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

　　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

　　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

　　話說楊懷中先生逝世后，給一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傷痛，夫人向振熙和兒子、女兒失去了精神支柱及經濟來源，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回湖南板倉老家去。蔡元培為使楊懷中先生的靈柩沿途能順利通過，特地寫了一個手札給北大文牘科，要求他們速速辦理運送楊懷中靈柩的護照。

　　1920年2月初，楊開慧和母親向振熙、哥哥楊開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將楊懷中先生的遺體安葬在長沙縣清泰鄉(xiāng)板倉沖下屋。

　　楊開慧在父親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的關照下，進入湘福女中選修班讀書。李肖聃的女兒李淑一很快就成了楊開慧的好朋友。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會學校，學生要讀圣經、做禱告、唱贊美詩。校長是洋牧師的夫人，她思想守舊，覺得楊開慧這個從北京來的學生頭發(fā)太短，思想太新，就說楊開慧“男不男、女不女”，是一個“過激派”。此時所謂的“過激派”，往往是對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一種貶稱。楊開慧輕蔑地笑答：

　　“剪短發(fā)，是我的自由。”

　　李肖聃先生作為湘福女中的國文教員，自然要保護楊開慧。他向各方面解釋說：

　　“她父親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也是我的摯友。楊先生過世了，對于他的后代，望教育界諸同人多加照顧。”

　　李肖聃在長沙教育界也是一位頗有名望的人物，由他出面講情，任是這位洋牧師夫人的校長，自然也不好再難為楊開慧了。

　　楊開慧后來在湘福女中積極地向同學們宣傳民主與科學，號召進步學生沖破禮教的樊籬，走進社會。她還采取各種辦法，帶頭不參加“禮拜”，并向同學們宣傳說，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鴉片。她把《新青年》、《湘江評論》送給同學們看，還在校刊上發(fā)表文章，抨擊封建禮教和封建道德。她寫的《向不平等的根源進攻》一文，成了師生們議論的焦點。

　　且說1920年2月19日，黎錦熙在日記中記載：“午后，潤之至，談文化運動方法。”

　　此時的毛澤東，看到驅張運動遇到了這么大的阻力，知道一時半會兒還不可能取得成功，便一面堅持斗爭，一面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新民學會會員的發(fā)展方向及“文化運動方法”這兩個方面。

　　對于新民學會會員的發(fā)展，他考慮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新民學會會員在國內如何發(fā)展，一是對外如何發(fā)展。

　　在國內發(fā)展問題上，毛澤東對王光祈在北大組織的工讀互助團產生了很強烈的興趣。他向王光祈詳細了解工讀互助團的情況，對他們這一實驗極為關心，還親自到北大參觀考察了工讀互助團的活動。他受北大工讀互助團的啟發(fā)，也開始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的辦學計劃。他把這一計劃告訴了胡適，想征求一下胡適的意見。他說：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chuàng)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這個組織，也可以叫作工讀互助團。我們在工讀互助團里實行共產的生活。”

　　胡適聽了毛澤東的計劃，建議把“工讀互助團”改名為“自修大學”。他說，這樣的目的是要改變那種“瞧不起做工的人”的傳統(tǒng)思想，“打破一點輕視工人的心理”。

　　他對毛澤東提出的“實行共產的生活”，則表示反對。他說：

　　“我并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我以為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guī)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劃怎樣才可以做自修的學問的方法。”

　　在此期間，毛澤東因與陳獨秀、李大釗過從甚密，所以與張國燾也逐漸相識了。他和陳獨秀、王光祈、張國燾等人也商討了工讀互助的問題。

　　在新民學會會員對外發(fā)展問題上，毛澤東由于受到李大釗的影響，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正思考著出國勤工儉學到底是去法國好，還是到蘇維埃俄國好？他在與李大釗商量這件事的時候說：

　　“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打算組織一個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我為這件事，腦子里裝滿了愉快和希望。”

　　為此，他給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學會會員陶斯詠（即陶毅）的信中，也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學政策”的“同志的分配問題”。他在信中寫道：

　　斯詠先生：

　　我覺得我們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我們同志，在準備時代，都要存一個“向外發(fā)展”的志。我于這問題，頗有好些感想。我覺得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么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那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在一個人，或者還有；團體的，共同的，那就少了。個人雖有一種計劃，像“我要怎樣研究”，“怎樣準備”，“怎樣破壞”，“怎樣建設”，然多有陷于錯誤的。錯誤之故，因為系成立于一個人的冥想。這樣的冥想，一個人雖覺得好，然拿到社會上，多行不通。這是一個弊病。還有第二個弊病。一個人所想的辦法，盡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個人，研究準備進行的限于一個人。這種現象，是“人自為戰(zhàn)”，是“浪戰(zhàn)”，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經濟”。要治這種弊，有一個法子，就是“共同的討論”。共同的討論有二點：一，討論共同的目的，二，討論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討論好了，再討論方法怎樣實踐。要這樣的共同討論，將來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學問），共同的準備，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要這樣才有具體的效果可睹。“浪戰(zhàn)”是招致失敗的，是最沒效果的。共同討論，共同進行，是“聯(lián)軍”，是“同盟軍”，是可以操戰(zhàn)勝攻取的左券的。我們非得力戒浪戰(zhàn)不可。我們非得組織聯(lián)軍共同作戰(zhàn)不可。

　　上述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于今尚有一個問題，也很重大，就是“留學或做事的分配”。我們想要達到一種目的（改造），非講究適當的方法不可，這方法中間，有一種是人怎樣分配。原來在現在這樣“才難”的時候，人才最要講究經濟。不然，便重疊了，堆積了，廢置了。有幾位在巴黎的同志，發(fā)狠地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錯了一些。我們同志，應該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擔任去開辟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

　　我們幾十個人，結識得很晚，結識以來，為期又淺（新民學會是七年四月才發(fā)生的），未能將這些問題徹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歷來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這一次出游，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外邊各處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樣未曾研究，一樣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嘆！你是很明達很有遠志的人，不知對于我所陳述的這一層話，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見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話還空，我們可再實際一些講。新民學會會友，或旭旦學會（1920年1月成立的進步女學生團體——筆者注）會友，應該常時開談話會，討論吾儕共同的目的，及達到目的之方法。一會友的留學及做事，應該受一種合宜的分配，擔當一部份責任，為有意識的有組織的活動。在目的的方面，宜有一種預計：怎樣在彼地別開新局面？怎樣可以引來或取得新同志？怎樣可以創(chuàng)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勞（指魏璧、周敦祥、勞君展——筆者注）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長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應該如此，我自己將來，也很想照辦。

　　以上所寫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亂寫些瑣碎：會友張國基君安頓赴南洋，我很贊成他去。在上海的蕭子暲君等十余人準備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數人在上海組織工讀互助團，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至于女子赴俄，并無障礙，逆料俄羅斯的女同志，必會特別歡迎。“女子留俄勤工儉學會”，繼“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聽說上海復旦教授湯壽軍君（即前商專校長）也有意去。我為這件事，腦子里裝滿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訴你！好像你曾說過楊潤馀君入了我們的學會，近日翻閱舊的《大公報》，看見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楊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訴我嗎？今日到女子工讀團，稻田新來了4人，該團連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1韓人1蘇人，覺得很有趣味！但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已經失敗了）。北京女高師，學生方面自動的活潑的精神，教職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純君函，說將在周南教課，不知已來了否？再談。

　　毛澤東 九年二月在北京（民國紀年——筆者注）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與陳獨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籌備會”，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澤東。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報》刊登了陳獨秀和毛澤東、王光祈、張國燾等26人聯(lián)名發(fā)出的《上海工讀互助簡章》、《上海工讀互助募捐啟》，重申他們發(fā)起工讀互助團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組織出來，以實行那半工半讀、互相協(xié)助的生活。”

　　后來，王光祈曾赴德國留學，改學音樂。1936年，王光祈病死于德國波恩。因本傳下面很少再提及此人，所以筆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且說3月10日，黎錦熙在日記中曾這樣記載：“下午，潤之來，久談解放與改造事。”

　　3月12日，毛澤東將他所寫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一文，寄給黎錦熙先生。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個驅逐張敬堯后的改良方案。在軍政方面，毛澤東提出：1、廢“督軍”，設“軍務督辦”，駐岳陽；2、軍隊以一個師為最高額，分駐岳陽、常德、衡陽。他在信中還寫道：

　　“弟于吾湘將來究竟應該怎樣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國里面的一省，除非將來改變局勢，地位變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獨立創(chuàng)設的。又從中國現下全般局勢而論，稍有覺悟的人，應該就從如先生所說的‘根本解決’下手，目前狀況為善為惡，盡可置之不聞不問，聽他們去自生自滅。這樣枝枝節(jié)節(jié)的向老虎口里討碎肉，就使坐定一個‘可以辦到’，論益處，是始終沒有多大的數量的。不過，這一回我們已經騎在老虎背上，連這一著‘次貨’——在中國現狀內實在是‘上貨’——都不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3月14日，毛澤東給在湖南的好友周世釗寫了一封長達2000余字的回信。他寫道：

　　“接張君文亮的信，驚悉兄的母親病故，這是人生一個痛苦之關。像吾等長日在外未能略盡奉養(yǎng)之力的人，尤其發(fā)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痛！這一點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個樣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封長信。很對不住！我沒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體明白。我想你現時在家，必正綢繆將來進行的計劃，我很希望我的計劃和你的計劃能夠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動也能夠一致。我現在覺得你是一個真能愛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計劃和行動能夠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現極愿將我的感想和你討論，隨便將它寫在下面，有些也許是從前和你談過的。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我覺得暫時在國內研究，有下列幾種好處：

　　1、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

　　2、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資比較。

　　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將所刺取的編成一本書，更好。

　　我們是脫不了社會的生活的，都是預備將來要稍微有所作為的。那么，我們現在便應該和同志的人合力來做一點準備功夫。我看這一層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則以為很是一個問題，不但是隨便無意的放任的去準備，實在要有意的有組織的去準備，必如此才算經濟，才能于較短的時間（人生百年）發(fā)生較大的效果。我想：一結合同志，二在很經濟的可能的范圍內成立為它日所必要的基礎事業(yè)。我覺得這兩樣是我們現在十分要注意的。”“因此我于你所說的巴黎南洋北京各節(jié)，都不贊成，而大大贊成你‘在長沙’的那個主張。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補助少得的人，以夠消費為止。我想我們兩人如果決行，何叔衡和鄒泮清或者也會加入。這種組織，也可以叫作‘工讀互助團’。這組織里最要緊的是要成立一個‘學術談話會’，每周至少要為學術的談話兩或三次。”“并在自修有成績時，出一本雜志。”

　　“我不是絕對反對留學的人，而且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我覺得我們一些人都要過一回‘出洋’的癮才好。”

　　3月17日，黎錦熙先生在日記中曾記載：“燈下，潤之至，商湘事善后問題，話近代哲學派別。”

　　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共45人，由毛澤東領銜，向全國發(fā)出快郵代電，聲討“保張團”——旅京湘事維持會。

　　電文中揭露“旅京湘事維持會”說：“受張多金，糾合三五數私黨，為騙錢計，不惜賣鄉(xiāng)媚敵。”“保張團”實為“賣鄉(xiāng)黨。”

　　電文最后重申湖南人民“以驅張除奸為志”，號召人們“秉正義人道之心，共擊賣鄉(xiāng)保張之賊”。

　　1920年4月7日，毛澤東到八道灣周作人的寓所，拜訪了這位中國新村運動的領導人。

　　4月上旬，毛澤東鑒于此時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從湖南撤防北上，湘軍湘人有聯(lián)合驅張之勢，便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東街中老胡同商討結束驅張活動問題。

　　會議決定，在京驅張代表除了留下羅宗翰等少數人繼續(xù)留在北京外，其他代表分別到武漢、上海、廣東或者回長沙去，繼續(xù)進行驅張活動。

　　毛澤東因蕭子暲等一批新民學會會員此時正準備從上海乘輪西渡，赴法勤工儉學，所以便決定到上海去，一來為他們送行，二來可與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他馬上變賣了自己過冬的大衣，做好了去上海的準備。

　　關于這次北京之行，毛澤東在十幾年后曾經對斯諾說：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3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3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1920年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且說4月11日，毛澤東因經濟原因，且準備于途中考察孔孟遺跡及名山、名城，便與回湖南湘雅醫(yī)學專門學校繼續(xù)學習的李振翩及去上海的李思安等人分了手，獨自一人踏上了赴上海之旅。

　　后來在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描述了他此次去上海的情形：

　　“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后怎樣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弄到了一些錢，他借了10元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鎮(zhèn)。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的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

　　其間，毛澤東還登臨了東岳泰山，還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又到了梁山。這是《水滸傳》中英雄聚義的地方。爾后他乘坐火車到了徐州。在徐州，他在因《三國演義》而出名的地方流連了許久，繞著徐州城墻走了一圈。到南京后，他也曾環(huán)繞著古老的城墻漫步。

　　毛澤東對斯諾說：

　　“《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墻，歷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墻，我都環(huán)繞過一次。”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經過25天的長途跋涉，與李思安等人先后到了上海，同彭璜等會合。他們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號的幾間房子里，以“湖南改造促進會”的名義，同支持“驅張”斗爭的人士進行聯(lián)絡。

　　毛澤東和彭璜、李思安、張文亮等人仿照工讀互助團的辦法，在民厚南里試驗著一種共產互助的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他們輪流值班，自己煮飯，吃的大都是油鹽蠶豆拌大豆煮成的飯。生活十分清苦。

　　毛澤東的工作是晚上指導“驅張”刊物《天問》的編輯，白天則外出去做工，一是送報紙，二是到一家洗衣店當一名為大班和富有的買辦們洗熨衣服的伙計，洗衣服又臟又累不用說了，單單去為收取人家要洗的衣服和送還洗好的衣服，就要往來奔波于洗衣店、私宅和旅店之間，其辛苦程度自不待言。

　　就在這期間，陳紹休、熊光楚、蕭子暲、劉明儼、歐陽澤、張懷、魏璧、勞君展、周敦祥等人，已分別從北京、天津、長沙到了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12名新民學會會員一邊學習法語，一邊候船赴法勤工儉學。

　　毛澤東為了給這批留法勤工儉學會員籌集旅費，不得不以同鄉(xiāng)的名義向章士釗求援。

　　此時章士釗正擔任著桂系軍閥把持的護法軍政府秘書長一職，他得知湖南同鄉(xiāng)前往法國留學需要一些經費，便立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筆兩萬元的巨款交給了毛澤東。

　　5月8日，毛澤東將新民學會會員召集在上海半淞園，為赴法啟程日期已經臨近的陳紹休、蕭子暲、勞君展等部分會員召開了一個送別會。

　　這次送別會“完全變成了一個討論會了”，而且“討論很長”。“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

　　他們所討論的主要是新民學會會務問題。對于新民學會今后的工作，毛澤東在發(fā)言中提出了“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原則。他說，學會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會員個人向各個方面去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

　　后來毛澤東曾經對“潛在”一說作了解釋：“所謂‘潛在’，并不是‘不活動’，只是防止聲聞過情。”

　　關于發(fā)展新會員問題，大家都認為今后介紹會員入會“務宜謹慎，否則不特于同人無益，即于新會友亦無益。”

　　討論會確定了吸收新會員的條件：一、純潔；二、誠懇；三、奮斗；四、服從真理。會議規(guī)定：新會員入會必須辦理如下手續(xù)：1、有會友5人做介紹；二、必須經過評議部審查認可；三、公函通告全體人員，以昭審慎。

　　討論會還提出，會友間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張此后凡遇會友3人以上，即組織學術座談會，交換知識，養(yǎng)成好學的風習。”并要求會員之間“宜有真意；宜懇切；宜互相規(guī)過；勿漠視會友之過失與痛苦而不顧；宜虛心容納別人的勸誡；宜努力求學。”

　　討論會最后決定：委派毛澤東回長沙去，任湖南勤工儉學運動的負責人。

　　后來，毛澤東曾將半淞園討論會的主要內容一一記入了新民學會的會務報告中。

　　且說5月9日，毛澤東穿著自己在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發(fā)白的灰布長衫，與所有在上海的新民學會會員合影留念。這張合影照片至今在網絡上可以查看：左起：蕭子暲、熊光楚、李思安、歐陽玉生、陳紹休、陳純粹、毛澤東、彭璜、劉望成、魏璧、勞君展、周敦祥。

　　5月11日，陳紹休、蕭子暲、勞君展等6人啟程赴法，他們將把半淞園討論會的精神帶往法國。有一位臨別的會員，對毛澤東不能去法國再一次表示了遺憾。毛澤東回答說：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們歸來再著手。”

　　他站在斜坡上看著朋友們依次走進船尾的四等艙，高聲喊道：

　　“努力學習，拯救祖國。”

　　此后，毛澤東一直堅持著一邊指導編輯《天問》，一邊做工，一個月下來，洗衣服、送報紙得到的薪水也只有12塊到15塊，而其中的8塊左右還要花費在往來的車費上。如此艱辛的工作所得到的這微不足道的報酬，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所說的“無產者”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

　　就在這5月間，毛澤東曾經到上海環(huán)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黨部去看望過孫中山先生。他還和廖仲愷一起探討過政事；又多次抽時間同陳獨秀會晤，討論他讀過的那些馬克思主義書籍，以及他那組織湖南改造促進會的計劃。陳獨秀對他的計劃大加贊揚，熱情支持。

　　陳獨秀還和毛澤東談到，他正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建立中國共產黨作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

　　后來，毛澤東和斯諾談到他在上海同陳獨秀的交往時說：

　　“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且說毛澤東是一個情感極為豐富的人，他此時的生活盡管如此清苦，工作如此繁忙，也始終難以忘懷心上人。一天夜晚，他思念著已經失去父愛獨自在長沙的楊開慧，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于披衣而起，望著窗外的寒月，一時間詩意大發(fā)，將愁苦，將思念，凝聚于筆端，寫下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虞美人》：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盡，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不久，在長沙的楊開慧就收到了這一闕《虞美人》，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燒著的愛情烈焰了。

　　有一天，她和好友李淑一在湘福女中附近的流芳嶺下散步，非常高興地告訴李淑一說，她收到了毛澤東寄給她的《虞美人》；她還說，她愿意立即和毛澤東結婚。

　　這正是：革命何曾怕斷頭，相思浪漫一枕愁。

　　毛公不是苦行者，至情至性也風流。

　　欲知毛澤東與楊開慧何時結婚，情況如何？請諸君繼續(xù)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和胡適談到主張在工讀互助團里“實行共產的生活”，并不是沒來由的。本傳前邊已經說過，他的這種思想早在湖南一師畢業(yè)前后就已經產生了；而他在上海與彭璜、李思安、張文亮等人租房試驗“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的共產互助的生活體驗，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去北京之前就有了“人人平等”的“新村”生活經歷。后來在戰(zhàn)爭年代的那種戰(zhàn)時共產主義生活，更加堅定了他的這一信念。可以說，“共產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貫穿于他一生之中。在他認為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還是要這樣做的。到了二十世紀50年代后期，當人民群眾發(fā)明吃大食堂之時，他是那樣由衷地贊賞，正是“共產的生活”理念在新的條件下的自然延續(xù)，而絕不是突發(fā)奇想。只是那時候他還沒有意識到廣大農村數億農民的生活特性與軍隊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生活有著巨大的差別罷了！

　　咨詢微信: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