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

　　當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斗爭，還不夠激烈時，兩者之間的斗爭以對抗的形式，呈現在大家面前，雖然是斗爭不斷，但較為隱蔽；當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斗爭，足夠激烈時，兩者之間的斗爭則以革命的形式，呈現在大家面前，仍舊是斗爭不斷，但已然公開。

　　于是，我們便可以知道：革命是建立在激烈的斗爭之上的，而激烈的斗爭又是建立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激烈的矛盾沖突之上的。

　　于是，我們也就可以知道：革命的性質問題，歸根到底，其實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問題。

　　因此，要弄清楚某個時期的革命性質，就一定得先弄清楚，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不弄清楚誰是被壓迫者，就找不到一起反抗壓迫的同志；沒弄清楚誰是壓迫者，就找不到一起反抗壓迫的斗爭對象。

　　找不到同志，就會缺乏反抗的力量，于是反抗壓迫的革命，就會陷入失敗；找不準斗爭的對象，就是無的放矢，于是就算同志們再有力量，也無法損敵絲毫。

　　由此，我們就應該明白，弄清楚某個時期的革命性質問題，對于領導革命的黨來說，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件多么影響革命成敗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孫中山先生在其遺囑中說：“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xù)努力，以求貫徹”。

　　為什么孫中山先生“致力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直到彌留之際都沒能使革命取得成功呢？就是因為在此之前，最起碼在和中共合作之前，他并不懂得：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當然，孫中山先生遺囑中的，所謂“喚起民眾”、“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不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領導資產階級四十年革命的失敗教訓之上。

　　且孫中山先生所謂“喚起民眾”的思想，與青年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中透露的思想，乃至和梁啟超先生在《新民說》一書中傳達的思想，差別都不太大，其均是一個模糊的“喚起”與“聯(lián)合”。

　　因為模糊，所以無法執(zhí)行，因此只能是泡影。

　　那毛主席為什么能夠將泡影變成現實呢？

　　那是因為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洗禮，懂得了階級分析理論和階級斗爭學說，于是對“喚起民眾”也就有了全新的注釋。

　　說的簡單點，就是因為毛主席通過階級分析，找到了真正的“同志”。這個真正的“同志”，不是泛指，不是貌似誰都可以成為“同志”；而是特指，是飽受剝削與壓迫的無產階級工人和貧窮低下的農民。

　　那當時的中國革命，性質究竟如何呢？

　　毛主席在《矛盾論》一文中是這樣說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系呈現著復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zhàn)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zhàn)爭去反對帝國主義。

　　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zhàn)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

　　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采用國內戰(zhàn)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往往采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

　　總而言之，當時的中國革命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并未發(fā)生直接軍事沖突時，斗爭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代理人”軍閥；另一種是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發(fā)生直接軍事沖突時，斗爭的對象就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

　　像土地革命期間，革命的主要斗爭對象，是以蔣介石為首的軍閥“代理人”；但到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革命的主要斗爭對象，就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日本。

　　于是，像在土地革命期間，可以爭取中產階級的中立和幫助，因為他們也同受以蔣介石為首的軍閥“代理人”的壓迫；像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也可以暫時求同存異，爭取以蔣介石為首的軍閥“代理人”，甚至是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中立和幫助，因為他們也同樣受到日本的壓迫，最起碼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日本的威脅或損傷。

　　在可以這樣做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復雜的，也是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的；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斗爭永存，尤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永存。

　　因此，在爭取中產階級對付以蔣介石為首的軍閥“代理人”時，要提防中產階級的反水；在爭取以蔣介石為首的軍閥“代理人”，乃至是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時，同樣也要提防他們的反水。

　　總之，該團結的時候要團結，該提防的地方要提防，該反對的時刻也得反對。總之，得從不斷變化的矛盾出發(fā)，制定出適合當時矛盾沖突的妥善的處理辦法。

　　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無論矛盾沖突怎么變化，其根本矛盾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有大的變化的。因此，確定某個特定時期的革命性質，并據此拿出一個總的革命斗爭方略，不僅成了可能，也成了必須。

　　綜上，在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實情出發(fā)，由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出發(fā)，制定的革命斗爭方略就一定得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在城市的勢力，推翻軍閥政府，并消滅鄉(xiāng)村的封建關系，完成土地革命。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孫中山先生在遺囑中所說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當然，這種自由平等，不僅是國內的人民大眾得平等，其在國際上也得與世界各國人民具有平等的地位。這樣的目標，只有毛主席所帶領的隊伍才能得到實現！

　　有一個問題：當今世界的革命性質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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