐上助長個別舞弊現象的事情。有些鉆營分子、野心家，已在某些地方混入了我們的隊伍內，這種人自稱為共產主義者來愚弄我們，他們之所以鉆進我們隊伍里來，是因為共產黨現在掌握政權，是因為那些比較誠實的“公務人員”由于他們的思想落后，沒有來到我們這里工作，而這班野心家卻毫無思想，毫無良心。這種人只求升遷拔擢，他們在各地實行強迫手段，并且以為這是很好的辦法。……
以前我們是必須無論如何都要用拚命跳躍的手段，來趕急跳出帝國主義戰爭，因為這個戰爭把我們弄到破產了，必須拚命努力來擊潰那些想來壓倒我們的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必須的，不這樣，我們當時便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如果對待中農也采取同樣方式來行動，那就是十足的愚癡，十足的魯鈍，十足地足以顛覆我們的事業，只有挑撥離間分子才能自覺地這樣做。現在的任務應當完全是另一樣的。
但法令雖然是正確，若用強力去強迫農民來接受，便是不正確的了。在任何一個法令中都沒有這樣說過。這些法令，作為指明出來的道路，作為進行實際設施的號召，是正確的。當我們說：“鼓勵建立合作社吧。”這等于發出指令，這指令是應當經過多次試驗，以便找到實行這些指令的最后形式。既然說必須求得自愿同意，也就是說，要說服農民，要在實踐中說服農民。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這是做得很對的。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動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是不好的事情。假使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末這種改造一文不值。……
首先實行幫助，然后去取得信任吧。如果這件事情能正確地進行下去，如果在縣里，區里，在征糧隊里，在任何組織里，我們每個工作團的每一步驟都做得正確，如果我們的每一步驟都會從這個觀點來仔細加以檢閱，那時我們定能取得農民的信任。只有那時，我們才能繼續進行。現在我們應當給農民以幫助，給他們以忠告。這應當不是指揮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那時農民就會完全擁護我們的。（節錄列寧一九一九年三月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農村工作的報告）
……必須使共產主義者在鄉村中放棄一切畸形的行政手段。對于農民不能只限于一種命令的方法。應該耐煩地對農民解釋他們所不了解的問題，使農民心悅誠服。做這種事的時候，不要怕犧牲時間和精力。我們中間有些作領導工作的人，時常是發號施令了事。這當然是要容易得多，簡單得多。然而不是一切簡單而容易的事都是好的。不久以前有一個鎮委書記答復省委代表所提出的該鎮缺乏報紙的問題，他說：“我們何必要報紙呢？沒有報紙，倒還安靜和妥當些，不然農民們一經閱報，他們又要質問一切，麻煩極了。”這個書記也稱為共產主義者哩！實在不待證明，這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不幸的東西罷了。同志們！事實上現在要實行領導，非有“麻煩”不可，若沒有報紙，那就更是不行。倘若我們想保持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領導，就必須了解和領會這個簡單的道理。
其次，現在要實行領導，必須善于管理經濟，必須知道和了解經濟。現在只會高談“世界政治”，狂論張伯倫和麥克唐納，是做不出大事來的。我們正逢經濟建設的時期。因此，只有了解經濟的人，只有善于在經濟發展方面向農民作有益忠告的人，只有善于扶助農民經濟建設的人，他才能領導。研究經濟，與經濟相接觸，無微不至地參加經濟建設，便是現在共產主義者在鄉村中的任務。沒有上述的能力，領導一事簡直不要夢想好了。（節錄自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五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的總結”）
……勝利有時能沖昏人們的頭腦。勝利往往產生出一種自夸自大的心理。執政黨中的人特別容易患這種毛病。特別是像我們黨這樣具有無限力量和威望的政黨中的人，更容易患這種毛病。列寧所痛斥的那種共產黨員夸大狂的表現，在這里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相信法令萬能、決議萬能和訓令萬能的心理，在這里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黨的革命設施在我們廣闊國家某個角落里變為黨個別代表的空洞官僚式命令手段的危險，在這里是很實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地方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省委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中央委員。列寧說：“共產黨員夸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側身于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節錄斯大林“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復”）
1950年9月15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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