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采用的戰術、策略有個特點——進也有所得、退也有所得。
比如，跟人辯論，就使用對方的材料和方法駁倒對方，這種就分析、掌握了對方的材料和方法，檢閱了材料和方法有無自相矛盾、違背常識、荒謬的地方：
1、如有，則進可從根子上駁倒了對方。
2、如無，就可以這些掌握的，形成和對方的共同語言，以之可以和對方交朋友、打交道。
比如，和人辯論，這就是基于對方的論點，反推出與常識不符的地方，從而一舉消除對方言論的影響。
康先生又說：“強要拆毀，非民國所宜。”這才是怪！難道定要留著那“君為臣綱”“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國所宜”嗎？
比如，和人辯論，反推出對方必須的條件（看過書、知道書的內容），一舉抓住對方的漏洞、消除對方言論的攻擊力。
多數人提議讓指揮能力比較高的毛主席出來主持大局，凱豐不同意，他對毛主席說："你的兵法并不見得高明，無非是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這兩本書。"毛主席當場反問："你說《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請你講講。"凱豐一時語塞，說不上來，毛主席乘機批駁："你怎么曉得我就熟悉《孫子兵法》呢？"
比如，攻擊敵人
1、進要把敵人打成殲滅戰，把繳獲的裝備自己，退則造成敵人的錯誤、削弱敵人。
2、攻敵人，就要先把敵人包圍起來，這樣形勢有利則可攻、形勢不利則可退，至少不會有什么大損失，而包圍又最能振奮士氣和信心。
比如，分析歸因，從不歸因于個人，而是歸因于策略、環境，這樣
1、退就能掌握了策略、環境，及它們的歸宿。
2、進就可以策略對付策略、以環境對付環境。
而開發這些戰術的方法則在于“從最壞的可能性出發做準備，但不放棄好的可能性”，即要先列出各種可能性，進和退都避開最壞的可能性，進和退都有抓住好的可能性。
毛主席的四大歸因：
1、歸因于策略錯。
中國革命亙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2、歸因于環境缺少某些東西。
黨是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的，群眾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黨的組織狀況有聯系的，此種狀況當跟著經濟工作和教育工作的發展而改變，也只能由此而改變，而且也不能由一次二次整風就會將大批農民出身的干部的文化及政治水平有極大提高……問題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經驗，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賢”、“尚同”可以解決的。
3、歸因于主義，比如個人主義、教條主義、盲動主義等。
海陸豐斗爭失敗在盲動主義和海陸豐地方主義，不是失敗在反富農。
4、歸因于路線錯。
輕裝襲擊路線。這一路線由于對軍閥混戰估量不正確，不了解爭取一省勝利是階級決戰的工作，因而走到離開群眾，不注意爭取群眾，建立群眾工作，不注意擴大紅軍與加強紅軍力量。在軍事技術上仍專門使用游擊方式，不懂得階級決戰時所必須準備的條件……第一次的不能堅決持續占領長沙，主要的是群眾條件不具備 ，紅軍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紅軍中堅。第二次因為仍然缺乏群眾條件與敵方士兵的配合，成為單純紅軍的攻堅。
就此扭轉攻打城市中心路線。
嗯，從來不歸因于個人。
這樣歸因有什么好處呢？
1、迫使自己去分析剝離對方使用的策略、主義、路線和所處的環境，以及應該采用什么策略、主義、路線和補充環境中的缺乏、缺少。這就非常客觀了。
2、這樣子治理起來比較容易，只需要更換策略、主義、路線和補充環境缺乏，不需要一個一個人的解決。就像去醫院看病的人千千萬萬，但一種病，醫生只需要開這種病的藥、而不需要千千萬萬的人開千千萬萬種的藥。
3、這樣分析對象的要素都是有限的，雖有千千萬萬的人，但卻只有幾十上百的策略、主義路線、環境等，而看不到個人。這樣就只需要抓幾十上百要素成分形成的全局、而不需要抓無數人形成的全局。
4、歸因時，盡量地削弱了個人的抗拒性，易于團結人，而開出的方案往往一治就能治幾百、幾千、幾萬的人。
如果也學會了、并每每做這樣的歸因，數年之后，只要一直在工作，也必然很優秀！能做到一眼就能看穿問題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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