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要老是坐而論道，要干就干。”

　　話說毛澤東率領赴京驅張代表團來到漢口，安排好一行人住宿，徑直來到惲代英處。兩位神交已久的戰友一見如故，抵掌夜談。惲代英告訴毛澤東說，他和武昌進步青年正在籌辦一個傳播新思想的書社，這個書社以“利群助人，服務群眾”為宗旨，名字就叫“利群書社”。毛澤東對惲代英的計劃十分贊賞，連聲稱好。他和惲代英就“利群書社”創辦后如何發行進步書刊，如何廣泛聯系工人群眾，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惲代英對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運動也十分關注和支持。毛澤東將《驅張宣言》交給惲代英，請他代為宣傳。惲代英馬上將《驅張宣言》交給互助社的成員們，讓他們廣為散發，聯絡湖北學生支持驅張運動。

　　惲代英還積極組織武漢進步青年，召開聲援湖南驅張運動大會；他又派人協助毛澤東率領的驅張運動代表團，一舉查獲存放在武昌鲇魚套車站內、由反動軍閥張宗昌私下為張敬堯偷運的鴉片種子，并將這一消息公之于眾，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露張敬堯的丑惡嘴臉。

　　在此期間，毛澤東在一家旅館門口遇見了一個衣衫單薄、形狀十分狼狽的小伙子。這個小伙子就是年僅17歲的許志行。毛澤東看著眼前的這位年輕人，想了解一下他的情況。可兩人一搭話，彼此間的語言都不大聽得懂，他們只好用筆交談起來。

　　原來許志行本姓潘，1902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蘇省吳縣洞庭東山北望村，7歲時，隨父母遷居浙江海寧袁花鎮；11歲那年，因家境破落入贅于許家，改名為許志行。此時他高小還沒有畢業，家人就把他送到嘉興一家醬園里當學徒。因為他不愿做奴隸式的學徒，經常反抗老板的壓迫，不到兩年就被趕了出去。家人又將他送到上海閔行一家醬園里當學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罵，不久就逃回了家中。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長沙一個親友家里，托人介紹在一個五金玻璃店里當學徒。這年正值五四運動爆發，許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愈發不愿意做奴隸式的學徒了。他一心想繼續求學，因此進店不到3天就偷偷地跑了出來，身上沒有一個錢，只好沿著長沙到武昌的鐵路線徒步到了漢口。

　　毛澤東非常同情許志行的遭遇，便勸慰道：

　　“想讀書是好事，但是年紀輕輕流落在外是不好的。”

　　他還表示愿意幫助許志行回到浙江去，可許志行卻說：

　　“我是不能回家了，先生最好能幫助我介紹一個自謀生計的工作。”

　　毛澤東說：

　　“我自己在這里也是過路客，就要上北京去了，不好為你介紹工作的。”

　　他勸許志行暫時忍耐一下，回家安心等一些時日，待他到北京辦完事回到湖南，一定設法幫助他出來繼續求學。許志行覺得毛澤東很是懇切，便聽從了他的勸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訴了毛澤東。

　　轉眼間，代表團在漢口已經停留了將近10天。這些天毛澤東雖然因緊張繁忙而感到有些疲勞，可他依然處于臨戰前的亢奮狀態。就在將要離開漢口的這天夜晚，征人面對著良宵夜月，激情滿懷；雄雞已經停止了啼叫，東方也露出了曙光，告別了朋友，又該上路了，他揮筆寫出了一首《歸國謠》：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徹。

　　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卻向青灘瀉。

　　雞聲歇，馬嘶人語長亭白。

　　1919年12月中旬，毛澤東帶上將要回家的許志行，率領驅張代表團，從漢口到了上海。他們此次繞道的目的是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徐特立、蔡和森、向警予、蔡暢、葛健豪、張昆弟等人送行。

　　在這一支赴法勤工儉學的隊伍中，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年齡最大的是蔡和森與蔡暢之母、55歲高齡的葛健豪老人，其次是43歲的徐特立先生。在他們一行離開長沙前，湖南《大公報》記者曾專門發了一則報道，報道說，在赴法留學的人員中，“我最佩服的還有兩位。一是徐君懋恂，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親，都是四五十歲年紀的人，還遠遠地到法國去做工。”

　　這一支赴法隊伍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向警予、蔡暢、葛健豪為代表的湖南先進女性，終于沖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投身到赴法勤工儉學的運動中來了。

　　葛健豪老人后來在1923年歸國，1925年在長沙創辦平民女子職業學校，自任校長。而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張昆弟則是在1921年12月底就回了國。1922年春，張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他被李大釗派往正太路任特派員。從此，他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人。1925年9月18日，張昆弟在河南省總工會的成立大會上，被選為省總工會委員長。大革命失敗后，張昆弟轉移到天津，任北方局和順直省工委書記。1931年5月，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達湘鄂西蘇區，任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秋，張昆弟在肅反中被誣陷為“反革命”，秘密殺害于洪湖縣瞿家灣，時年38歲。此乃英烈后事，筆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且說毛澤東率領代表團到達上海后，入住在“環球中國學生會”。此時的他才得知蔡和森一行赴法啟程日期推遲了，因驅張急務在身，不能在上海久待，于是就給許志行買了一張回浙江的火車票，率領代表團離開上海，繼續北上。

　　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在車站受到了鄧中夏和正在北大學習的羅章龍及其他新民學會會員10余人的熱烈迎接。

　　毛澤東一行被安置在北長安街99號一個叫福佑寺的大喇嘛廟里。安排已定，眾人落座敘話，說起自北京分別后彼此的情況，都十分興奮。羅章龍還向毛澤東介紹說：在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舉行第一次研究期滿儀式，他和毛澤東等32人獲得了聽講半年的證書，譚平山、楊亮功等23人獲得了聽講一年的證書；會長蔡元培還在期滿儀式上發表了演講。

　　此時，鄧中夏和羅章龍二人都住在曦園，毛澤東后來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曦園去和鄧中夏、羅章龍會面，他們一談就是大半夜。

　　且說毛澤東送走鄧中夏、羅章龍等人，立馬去看望李大釗。李大釗非常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向李大釗介紹了離別后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情況，還介紹了《湘江評論》的開辦過程及湖南正在進行的驅張運動。李大釗告訴他說，北京現在正在籌備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又向他推薦了一批有關共產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文書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等。

　　12月19日，毛澤東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職員代表羅教鐸、楊樹達、朱劍凡、羅宗翰等人，一起商談草擬準備遞交給總統的控訴張敬堯種種罪行的聯名呈文。他們在呈文中首先寫道：“我國今日要務，莫急于國強，而國強根基莫要于教育。”

　　接下來，呈文列舉了張敬堯的十大罪狀：

　　一是連年以來，縱兵殃民，燒毀房屋，劫掠財物，強奸婦女，殺人如麻，造成人民流離轉徙，死不能葬，生無可歸，以致農不得耕，商不得市。

　　二是操縱銀行，變相搜刮，致使湘民往日之現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紙幣，又盡遭廢撤，金融枯塞，無以為生。

　　三是盜押廠礦，勾結日美拍賣紗廠，買斷湖田，致使公私破產，恢復無期。

　　四是破壞煙禁，勒民種煙，致使煙害無窮。

　　五是扣減教育經費，摧殘教育，駐兵各校，侵占房屋，毀損儀器，致學生無校可入，無學可求。

　　六是軍隊犯罪，以無辜湘民抵戳，并暗殺公民，身蹈刑律。

　　七是查禁報刊輿論，致使言論自由，掃地以盡。

　　八是破壞鹽法，目無中央，擅運私鹽，亂收鹽稅，致使鹽價驟漲，小民食淡。

　　九是勒索城鄉紳民銀兩，勒捐軍米民糧，加收田賦，坐收厚贓。

　　十是偽造選民改選省議會，偽造民意，破壞團體，供一己利用。

　　呈文最后提出：“張督禍湘，罪大惡極。湘民痛苦，火熱水深。張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無所托命。”因此強烈懇求“以張敬堯摧殘教育，迫懇撤懲，以全教育而紓民害。”

　　毛澤東雖然是公務在身，可他心里還時時惦記著恩師楊懷中先生。一草擬完呈文，他立即就去看望恩師，待到了楊宅，這才知道楊懷中先生病倒了，而且病情十分嚴重，不得不住進了北京德國醫院。他又急匆匆趕到醫院病房里，見楊懷中先生明顯地消瘦了許多，只是精神尚好。楊懷中先生見毛澤東來了，他那憔悴的臉上終于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

　　楊開慧告訴毛澤東說：她和哥哥輪流守候在父親的病榻之側，悉心照料著父親。她還為父親讀書讀報，每期《新青年》是必讀之物，自己從中也汲取了許多新思想、新道德。

　　此時的楊開慧身材苗條，圓臉龐，皮膚白皙，愈發漂亮了。一對戀人在分別大半年之后重逢在北京，各自的情愫實在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壓抑在心頭的愛情火花一下子迸發了出來。此后毛澤東一有空就到醫院和楊開慧一起侍奉先生。

　　有一天，楊開慧和母親向振熙去福佑寺看望毛澤東，她發現毛澤東曬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襯衣破了，便取下來為他縫補。向振熙眼見得女兒如此關心體貼毛澤東，便把這一細節視作二人的“定情”標志。她一回到醫院，就高興地告訴楊懷中說：

　　“開慧幫毛先生補襯衣了，她還從來沒補過衣服呢。”

　　深受病痛折磨的楊懷中先生聞聽此言，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月21日，在鄧中夏，羅章龍等朋友的鼓動下，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在北京大學召開了慰勞湖南教育代表團大會。

　　12月22日，毛澤東為了揭露張敬堯的罪惡和宣傳驅張運動，同張百齡等人一起在福佑寺組織了平民通訊社。由毛澤東任社長。

　　從這一天起，平民通訊社發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漢口、長沙、衡陽等各地報社，將張敬堯的罪行和各地驅張運動消息，廣泛昭示于天下。毛澤東在北京領導的驅張活動成了湖南驅張運動的中心。

　　據有關史料記載：平民通訊社就設在福佑寺那幾間沒有任何供暖設施的正殿里，這里既是毛澤東的寫作間，也是他的臥室，還是他曾經自豪地稱為“平民通訊社”的印刷車間。他閱讀和寫作的辦公桌就是原來的那張長條形香案，睡的是在殿角處臨時搭起的一張簡易床鋪。白天，他由福佑寺旁門出入，四處奔走；晚上，他就在正殿里編寫和審閱、印刷和分發稿件。每日發出的一百五十余件文稿，他都要一一過目；有些重要文稿如各界向政府提出的請愿書等等，則是由他自己親自撰寫的，直至干完了一天的工作這才上床休息。

　　后來，駐衡陽、上海等地的驅張代表團主辦的《湘潮》、《天問》等周刊相繼出版，平民通訊社還直接給這些周刊發送了大量稿件，毛澤東也為它們撰寫了不少文章。

　　盡管毛澤東如此繁忙，可他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眼前往往會閃現出在漢口遇見的許志行的那雙期盼的眼神。在一天深夜，他終于提筆給許志行寫了一封信，并把新出版的宣傳新文化的一些小冊子整理了一下，連同信一起寄給了在浙江的許志行。

　　且說12月23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成員，將控訴張敬堯的聯名呈文遞交給總統府和國務院及教育部。

　　12月24日，驅張代表團12名代表求見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靳云鵬。徐世昌和靳云鵬皆托辭不見，僅派一名教育次長出面敷衍。代表們無功而返。

　　毛澤東為了給當局施加壓力，和代表團成員們一起在京奔走呼號，廣泛聯絡湖南在京學生、學者、議員、社會名流和紳士，宣傳驅張運動。

　　12月28日，毛澤東出席了驅張代表團在前門外湖南會館召開的同鄉會，參加集會的同鄉有學生，有學者，還有工商界、教育界、新聞界、女界、紳士界、政界議員等1000多人。驅張代表團成員報告了驅張運動的形勢，并和其他各界人士控訴了張敬堯的罪行，表示了驅張的決心。

　　北京《晨報》記者詳細報道了同鄉會的盛況。報道中寫道：

　　“湖南來京請愿的代表劉敏君，報告張敬堯督湘以來摧殘教育之實狀。次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舉張敬堯蹂躪湖南之罪惡，聲淚俱下，在座之人，無不憤懣填膺，怒形于色。

　　李思安女士說：

　　‘以世界列國論起來，中國的地位為最弱。以中國各省論起來，湖南的地位為最苦。南北戰爭所受的殘酷還不算，還要受張敬堯的摧殘。我們湖南人，真正是該當蹂躪呀！該當受罪呀！該當死呀！想到此等情形，痛恨無比。恨不得馬上死了才好，免得再到湖南去，受那種慘無人道的活罪哩！’”

　　大會請在場的湘籍議員，簽字擔保驅張。與會者群情激憤，議員們見大門緊閉，“會場不準先出，在場之議員見無可脫，乃書：‘擔任驅逐張敬堯完全責任，如不能達到目的，則全體辭職以謝湘民’云云。”

　　大會議決了一份通電，在全國范圍內公布張敬堯的各種罪狀；其中包括將張敬堯交由國民公判等5項決議的內容。大會還決定設立旅京湖南各界委員會為驅張機關，推定了委員會委員20余人。

　　12月31日，毛澤東與彭璜、張百齡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義，就張敬堯違禁運煙一事上書國務院，揭露張敬堯到湘后大開煙禁并勸民種煙。要求國務院“速即呈明大總統，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明令罷職，提交法庭依律處辦，以全國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安街99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看望毛澤東。他在桌子上發現了一本毛澤東研讀的《共產黨宣言》，還有各種有關宣傳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及報刊。

　　原來此時的北京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政治空氣更加活躍，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也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日趨廣泛。促成這種局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早在1919年7月25日俄國蘇維埃政府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政府同中國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宣言還說：“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里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請中國人民了解，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俄國蘇維埃政府的宣言發表后，一直被中國反動政府嚴密封鎖，現在終于公布出來了，社會各界人士反映十分強烈：全國31個社會團體先后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感謝電，報紙雜志介紹俄國革命和宣傳、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有些進步報刊還摘譯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部分章節，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簡要傳記；同時，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相繼成立，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形成了一個空前的熱潮。

　　毛澤東在這樣的形勢下來到北京，有了更多的機會進一步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利用驅張活動之余暇，同正在北大秘密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密切聯系，搜尋和研讀了許多介紹十月革命的書刊及所能借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

　　再說1月8日，毛澤東和鄧中夏與在京的湖南“輔仁學社”部分成員在陶然亭聚會，爾后，眾人來到慈悲庵前的大槐樹下，合影留念。

　　就在這1月間，毛澤東由王光祈介紹，加入了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

　　這位王光祈是毛澤東剛到北京后不久就新結識的一個好朋友，字潤玙，筆名若愚，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溫江縣。他的祖父是清末著名詩人，父親早逝。此后他家境衰落，生計日艱，1918年6月在中國大學畢業后，先后任成都《群報》、《川報》駐京記者。在和李大釗、周太玄、曾琦等籌備少年中國學會之初，他被推舉為籌備處主任。

　　少年中國學會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為五四運動以后的著名社團，其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其信條是：“奮斗、實踐、堅忍、儉樸”。后來成為共產黨員的張聞天、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趙世炎、黃日葵、田漢等人，都曾是這個學會的會員。

　　有一次“少年中國學會”在愚生家中討論“工讀互助”問題，會員們你一言我一語，發表了不少議論，諸如窮學生半工半讀要取何種辦法？是只能自修還是也可以進入學校學習？半天做工，選擇那種工作才合適？議論來議論去，結果是不了了之。毛澤東早就聽得不耐煩了，他說：

　　“不要老是坐而論道，要干就干。很簡單嘛，你們諸位把換洗衣服拿出來，交與我去洗，1個銅子1件，無論大件小件，一樣價錢，3天后交貨拿錢。”

　　大家見他這般說話，竟無一人搭言。愚生的太太在旁邊打趣說：

　　“我才不交與你去洗咧！你們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凈衣服的！”

　　王光祈看看毛澤東，生怕他難為情，就搭話道：

　　“你明天就拿我的換洗衣服去試洗一下，看你洗得干凈么？”

　　毛澤東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還真的將王光祈的衣服拿去洗了。

　　自此以后，毛澤東很長時間一直和少年中國學會保持著聯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國》雜志上，還有“收毛澤東第3年會費2元”的記載。

　　且說在1月15日，毛澤東去胡適家里談自修大學事。

　　據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里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關于這次會面，胡適在1951年5月讀到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時，因其中兩次提到毛澤東在湖南組織“自修大學”，便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學’見于記錄，似只有這兩處，故我記在這里。”

　　1月中，楊懷中先生的病情愈發嚴重了。毛澤東趕往醫院探望恩師。楊懷中先生自知將不久于人世，示意毛澤東坐在他的病榻邊，用顫抖的手從身上掏出一塊懷表，遞給毛澤東，說：

　　“潤之，這塊表跟我多年，送給你，作個紀念吧。你和開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給你了。開慧年輕幼稚，你要多照顧她。”

　　“老師、師母，請放心！”

　　毛澤東強忍悲痛，站起身來，向恩師和師母深深地一鞠躬。

　　楊懷中先生對毛澤東、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在臨終前給好朋友、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方軍政府議和代表章士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奇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1月17日午前5時，一代學人楊懷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長逝。

　　他的靈柩停放在北京香山法源寺內。毛澤東以半子半婿的身份，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還有蔡和森、陳紹休等同學，一起在法源寺為楊懷中先生守靈。

　　楊懷中的夫人向振熙致電在長沙的六弟向明卿，要他到北京幫助料理楊懷中先生的后事。向明卿接到電報后懷著悲痛心情，立即啟程來到北京。

　　向明卿少年時聰穎好學，后畢業于湖南大學的前身湖南高等農業學堂水土工程系，立志實業報國。此人為人正直厚道，好交游，亦熱心教育。

　　1月18日，毛澤東同羅宗翰、彭璜等55人，就防止張敬堯侵吞湖南省米鹽公款一事，向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的湘籍知名人士和群眾團體發出快郵代電，代電中說：

　　“在張賊未去湘亂未寧以前，只可暫歸湘紳保管，不得變動。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決用途。”

　　1月19日，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了毛澤東、陳紹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給北京政府總統、國務院總理的呈文：《鄉人控張敬堯十大罪》。

　　1月22日，毛澤東與蔡元培、章士釗等29人聯名在《北大日刊》上發布楊懷中先生病逝訃告。

　　毛澤東并發表了為恩師撰寫的挽聯：

　　憶夫子易幘三呼，努力努力齊努力；

　　恨昊天不遺一老，無情無情太無情。

　　他還與蔡元培、章士釗、黎錦熙、楊度、朱劍凡等8人發了一則啟事，啟事中說：

　　敬啟者，湖南楊懷中先生，于本年1月17日午前5時，病歿于北京德國醫院。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同人等聞其逝世，相與悼惜。先生既無意于富貴利達，薪資所儲，僅具薄田數畝，平日生計，仍恃修俸。歿后遺族，尚無以自存。同人等擬對其遺族，謀集資以裨生活，積有成數，或為儲蓄，或營生產，裨其遺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諸君子知交，慨加賻助，此則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諸維亮察不盡。

　　蔡元培  章士釗

　　朱劍凡  毛澤東 同啟

　　范源濂  楊  度

　　黎錦熙  熊崇煦

　　蔡元培又與馬寅初、胡適、陶孟和4人另發了一啟事，向北大師生征集賻贈。

　　1月25日，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參加了楊懷中先生的追悼會。

　　上午8時許，北京大學小禮堂里哀樂陣陣。蔡元培校長胸綴白花、臂帶黑紗，在悲壯肅穆的氣氛中莊嚴宣布楊懷中先生追悼大會開始。

　　身材修長、一派學者風度的青年毛澤東，畢恭畢敬地向靈堂正中的楊懷中先生遺像三鞠躬，展卷宣讀由蔡元培、范源濂、楊度、章士釗、黎錦熙、毛澤東等29人聯名撰寫的《治喪詞》，深切悼念令人欽敬的偉大教育家、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

　　此時的毛澤東可以說是禍不單行，正在他忙于操辦恩師楊懷中先生的后事之際，又從湖南老家韶山傳來了一個驚人噩耗：年僅50歲（差9個月）的父親，因患急性傷寒病已于1月23日病逝了。他得知這一不幸的消息，并沒有立即回家奔喪，因為此時的驅張運動已經到了節骨眼上，他把無限的悲痛和對父親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里，給在韶山的大弟弟毛澤民寫了一封信，囑咐他操辦好父親的后事，支撐起那個即將癱瘓的家。

　　1月28日，毛澤東和湖南公民、教職員、學生3個代表團及部分北京學生，為要求撤懲張敬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國務院門前請愿。

　　上午12時，3個代表團的成員們及北京學生打著寫有請愿內容的旗幟，分別從前門、后門、西華門3個出發地來到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請愿隊伍前面的3面大旗上分別寫著：

　　“請政府速即撤懲張敬堯”、“代表三千萬湘民請愿”、“與張偕亡”。

　　后面還有數十面旗幟上寫著：

　　“圍焚株醴的張敬堯”、“勒種鴉片的張敬堯”等等。

　　毛澤東是湖南公民代表團中的首席代表，以他為首的6人被推舉為3個代表團的總代表，聲明非要見到靳云鵬討個說法不可。

　　毛澤東等人在國務院門前等了許久，也沒有見到靳云鵬，他們憤而轉至棉花胡同靳云鵬的私宅前，“效秦廷之哭”。靳云鵬托辭不出，由其副官長于化龍接見了毛澤東等人。6位代表痛陳張敬堯禍湘十大罪狀，要求靳云鵬當眾宣布解決辦法。

　　靳云鵬傳出口信，詐稱他將于“明日國務會議，將湖南問題提出”，在下星期四請代表們再到靳宅聽候答復。

　　1920年2月5日，毛澤東等6位總代表興致勃勃地依約前往靳云鵬的私宅聽候答復。當他們一行來至棉花胡同，卻看見那里早有大量兵警設了防，不但阻住了他們的去路，而且還把整個街道和靳宅也圍了個嚴嚴實實。無論毛澤東等人如何解釋，那些兵警就是不讓通行，別說是去見靳云鵬的面，就是連靳宅也別想進去了。毛澤東等人這才恍然大悟，知道受了官僚們的騙，上了靳云鵬老賊的當了。

　　此時毛澤東主持的驅張運動的阻力，不但來自北京政府方面，而且還來自于社會方面。在北京與驅張運動相對抗的，是由一些反動官僚、紳士和所謂“社會名流”拼湊起來的“旅京湘事維持會”及“湖南旅京界聯合委員會”，這兩個被張敬堯用金錢收買的保張團體，打出了擁護張敬堯的旗幟，千方百計與驅張運動相抗衡。

　　時人有詩單道這執政者之奸詐可惡：

　　嫩姜不如老姜辣，官家從來多狡黠。

　　請看今日廟堂上，羊頭狗肉高高掛。

　　欲知驅張運動能否成功，請看下一章分解。

　　東方翁曰：毛澤東路遇狼狽不堪、言語不通的小青年許志行，以筆談相交，仗義扶困。他一諾千金，終生實踐。自此以后，每每一有機遇，從未忘記這位小朋友，提攜他，教育他，終于使他成為一個有益于中國教育事業的人才。能濟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為，毛澤東是也。他和許志行的軼事，在后面的大傳中還多有提及，請讀者諸君慢慢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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