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馬克思在一部未完成的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勞動理論,并以此為出發點批判資本主義,闡述他的揚棄異化和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如今這部手稿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史的重要材料而吸引了眾多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有關文章和著作已汗牛充棟。但我以為,《手稿》以及異化勞動理論的價值不僅在于理論史,迄今仍可成為我們理解與認識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理論與方法。遺憾的是理論界對此尚未有足夠關注,本文在此方面作一嘗試,以期拋磚引玉,并以此紀念這部天才著作寫作160年。

　　一

　　異化思想不自馬克思始,最早在霍布士《利維坦》中已露端倪、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主觀辯證法甚至將之同勞動聯系起來,但將之同現實社會的工人勞動相聯系,從而豐富、發展并使之聞名于世的還是馬克思的《手稿》,以及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和《資本論》。

　　異化概念的基本含義是人創造出來的物不受人支配,反而轉過來成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可見異化本是人化,即產生于社會而非自然,產生于人的活動和來自于人的創造,但它作為人的創造物卻不為人所用,反而與人的力量相對抗乃至轉過來奴役人壓迫人,此即為異化。所謂異化實際上包含了一種價值評價,即人創造出來的東西應該為人所用,與人相統一,至少不應與人對立,敵視人甚至奴役人。如馬克思在《手稿》和《資本論》中說人所創造的勞動工具是人的肢體的一種延長,它幫助人征服自然,還生產出產品供勞動者享受,在此情況下人與其創造物的關系就是和諧統一的主客關系,不存在異化。反之即為異化。把異化現象與人的勞動活動特別是當代工人的勞動聯系起來,并分析揚棄異化的歷史條件,提出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的一大創造。這個創造是在《手稿》中完成的,在《大綱》和《資本論》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在《手稿》中馬克思指出,人類社會是通過勞動自我創造自我生成的過程。自由自覺的勞動是人的生命活動,也是人的類本質。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有一種關系使勞動變形。勞動產品本是人的活動的創造物,也是體現人的創造力的對象,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卻轉過來成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于是,勞動者在生產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感到自由,而是感到受奴役和強制。勞動對他說來不再是自覺自愿的了,人區別于動物的類本質也喪失了;勞動產品被他人占有,人與人的關系也異化了。這就是著名的異化勞動四規定。至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關系,如貨幣、商品、利潤、利息等都從異化關系中產生,用馬克思的話說:“一切奴役性的關系不過是這種關系的各種變形和結果罷了。”

　　馬克思指出,自我異化與異化的揚棄走同一條道路。人類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不得不采取異化的形式,但卻為揚棄異化和人的解放準備了條件。共產主義是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是通過人并為了人而對人本質的真正占有,是向社會人即合乎本性的人自身的復歸。這種發展是保存了以往全部成果的,是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矛盾的解決,也是存在和本質、個體和類、自由與必然之間抗爭的真正解決。

　　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馬克思揚棄了《手稿》中的人本學思辨式語言,從更為具體的經濟學理論出發剖析資本奴役勞動的異化現象。勞動二重性學說即是他創立的經濟學理論,這是他的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也是異化理論的出發點。在馬克思看來,異化現象的產生有兩個前提,一是生產商品的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相分離,二是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抽象勞動的分離是生產和分工發展的結果,同時又轉過來促進了生產與分工的發展。但這種分離也包含著一種危險,即分離出來的抽象勞動在人面前獨立化,并成為與人對立的力量,人不能控制它,反而可能受它的控制,其典型表現就是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馬克思理想的社會個人與社會直接統一,不需要迂回地通過一種中介物來聯系。他沒預見到至少在社會主義社會還離不開商品、貨幣和市場,當然他也并不認為商品貨幣直接就是異化。在他看來,抽象勞動的分離只是異化產生的抽象可能性,從可能到現實還需要一系列歷史條件,如貨幣財富的積累,如勞動者與勞動客觀條件的分離,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出現,貨幣轉化為資本。所有這些歷史條件結合到一起,就誕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異化勞動現象也隨之應運而生。

　　馬克思指出,資本的謎也就是異化的謎。資本的秘密在于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他的靈魂是資本的靈魂。他不惜一切手段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賺取絕對剩余價值,或發展科學技術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賺取相對剩余價值。分工使工人片面畸形化,機器大工業使工人成為附屬物,一個無足輕重的孤立點,生產資料與人類智慧的結晶都納入資本的體系中,成為幫助資本家奴役工人的力量。當然,工人不僅是異化者,更是革命者,一旦資本體系容納不下在它推動下發展起來的財富和生產力,它的喪鐘就敲響了。無產階級必將承擔埋葬資本統治和揚棄異化的偉大歷史使命,代之以全體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主人的共產主義社會。在此社會,財富所具有的狹隘的資本形式被揚棄掉,每個人的創造性能力成為最大財富和生產力,這樣異化就被真正揚棄了,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第三大社會形態就來臨了。

　　以上概括的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也是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它一直是鼓舞包括我國在內的無數革命者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巨大精神力量,直到上個世紀末才受到嚴峻的挑戰,但其理論的奪目光輝仍在。

　　二

　　貫穿整個20世紀并震撼世界的中國革命一方面是億萬國人應對西方挑戰、實現從傳統到現代轉變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及其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成果。當然,它與經典的理論乃至與俄國革命相比不那么正統,也可以說是非典型革命。因為它發生在一個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東方國家,而且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是它成功了,一次成功的實踐勝過一百次失敗的探索,即使后者從理論的角度看更為典型。但這里所說的成功指政治權力的改朝換代和社會制度的顛覆,即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并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方面的社會變革,或者說社會主義革命。至于革命能否取得預想的效果,還是未定之數,有待于實踐的檢驗。眾所周知,從20世紀世界史的角度看,一戰后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二戰后則出現了一批,十多個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出現了與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但不久即出現了矛盾與分裂,至1989年國際風云變幻,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改變了顏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投向西方世界。變化之大,可謂滄海桑田。當然中國未變,但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大潮興起以后中國社會的變化之大也可謂天翻地覆。對此不妨從馬克思異化理論和價值理想的角度作一考察。

　　我國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1956年完成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乃至在農村全面實現合作化,從而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勝利。按照經典理論,中國的民主革命分兩個階段,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其他開明進步人士為主體,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為領導,以民族、民生和民權即三民主義為鵠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以工人、農民、熱心青年和其他進步愛國人士為主體,以建立社會主義為目標。其中,農民的人數最多,革命的根據地又是在廣大農村,因此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全可以說是農民革命。于是在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中國出現了馬克思當年始料未及的情況:農民而不是工人是革命乃至現代化運動的最大主體和參加者。按照《共產黨宣言》的分析,農民的社會地位原本應隨著包括工業化和城市化在內的現代化過程而走向衰落的。可是由于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農民反而比工人成了更為熱心的革命者。城市暴動除了熱血青年和激進的革命黨人外,在工人那里響應者始終寥寥,也無一例外地以失敗而告終;在農村即使同樣有血雨腥風的威脅,但卻始終能夠得到農民最強大的支持和最無私的援助。這也就是效法俄國的立三路線迅速失敗而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終取得輝煌勝利的主要原因。

　　然而,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終究是中國現代化漫長過程的一個階段和組成部分,從傳統到現代轉變的規律從長遠角度看終究要發揮作用。在50年代農民歡欣鼓舞迎接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土地改革、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還有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系列社會變革紛至沓來。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之無不抱著歡迎的態度。在新建立的社會主義秩序中,工人是領導階級,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力軍,農民則是同盟者和被領導階級。當然,昔日造反成功的農民在經歷了槍林彈雨的洗禮之后多成為革命干部,完成了身份的轉變。只有那些多年來一直在田野里勞作不已的泥腿子和本份莊稼人仍保持農民的身份,繼承先祖的事業。不過同舊社會當長工做牛做馬已不一樣,畢竟是領導階級的同盟軍與革命主要參加者,土地、工廠乃至國家理論上屬人民所有,工人農民則是人民的基本成份,翻身當家做主人并非完全是政治家的空洞口號和文藝家的詩意描述,而是很大程度上的活生生現實。完全可以說,長期以來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相分離的異化現象得到了初步揚棄。工人和農民既是自己生產資料的主人,當然有權支配這些生產資料,并有充分的權利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但是暫時還不能過于追求享受,因為城里依然是秦磚漢瓦,農村則是牛耕草房如故,生產的產品并不是那么充裕;還因為世界上仍有三分之二的階級兄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著我們去解放,農民應把最好的糧食交給國家,或低價賣給城里人,以支持他們的革命與建設。工人則應努力抓革命促生產,為國家生產更多的產品,以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還有,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分離乃至對立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揚棄了,因為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公有化了。城里有舉國一體的全民所有制,農村則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當然也有少量的小集體,但那實是全民所有制的附屬與補充,而且資產絕對接受其支配,即實質上仍姓公。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公土,率土之濱,莫非公士。既然天下姓公,主人同一,其產品當然可以一平二調。這是公有制的邏輯。在此情況下即使有商業活動存在,也是形式上的商品交換,實質是一家人的內部分配。從此視角來看,任何個人的活動都直接是社會活動,過去橫行已久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分離與對立當然被揚棄了。

　　但所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論上而非實際內容上的,或更準確地說,從實際內容角度看還有很大距離。如在政治權力方面,國家那么大,人民又那么多,不可能每個人都參與管理。事實上絕大多數工人農民仍得靠種田做工為生,政治上的事無暇也沒有能力顧及,得交給代表他們的干部或官員。官員名義上是人民的公仆與勤務員,實際上作為人民的代表享有的權力、地位和待遇遠高于普羅大眾。他們也擁有支配國民財富的全權。名義上授權給他們的人民或工農大眾反而沒有多少支配的權利,終日勞碌流汗,生活得卻相當艱難。用馬克思的話說這似乎是一種異化,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但對人類文明史而言,這種異化與法權卻難以避免:畢竟治理國家的經國大業得靠專門的階層來進行。當然社會主義社會的官員仍不同以往,他們得兢兢業業地為人民工作,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甚至同吃同住同勞動,還得經受許多政治運動的考驗。從此角度看人民群眾的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甚至也可以說主人翁地位名不虛傳,當然實際上仍有很大距離,仍處于被領導和被管轄的地位,沒有多少自由。

　　于是出現了這樣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工人農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并且在政治上是領導階級,雖然是理論上的,但畢竟理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現實,影響到許多普通勞動者的命運。另一方面,除了少數提拔上去的積極分子外,大多數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實際并無根本改變。城市的工廠由國家任命的廠長經理管理,農村人民公社則有社長、隊長和書記,普通勞動者似乎只有接受領導和按要求勞動的自由,并無多少主人翁之感,也沒有多少勞動的積極性。生產效率和生活質量長期低下是可想而知的。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理想有相當距離。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大躍進、共產風和一平二調、一大二公的惡果,無數國人挨饑受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原有模式已難以為繼。不得已農村核算單位從人民公社退回到村或生產小隊,城市則是廠礦企業核算。政府作為人民理論上的代表對其所有仍可無償調撥,但得有度,因為生產出來的財富實在有限,將之隨意調撥或揮霍,許多人的生命就會遭受涂炭,人民已無法承受三年困難再來。當然計劃經濟仍勉力堅持,但商品貨幣市場已被證明無法取消,雖然經濟學家絞盡腦汁試圖從理論上證明社會主義的商品貨幣如何在性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但其作為分離出來的抽象勞動和交換價值異己的獨立地位明擺在那兒,對此馬克思已有明證,毛澤東也對此甚為不滿,但取消資產階級法權的設想始終停留在理論上,實踐中未嘗能有一日如此。

　　總之,改革開放前夕,普遍貧窮和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暴露出諸多問題,概括地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它沒有提供效率。本來社會主義是以解放生產力著稱的,這也是它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合法性所在。但我們是在一個較為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技術水平本來就差,計劃經濟又壓抑了人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效率低下不奇怪。第二,它沒有提供富裕。效率差、浪費多和生產力水平落后的社會不可能有富裕,只可能有貧窮。但社會主義應當提供富裕,否則其優越性和吸引力何在?當然人民在特殊情況下為長遠利益短期內可以作出一定犧牲,和平時期一直如此就難以為繼。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談到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力的高度增長為前提時所言:“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對改革開放前特別三年困難時期有記憶的國人在此方面都有切身體會。第三,它沒有提供自由。一方面嚴格的戶籍制度和城鄉之別束縛了人們遷徙乃至日常生活的自主行為;另一方面還有無數政治運動在整肅人們的身心。絕大多數人被強制到農村或工廠某一個單位進行勞動,沒有多少選擇的自由。在此情況下他的勞動活動談不上什么自覺自愿,也很難感到自由和幸福。舉個簡單例子,人民公社期間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是自留地的莊稼普遍好于公田,幾乎每個農民都對自己那一小塊田給予最大關注,在公田的勞動則出于應付,也得益甚少。所有這些現象都很難讓人不聯想到馬克思在《手稿》中論述最多的那個詞——異化或異化勞動。當然這種聯想是與馬克思的崇高理想比而非與舊中國比,與舊中國比仍有很大進步,畢竟千百年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以及近代以來資本對勞動的奴役現象被鏟除或基本鏟除了,工人農民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當家作主之感。然而對照馬克思的理想乃至與世界先進水平比,我們仍有充分的理由批評其在提供效率、富裕乃至自由方面有很大差距,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三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改革開放的中心點是發展生產力,亦即提高效率。中國過去問題叢生,但最主要的還是缺少發達的生產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所有舉措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才可能建立巍峨的社會主義大廈,也才可能有富裕,有自由。這樣一種認識已成為無數國人根深蒂固的信念,它與前引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論述精神完全一致,而一致不是因為人們對此論述有多熟悉,而是因國人的經驗無不昭示于此,這其中包含著許多深刻的切膚之痛。

　　在農村改革的形式主要是包產到戶,農民以承包的形式直接獲得了土地,即與最基本的農業生產資料獲得了統一,也獲得了如何生產與遷徙、就業的自由,這是自古未有之幸事,農民興高采烈,以飽滿的熱情全身心投入到生產之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千百年來一直折磨著國人的溫飽問題很快解決,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說資本歷史作用時所言,有誰知道這樣巨大的生產力隱藏在農民承包之中呢?

　　像農村一樣,城里的改革也圍繞效率展開,這是宏觀層面,微觀層面對個人而言則主要圍繞利益與自由,特別是利益,只有給人帶來實際利益的改革才可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獲得成功。當然改革總的模式和導向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再被看作資產階級法權和形式上的異化,而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它不是資產階級專利品,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合理合法的利益應當受到肯定,但對工礦企業來說則應努力提高效率,多生產優質產品,并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工人的利益還排在其次。道理很簡單,只有企業富了工人的利益才可能有保證。對國家和政府來說也一樣,只有GDP搞上去了,才有人民的利益,否則一切都是空的。社會公平只有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才能予以兼顧。所有這些都有些道理,應當實行,但不能太過,過猶不及,對此下面再談。

　　更具體地說,城市改革主要是國有企業的轉軌,與此同時還有民營經濟的崛起與外資的進入。國有企業在當初的獎金鼓勵效力漸微后逐漸過渡到資產經營責任制、承包制、股份制,還有最近正在進行的拍賣與改制,等等。所有這些改造都是貼近市場導向和圍繞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的利益關系而進行的,工人勞動者則變化不大。當然也有大的變化,工人原來至少形式上屬于領導階級,現在此形式已殘缺不全,在大多數改制的、民營或外資企業中則完全沒有了。盡管某些改制企業的老板還掛有黨委書記桂冠,但誰都知道那只是空洞的符號和一個具有某些利用價值的虛名。但我們仍應指出,從貼近市場和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改革的方向總體上正確,因為市場經濟中的地位的確是資本最為重要,其次是技術,最后才是工人或普通勞動者,特別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本緊缺而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國家這樣一種導向的出現更有其合理性。但是從公平、平等的價值理性與維護社會穩定的功利目的角度看結論則有些重要差異,若從揚棄異化的社會主義理想角度看差異就更大。

　　在談及差異時仍有必要再次指出,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和市場經濟與現代化建設總的說來取得了很大成績,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也有了根本改善,特別在沿海發達地區有相當一部分人已越過小康走向富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無須諱言,存在的問題不少,有的很嚴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會公平,現實與理想有些脫節。改革的好處多落入強勢群體之手,而工人農民等普通勞動者成為相對弱勢的群體,處于強勢的是權力、資本,其次是技術。普通勞動者若找到一個好單位好行業如電力電信仍能有較高收入,但總的說來工資水平一直較低。這里面有按勞取酬的因素,但更多是因為弱勢的地位,工人在工資收入方面幾無與資本討價還價的能力。民營與外資企業的勞資關系純粹是雇傭被雇傭的關系,老板頤指氣使、工人勞碌不已并忍氣吞聲的情況是可以想見的。許多民資企業加班熬夜成常態,工人每天超負荷地工作十幾個小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的資本家想方設法延長勞動時間以賺取超額剩余價值的情形在許多地方并不罕見。當然許多做出口的企業超額利潤被國際資本賺走,因為由于相互競爭、內耗,出口的產品價格往往很低。許多中小企業勞動條件差,勞動負擔重,而政府有關部門失于監督,以至于一些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的國際企業承擔起制約的功能,聲稱若國內企業在對工人的人道主義待遇方面有問題就拒絕與之簽單,致使這些企業的老板不得不對之高度重視。我們有社會主義的信念,三個代表的思想,但給勞工人道主義待遇方面竟要國際資本來上課,這似乎很滑稽,值得我們深思。在此境遇中的工人精神面貌,大概同馬克思《手稿》中關于異化勞動的描述也相去不遠。

　　農村的問題更為突出。80年代農民歡欣鼓舞對待包產到戶,溫飽問題的解決確實是千百年未有之盛事,但近十年來情況卻有了很大變化,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急劇上升,需交納的各種稅費也大幅度增加,農產品的價格卻沒多少變化,農民的負擔大大加重,生活狀況也日益惡化。交不起費、上不起學和看不起病的不在少數,干群關系也變得日益緊張。關于當代農民的惡劣處境,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與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有非常詳細的描述,特別是李昌平關于“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名言已為世人皆知,也引起了上上下下的關注,已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效果未盡如人意,農民的生活狀況迄今無根本改變。

　　另一方面,權力腐敗和兩極分化現象非常嚴重。一個強大的資本階層在興起,其成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當然它們也轉過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資本的興起也多同權力階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政府處于強勢的國情下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可以理解。對于官員說來支持資本發展既能促進經濟增加稅收,又能體現自己政績并符合黨的政策,何樂而不為?但什么事情都應有度,若無原則地支持資本發展則可能損害群眾利益和國家的長遠利益,還容易發生權錢勾結和腐敗。這樣的事在當今中國已多得令人無法容忍了。如低價征用農民土地出售給開發商,據有關數據,20年來農民在此方面的損失超過兩萬億,開發商和房產商趁機大賺其錢。雙軌制的實行使有權者依靠批文成萬上億地賺錢。改制中有無數國有資產合法流失,有些人還巧取豪奪本屬工人的資產。工人在改制過程中顯然處于弱勢的地位,而資本的后面常有權力作靠山。

　　所有這些無不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一方面確實取得了很大成績,另一方面確實存在著嚴重問題,特別是社會不公、腐敗和兩極分化。當然,若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社會主義理想來衡量則還有勞動者主體地位的失落和異化問題。的確,從馬克思理論的角度看,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相分離,商品、貨幣、資本,還有雇傭勞動的出現,都是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社會不公、腐敗和兩極分化則是其衍生物或者說現象形態。馬克思理想的勞動是自由自覺自主的創造性活動。但他在《資本論》中也談到這樣的自由王國存在于必然王國的彼岸,而人為了生存永遠無法完全擺脫為生存而進行的必要勞動,即永遠受必然王國的制約。綜合這些論述并對照我們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關于取消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分離從而揚棄異化的論述有些理想化了,實踐證明至少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沒有商品貨幣,也需要有市場經濟來實現資源的更佳配置和提高效率。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資本過于理想化,它們的弊端和問題也明擺在那兒,馬克思的尖銳批評我們也不應忘記。市場經濟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我們為了效率搞了市場經濟,是既得其利,也得其弊。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應盡可能使問題少些,弊端少些,而不是相反。很遺憾,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興起以來,我們許多地方恰恰走了另一條路,即只重效率,不重公平;只重速度和GDP數字,不重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重城市,不重農村;只重資本,不重工人和普通勞動者的權益;只重權力階層的利益而忽視民眾個人權利的擴張。因此才腐敗叢生、權錢勾結和兩極分化現象嚴重,離馬克思的理想似乎漸行漸遠,社會蘊藏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其實自上個世紀以來,即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也不是完全放任。完全放任必然會導致資本愈富、勞工愈窮和兩極分化,以強凌弱的事也難免發生。西方自凱恩斯和羅斯福新政以來就提倡政府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用公平公正的價值理性導引或限制市場經濟的發展,即用看得見的手調控看不見的手。福利經濟學、社會民主主義和羅爾斯的正義論也都貫穿此精神。我們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揚棄異化的理論,還有三個有利于和三個代表思想等,立意更高,理應在此方面做得更好。當然,我們對市場經濟實際上也沒完全放任,眾所周知,美國和歐盟至今還因為我們的政府介入太多,拒不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同西方比,我們政府的權力確實很大,但遺憾的是卻有很強的權力意志和計劃經濟色彩,即較多地發揮了計劃與市場的弊而不是利,因此才有前述一系列重大問題亟待解決。

　　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中央最近提出用包括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們的工作,這標志著發展理念和指導思想的重大變化,向著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的崇高理想,既是社會理想又是人格理想。它與揚棄異化的理論互為表里,相互印證,是其不可分割的核心內容。以此為標準規范我們方方面面的發展非常有積極意義,當然目前距離理想狀態還很遠。

　　四

　　如何縮短距離、揚棄異化和科學發展,竊以為從當前角度看至少應該做到:

　　第一,關注社會公平,改變前述的五重五不重。為此應該在政策上向弱勢群體傾斜,至少應不與羅爾斯“公平的正義”與福利經濟學派所說的帕累托最優這些當代的底線公平相牾,即任何發展經濟的措施都不應傷害最弱勢群體的利益,能使其利益增進則更為理想。從中國目前的情勢看應該對權力有所限制,對資本有所約束,同時盡可能地擴張和發展普通民眾的權益。當然,限制不是取消,而是防止其濫用,如為GDP的擴張和個人政績而大興土木,消耗過量資源并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甚至權錢勾結乃至腐敗;以及以一定的價值理性為導引,讓其在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對資本的約束也是一樣,絕不是限制其發展,而是讓其發展得更為干凈些,更加合理合法,也更為人道。概括地說,當前應當以民主來限制權力,以公平來約束資本,以人文精神來引導科學技術,以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政府的行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來揚棄異化。

　　第二,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來揚棄異化,或至少把異化弊端減少到最低限度。資本、雇傭勞動和剩余價值在馬克思看來都是異化,商品、貨幣和市場則是其必備條件。但實踐證明這些東西至少在當前對于發展生產力來說不可或缺,至于以后是否需要有待于實踐的檢驗,但無論如何我們應對其弊端或負面的東西保持清醒認識。另一方面,我們應該保持崇高的理想,對那些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積極東西努力弘揚之。要知道這種發展對人來說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是具有最高價值的東西。

　　第三,如何弘揚理想,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馬克思的論述看有這樣兩段話值得注意。一是《手稿》中所言:“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也就是說,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和人的生活,對對象化了的人和屬人的創造物的感性的占有,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對物的直接片面的享受,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享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據為己有。”另一段是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把股份制說成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消極揚棄,而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另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還說到“自由人的聯合體”與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我們可以把這些論述聯系起來理解。兩段論述一抽象、一具體,當然對未來的事說得越具體越容易陷入空想,我們不應拘泥于具體的結論而應理解其精神實質,特別應注意理解馬克思批判資本和私有制弊端的價值理性和深刻洞察力,同時關注如何避免這些弊端。筆者重提馬克思關于合作工廠與自由人聯合體的論述并非要回到過去。過去那套以國家為名義、以政府為代表、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全民所有制已被證明失敗,但它畢竟代表了人類想避免私有制弊端的一種嘗試,失敗并不意味私有制完美無缺。其實哪種制度都有弊端和惡,問題在于哪種多些、哪種少些和如何更少。我們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問題最少和最合適的制度。以后即使著眼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重建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和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實現對資本與私有制的積極揚棄,也應是在社會經濟內部自然而然產生并成長起來的,而不是脫離實際的人為設計。各種所有制應該和平共處、和平競爭,一切讓實踐來檢驗,讓人民自己來認同和選擇。退一萬步說,即使現在和未來的某一階段不適宜建立這樣的合作制與聯合體,以及不宜對商品貨幣市場和資本實現完全的揚棄,社會特別是政府也應對其弊端有清醒的認識,應自覺采取一切措施,把這些弊端和問題減少到最低限度,讓我們的社會盡可能公平、文明和富裕,并盡可能讓每個人都有發揮能力的機會。這樣才符合人的尊嚴,也才符合馬克思揚棄異化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之精神實質。

　　也許,這就是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的現代意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