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假如我們努力奮斗，再過三五十年，

　　共產黨就有可能統治中國。”

　　話說在1921年6月29日黎明時分，毛澤東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新婚燕爾的嬌妻楊開慧，與何叔衡應邀參加了一部分朋友在草場門外舉行的小型聚會，他們吃了一些豬肉，還一起照了相。毛澤東、何叔衡與大家一一握別，各道珍重。李振翩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潤之兄，你從事政治活動，我則專心學醫，將來定可重逢。”

　　這天下午6時許，長沙上空烏云密布，大有風雨欲來之勢。毛澤東與何叔衡秘密登上由武漢轉道上海的輪船，離開了長沙。說來也是湊巧，毛澤東沒有想到在同一船艙里竟然碰上了老朋友蕭子升。原來蕭子升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國去的。作為老朋友，他不忍心眼看著蕭子升日漸落伍，便從他正在研讀的《資本主義制度概論》一書說起，就中國的政治前途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畢竟是道不同話不投機，兩個人爭論來爭論去，一直到深夜還是誰也說服不了誰。

　　1921年7月4日，毛澤東與何叔衡、蕭子升到了上海。

　　第二天，毛澤東見各地代表尚未到齊，離開會之期還有些時日，便邀約蕭子升一起去杭州覽勝。他們在西湖附近的花園、小山和寺廟里游覽了整整一天。蕭子升非常羨慕杭州的山山水水，不住贊嘆其壯麗美觀。毛澤東則說：

　　“這是罪惡的產生之地，多少人都用他們的金錢來干可恥勾當。”

　　他們在杭州住了一夜，又去南京轉了一下就回到了上海。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最初是由李達、李漢俊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負責的。后來北京的張國燾在6月中旬就早早到了上海，他在馬林的助手張太雷的引薦下，認識了馬林。那時候慣于頤指氣使的馬林，與學者型且頗有個性的李達、李漢俊在籌備工作中時有齟齬，他一見能言善辯有“鐵嘴”之稱的張國燾，很是欣賞，于是便讓張國燾也參與了大會的籌備工作。

　　代表們的住宿是由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出面安排的，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租用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學校樓上的3個房間。此時博文女子學校正放著暑假，校園里非常安靜。

　　毛澤東和其他9個人汗流浹背地住進了已經定好的房間里。臨街的兩個房間，靠東邊的一間住著張國燾、周佛海、包惠僧，靠西邊的一間住的是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王盡美、鄧恩銘。毛澤東與何叔衡則住在臨街房后面的一個房間里。房間里光線很暗，毛澤東用兩條長凳子架起一塊板，算是搭好了床鋪。其他代表沒有床，由王會悟買來了葦席，一人一張，就睡在地板上。

　　廣州小組的代表陳公博沒有來女校住，他帶著新婚妻子李勵莊住在豪華的大東旅館里，而且花了很多時間陪著漂亮的妻子逛街逛商店購物。

　　7月23日晚8時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正式拉開了“序幕”。這就是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稱“一大”。

　　樹德里3號是李漢俊和他的哥哥、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租住的寓所。這棟裝有黑漆大門、青紅磚交錯的磚木結構兩層樓房，底層沒有窗戶，外表平平，并沒有什么特色。樓上是李書城夫婦的寢室，樓下的客廳就是代表大會的會場。

　　客廳內沒有特別的布置，陳設非常簡單，中間就擺著一張大餐桌，代表們圍坐在餐桌周圍，桌子上放著茶杯和文件，氣氛十分莊重。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有12人，他們代表著各地共產主義小組53名成員（一說是57名，據以下統計實為55名，其中包括周恩來在內）。

　　這12名代表及其所在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是：

　　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28歲）、何叔衡（45歲）；長沙組其他成員是蕭錚、彭璜、陳子博、賀民范，共6人。

　　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35歲）、陳潭秋（25歲）；武漢組其他成員是劉伯垂（原在上海由陳獨秀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不久到武漢幫助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包惠僧、鄭凱卿、趙子鍵、趙子駿、劉子通、黃負生，共9人。

　　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23歲）、鄧恩銘（20歲、水族）；濟南組其他成員是王翔千、莊龍甲，共4人。

　　上海小組代表李達（31歲）、李漢俊（31歲）；上海組其他成員是陳獨秀、俞秀松、陳望道、沈定一、楊明齋、邵力子、沈雁冰、李啟漢、沈澤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共14人。

　　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24歲）、劉仁靜（19歲）；北京組其他成員是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女）、范鴻劼、朱務善、李駿、張太雷，共12人。

　　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29歲）；廣州組其他成員是譚平山、譚植棠，共3人。

　　東京小組代表周佛海（24歲）；東京組其他成員有施存統（原邀代表，未到會），共2人。

　　另外，在巴黎的共產主義小組，一說有張申府、劉清揚（女，天津女界解放運動先驅之一，新民學會在旅法期間發展的會員。在旅法期間，她與張申府結婚，二人同為周恩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介紹人，大革命失敗后脫黨）、趙世炎、陳公培、周恩來共5人。

　　關于在法國的建黨情況，據賀果日記和尹寬回憶，1921年5月，蔡和森與趙世炎、王若飛等商議，擬成立“少年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與上海中共一大開幕同一天），在新民學會及其法國分支“工學世界社”（始稱“勤工儉學勵進會”）舉行的會議上，蔡和森建議“工學世界社”改名為“少年共產黨”。由于投票時贊成者與反對者各半，改名提議沒有通過，“暫時保留舊名”。這個情況，與長沙“新年會議”一樣。此后，由于勤工儉學學生發動了占領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含湖南籍學生44名）被法國軍警驅逐出境，組建旅歐少年共產黨一事又擱置下來，最后由留下來的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李富春、蔡暢等人在1922年6月18日完成。蔡和森、李立三以及稍后歸國的向警予等人，陸續在國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對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含旅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19人）的革命斗爭和建黨活動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明確指出：“當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與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里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

　　另據張珊珍主編的《建黨偉業》考證：“1922年6 月，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中的一塊空地上召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旅法、旅德、旅比利時等國的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劉伯堅、余立亞、袁慶云、傅鐘、王靈漢、李維農、蕭樸生、蕭子暲、汪澤楷、鄭超麟、尹寬、任卓宜等18人。大會由趙世炎主持，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任書記，周恩來任宣傳委員，李維漢任組織委員。”“1922冬，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成立，旅歐少年共產黨中夠條件的同志全部正式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2月，少共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再說在“一大”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出席了會議。武漢小組的包惠僧則是曾受李漢俊委托，到廣州與陳獨秀聯系后回到上海列席了會議。

　　毛澤東最熟悉的李大釗和陳獨秀都不能出席會議。陳獨秀是因為受廣東軍閥陳炯明的邀請在廣州政府任職；李大釗則是因為北大學年終校務繁忙，無法脫身。他們雖然沒有來上海，但會議的規模和時間基本上都是由他們和共產國際代表共同商量決定的。

　　在出席會議的12位正式代表中，年齡最長的是45歲的何叔衡，年紀最小的是只有19歲的劉仁靜，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8歲，正巧與毛澤東同齡。

　　毛澤東在其他14個與會者中所熟悉的除何叔衡外，還有在北大認識的張國燾、陳公博、劉仁靜；與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只是有過書信往來，而其他那些人則都是第一次打交道。

　　李達，字永錫，號鶴鳴，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縣一個佃農家庭。他曾兩次赴日本留學，學習理科；1918年6月，李達第3次到日本，放棄理科專攻馬克思列寧主義；1920年夏回國后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共同發起組織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在代表大會正式開始前夕，由于原定會議主持人陳獨秀不能到會，會議不得不另行推舉一位主持人。在幾位大會籌備人員當中，李達、李漢俊都不善交際，且與馬林的關系不夠融洽；而張國燾則正好相反，他在來上海途經濟南之時，已經籠絡好了涉世未深的王盡美、鄧恩銘，到滬之后又在與會者中非常活躍，出盡風頭，并顯示出一定的組織能力，深得馬林倚重，所以就順利地被推舉為會議主席，由他來主持代表大會。

　　毛澤東和周佛海被安排為會議秘書，負責記錄；由劉仁靜擔任國際代表的英文翻譯。

　　張國燾向大會報告了會議的籌備經過，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應當具體討論和解決的問題。經與會者討論決定，大會的議程共有3項：一、聽取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報告；二、起草、討論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三、選舉黨的中央機構。

　　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一直忙于記錄，在大會上只有一次發言，代表湖南6名成員匯報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備、發展和工作情況。有人稱贊說：“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已經有了實際的工作成績。

　　毛澤東給與會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達回憶說：

　　“毛澤東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個房子里，經常走走想想，搔首尋思，同志們經過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他苦心思索竟到這樣的地步，有些同志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殊不知他是正在計劃著回到長沙后如何推動工作，要想出推動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辦法。”

　　張國燾回憶說：

　　“毛澤東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長布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并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后，都沒有提出過什么具體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

　　包惠僧回憶說：

　　“我同毛澤東是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時才見面。在見面以前，我在武漢臨時支部負責時曾為工作的聯系通過信。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中我對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說話即是沉著而有力量。”

　　劉仁靜曾回憶說：

　　“在‘一大’會議上，毛主席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發言……采取謹慎謙虛態度，不輕易發表意見，也沒有堅持什么特殊主張。”

　　毛澤東同時也給與會者們留下了不修邊幅的形象。他大熱天里還穿著一件土布長衫，有時穿鞋不穿襪子，即使穿了襪子也往往耷拉在鞋面上，像是一位來自湖南鄉下的道士。他在吃飯時，一看到灑在桌上的殘留物和酒水，就用袖子擦去。曾有一位不懷好意的與會者夸張地說：“你可以從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塵。”

　　且說7月30日晚7時許，代表大會第6次會議正在客廳里進行著。在大門外負責望風的王會悟突然發現一群可疑的人正向這里走來，便立即來到會場，報告給大家。馬林是極富地下工作經驗的，警惕性很高，他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道：

　　“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頭離開。”

　　說罷便與尼克爾斯基先行離開了客廳。李漢俊和李達等人約定，由他和陳公博留下應付，其余的人立即分頭離開，到陳獨秀家里會合。

　　幾分鐘后，客廳里果然闖進9個人來：一個法國巡總，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還有一個法國兵和三個翻譯員。那巡總厲聲問道：

　　“你們為什么開會？”

　　李漢俊解釋說，我們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聚會敘談。

　　“那兩個教授是哪國人？”

　　“英國人。”

　　法國巡總立即下令搜查，那些偵探和法國兵足足搜了半個鐘頭，也沒有找到什么可疑的東西，只得悻悻而去。值得慶幸的是，有人在慌亂之中將一張黨綱草案塞進了抽屜里，竟然沒有被他們搜出來。

　　且說代表們先后來到法租界老漁陽2號陳獨秀家里，陳獨秀夫人高君曼和女兒陳子美、兒子陳鶴年（陳子美系陳獨秀次女，陳鶴年系陳獨秀四子）熱情地接待了他們。

　　晚10點，張國燾讓包惠僧去李漢俊家探視情況，這才知道以后不能在那里繼續開會了，大家商定暫時休會幾天。

　　1921年8月4日，代表們聚在一起商量選擇新的會址。王會悟建議說：

　　“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可以到我的家鄉嘉興南湖去開。南湖風景優美，我可以雇一只大畫船，你們一面游湖，一面開會。”

　　大家都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于是，李達就讓王會悟當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興的火車班次。

　　8月5日早上，王會悟為安排會務，與董必武、何叔衡乘第一次班車先行出發了。李漢俊作為上海會場主人，正受到密探嚴密監視，那兩位國際代表又太招人眼，都不能去嘉興參加會議；而陳公博則是借口夫人膽小怕事，幾天前因法國巡總等突然搜查受了驚嚇，帶了李勵莊坐上火車溜到杭州西湖、靈隱寺游山玩水去了。

　　毛澤東邀蕭子升一同前往嘉興，與其他代表一起乘坐第二次班車于上午8點到達嘉興。王會悟早已在車站等候多時，將大家臨時安排在張家弄鴛湖旅館。毛澤東和蕭子升同在一個房間里，他初衷不改，依然力勸蕭子升參加會議，蕭子升還是不答應。

　　上午9點多鐘，代表們離開旅館去南湖，在租來的一條16米長的游船上品嘗著南湖的魚，繼續開會。王會悟還為他們準備了一副麻將，萬一出現意外情況就以打牌為掩護。

　　經過充分討論，會議通過了兩個文件：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關于奮斗目標的決議案》，二個是《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關于奮斗目標的決議案》確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聯合第三國際”，每個月向莫斯科總部匯報一次。黨的綱領是：“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2、直到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時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

　　《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集中力量組織工會，發展工人運動。

　　大會最后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局，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3人為中央局委員，選舉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中央局候補委員。

　　陳獨秀為臨時中央局書記；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宣傳部主任；張國燾為臨時中央局組織部主任。

　　劉仁靜對張國燾在“一大”上的表現印象非常深刻，他曾經回憶說：“張國燾是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歡出風頭的人。”

　　下午6時許，代表大會完成了全部議程。代表們乘坐晚間火車回到了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7月23日正式開始，到8月5日結束，歷時14天。

　　后來毛澤東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時曾經這樣說：“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第一次明確提出把7月1日定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從這一年開始，延安每年都要在7月1日舉行紀念活動。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據地在“七一”采取多種方式舉行紀念活動。這樣，“七一”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就在全國范圍內正式確定了下來。的確，把7月1日定為紀念日，不但好記，而且也符合規定節日的傳統習慣。

　　且說毛澤東和蕭子升回到女子學校，還住在一個房間里。他熱得渾身是汗，從早到晚忙碌了一整天，雖然又困又乏但依然處于亢奮狀態，顧不上洗澡就躺到了木板“床”上。

　　“代表們大多都不錯。”他激動地用長沙老鄉之間談話的口吻對蕭子升說：“有些人還受過很好的教育，懂日語和英語。假如我們努力奮斗，再過三五十年，共產黨就有可能統治中國。”

　　第二天，毛澤東和蕭子升就分手了，他與何叔衡回了長沙，蕭子升則去了法國巴黎。后來蕭子升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和毛澤東經常討論社會主義問題，彼此雖都以老朋友真誠相待，都希望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可是越談越談不下去，以至談崩。在爭論各自選擇道路的時候，有時竟夜長談，忘記睡覺。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都很傷心，甚至潸然淚下。但是，我們都以友情為重，誰也沒有出口傷人。”

　　毛澤東在陜北同斯諾談話時也說到了蕭子升及其結局，他說：

　　“和我一同游學的蕭瑜這個家伙，后來在南京易培基手下當國民黨的官。易培基原來是湖南師范的校長，后來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給蕭瑜謀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管理的職位。可是蕭瑜卻盜賣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貴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潛逃。”

　　且說在1921年8月上旬，毛澤東與何叔衡從上海回到長沙，立即著手籌建中國共產黨湖南地方黨組織的工作。據易禮容回憶說：

　　毛澤東回到長沙后，先去潮宗街文化書社找到易禮容。他看到社里人多，說話不方便，就把易禮容邀出來，站在書社對面的竹籬笆旁邊談話。毛澤東說要成立共產黨。易禮容說：

　　“我聽說俄國1917年列寧領導的革命，死了3000萬人。中國現在要成立共產黨，是要死30個人，救70個人，損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澤東說：

　　“你錯了。社會主義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禮容說：

　　“瓜熟蒂落，就干吧。”

　　毛澤東非常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和研究，這是毛澤東在建黨活動中的一個重大特點。

　　8月11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8月20日）發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宣言》中說：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合起來的總機關”，它的任務是“向勞動者宣傳組合之必要，要聯合或改組已成的勞動團體，使勞動者有階級的自覺，并要建立中國工人們與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系”。

　　隨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北京、濟南、廣州、武漢、長沙建立了5個分部。毛澤東任湖南長沙分部主任。

　　就在這8月間，毛澤東一面與何叔衡、彭平之、陳子博、易禮容等人領導湖南地區的工人運動，討論組建湖南黨組織問題，一面又與何叔衡籌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

　　他們籌措經費，選擇創辦自修大學地址，以加強黨團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和宣傳，并以此掩護黨組織的活動。

　　毛澤東等人在船山學社社長仇鰲和船山中學校長賀民范的支持下，促使省政府同意利用長沙小吳門正街船山學社社址和每月400塊銀元的經費創辦湖南自修大學。

　　楊開慧也參加了自修大學的籌建工作，她利用擔任學聯干事的身份，籌集經費。

　　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對中國的舊式學校就深惡痛絕。這種舊式教育始于1902年前后，那時候中國開始廢除書院，興辦學校。到辛亥革命后，中國學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其最大的問題是課程多，學生負擔重，管理不善，束縛學生思想。毛澤東在1915年給黎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對束縛學生意志的舊式學校不滿。他很早就想對舊式教育制度進行“去弊取利”的改革，創辦一所新型的學校。

　　8月中旬，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體現自修大學新的辦學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發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報》上。他在大綱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確寫道：

　　“本大學鑒于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交流于社會，由湖南船山學社創設，定名‘湖南自修大學’。”

　　《組織大綱》規定：

　　“凡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學生，不分男女老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學術者，經本大學注明認可，得報名入學。”

　　毛澤東還起草了一份《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他在《宣言》中寫道：

　　“從前求學的地方在書院，書院廢而為學校，世人便爭毀書院，爭譽學校。其實，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所謂書院可毀，在他們研究的內容不對。書院研究的內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祿之具，這些只是一種玩物，哪能算得上正當的學問；就這一點論，我們可以說書院不對的很！”當然書院也有好處：“一是師生的感情甚篤；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究周，可以優游暇豫，玩索自得。故從‘研究的形式’一點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得多。但是，現代學校有一特長，就是他‘研究的內容’專用科學，或把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哲學和文學，這一點則是書院所不及學校的。”

　　“現代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過是一種商業行為罷了！”“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只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自有劃一地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地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

　　“學校第三壞處，是鐘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于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

　　“我們的國文先生那么頑固。滿嘴里‘詩云’、‘子曰’，究底卻是一字不通。他們不知道現今已到了20世紀，還迫著我們行‘古禮’，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著向我們腦子里灌。”“總的壞根，在使學生立于被動，消磨個性，滅掉靈性，庸懦的隨俗浮沉，高才的相與裹足。”

　　毛澤東因對傳統教育強烈不滿，便創造出“學閥”一詞，這是從“軍閥”一詞套用而來的。他在宣言中寫道：

　　“學閥冷酷無情，用學問做交易，只知給學生灌輸知識，并要學生的酒喝。”

　　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余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

　　毛澤東在《宣言》中還指出了學校和書院共存的3個弊端：

　　一是“書院和官式大學均有極嚴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學，固不待言；實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為優才，經入學考試而見遺的，便從此絕其向學的路。現在，確實有好些有志青年，沒有得到求學的機會，實在可嘆可惜！”

　　二是“書院和官式大學，將學術看得太神秘了，認為只有少數特殊人可以來學，多數平民則為天然的不能參與，從此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奴使平民階級的怪劇。”

　　三是“書院非赤貧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學更非闊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學里畢一個業，非千余元乃至兩千元不可，無錢的人之于大學，乃真‘野貓子想吃天鵝肉’了。”

　　既然各有利弊，就應該作改進之圖。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上明確寫道：

　　“自修大學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是一個“取其利去其弊”的新式學校。“自修大學之所以為一種新制，就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

　　“一則除住校學生，因房屋關系須稍示限制外，校外學生則諸凡有志向學以上均可入學。二則看學問如粗茶淡飯，肚子餓了拿來就吃，打破學術秘密，務使公開，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則自修大學在現在這‘金錢就是生命’的時代，固不能使所謂‘無產階級’的人，人人都有機會得到一份高深學問，但心里則務必使他趨向‘不須多錢可以求學’的路上去。自修大學的學生可以到校里來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種店鋪里、團體里和公事的機關里研究，比較官式大學便利得多，花費也就自然少了。”

　　毛澤東在宣言中強調說：

　　“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此后不久，湖南自修大學就成立了領導機構，由賀民范掛名為校長，由毛澤東擔任自修大學教務長，實際負責一切事務。毛澤東還請仇鰲為自修大學題寫了校名。

　　自修大學招收學員極為慎重。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中明確寫道：

　　“我們求學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我們不愿意我們同學中有一個‘少爺’或‘小姐’，也不愿有一個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對于一個新同學入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

　　為此，學員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訊的方式答復以下問題：

　　（1）以前進過什么學校？做過什么事？家庭和個人的經濟情形怎樣？（2）要研究哪幾科？為什么要研究這幾科？（3）以前學過什么學科？（4）愿來研究幾個學期？以后再作什么辦法？（5）對于人生觀的主張。（6）對于社會的批評。

　　“凡要入學的，須將上列6項，用通信方法詳細寫出，寄交本校學生會總書記轉交學長評閱，再行當面接洽決定。”

　　這正是：開天辟地一聲雷，紀元新開戰鼓催。

　　革命尚需后來人，我辦大學育蓓蕾。

　　欲知湖南自修大學能否創辦成功，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及《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既是一種人性化、科學化的新式教育宣言，同時也是對“現代教育”的再次嚴正挑戰。下一章內容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凡是學有所得的人們都知道自學的重要性，而那些學有所成的人，其成就絕不是靠老師灌輸出來的。中國有句老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人性化教育，個性化教育，研討式教育，邊學習邊實踐，早已成為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識。可在當今中國的教育界，這種現代化的教育模式，就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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