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宣布在蘇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根據,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蘇聯已經消滅了敵對階級,已經沒有階級斗爭。
蘇聯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究竟還有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呢?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在蘇聯,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經過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摧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且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偉大成就。
但是,在蘇聯,長時期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始終繼續著。
由于蘇聯是第一個而且當時也是唯一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任何別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也由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規律的認識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斯大林在蘇聯基本上完成農業集體化以后,就過早地宣布蘇聯“已經不存在彼此對抗的階級”,“沒有階級沖突”,片面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一致性而忽視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勢力的斗爭,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問題僅僅看成是同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相聯系的問題。這無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都是不正確的。
赫魯曉夫掌握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的政策,變本加厲地助長了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在蘇聯重新尖銳起來。
僅僅翻看近年來蘇聯報刊的報道,人們就看到許多事例,說明在蘇聯社會上,不僅有許多舊的剝削階級分子,而且大量地產生著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分化正在加劇。
讓我們先看一看,在蘇聯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動。
一些工廠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利用職權,動用國營工廠的設備和材料,設立“地下車間”,進行私人生產,私賣私分,大發橫財。例如:
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品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他們私自進行非軍用品生產,三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一百二十萬舊盧布。在這些人中,還有“一生都在盜竊”的“二十年代”的“投機商人”。
烏茲別克一個絲織廠的廠長,同總工程師、總會計、供銷科長、車間主任等人結成一伙,成了“新的企業家”。他們通過各種關系套購了十幾□人造絲和純絲原料,“生產不入帳的產品”。他們私自招收工人,“實行了十二小時工作制”。
哈爾科夫的一個家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好幾個老婆,好幾輛汽車,好幾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條領帶,近一百件襯衫,幾十套西服”,并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
這些人的活動,并不是孤立的。他們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干部的支持和庇護。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業”,通過賄賂,“獲得了五十八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系,幾年中賺了三百萬盧布。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
俄羅斯聯邦一個機器制造廠的廠長,伙同另一個機器制造廠的副廠長和其他人員,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臺織布機盜賣給中亞細亞、哈薩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廠,供這些工廠的領導人進行地下生產。
吉爾吉斯一個四、五十人的貪污盜竊集團,在他們把持的兩個工廠中進行地下生產,盜竊國家財產達三千多萬盧布。這個集團的成員,包括共和國計劃委員會主席,商業部副部長,共和國部長會議、國民經濟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等部門的七個局長和處長,還有“從流放中逃回的大富農”。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的工廠,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他們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企業。他們同工人的關系,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像這樣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占有和支配著部分生產資料,剝削別人的勞動,難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他們在國家機關中任職的同伙,與他們串通一氣,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坐地分贓,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剝削活動,難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人,都是屬于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屬于資產階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正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階級斗爭。
讓我們再看一看集體農莊中形形色色的富農分子的活動。
有些集體農莊的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為所欲為地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肆意揮霍,剝削莊員。例如:
烏茲別克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使全村都處于恐怖之中”。農莊的一切重要職務,“全被他的許多姐夫、妹夫、小舅子、親家以及其他親友所竊據”。他“揮霍了農莊十三萬二千盧布,以滿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輛轎車,兩輛摩托,三個妻子,“她們各有一套單獨的住宅”。
庫爾斯克州一個集體農莊主席把農莊看成是自己的“領地”。他勾結會計、出納、倉庫主任、農藝師、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盤剝農莊莊員”,在幾年內貪污盜竊了十幾萬盧布。
烏克蘭一個集體農莊主席,伙同會計偽造證件和帳目,盜竊了農莊五萬多盧布。這個會計還被宣傳為“模范會計”,在莫斯科舉辦的國民經濟成就展覽會上展出了她的事跡。
阿拉木圖州的一個集體農莊主席,專門從事商業投機活動。他“從烏克蘭或烏茲別克買來釀酒果汁,從江布爾買來糖和酒精”,進行加工,然后到處高價出售。這個農莊擁有一座年產一百萬公斤的釀酒廠,它的商業投機網布滿哈薩克共和國,商業投機成了農莊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
白俄羅斯一個集體農莊主席,“儼然以一個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獨斷專行”。他根本不住在農莊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華麗的別墅”里,經常“忙于各種商業鉆營”,“搞投機活動”。他從別處購買牲畜,冒充自己農莊的產品,虛報生產成績,但他卻成了“經常受到贊揚”的“模范領導者”。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農莊領導人所把持的農莊,實際上變成了他們的私產。他們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變成為新的富農經濟。他們在上級領導機關中往往有著自己的保護人。他們同莊員的關系,同樣變成了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像這樣的壓在農民頭上的新的剝削者,難道不是貨真價實的新富農分子嗎?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人,都是屬于同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相敵對的階級,屬于富農階級也就是農村資產階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正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進攻的階級斗爭。
在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以外,蘇聯的城市和鄉村中都還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
他們有的開設私人企業,私產私銷;有的組織私人包工隊,公開承包國營或合作社企業的建筑工程;有的開設私營旅館。列寧格勒有一位“蘇聯女資本家”,雇用工人,生產和銷售尼龍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盧布”。庫爾斯克州一個作坊主,制造氈靴,高價出售。這個作坊主,擁有五百四十雙氈靴,八公斤金幣,三千米衣料,二十條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資。戈米爾州一個私營業主,“招雇工人和匠師”,在兩年內以高價承包了十二個工廠的焙燒爐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奧倫堡州有“數以百計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貨棧”,“集體農莊和國家的錢源源不斷流入旅店經營者的腰包”。
他們有的進行商業投機活動,低價收購,高價賣出,長途販運,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機者販賣農產品。他們把“成□的柑桔、蘋果和各種蔬菜運到莫斯科,用黑市價格賣出”。“有人給這種唯利是圖的人創造了一切便利條件:備有市場客棧和保管室等其他設備供他們使用”。⑤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一個投機商,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貨員和兩名搬運夫”,“把上千頭的豬,幾百公擔糧食,幾百□水果”,從農村運往頓巴斯,“把成千上萬盜竊來的礦渣磚、成車廂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從城市運往農村,在倒賣中大發橫財。
他們有的專門充當掮客和經紀人,這些人交游廣闊,只要給他們賄賂,什么東西都可以弄到。列寧格勒有這樣一個掮客,“雖然他不是貿易部長,可是全部貨物都掌握在他手里,雖然沒有鐵路官銜,可是支配著車輛”。他可以把“嚴格調撥的東西,通過調撥以外的途徑弄來”。“列寧格勒所有的倉庫都為他效勞”。他從經手商品中,獲得大量“酬金”,僅一九六○年就從一個林業公司獲得了七十萬盧布。這樣的掮客,在列寧格勒有“一大批”。
這一批私人企業主和投機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勾當。他們屬于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資產階級,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嗎?
事實上,蘇聯報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說的那些人叫做“蘇聯資本家”,“新企業家”,“私人企業主”,“新富農”,“投機商”,“剝削者”,等等。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硬說蘇聯不存在敵對階級,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我們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僅僅是蘇聯報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這些事實已經夠觸目驚心的了,而蘇聯報刊沒有披露的事實,被隱蔽和保護的更大、更嚴重的事實還多得很。我們引用這些材料,是為了回答蘇聯究竟有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自己無法否認的。
僅僅這些材料就足以說明,在蘇聯,從城市到農村,從工業到農業,從生產領域到流通領域,從經濟部門到黨和國家機構,從基層到高級領導機關,都大量地出現了同無產階級敵對的資產階級的猖狂活動。這些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不是別的, 正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的尖銳的階級斗爭。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新舊資產階級分子向社會主義進攻,這本來是不奇怪的。
只要黨和國家領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蘇聯,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
我們在下面就來論述這個問題。
目前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是同蘇聯工人、農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相對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寧就指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習慣勢力,從各方面包圍和侵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的個別階層。這種情況,不僅使蘇維埃機關職員中產生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分子,而且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列寧還指出,對蘇維埃政權留用的資產階級技術專家實行的高額薪金制,雖然是必要的,但有著腐化的作用,影響到蘇維埃政權。
因此,列寧當時非常強調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非常強調發動廣大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工作,不斷揭發和清除蘇維埃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新資產階級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列寧曾經尖銳地提出:“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斗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
同時,列寧還非常強調,在工資政策中必須堅持巴黎公社的原則,即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只對資產階級專家付給高額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蘇聯基本上是實行列寧的指示,黨政機關的負責人,企業負責人和專家中的共產黨員,他們的薪金大體上同工人的工資相當。
當時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從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門中擔任領導工作的干部利用職權,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不可否認,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蘇聯,已經對一部分人實行高薪制度,已經有一些干部蛻化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在一些黨的組織中,出現了墮落和腐化現象。有些黨組織的領導人,把黨組織變成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業企業的領導人,“忘記委托他們管理和領導的企業是國營企業,竟然企圖把這些企業變為他們的世襲領地”。有些黨組織、蘇維埃機關和農業機關中的工作人員,“不但不保護集體農莊公有經濟的利益,反而自己盜竊集體農莊財產”。在文化藝術和科學等部門中,也出現了攻擊和誣蔑社會主義制度的作品,出現了科學家集團的“學閥式”的壟斷現象。
赫魯曉夫篡奪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后,蘇聯的階級斗爭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赫魯曉夫實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政策,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使蘇聯的資本主義勢力急劇地膨脹起來。
赫魯曉夫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實際上是為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他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打開了閘門。
赫魯曉夫用所謂“物質刺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據領導地位的蛻化變質分子,使他們更放肆地利用職權,侵占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
赫魯曉夫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發展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赫魯曉夫攻擊社會主義的農業計劃制度,說它是“官僚主義的”、是“不必要的”。他熱中于向美國農場主學習,提倡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扶植富農經濟,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赫魯曉夫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揚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性論,向蘇聯人民灌輸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反動思想,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腐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成了時髦,社會主義文化受到排斥和打擊。
赫魯曉夫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幌子下,勾結美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切都是為了維護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們的利益放在蘇聯人民、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赫魯曉夫所實行的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種路線下,不僅舊的資產階級分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干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
目前在蘇聯,新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在數量上空前地增長了,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變化。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前,他們在蘇聯社會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活動受到種種限制和打擊。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隨著赫魯曉夫逐步地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就在黨、政、經濟、文化等部門占據了統治的地位,形成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
這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全國范圍內,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領導機關到經濟、文化教育部門,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換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們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們的親信安插到領導崗位上。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赫魯曉夫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之后,正在把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正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國家變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專政的國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
由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偉大的蘇聯人民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赫魯曉夫集團宣揚“蘇聯已經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是為了掩飾他們對蘇聯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斗爭的真相。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所代表的蘇聯特權階層,只占蘇聯人口的百分之幾。他們在蘇聯干部隊伍中,也只占極少數。他們同占蘇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蘇聯人民,同蘇聯的廣大干部和共產黨員,是根本對立的。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目前蘇聯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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