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倚天抽劍

　　第1章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

　　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話說1918年5月，楊懷中先生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出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他舉家遷至北京，住在地安門鼓樓東大街豆腐池胡同9號，院門外掛著一塊精致的牌匾，上書“板倉楊寓”4個大字。

　　楊開慧隨父母一起來到繁花似錦的北京。此時的北京已經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策源地，她一到這里，便如饑似渴地閱讀著新書刊，眼界愈加開闊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楊懷中先生此次進京，也給毛澤東帶來了新發展之良好機遇。

　　原來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曾在北京發起組織了一個留學儉學會，宣傳并組織青年們到法國去勤工儉學。1915年，蔡元培和吳玉章等人又發起組織了留法勤工儉學會，為國內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學開辟了廣闊的道路。1916年，流亡在法國的蔡元培、吳玉章與法國社會名流共同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由蔡元培出任會長。就在這一年，袁世凱復辟帝制遭到失敗，南方各省組織的反袁軍政府同北洋軍閥政府達成和議，這樣，流亡在海外的蔡元培、吳玉章等人便于1916年底由巴黎返回到北京。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爾后，為開展留法勤工儉學工作而設立的留法預備學校也隨之開始招生了。

　　楊懷中先生時刻關心著湖南青年的教育問題，為此，他非常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導的赴法勤工儉學工作。來到北京后不久，他便將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主辦赴法勤工儉學活動的消息，寫信告訴給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并說希望毛澤東和蔡和森立即到北京去，幫助推動這項運動。

　　此時，毛澤東和蔡和森、張昆弟等一批新民學會會員，正面臨著向何處去的艱難抉擇。原因是他們剛剛開始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煩。

　　原來毛澤東還在一師讀書的時候，因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就常常憧憬著未來的一種人人平等、人人勞動、互助友愛的理想生活，只因學業尚未完成，自然這“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實現的。現在他終于畢業了，于是便立即和同伴們一起進行“新社會生活”體驗。

　　他和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熊子容等人一同搬進湖南大學籌備處，成立了工讀同志會，共同謀劃著如何找一處理想的村鎮，從事半工半讀，即一面勞動或者工作，一面自修學問，研究社會改造問題，開創一種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會生活。

　　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建設“新村”的計劃，他在計劃中寫道：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岳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此后，他們為尋找一處適宜于建設人人平等、互相友愛的“新村”生活基地，幾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個小鎮和村莊，可他們最終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試驗場所。

　　毛澤東和同伴們只得依然住在岳麓書院半學齋里，每天除了自學，還要穿著草鞋去挑水，到上山去砍柴，將蠶豆拌著大米煮著吃。

　　就在這時候，毛澤東接到了楊懷中先生的來信，自然是十分高興的。他這才想起早在1917年10月的時候，就曾看到過華法學會廣東分會散發的章程和有關資料。華法學會廣東分會是華法學會發起者、副會長汪精衛在1917年與黃強、陳其瑗發起成立的。那時候，毛澤東看到湖南青年羅承鼎、戴勛在長沙散發的材料，就記住了汪精衛的名字。

　　且說在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學會在陳紹休、蕭子暲任教的第一師范附屬小學召開了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蕭子暲、陳紹休、周世釗、鄒鼎丞、張昆弟、陳書農、李維漢等，還有尚未加入新民學會的何叔衡，共10余人。

　　會議著重討論“會友向外發展”問題。大家認為，湖南省政治不寧，軍閥連年混戰，教育事業摧殘殆盡，“莘莘學子，無校可入”。在這種形勢下，會友應該向外發展，而留法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留法勤工儉學很有必要，“應盡力進行”。

　　毛澤東提議，由他與陳昌、何叔衡留在長沙，把注意力放在國內方面，著重于發展新民學會會員。于是大家便委托蔡和森先去北京了解情況，“專負進行之責”，組織會員向外發展。蔡和森最后表示，決心要在“3年之內，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并且要使女界同時進化。”

　　6月23日，蔡和森動身赴北京。

　　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號楊懷中先生家中。經楊懷中引薦，蔡和森很快便去拜訪了華法教育會的蔡元培、李石曾，詳細了解了有關留法勤工儉學的具體情況。

　　6月30日夜，蔡和森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了他與蔡元培、楊懷中等人交談的情況。他在信中還寫道：

　　“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弟以一面辦報一面入學為言；師甚然之。前亞細亞報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請師擔任學術上之撰述，師頗有羞與為伍之意，辭之；然可薦信紹介，師言惟欲屈節。弟思大仁大勇，普度眾生，非入地獄不行，究為所謂屈節。”

　　“大學蔡校長，弟會見一次，伊正謀網羅海內人才，集中一點，弟頗羨其所為。覺吾3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儲養練習，或可同時并得。望兄細與子升討論研究，定其行止，復我一函，是所至盼！”

　　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復信，世人至今尚未發現，但其內容從蔡和森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窺一斑。

　　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到赴法勤工儉學一事，說他已經爭取到了25個赴法名額。

　　他還就改造社會的“手段與目的”，即打入惡社會內部與改造社會問題，商之于毛澤東。起因是前一封信中所說的楊懷中羞于同亞細亞報薛某為伍的那句話。蔡和森寫道：

　　“兄若以此為暫時的手段，則何如借路過身，一入地獄。弟嘗慨世之君子，為種種的輿論律、道德律所束縛，只能為偽善，不能為偽惡，是以使小人得積極橫行。”

　　由此看來，毛澤東把與薛某為伍，只看作是“暫時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張是“入地獄”，勇于打入惡社會中，敢于做“惡事”。他說：

　　“弟意現在當得一班正人立惡志，說惡話，行惡事，打惡仗，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時時與惡為緣，時時與惡戰，時時與惡和，操而縱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進之，使自我發；然后，將萬惡納之袖中，玩之掌上。”“將此萬惡搗之碎之，燒之溶之，鍛之煉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質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優秀之國民。”

　　蔡和森在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希望毛澤東去北京的建議，他寫道：

　　“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為之，必有多少成處，而不至無結果。”“楊師自是喜兄來寓，每日可以學習英日文。弟事殊不好為計，故亦望兄來指教。”“駐京唯有潤兄最宜。”

　　7月23日，蔡和森收到了毛澤東第二封來信。毛澤東在信中說，已決定赴京一行；同時提出了一個“大規模自由研究”的建議。蔡和森看罷，欣喜至極，次日便回信說：

　　“昨夜奉讀來示，極忠極切！本以待兄主張然后定計，今計定矣。只要吾兄決來，來而能安，安而能久，則弟從前所慮種種，皆不成甚問題。”

　　他對毛澤東主張的“大規模自由研究”也極表贊成，他說：

　　“大規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動吾之心，慰吾之情……兄之‘夢囈’，尤是弟之興經，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為狂喜，自不待言。”“自由研究社，略分內涵與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遠矣大矣，只有巴黎一處，當加矣！至其內容，弟嘗思非財力差厚不舉，非通一二外國文字不行。”“著手辦法，惟有吾兄所設之‘烏托邦’為得耳。”

　　7月26日，毛澤東曾經給蔡和森寫過一封信，論及改造社會所需要的“才、財、學三事”。此信至今亦未發現，但從蔡和森給他的回信中，多少還可以看出那封信的主要內容。蔡和森在回信中是這樣寫的：

　　“所論才、財、學三事，極合鄙意。究竟我們現所最急者，是一財字；而才次之；而學則無處不有，無時不可以自致。”

　　“兄自由研究及興辦私塾之說，是弟中層之目的。”

　　關于毛澤東在來信中提出要從小學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為，后雖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勢不順而機不暢，效難比于此日矣”的主張，蔡和森在回信中寫道：

　　“弟深以為然。”“3年以來，每覺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滌生者，只緣胡夙不講學，士不歸心，影響只能及于一時。”

　　關于新民學會會務，蔡和森則說：

　　“兄對于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以才為基，以財為用，以學為本，此萬世之業，不必憂其一時無成也。兄以為如何？望與章甫兄商量之。”

　　此一時期，毛澤東和部分新民學會會員一道，就赴法勤工儉學問題，在一師、長郡中學、周南女校等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鼓動，很快就有30多人報了名。

　　正在忙碌之際，母親文氏因患淋巴腺炎去外婆家養病的消息使毛澤東歸心似箭。他急忙從長沙趕到唐家圫，探望母親，并為母親四處求醫，殷勤侍奉湯藥。怎奈母親病情甚重，短時間內難于痊愈，眼看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將母親拜托給兩家舅父舅母和諸位表兄弟照料，趕回長沙。

　　1918年8月11日，毛澤東給羅學瓚寫了一封信。起因是羅學瓚的家庭不同意他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也在信中勸他留在長沙從事教育。他在信中寫道：

　　“弟與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后路空虛，非計之得。”“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從事工藝，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遠近去住之間，而不宜貿然從事。”“不如從事教育之大有益。”

　　羅學瓚并沒有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他在復信中堅持說：

　　“考察強國的情況，學習強國之經驗，要見見中國以外的大世面。”

　　毛澤東見他決心已定，就不再挽留了，轉而支持他去法國勤工儉學。

　　8月13日，毛澤東給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欽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別，到省忽又數日。定于初七日開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專以游歷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盡。鄉中良醫少，恐久病難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議。今特請人開來一方，如法診治，諒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時，到秋收之后，擬由潤蓮護送來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  叩

　　此時，毛澤東已經向朋友借來了赴京的路費，收拾好了動身的行囊，待時而發。

　　8月15日，他同羅學瓚、陳紹休、張昆弟、熊光楚、周世釗、蕭子升、蕭子暲、李維漢、李思安（女）、羅章龍、曾以魯、鄒彝鼎12名新民學會會員和進步青年李富春、賀果、任理、侯國昌、唐靈運等25人，在長沙碼頭登上輪船，向漢口進發。

　　李思安，又名欽文，1892年10月出生于長沙縣大賢鎮（今北山鎮趙公塘）一個耕讀世家。孩提時代，她跟隨祖父讀書識字，研習四書五經、諸子百家。15歲那年，她奉命結婚，但次年丈夫就去世了（后終生未再嫁）。李思安哀嘆自己命運多舛，曾女扮男裝當過管店先生，卻并未能真正獲得與男人平等的地位。1915年，李思安從梨江女校畢業后，接替祖父教蒙館，成為當地第一位女先生。1916年后，李思安進入長沙崇實女校學習，后轉入湖南省立蠶業女子專科學校學習。

　　且說一行人到了漢口，轉乘火車，繼續北上。火車行至河南省郾城縣漯河寨境內，恰逢天降大雨，沙河洪水泛濫，鐵路被沖毀，一時前進不得。

　　毛澤東和羅章龍、陳紹休不愿待在車上久等，便下了火車，來到漯河寨，看到了農村破敗不堪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他們又到郾城城郊的農村去考察，了解北方農村的風俗習慣和當地農民的生活狀況，爾后徒步去了許昌，游覽魏都舊墟。他們徜徉在魏都舊址那狹窄的街道上，看著眼前頹廢的景物，可真是蕭條異代，禁不住吟誦起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誦了《讓縣自明本志令》。他們撫今追昔，激情勃發，詩意頓生。羅章龍首先口占一句：

　　“橫槊賦詩意飛揚，”

　　毛澤東順口接道：

　　“《自明本志》好文章。蕭條異代西田墓，”

　　“銅雀荒淪落夕陽。”

　　羅章龍吟罷尾句，陳紹休忍不住叫聲好，說：

　　“這首七絕就叫《過魏都》吧。”

　　已經一天一夜過去了，直到第二天，毛澤東他們才在許昌等來了火車，繼續乘車前行。

　　8月19日，毛澤東一行抵達北京。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

　　新民學會會員和其他青年都分散居住在湖南各縣設在北京的會館里，而毛澤東所借的路費已經花光了，身無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號楊懷中先生家中暫住。

　　楊懷中先生一家人十分歡迎毛澤東，熱情地接待了他。此時楊先生家里的住宿條件也不太好，只好在看門人住的一間小屋里為毛澤東加了一張床鋪。

　　毛澤東有了暫時安身之處，便去拜訪黎錦熙和符定一兩位恩師，師生之間相見甚歡。

　　再說毛澤東一眾人等散居在各處，相互之間聯系都需要來往奔波，極不方便。為了便于學習和討論問題，毛澤東與蕭子升等8個人商量著搬到了一起，住在景山東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東夾道7號（現吉安所左巷8號）。這是一個破舊的小院子，8人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他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之久，在這京華之地的開銷，自然要比在長沙大得多，每月的房租費、生活費就不少，再加上冬季里還要買煤燒炕的昂貴費用，使得這一群并不富裕的青年手頭十分拮據。他們每天只能吃清水煮白面。有一次，毛澤東在做飯時把面給煮爛了，其他人便戲言要他請客。湖南人從來沒有穿過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里沒有大衣是不行的，而他們每人都買一件又不可能，所以8個人就只好合買了一件輪流著穿，抵御嚴寒。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起了他們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狀況。他是這樣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于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個人合住在一間小屋子里。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邊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里，在故宮庭院里，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且說蕭子升到北京不久，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請，出任華法教育會的秘書，他同時還和毛澤東、蔡和森一起共同主持著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工作。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達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為全國來京人數最多的省份。由于華法教育會工作比較松懈，尚沒有創造好出國的條件，那些準備赴法留學的青年一時還不能啟程，這就使新民學會會員中的一部分人出現了急躁情緒。

　　毛澤東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復說明充分準備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頻繁奔走于有關各方，積極協商。后來在楊懷中的協助下，華法教育會召開了一次會議，專門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學習和赴法問題。蔡元培同意為湖南先辦一個預備班，共60人。

　　預備班在方家胡同召開了一個有不少湖南名流應邀參加的成立大會，會議由蔡元培主持，楊懷中講了話。會后，有關方面又在報紙上發了預備班成立的消息。湖南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陸續來到了北京。

　　留學的準備工作主要是學習法語。預備班分設3處，蕭子升、蕭子暲、陳紹休、熊光楚、羅學瓚等人，留在北京大學留法預備班學習。張昆弟、李維漢、曾以魯以及李富春、賀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一面學習法文，一面學習機械學和機械制圖。蔡和森等人則到了河北蠡縣布里村留法預備班；他在學習法文的同時，還擔任了初級班的國文教員。

　　后來，華法教育會在長辛店鐵路工廠又增設了一個班。

　　毛澤東始終沒有參加預備班。原因是盡管出國留學可以得到資助，可每個學生在出國之時還需要花上不少路費的，此時的他早已債臺高筑，再也無法向有錢的熟人張口借錢了，所以就只能留在北京做一些協調工作。

　　且說毛澤東見諸事安排已畢，就急于謀求一個職業，以便能夠獲取一點生活之資。后來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給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寫了一個條子，他寫道：

　　“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他在圖書館。”

　　毛澤東帶著推薦信來到北京大學沙灘紅樓一樓，在圖書館館長辦公室里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釗。他拿出蔡元培寫的條子，向李大釗說明了來意。就這樣，毛澤東被安排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助理員。

　　毛澤東在圖書館上班的地方是第3閱覽室，也叫“日報閱覽室”或“新聞紙閱覽室”。他的職責是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新到報紙和閱覽人姓名。他管理的中外文報紙有15種之多，其中有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神州日報》、北京《國民公報》、《惟一日報》、《順天時報》、《甲寅日報》等等。

　　他上班時，身著一件褪了色的藍長衫，腳下一雙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戶下的三屜辦公桌前，或穿梭于書架之間。這種工作既平凡又瑣碎，待遇也菲薄，月薪只有8塊銀元。但這8塊銀元對于毛澤東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學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也是新舊思想、新舊文化激烈交鋒的戰場。這一局面的出現，要歸功于校長蔡元培提出的“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辦學方針，正是這種指導思想才使各種學術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使各種思潮得以廣泛傳播，從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如魚得水，盡情施展，在全中國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這一切對于矢志要進行大規模自由研究的毛澤東來說，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在他看來，這里是一個廣闊的天地。他像在湖南第一師范當學生時的那個樣子，貪婪地閱讀著各種報紙。利用管理之便，不必花錢，就可以把許多需要讀的報紙讀個夠，了解、汲取自己還不知道的那些新知識和新思想，對于捉襟見肘的他來說，實在是太實惠了。

　　毛澤東住的景山東街，與楊懷中先生家相距不遠，他們師生之間來往十分頻繁。此時的楊開慧已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豆蔻年華，情竇已開。他鄉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說。毛澤東常常把一些進步書報和自己的日記及學習筆記送給楊開慧看，有時兩人還一起閱讀書刊，探討問題，點評時事，這些交往進一步增進了他們彼此間的相互了解。不知不覺中，這對年輕人雙雙墜入了愛河。

　　女兒心中的秘密自然逃不過父母的視線。楊懷中夫婦開始對楊開慧與毛澤東的交往予以更多的關注。

　　有一次，楊懷中先生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釗來家做客，楊開慧也忙著為客人沏茶。章士釗隨口問楊懷中：

　　“令愛是否已經許配人家？”

　　楊懷中說：

　　“有位叫毛澤東的青年與開慧有些往來。他原來是我的學生，就學識來說是很不錯的。就人品來說，也很不錯。可有位先生曾對我說，毛澤東行動舉止與眾不同，勸我不要把女兒許配給他。”

　　章士釗說：

　　“有機會，你是不是讓我見見毛澤東？”

　　后來在章士釗舉行的一次講演會上，有人告訴他毛澤東就坐在幾排幾號。章士釗在了意，演講中總時不時地瞟一眼毛澤東。這毛澤東比一般學生要高出半個頭，他那長長的頭發朝腦后梳去，露出寬寬的額頭。他聽課全神貫注，很少記筆記，偶爾記上幾筆，動作瀟灑利落，舉止大方。講座結束后，章士釗顧不上回宿舍休息，徑直來到了楊懷中家中。他非常認真地對楊懷中說：

　　“楊先生，你不要再猶豫了，趕緊把令愛許配給毛澤東。”

　　章士釗，字行嚴，筆名黃中黃、秋桐等。他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善化縣，就是現在的長沙；早年曾任《蘇報》主編；1907年赴英國留學。辛亥革命爆發后，章士釗棄學歸國，在上海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兼任江蘇省教育司長、都督府顧問。1913年7月，孫中山任命他為討袁軍秘書長；討袁失敗后，亡命日本。他在東京與陳獨秀創辦了《甲寅》月刊。1917年11月，章士釗應聘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圖書館主任。1918年，他推薦李大釗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且說楊懷中夫婦眼見得毛澤東和自己的女兒愛得越來越深，也就默許了女兒的選擇。自此以后，毛澤東在工作之余常常和楊開慧一起外出，他們或漫步于古都街頭，或徜徉于公園之中，故宮、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秋天的紅葉，冬天的臘梅，在這一對年輕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此時與毛澤東的處境十分相似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毛澤東在圖書館新結識的北大窮學生許德珩。

　　許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由于家境貧困，他穿的衣服非常單薄，不能御寒，所以在課余時間就常常待在有爐火的圖書館里讀書，這樣既取了暖，又獲得了知識。

　　毛澤東本是好學之人，他對于勤奮好學的許德珩很有好感，于是二人時時在一起交談讀書心得，研究社會問題，志趣甚是相投。

　　毛澤東對政治的興趣不斷增長，思想也越來越激進了。他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就和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同學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

　　在這期間，身在河北蠡縣布里村留法預備班的蔡和森，還時常和毛澤東保持通信聯系，他把自己到北京后的一些見聞和想法，一一告訴給毛澤東，信中還特別提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和列寧的事情，并表示要效法列寧，以列寧為導師。毛澤東感到十分高興。

　　毛澤東還利用在圖書館工作的有利條件，有選擇地去旁聽他所感興趣的一些新派學者的課，去拜訪結交一些校內名流。

　　胡適，字適之，籍貫安徽省績溪縣，1891年出生于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他曾先后就讀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

　　有一次，毛澤東去聽胡適的講座，他趁著提問的機會斗膽寫了一個條子傳上去。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他一看毛澤東的穿著打扮并不怎么樣，而且還是一個沒有注冊的學生，頓生不屑之色。這位一向激進而灑脫的教授，竟然拒絕回答毛澤東的問題。

　　傅斯年和羅家倫是北京大學學生中的風頭人物。他們主編的《新潮》雜志，激烈地抨擊封建文化，提倡“文學革命”，在青年中影響很大。毛澤東對他二人很是感興趣，便有意結識他們，可傅斯年、羅家倫卻看不起這位來自湖南的“土里土氣”的青年。

　　1936年，毛澤東和斯諾曾經談到了他在北大圖書館期間的情況：

　　“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意同我往來。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試圖同他們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毛澤東還提到了張國燾，他說：

　　“我在北大圖書館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張國燾，1897年出生在江西萍鄉的一個官紳世家，其父張鵬霄曾任浙江象山知事，同時經營錢莊。1917年春，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讀理工預科，在學生斗爭中逐漸成為一位“狂熱愛國的人物”。1918年10月20日，張國燾同鄧中夏等人發起組織了“國民雜志社”；自此以后，他與“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一樣，儼然成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

　　毛澤東盡管被很多人看不起，可他卻得到了李大釗的器重。這一時期，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人就是李大釗。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比毛澤東年長4歲。他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在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學；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并繼章士釗之后，兼任了圖書館主任一職。他一接管圖書館，便積極購進一批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其中有許多是關于馬克思主義方面的一類書籍。不少激進學生常常到圖書館來，請他介紹宣傳新思想的書籍，并和他一起討論各種新思潮，討論馬克思主義。圖書館已經成了北京大學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

　　毛澤東因工作關系，與李大釗朝夕相處。他在李大釗翻閱報紙的時候，或是在工作之余，時常向李大釗請教。李大釗的名氣雖然很大，卻為人謙和，與毛澤東也很談得來，二人有時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正是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毛澤東一邊工作，一邊認真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

　　1918年10月，李大釗介紹毛澤東參加籌備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的工作。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舉辦演講會，到會的有數千人。毛澤東也專程趕來參加。李大釗穿著棉布長袍，昂首闊步登上講臺，發表了題目為《庶民的勝利》這一著名演說，臺下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后來，毛澤東還閱讀了李大釗發表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歌頌俄國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積極參加李大釗等人組織的各種新思潮研究活動，開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清除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放棄了他原來贊成的無政府主義主張。

　　毛澤東在很短的時間內所表現出來的不凡抱負、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釗的尊重和贊揚。他稱贊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他還說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了中國“新青年的創造”。

　　這一時期，毛澤東經楊懷中先生介紹還認識了另一位重量級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通過幾次短暫的接觸，陳獨秀對社會問題的精辟見解，使毛澤東十分嘆服。

　　1936年毛澤東曾經對斯諾這樣說過：

　　“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國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且說毛澤東一面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學習，一面積極組織在京新民學會會員分別邀請蔡元培、陶孟和、陳獨秀等人，一起探討學術和人生及各種新思潮等問題。他還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的鄧中夏，還有他的老朋友羅章龍等一些進步青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他參加了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等進步青年組織的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到海淀、長辛店等地，向工人、農民傳播新思想。

　　這時，來自湖南的赴法勤工儉學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在長辛店鐵路工廠的留法預備班里。毛澤東先后兩次來到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廠，看望在這里半工半讀的青年們，接觸眾多的產業工人，對工廠進行了詳細調查，了解工廠和工人的生產、生活狀況，小到生產細節，大到工廠的規模、效益及職工工資。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對大型現代產業工廠的深入解剖，對促使他向馬克思主義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據何長工回憶說：此時毛澤東還有一項重要活動，就是為湖南預備班學員們出國做準備。此時最要緊的是籌措一筆赴法經費。毛澤東為籌這筆經費，還真的動了不少腦筋。在楊懷中先生的協助下，他想方設法把控制在湖南籍名流范源濂、熊希齡等人手中的一筆款子的利息，也就是存入大俄國道勝銀行的前清戶部應該退還給湖南的糧鹽兩稅超額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來，這才解決了湖南籍勤工儉學學生赴法旅費問題。

　　毛澤東熱情而卓有成效工作，受到了新民學會會員和勤工儉學學生們的好評。羅學瓚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寫道：

　　“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學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均為同學所欽佩。”

　　且說在1918年冬季，毛澤東和好友蕭子暲結伴踏上了去天津的旅途。

　　原來他倆都覺得沒見過大海是一大憾事，為著看一看大海，二人先是乘火車到了天津，然后轉車來到大沽口。待他們到了海濱，只見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哪里有萬頃波濤？連一滴水也沒有，完全是一個冰的世界。毛澤東提議說：

　　“既然來了，就是結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過癮呀！”

　　蕭子暲欣然道：

　　“如此最好。”

　　他倆相約，各自朝一個方向走，轉一圈還在這原地會合。商量已畢，毛澤東向西，蕭子暲向東，沿著海濱走去。

　　蕭子暲走了多時，見前面有一座木頭小屋，便徑直走上前去。小屋內一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燒水，聞得腳步聲，抬頭見來了一陌生青年，看他一身書生打扮，又不似本地人，甚是詫異，便問道：

　　“你從哪兒來？”

　　蕭子暲說：

　　“我是南方人，是來看海的。”

　　不一會兒，毛澤東也到了，主人給他們泡了茶，又坐下來和他們隨便聊了一會兒。二人謝過主人，又分頭沿海濱繞去。

　　蕭子暲轉了許久，回到了原地。可他左等右等，感覺兩只腳都凍麻木了，就是不見老朋友的蹤影。毛澤東終于轉回來了，蕭子暲問他去了哪兒，毛澤東笑道：

　　“我有意找‘蓬萊仙島’的，誰知什么也沒找到。”

　　二人上得岸來，乘車回到天津已經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燈光。他倆都急著小便，卻找不到廁所，毛澤東只好去問警察。那警察聽他一口湖南話，又見蕭子暲抱著一個皮包，就起了疑心，說是要打開皮包檢查一下。毛澤東有意逗他，從蕭子暲手里拿過皮包，緊緊抱住。警察愈加懷疑了，硬是要看，毛澤東硬是不給。那警察搶過去打開一看，里面除了兩條毛巾和牙膏牙刷之類外，盡是些蚌殼。毛澤東和蕭子暲看著警察一臉的窘態，竟忘記了內急，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們找到一個小攤位買了幾個天津鍋貼，順便進店找了便所才算了事。

　　轉眼到了1919年1月，毛澤東除了抽空繼續在北大旁聽著名教授的課以外，又參加了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鄧中夏也是哲學研究會的會員，他們一起交流讀書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論，一道進行社會調查。

　　毛澤東在哲學研究會里又認識了陳公博、譚平山、邵飄萍等人。邵飄萍此時擔任《京報》總編輯，同時還是北大新聞學研究會里有關辦報業務的主講老師。在他的幫助下，毛澤東也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

　　這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曾在成立儀式上發表了演說。新聞學研究會每周活動兩次，毛澤東以極大的熱情參加了研究會的活動。

　　1919年2月20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中有這樣的記載：

　　“新聞研究會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開改組大會，校長親臨演說。是日，會員到會者為毛澤東等24人。”

　　毛澤東在新聞學研究會里曾多次聽邵飄萍講《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他還常常去拜訪邵飄萍，在新聞理論方面得到了許多教益，這對他后來回湘主編《湘江評論》等刊物，產生了積極影響。

　　1919年3月10日，毛澤東在理科第16教室，聆聽了李大釗對新聞研究會會員發表的關于俄國革命的演說。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間最后一次聽李大釗的演講。

　　正是：牛兒得草魚得水，馬有伯樂自奮飛。

　　高人尚需高人識，來日春風誰能追？

　　欲知毛澤東今后將向何處發展，請看下章介紹。

　　東方翁曰：毛澤東是一個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又是一個最無私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盡管生活清苦，債臺高筑，卻能始終兢兢業業地為同學們赴法勤工儉學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參加預備班，不是他不想去法國勤工儉學，而是經濟條件不允許罷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強求。出國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國內深造也未嘗不可。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就是一個實例。他在北大期間盡管多受冷落，但他并沒有妄自菲薄，依舊是依靠舊友，廣交新朋，不斷地向周圍的人們學習，以提高自身的素質。特別是在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之后，就開始了他一生中的偉大轉變，由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轉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至于在多少年之后，毛澤東還念念不忘這兩個對他幫助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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