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處理“時”與“勢”方面的大師，他在“時”與“勢”里找規律、找方向、找力量，從發展速度、規模看形勢的新變化，形成可靠的預測能力，以戰勝重重困難。
1926年對于中國農民來說，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線。北伐戰爭后，農民運動聲勢浩大，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展示出自身的力量，嘗試著抵抗一切反動勢力。
在階級對立尤為嚴重的湖南，農民運動成為全國風暴的中心。自太平天國運動起，湖南人才輩出，曾國藩胡林翼等組建的湘軍平叛有功，打了勝仗就大肆搶掠，把大批財富運回家鄉。這樣一來，沒去前線打仗的人可吃了虧，窮的更窮，富的更富，階級矛盾愈發突出。
農民們就像是一堆堆的干柴，只要沾上一點火星就足以燃燒起來。在農會的組織領導下，農民參與了北伐戰爭，做向導、當挑夫、搞宣傳，甚至直接參加了對敵作戰。武裝起來的農民打土豪斗地主，沖擊并瓦解封建制度和宗法思想。
毛主席敏銳地注意到擴大農民運動時機已到。但當時黨內外卻不以為然，土豪劣紳堅決站在農民的對立面，共產黨內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對國民黨的排擠打壓持妥協態度，一時，農會竟面臨著左右為難的困境。他經過深入分析，認定農民革命正當“時”，就毅然回到湖南進行為期32天的實地考察，將考察結果及時上報，為農村大革命打下了基礎。
在調查過程中，毛主席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民運動的“勢”上。
一是“識勢”。
等真正進入湖南做調查，他發現農運不是某些人說的那樣會對國民革命造成破壞，相反，農運摧毀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助于推進革命形勢，因此，抵制農運的行動是錯誤的，必須迅速改變。
他還發現，農民運動勢如破竹，已經形成一股消滅一切的強大力量。從前高高在上的土豪劣紳被他們踩在腳底下，從前被奴役受壓迫的人翻身做了主人，整個社會被“顛倒”為本來該有的狀態，這些都是農運的功勞。
他得出結論：農民的積極性不能打壓，農民的力量應該被利用，支持農運與否應該成為檢驗革命隊伍和革命者的標準。
二是“造勢”。
毛主席不但評價農運“好得很”，還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分析、指導農運工作，實現在認可基礎上的推動，以解決農業中出現的問題，指明未來斗爭方向。
農民與封建勢力天然對立，具有推翻封建體系的潛力，但潛力變成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加入新的東西。他說：“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地主階級的革命”，以暴力為手段以達天下太平的目的，其中，他尤為認同貧農的革命性和堅定性。
農民的成就，即是農會的成就。建立農會是第一件大事，大肆造勢，打消未入會的中農富農的疑慮，鼓動他們入會，即是把占全國人口中大多數的農民的力量集中起來，聚沙成塔，打下一個牢靠的基礎。
三是“用勢”。
毛主席考察農運造成的新形勢，推動農運組織化和農村政權合法化，為的是用好農民這個這個革命的重要力量。
農村如此，全國也是如此。他說，農民完成了數千年未曾完成的歷史使命，因為農民推翻了封建勢力，而打翻這個勢力便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農民具有天然的分散性以及軟弱性，若是沒有農運的組織，不借助農會的“勢”，那是斷然要不得的。
他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一切權力歸農會”，讓農會集中所有力量，在社會生活、政治經濟中發揮作用，以奪取經濟、社會資源，獲得普遍認同和絕對話語權。此外，還要對農民做思想政治工作，讓農運沿著準確的道路前進，提升農民的思想認識和革命積極性，讓農民真正成為“革命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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