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咳！

　　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

　　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話說毛澤東是個大孝子，在雙親中尤其敬重慈母。正當他在北京大學如饑似渴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候，突然接到了一封家書，說是母親在3月初由于淋巴腺炎復發，病情日漸沉重，要他盡可能早些返湘。

　　毛澤東心里非常著急，立刻準備趕回湖南為母親治病。此時正好有一批湖南青年已經做好了赴法準備，于是他決定繞道上海，先送一送赴法同學，再回湖南去。

　　就要離開北京了，毛澤東前去拜訪胡適，“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胡適終于被毛澤東的真誠打動了，他答應將盡可能予以支持。

　　毛澤東又去拜別恩師楊懷中先生。楊開慧得知心愛的人就要走了，自有一股難以言說的離別愁緒。她依依不舍地送毛澤東出了家門，囑咐他要隨時來信。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同蕭子升等先期赴法的湖南青年離開北京前往上海，當他們到達浦口的時候，毛澤東身上又一文不名了。此時，他既不能向即將出國的朋友們開口，又沒有其他人可以借一點錢，沒錢買車票，怎能離開浦口呢？更糟糕的是，他僅有的一雙鞋子也讓小偷給偷走了，這可怎么辦呢？有道是天無絕人之路！正當萬般無奈的他穿著朋友的鞋子徘徊于火車站之際，竟然意外遇到了一個從湖南趕來浦口的老朋友。這個老朋友也將去上海，他不是別人，就是一師的老同學李中。

　　李中，原名李聲澥，字印霞，出生于湖南湘鄉清水塘一個書香世家。1913年秋，他和蔡和森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被編入第七班。畢業后，他到上海進了江南造船廠，當了一名鉗工。

　　這李聲澥可真成了毛澤東的“救命菩薩”，他借給毛澤東10元錢。毛澤東立即買了一雙鞋子，又買了一張去上海的火車票。

　　后來李聲澥在上海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入共產黨。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黨員。1920年9月，他以工人“李中”為名，在《勞動界》第七期上發表了《一個工人的宣言》一文。自此以李中名于世。這是后話。

　　且說3月14日，毛澤東一行和李聲澥一起到達了上海。

　　3月15日，毛澤東參加了環球中國學生會等組織召開的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

　　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學生乘坐郵輪啟航，毛澤東到黃浦江碼頭為湖南青年送行。

　　3月29日，毛澤東參加了第二批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

　　3月31日，毛澤東到黃浦江碼頭為湖南青年送行。

　　在此期間，一些赴法新民學會會友懇切邀請毛澤東與他們同行，可毛澤東還是決定要留在國內。他解釋說：

　　“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國外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祖國。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大陸，自己所知甚少，所見亦淺。然而，祖國正在偉大的動亂中過著生活，我感覺著不能站在這樣的決戰的生活圈外。假若，我把時間花在本國，則對本國有利。”

　　毛澤東送走了朋友們，立刻收拾好行囊，離開上海，踏上了歸途，一路上步行兼乘車船，直奔長沙。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好不容易回到了湖南省城長沙市。他一到長沙就看到了楊開慧的來信，信中的稱呼已是一個字：“潤”；他在給楊開慧的回信中，稱呼也變成了一個字：“霞”。

　　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時時漫游在常人所不能及的精神世界里，可他的生存處境卻非常艱難。他只能在湖南大學為報考者而準備的學生宿舍里找到一張床位，安頓下來，過著十分清貧的物質生活。他那雙大腳上穿的是草鞋，因為草鞋便宜而實用；而每天的食物主要是蠶豆和大米，就這還時常需要好友們接濟一點。他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繼續主持著新民學會的日常工作。

　　有一天，毛澤東來到長沙修業小學，看望同窗5年半的好友、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

　　周世釗從一師畢業后經恩師王季范介紹，受聘于長沙修業小學，擔任國文教員。老友相見，分外高興。毛澤東向周世釗詳細介紹了他在北京、上海的活動情況。他還說：

　　“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因為外交失敗的消息引起了悲痛和憤怒，正在醞釀開展愛國運動，湖南也應該搞起來。我想在這方面做些工作。”

　　周世釗非常贊同毛澤東的意見。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起身告辭。周世釗問他現在住在哪里？毛澤東說，尚未定下來。周世釗便邀他到修業小學來同住。他還告訴毛澤東說：

　　“修業小學高小部正缺少一個歷史教師，每周只有6節課，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來教這幾節歷史課，還不妨礙其它工作。”

　　毛澤東正急需一個能夠解決生活費用問題的固定職業，聽說竟有此等好事，便欣然應允了。

　　毛澤東很快便搬來了長沙修業小學，和周世釗住在一起。他們雖說都有了一份職業，可收入菲薄，生活依然很清苦。毛澤東的被子特別單薄，天氣一變，晚上感到寒冷難耐，就不得不卷起自己的被子，像在一師學習時曾多次睡到一張床上一樣，擠到周世釗那里取暖。

　　生活總算安定下來了，毛澤東便寫了一封家書，囑托大弟弟毛澤民和妹妹毛澤建把母親護送到長沙來，安頓在蔡和森家里，為母親延醫治病。他親奉湯藥，精心照料著母親。

　　毛澤東在修業小學高小部的歷史教學中，結合現實斗爭，啟發學生們的愛國思想。他的課很受學生歡迎。他還和周世釗一起指導小學生創辦了《小學生》半月刊，其內容有小言論、小批評、小文藝和重要新聞等等。學生們居然也談論起家國大事了。他們寫出的一些反對日本、抵制外貨，抨擊軍閥統治，申討賣國奸賊以及反對舊教育，提倡新道德的習作，經毛澤東、周世釗指導修改后，就刊登在《小學生》上。

　　毛澤東除了教書，還通過各種聯絡活動，廣泛接觸長沙教育界、新聞界人士和一些青年學生，向他們講述在北京、上海半年多的親身經歷，介紹他所接觸到的李大釗、陳獨秀等那些值得人們欽佩的學界領袖。

　　就在這4月間，周南女校的學生魏璧、周敦祥、勞君展和女教員陶斯詠一起加入了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有女會員是從她們4人開始的”。

　　陶斯詠（1896—1931），名毅，字斯詠，出生于湖南湘潭，后來其家遷至長沙。她是個富商家的小姐，在周南女校與向警予同窗，與向警予、蔡暢被稱為“周南三杰”。1916年畢業后，陶斯詠、蔡暢留校工作，向警予則回到家鄉溆浦辦學。陶斯詠是一位新型女性，有膽有識，思想激進，主張教育救國，敢于拋頭露面，做事干脆利落，在湖南學生聯合會與湖南各界聯合會中，均任副會長，成為20世紀20年代初長沙學界的風云人物，有“長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稱。蕭子升、易禮容等人在回憶中稱其為長沙著名的美女，說她個子很高，才華橫溢，但性格很強。

　　后來，有自稱專門研究毛澤東詩詞的彭道明，還有網絡上的“百度名片”、“百度知道”等等，都把陶斯詠說成是毛澤東的初戀情人。更有甚者，連《建黨大業》的編導者們對所謂的“毛陶戀”也津津樂道。網友“鶴齡”在2010年撰寫的《論彭道明栽污毛澤東與陶斯詠的子虛烏有婚外戀》、《論彭道明栽污毛澤東的婚外戀情——子虛烏有的<建黨偉業>“毛楊陶”三角戀》等文章中，對上述那些胡說八道、無恥讕言進行了極有說服力的駁斥，筆者就無需多言了。

　　且說毛澤東曾在周南女校召開了一次全體會員會議，歡迎女會員們。此后，周南女校教員蔡暢、鐘國陶、李云杭及畢業于周南女校的向警予（1918年9月，蔡暢去信邀向警予來長沙組織女子留法勤工儉學，向警予欣然答應，旋即離開溆浦來到了長沙）和熊季光、熊叔彬、吳家瑛、賀延祜、吳毓珍、戴毓本、周毓明、許文煊、李一純等都加入了新民學會。這些女會員“每次到會，較男會員為守時間，可見她們的精神實未弱于男會員”。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土家族，1895年9月4日出生于湖南溆浦。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師范，民國三年轉學女子中學。1916年，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懷著“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抱負，回到家鄉。她四處奔波，克服重重困難，得到當地進步人士的支持，在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學堂，并擔任校長，聘請進步青年任教員。學校在她的主持下，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規模不斷擴大，由一個班幾十個學生發展到8個班300多人，培養了不少人才。

　　4月28日，毛澤東給舅父舅母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七、八兩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鑒：

　　甥自去夏拜別，忽忽經年，中間曾有一信問安，知蒙洞鑒。辰維興居萬福，屐矚多亨，為頌為慰。家母久寓尊府，備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狀現已有轉機，喉蛾十愈七八，瘍子尚未見效，來源本甚深遠，固非多月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學擔任職員一席，聞家母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于陽3月12號動身，14號到上海，因事勾留20天，4月6號始由滬到省。親侍湯藥，未嘗廢離。足紓廑念。 肅頌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問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問安，未另。

　　愚甥  毛澤東 稟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醞釀已久的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終于爆發了。它就是彪炳史冊的“五四青年愛國運動”，簡稱“五四運動”。

　　消息傳到湖南，毛澤東馬上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到楚怡小學開會。他在會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局勢，介紹了國內南北軍閥混戰的情況，說明了在新思潮激蕩下中國人民逐漸覺悟的事實，并提出了組織青年學生進行斗爭的意見。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站在斗爭的最前列，率領新民學會會員深入長沙各校，擬寫傳單，動員青年學生起來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

　　這時候，北京學生聯合會已經派出了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動。

　　5月下旬，鄧中夏作為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總干事和另一位北大學生來到長沙，向毛澤東、何叔衡等新民學會會員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并共同探討了如何恢復和改組原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問題。

　　5月23日上午，毛澤東和蔣竹如、張國基等人先后來到了第一師范后山操坪上，商談如何響應北京學生發起的反帝愛國運動，與北京學生一致行動起來。他們決定：明天分頭行動，到各個學校去進行動員，要求每個學校推薦一個或者兩三個代表，25日上午集中在楚怡小學開會。

　　第二天，毛澤東先后到第一師范、商業專門學校、明德中學等學校進行活動，他向學生骨干們提出：

　　“反帝愛國方向要明確，力爭山東主權完整，反對北京政府的賣國政策；要有統一組織，力量集中；要準備對付張敬堯所施加的壓迫。”

　　5月25日上午，毛澤東在楚怡小學主持召開長沙各類學校學生代表會議，鄧中夏與蔣竹如、陳書農、張國基等人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學生代表有：湖南商專的易禮容、彭璜，湖南工專的柳敏，湖南法專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學的唐耀章，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勞啟榮，楚怡工業學校的朱后鄭，長沙師范的繆瑞祥、高標，妙高峰中學的何培元等，共計20多人。

　　毛澤東首先向代表們介紹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總干事鄧中夏，接著，請鄧中夏向代表們報告北京學生運動發生的經過。鄧中夏作了詳細報告，并向長沙學生提出了要求，他說，希望長沙各校學生立即實行總罷課，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愛國學生。

　　毛澤東接著發言，他提議，重建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建議。與會者一致表示贊成。會議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和領導湖南學生總罷課，以推動全國范圍的反帝愛國運動。

　　會議結束后，各校代表返回各自的學校進行組織和發動工作。毛澤東也把大部分時間用在了學生運動上，他親自擬寫傳單，與其他新民學會會員一道，積極進行串聯發動，并與各方聯絡和協商，籌備湖南學生聯合會的組織機構。

　　5月28日，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會址設在長沙落星田商業專門學校，法專代表夏正猷被推選為會長，商專代表、新民學會會員彭璜擔任副會長。

　　彭璜，字殷柏，又作蔭柏，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鄉縣，長沙商業專科學校的學生。

　　自此以后，毛澤東每天都要到學聯去，和學聯的負責人們一起研究問題，指導學聯的各項活動，成為湖南學生聯合會實際上的領導者。

　　五四運動在全國形成的沖擊波，尤其是湖南形勢的迅速發展，使湖南督軍張敬堯膽戰心驚，他深感對自己不利，于是便對長沙進行嚴密控制和封鎖，每天派人檢查報刊，嚴禁登載有關五四運動的消息，并責令有關方面嚴格管制各個學校，禁止學生上街“尋事”。

　　湖南省學聯不顧張敬堯的重重阻撓，迅速發動全省學生進行總罷課。

　　1919年6月3日，省學聯發表了罷課宣言，宣言中說：

　　“外交失敗，內政分歧，國之將亡，急宜挽救 ”，湖南學生“力行救國之職責，誓為外交之后盾”。

　　罷課宣言還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等內容的要求。

　　就在6月3日這一天，長沙大多數學校實行了罷課，只有明德中學、湖南法專和幾個女校沒有行動起來。省學聯對于夏正猷所在的湖南法專遲遲不行動，表示非常不滿，夏正猷因此引咎辭職。于是，彭璜就被推舉為省學聯會長。

　　毛澤東親自前往明德中學進行說服工作，明德中學隨后也實現了罷課。接著，各縣學生紛紛響應，學生愛國運動遍及全省。

　　毛澤東和學生們一起，涌向街頭舉行演講，進行愛國宣傳，開展要求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奪回青島、堅決抵制日貨等愛國活動。

　　以抵制日貨為中心的反日愛國運動，是省學聯組織的除罷課以外的一個重要活動。學聯組織了許多講演隊、戲劇隊和檢查隊，每天輪流到街道和碼頭進行活動。他們還同搬運工人、店員結合起來，監視和揭發一些不法奸商名義上維護國貨、實際上暗暗倒賣日貨的行為。

　　此時，毛澤東的母親在長沙已經住了兩個月，她的病情不但不見好轉，而且日漸嚴重。盡管有毛澤東和弟弟、妹妹的悉心照料，可老人的病終因積重難返，醫生回天乏術，已經不是湯藥所能挽救得了了。文七妹自知將不久于人世，就要回故鄉韶山去。毛澤東和弟弟毛澤民、毛澤覃攙扶著母親，到照相館里一起合影留念。這是文七妹一生中第一次照相，也是她最后一次照相。母親臨行前心事重重地對毛澤東說：

　　“潤之呀，我的病治不好不要緊，就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毛澤東忙問何事？文七妹拉著兒子的手，囑托說：

　　“你父親兄弟4人，只有澤建一個女兒，你要把她當親妹妹看待，帶她讀點書，日后好在外面找點事做。我不行了，只希望你們好。”

　　毛澤東眼含熱淚，連連點頭說：

　　“母親，你放心，我一定把澤建當親妹妹看。”

　　他小心翼翼地把母親護送上車，又囑咐弟弟、妹妹一路上好生服侍母親。毛澤建也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三哥，和毛澤民一起陪著母親回韶山。

　　且說就在這一年的6月下旬間，北京各類學校愛國學生再一次發起了示威請愿活動，阻止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此時尚在北京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蔡和森，帶領陳紹休、賀果、唐鐸及北京法文專修館的湖南同學們，也參加了這次游行示威。蔡和森此一時期也一直關注著毛澤東在湖南的活動，還常常把毛澤東介紹給他的新朋友，稱贊毛澤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堅如鐵”，“言不及私，只為天下大事”。

　　1919年7月初，長沙各校學生已經出版了10多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其中有《新湖南》、《女界鐘》、《岳麓周刊》等。可毛澤東卻認為這些刊物銳氣不足，要提高群眾覺悟，擴大影響，推動愛國運動向前發展，就必須再創辦一個充滿革命激情的刊物。

　　省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周刊，并由毛澤東擔任主編。毛澤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任務，在修業小學一邊教學，一邊著手籌辦《湘江評論》。

　　7月7日，省學聯和國貨維持會聯合各界人民，在長沙舉行焚燒日貨游行示威大會。“游行隊伍前面高舉著‘燒毀日貨游行大會’和‘同胞們注意，切勿買日貨’的大旗，學生每人肩負一匹日本布，后面跟著綢布業的店員工人，最后是國貨維持會和學生聯合會的旗幟。到了教育會坪，學生們將布匹攤放坪中，澆上煤油焚燒。直到布匹燒成了灰，游行隊伍和參觀群眾才離開。”

　　7月9日，毛澤東和省學聯及工商各界召開聯席會議，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組成了一個有20個成員的代表團，作為各界聯合會的領導機構。會議提出，祖國前途危險已達極端，號召湖南各界起來，“推翻武人政治”。為達此目的，會議還決定：以學聯創立的“救國十人團”為榜樣，在各界大力發展“救國十人團”，建立起湖南各界聯合會的基層組織。

　　7月間，“救國十人團”已經發展到了400多個。

　　毛澤東主持的新民學會也在斗爭中發展壯大起來，會員發展到70多人（一說78人），他們是：

　　毛澤東 蔡和森 何叔衡 張昆弟 蕭子升 蕭子暲 鄒彝鼎 鄒蘊真 陳紹休 羅章龍 周名弟 陳書農 葉兆楨 羅學瓚 周世釗 李維漢 熊光楚 熊瑾玎 陳  昌（章甫） 傅昌鈺 曾以魯 歐陽澤 劉明儼（望成） 羅宗翰 熊季光（女）熊叔彬（女）吳家瑛（女）陳子博 賀延祜（女） 吳毓珍（女） 易禮容 劉清揚（女） 陳純粹 蕭清野 匡互生 熊夢飛 李云杭 任壽鵬  喻 恒 鐘 秀 黃 醒（勝白） 彭道良 謝覺哉 蕭道五（業同） 許文萱（女） 戴毓本（女）周毓明（女） 郭 亮 張國基 夏 曦 蔣竹如 易 克 向警予（女） 陶斯詠（女） 彭 璜 李振翩 張 懷 唐耀章 沈 均 李思安（女）周敦祥（女）李 森 魏 壁（女） 勞君展（啟榮，女）謝南岑 徐 瑛（女）劉修秩 鐘國陶 張 超 姜慧宇 楊潤余（女）蔡 暢（女） 任培道（女） 夏大綸 歐陽玉生（已查到上述75人）

　　新民學會修改了章程，設立了“評議”、“執行”兩個部，毛澤東、周世釗等8人為評議員；何叔衡、李思安為正副執行委員。

　　7月14日，毛澤東經過10多天的緊張工作，終于完成了《湘江評論》創刊號的創作和編輯，在長沙正式出版。

　　他在《湘江評論》的啟事中說，《湘江評論》是一份“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的周刊。

　　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

　　“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樣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他在創刊宣言的最后部分滿懷激情向世人宣告：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他在文章中熱情贊揚了陳獨秀在北京前門外散發傳單的革命行為，高度評價了陳獨秀的思想和作用。他還寫道：

　　“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為有個人，不認為有自己，不認為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里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結果。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于社會，無非是為著‘塞因斯’（科學）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也可算是罪罰相抵了！”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大聲疾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毛澤東在創刊號上還發表了一組批判封建主義的短文，號召婦女們組織起“女子革命軍”，沖破封建主義的枷鎖，求得自身的解放。

　　毛澤東給在北京的朋友們分別寄去了創刊號。李大釗看了以后，認為《湘江評論》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一個刊物。胡適則通過《新青年》、《每周評論》向全國讀者推薦說：“能看到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興。”他還在《每周期刊》第36期《新刊評介》中介紹說：“《湘江評論》的長處在議論一方面。”

　　毛澤東還將《湘江評論》創刊號寄給了惲代英，請他在互助社舉辦的販賣部代為銷售，以便在武昌進步青年中廣為流傳。

　　惲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蘇省武進縣，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個書香世家。1917年10月，惲代英在武昌創立了互助社。1918年4月，毛澤東在長沙組織了新民學會以后，他們之間開始了書信往來。1918年，惲代英在中華大學畢業，留校任附中教務主任。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惲代英成為武漢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且說《湘江評論》創刊號一發行，立即轟動了整個長沙，兩千份周刊竟然在一天之內全部銷售一空。毛澤東又趕印了兩千份，仍不能滿足讀者們的需求。

　　7月21日，毛澤東發行了《湘江評論》“臨時增刊”第一號。“臨時增刊”第一號上刊登了他所撰寫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全面介紹了長沙教育界陳潤霖、徐特立、朱劍凡等人在6月15日成立的“以輸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擇要傳播為宗旨”的健學會。文章中稱，健學會的成立為湖南思想界“空前的創聞”。他還批評了湖南思想界“20年以來，黯淡已極”，文章中寫道：

　　“20年前，譚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學會，招集梁啟超、麥孟華諸名流，在長沙設時務學堂，發刊《湘報》、《時務報》，一時風起云涌，頗有登高一呼之慨。原其所以，則彼時因幾千年的大帝國，屢受打擊于列強，怨痛愧悔，激而奮發。知道徒然長城渤海，擋不住別人的鐵騎和無畏兵艦。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變法自強’的呼聲，一時透衡云澈云夢的大倡，中國時機的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湖南也跟著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但是時至今日，湖南卻仍然是‘自大的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保守思想。表面上熱熱鬧鬧，里面卻是空空洞洞，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對于‘西學’、‘新法’，總是羞羞答答，什么‘中國的禮教用于萬國，西洋只有格致槍炮厲害，學來這一點便得’。”“設若議論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歐風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罵了。”“對于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

　　毛澤東筆鋒一轉，為新思潮的興起大聲叫好，他寫道：

　　“近數年來，中國的大勢斗轉。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恒、劉師復、陳獨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一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有一改舊觀之概。甚至祖國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更加以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學校的青年大響應之，怒濤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學會遂以成立。”

　　毛澤東在文章中還對健學會提出了熱切的希望，說希望健學會要有研究的精神，批評的精神，敢于打破奴隸思想，向權威挑戰。他寫道：

　　“豈知道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系一些被人加著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來的。”

　　毛澤東還寫道：

　　“學術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什么中國‘師嚴而后道尊’，‘師說’、‘道德’、‘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說這獨霸，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2000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毛澤東在這一期《臨時增刊》上，還刊登了惲代英寄來的《武漢學生被官廳解散最后留言》一文，文章深刻揭露了湖北督軍王占元血腥鎮壓武漢愛國學生運動、制造震驚全國的“六·一”、“六·三”慘案的反動本質，憤怒聲討了王占元捕殺學生的滔天罪行。

　　7月21日這一天，毛澤東在發行“臨時增刊”第一號的同時，發行了《湘江評論》第2期。由于讀者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他當機立斷，將第二期增印至五千份。這在當時的湖南已經是很大的印刷量了。

　　之后，毛澤東又相繼發行了《湘江評論》第3期、第4期。他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就連載在第2、3、4期上。

　　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的第一部分一開頭就寫道：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他在文章中熱情地謳歌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他寫道：

　　“我們且看俄羅斯的貔貅10萬，忽然將鷲旗易成了紅旗，就可以曉得這中間有很深的道理了。”

　　毛澤東還在文章中介紹了偉大的導師馬克思，他寫道：

　　“聯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拼命地搗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作馬克思。”

　　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的第二部分重點論述了“民眾的大聯合，以民眾的小聯合為始基”，他還在結尾部分寫道：

　　“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無論何人都有份的事，就應聯合各種各色的人，組成一個大聯合。”

　　毛澤東撰寫的《民眾的大聯合》第三部分，是這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寫道：

　　“世界戰爭的結果，各國的民眾，為著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動。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匈牙利崛起，布達佩斯又出現了嶄新的勞農政府。德人、奧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與其國內的敵黨搏戰。怒濤西邁，轉而東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罷工，印度、朝鮮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活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他在文章的最后還滿懷信心地寫道：

　　“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廣泛的好評。李大釗在《新生活》第19期上發表題為《大聯合》的短論，贊揚毛澤東民眾大聯合的主張。他說：“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大小組織，都有大聯合，立下真正民眾大聯合的基礎。”胡適也撰文稱贊說：“《湘江評論》第2、3、4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可《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卻惹惱了湖南反動軍閥張敬堯，他極力污蔑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說什么布爾什維克黨是“過激黨”。社會上一些盲目追隨反動派的人們，看到《湘江評論》上的文章，也跟著張敬堯吠聲吠影，四處叫喊著：“湖南不得了，過激黨也。”

　　毛澤東對此在《研究過激黨》的雜評中警告說：

　　“過激黨這么厲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東西？切不可閉著眼睛，只管瞎說，‘等于洪水猛獸’‘抵制’‘拒絕’等等的空話。”不然，一旦“過激黨布齊全國，相驚而走，已沒得走處了！”

　　毛澤東根據《湘江評論》的主旨和任務，還在這幾期周刊上先后發表了他所撰寫的有關國際、國內大事述評等各種雜感30多篇。這些文章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他首先把抨擊的矛頭指向了巴黎和會中的分贓活動，一篇篇匕首般的雜文，指斥帝國主義國家的分贓罪行：“我以為直是不要臉！”

　　毛澤東還告誡人們，不要以為簽訂了“和約”，就徹底解決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新的戰爭仍將發生。他警告那些“高傲闊步的偉人先生們”：“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總有一天會要頭疼！”他嘲笑法國政府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主席，起草《凡爾賽和約》）是無知的老頭子，“還抱著那灰黃色的厚冊，以為簽了字在上面，就可當作阿爾卑斯山一樣的穩固，可憐得很啊！”

　　他在《高興和沉痛》一文中，辯證地分析總結了近代歐洲歷史的重大事件，他說：

　　“我們執因果而看歷史，高興和沉痛，常相關系，不可分開。一方的高興到了極點，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極點。”“克里孟梭高興之極，即德國人沉痛之極。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們法國人，又有一番大大的頭痛，愿你們記取此言。”

　　歷史的發展，果然驗證了毛澤東這一偉大預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的鐵蹄無情地踐踏了法蘭西。

　　毛澤東還在《湘江評論》上不失時機地宣傳科學，破除迷信。他在第3期上發表的《不信科學便死》一文中寫道：

　　“兩星期前，長沙城里的大雷電觸死了數人。岳麓山的老樹下一個屋子里面，也被電觸死了數人。城里街衢污穢，電氣獨多，應建高塔，設避雷針數處。老樹電多，不宜在它的下面筑屋。這點科學常識，誰也應該曉得。長沙城里的警察，長沙城里30余萬的居民，沒一人有閑工夫注意它。有些人還說是‘五百蠻雷，上天降罰’。死了還不知死因。可憐！”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那潑辣而又酣暢淋漓的文采，新穎活潑、通俗易懂而又氣勢恢宏的文風，潑墨成云，下筆如刀，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無論是長篇或是短論，無不令讀者拍手叫好，深受眾多讀者的歡迎。《湘江評論》已經成為廣大青年和愛國進步人士爭相傳閱的一份刊物了，與此時全國眾多的刊物相比，其思想性和戰斗性都位于最強之列。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說明他正在由一個激進民主主義者“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他通過《湘江評論》號召人們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說、敢做、敢為，影響所及，振聾發聵；也正因為如此，引起了統治者的仇恨和守舊派的反對，他們把《湘江評論》說成是“怪人怪論”、“無稽之談”、“異邦邪說”、“大逆不道”。以張敬堯為首的軍閥統治集團，更是把它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剪除之而后快。

　　1919年8月中旬，張敬堯借湖南省學生聯合會領導長沙群眾舉行焚燒日貨之機，派出大批軍警包圍了省學生聯合會，脅迫學聯會長彭璜停止反日愛國運動，并張貼布告，解散學聯，同時查封了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剛剛出版的《湘江評論》第5號還未來得及發行，就被張敬堯的軍警沒收了。

　　這正是：五四湘潮卷長沙，真理在我六不怕。

　　首倡革命大聯合，筆鋒恣肆掃天下。

　　欲知毛澤東如何繼續斗爭，請看下章分解。

　　東方翁曰：我觀毛公大文，非如椽之筆不能為此也！可以說沒有那10年苦讀，出不了這等文采，沒有第一次北京之行，“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就不會有如此卓見，正所謂厚積薄發者是也。如此大文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讀來，也不免使人心旌搖動！檢索二十世紀的那些文章大家，除了魯迅等極少數人之外，還真是少有其匹者！

　　更難得的是毛澤東在全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級斗爭學說以后，在理論上的發展也是十分驚人的。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寫道：“國家（北洋軍閥、買辦、封建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機器——筆者注，下同）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暴力機器）者我們（被統治階級）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他十分明確地在“國家”這一概念上，打上了階級、階級斗爭的烙印。

　　時至今日，還有很多人分不清楚或者基本不了解“國”與“祖國”和“國家”這三個概念的內涵，而少數人則是別有用心地混淆三者的根本區別，企圖愚弄人民。

　　馬列毛主義者認為，國的含義是指單一民族（如朝鮮、韓國、日本國等）或若干民族開辟的生存疆域、地域，名之為國。如中華民族的生存疆域、地域，叫中國。《說文》解釋說：“國，邦也。”祖國的含義是指祖先開辟的生存之地，或者是祖籍所在的疆域、地域（所有外籍華人的祖國是中國。美國人的祖國不是美國，而是他們各自的祖籍所在地）。“國家”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國”和“祖國”則是完全不同的。“國家”是什么呢？馬克思說：“國家是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物。”恩格斯說：“國家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政治權力機構。”這就是國家的階級屬性。更明確地說，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是實行階級統治的社會公共權力組織。國家是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維護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以暴力為后盾的政治統治和管理組織。國家是一種特殊的暴力機器，它的組成部分是：政府，軍隊，警察，法律，法庭等。簡而言之，“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而不是被統治階級的“國家”。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長河中，先后出現了奴隸主專政的奴隸制國家，封建主專政的封建制國家，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前三種形態的國家，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唯有第四種形態的國家，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奴隸主、封建主都公然宣稱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社會主義國家也毫不諱言暴力專政，唯有資產階級以自由、民主、博愛為遮羞布，玩弄文字游戲，以掩蓋其對人民大眾血腥統治的實質。

　　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由于絕大多數人很難“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以，在共產黨中，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修正主義是不可難免的。這樣，無產階級專政被顛覆的危險，恢復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即恢復資產階級的統治，也就不可避免了。蘇聯和東歐的土崩瓦解，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

　　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早的修正主義者，是第二國際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故意混淆“祖國”與“國家”的根本區別，首先舉起了“保衛祖國”的旗號。考茨基也以“保衛祖國”為借口，公開向各國工人階級呼吁，拿出全部力量，使自己國土的獨立和完整不受侵犯。列寧氣憤地批判他說，考茨基這些言論，就等于說“國際主義就是要一國的工人為了保衛祖國而向另一國的工人開槍”。

　　由此可以看出，修正主義同資產階級一樣，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他們也是玩弄文字游戲的高手，滿嘴謊言，以謊言竊取黨權，以謊言竊取政權，把社會主義國家改變為修正主義國家，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國家。

　　歷史的經驗表明，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不鏟除，就有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修正主義在獲得政權以后，為了他們的國家利益，必然以保衛“國家”為借口，號召人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去保衛他們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便是善良的人民不得不警惕的一個重大問題。

　　另外，毛澤東在《高興和沉痛》一文中，又發出了一個驚人預言，他說：“克里孟梭高興之極，即德國人沉痛之極。包管10年20年后，你們法國人，又有一番大大的頭痛，愿你們記取此言。”果不其然，在20年后，希特勒法西斯的鐵蹄就無情地踐踏了法蘭西。這和他所預料的中日關系之結果一樣，豈不是神乎其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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