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

　　生活有密切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話說毛澤東被迫離開定王臺后，又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前程，在費用已無保障的情況下，他又去查閱廣告欄。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登出一則不收學費、膳食費用很低的招生廣告，自然引起了他的興趣。此時他的兩個朋友也來鼓勵他報考四師，他們是指望毛澤東在入學考試的時候幫幫他們。毛澤東答應了，于是便寫了3篇文章備考。他并不認為自己捉刀替朋友寫文章是不道德的行為，他說，這種小活動只不過是事關友誼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小事情而已。就這樣，年屆二旬的毛澤東報考了第四師范學校。校長看到他的作文考卷大加贊許，對同事們說：

　　“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能夠做得出來？”

　　毛澤東和他的那兩個朋友都被錄取了，順利地進入了第四師范學校。

　　毛順生同意了兒子的這一選擇，又給他寄來了錢。從此以后，毛澤東抵制了一切吹噓未來前途的廣告的誘惑，在第四師范學校預科一班學習了一年。

　　毛澤東在四師結識了不少良師益友，其中一個是他的同班同學周世釗，兩人關系非常好。另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他在第四師范結識的他的恩師楊昌濟。他在第四師范所做的課堂筆記《講堂錄》中所記錄的修身課，即是楊昌濟所教。楊昌濟看到農家出身的毛澤東好學深思，成績優異，十分贊賞；毛澤東對楊先生的淵博學識和誨人不倦的精神也非常敬佩。

　　周世釗，1897年出生于湖南寧鄉，字惇元，又名敦元、東園。

　　楊昌濟，又名懷中，字華生。1871年6月8日（清同治十年四月廿一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清泰鄉隱儲山下板倉沖下屋的一個書香門第，其高祖、曾祖父都是“太學生”，祖父楊萬英是一個“邑庠生”，父親楊書祥捐過一個“例貢生”。他自幼受到中國正統文化的熏陶，1889年參加長沙縣學試，一舉考上“邑庠生”，1890年、1893年兩試“舉人”不第，1898年進入岳麓書院讀書，積極參加了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組織的維新改良活動。1903年3月，楊昌濟同陳天華、劉揆一、李儻、石醉六等人一起去日本留學，啟程前改名為楊懷中，表示自己雖然身在異邦，卻心懷中華。他先后入東京弘文學院、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1909年，他赴英國進修，專攻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1912年獲文學學士學位。隨后，他先后在德國、瑞士考察了9個月。考察活動結束后，他回到了闊別10年的祖國。在省城，這位過激的紳士因為提倡寡婦改嫁而震動了整個長沙。他謝絕了湖南都督譚延闿聘他為湖南省教育司長的邀請，立志于教育救國事業。他當時寫的一副對聯是：

　　自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

　　1913年，楊懷中成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教授，又應第四師范之邀，兼任該校的修身課和心理課。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那時候的楊懷中把全家人從鄉下遷到了長沙，住在天鵝塘。他在自己寓所的門上，掛著一塊1尺來長、3寸多寬的銅牌，上面用隸書鐫刻著“板倉楊”3個大字。在長沙5年多的時間里，這塊銅牌跟隨他先后換了四五個地方，不管這塊銅牌掛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學子尋蹤而來，登門求教。

　　在天鵝塘楊宅，毛澤東認識了楊懷中的愛女楊開慧。他第一次到楊懷中老師家，一進屋看見天真文靜的楊開慧對著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說：“你就是小霞？”他們之間似乎是早已認識了一般。

　　楊開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板倉，乳名霞，字云錦。父親希望她像朝霞一樣燦爛、火紅、美麗。在父親懷著救國救民的抱負遠涉重洋留學日本時，楊開慧還不滿3歲，她跟著母親向振熙在板倉鄉下度過了童年。稍長，她便幫助媽媽干些家務活，還跟著哥哥楊開智上山扒柴。

　　楊開慧7歲那年，父親從國外來信，囑咐向振熙讓女兒上學讀書。山沖里本來是不讓女孩子們讀書的，在向振熙的斡旋下，與楊家斜對門的楊公廟官立第40初級小學破例為楊開慧和另外6個女孩子辦了一個班，首開了板倉女孩子上學讀書的先河。

　　楊開慧在楊公廟只讀了3個學期，便轉到了離板倉5里多路的隱儲學校。隱儲學校比楊公廟小學大，圖書也多。

　　辛亥革命后，楊開慧根據父親來信的要求，和媽媽向振熙一起到離家20多里的衡粹實業女校讀書，母女倆同校學習，媽媽讀實習班，她讀附設小學班。后來她們又轉到麻林橋附近的縣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讀到畢業。

　　楊開慧聰穎好學，10歲時已讀了許多詩歌小說，她最喜愛的是古文詩歌《木蘭辭》。后來，她又閱讀了不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練出了一手好毛筆字。1912年深秋，她曾寫過這樣一封信，可見她的文字功底之一斑：

　　我最愛之姐姐鑒：

　　許久未晤，甚以為念。近維起居多祜，學業日增為頌！妹現發頭昏，且生痱子，請醫診治，總難見效。校中的課堆積，偶一思及，頗為之焦灼也。妹與吾姊至好，素承規勸，有暇望賜教行，以慰系念。天氣將寒，惟珍重不一。此問大安

　　愚妹 楊開慧 書上

　　楊開慧隨著父母遷入長沙后，就沒有再進入學校，而是在父親的輔導下進行自學了。

　　且說在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師范學校并入了第一師范，毛澤東、周世釗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藍色毛紡制服的學生，跟著恩師楊懷中及歷史教員黎錦熙、國文教員袁仲謙等人一起轉入了第一師范學校。此時的楊懷中除了在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和第一師范授課外，還到長沙第一聯合中學、湖南商業專門學校任過教。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坐落在湖南長沙南門外妙高峰下的書院坪，它的對面是滾滾北上的湘江水，隔江放眼，西岸便是那有名的郁郁蔥蔥的岳麓山。

　　這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教育基地，歷史上叫作城南書院，是南宋理學家張南軒講學的地方，與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隔湘江相望。1903年，有關方面在城南書院的基礎上創辦了湖南師范館，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師范館這才正式定名為第一師范學校。校園內樹木蔥郁，環境十分優雅。校舍是清一色的仿西式建筑風格的兩層樓房，圓柱、拱頂；正中一座大樓的頂端鐫刻著“湖南第一師范”幾個醒目的大字。

　　這是一所免費的公立中等學校，主要培養小學教師。它和中國的其他中高等學府一樣，是一所比較民主的開明的新式學校。學校外墻上書寫的校訓是“實事求是”；在管理方面，校方制定的教育方針是包括“道德實踐”、“身體活動”、“社會活動”在內的“三育并重”；學校還有校歌，還制定了校旗、制服。每當集會的時候，身著一色制服的莘莘學子那雄渾的校歌之聲，就飄蕩在校園的上空：

　　衡山西，岳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

　　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

　　此時的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可謂是人才薈萃，不僅擁有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而且還招收了一大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堪稱湖南省培養新青年的搖籃。

　　一師同四師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澤東和四師轉來的同學一樣，需要讀半年預科，這樣他就被編入了預科第3班。到了1914年秋，毛澤東才和周世釗一同被編入了本科第8班。

　　此時的毛澤東仍然很瘦，常常穿一件灰色長袍，留著長長的頭發，一雙大眼睛顯得炯炯有神。他的言談舉止還是慢條斯理的。他不是那種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指手畫腳的學生，尤其是在師生或同學們聚會時，他更是很少說話。在學習上，他依然非常用功，在課堂上靜心聽講，認真做筆記；在課余時間或是進圖書館或是進閱覽室，或是找同學和老師交談學問。他與學友蔡和森、陳昌、張昆弟、羅學瓚、蕭子升、蕭子暲、周世釗等交往密切，志趣相投。他們中的多數都是來自農村，非常了解農民的疾苦。他們聚在一起，研究治學做人的道理，討論個人和祖國的前途問題。

　　羅學瓚，號榮熙，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縣馬家河南岸一個農民家庭。1913年，他在長沙明德中學畢業后，考入湖南第四師范，不久轉入第一師范，和毛澤東同在第8班。

　　蔡和森，湖南湘鄉縣永豐鎮人，生于上海，原復姓蔡林，名和仙，字潤寰，號澤膺，學名彬。1913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被編入第6班，他和毛澤東一樣，長于作文，而且詞高意遠，有獨特見解。

　　陳昌，又名章甫，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廣西梧州，1902年隨父回到故鄉湖南省瀏陽縣陳家大屋。他是毛澤東一師的同學和好朋友。陳昌學習刻苦，自強不息。課堂之外，不是在閱報室讀報，就是在自習室讀書。他好學深思，讀書思考有所得，必記筆記，并寫進日記，深得楊懷中老師的厚愛。

　　張昆弟，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縣板溪鄉一個農民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師范，和蔡和森同在第6班。

　　蕭子升、蕭子暲兄弟則是在1911年、1912年先后從東山高等小學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毛澤東在長沙湘鄉中學時，蕭子暲曾去看望過他。

　　毛澤東在一師期間，受楊懷中、徐特立、袁仲謙、黎錦熙、方維夏、王季范、王正樞等教員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楊懷中、徐特立、黎錦熙、方維夏這幾位老師的住處，是毛澤東常去求學問教的地方。

　　前面已經說過，王季范是毛澤東的表哥。他1884年出生于一個小康家庭，父親王文生曾在東北當過小官吏，母親文氏乃文芝儀的次女，排行第六，是毛澤東母親的同胞姐姐、毛澤東的二姨媽。王季范在家族同輩中排行第九，所以毛澤東一直叫他九哥。王季范從小熟讀經書，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學基礎。他在長沙優級師范畢業后被聘到第一師范任教。毛澤東來到一師，他們既是親表兄弟，又是師生關系。王季范對表弟不僅在經濟上常常給予幫助，而且還在學業上認真指導，他先后輔導表弟閱讀了《楚辭》、《昭明文選》、《韓昌黎全集》、《資治通鑒》以及《曾國藩家書》等經典書籍，為表弟不斷提高古典文學素養打下了基礎。

　　黎錦熙，字劭西，亦作邵西，號鵬庵，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縣曉霞山下一個人稱“長塘黎氏”的書香世家。他曾師從于齊白石。1906年，黎錦熙在長沙組織了“德育會”。辛亥革命前，他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在長沙辦過《湖南公報》、《公言》等報刊。因此，湘省人士中曾把他與齊白石、張平子并稱為“三英”，有“湘潭之東，秀毓鐘靈，周圍十里，代出三英。白石藝術，邵西語文；平子（湖南《大公報》社長張平子）辦報，《大公》風行”之說。

　　毛澤東和黎錦熙常在一起談論歷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誠相交，情同摯友，形成了一種介乎師友之間的友誼。

　　在第一師范這一批教師中，楊懷中對毛澤東的影響最深。楊先生的口才并不是很好，但他人品高尚，學識淵博，又比較注重實際，所以他受到了毛澤東和其他學生的普遍尊重。毛澤東和蔡和森等經常一起到天鵝塘楊宅向楊懷中先生請教各種問題。楊懷中打心眼里喜歡這些好學的青年，特別是毛澤東這位農民出身的學生，兩代人之間幾乎沒有什么隔閡，縱論天下大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其樂融融。

　　徐特立對毛澤東的影響也非常重要。

　　徐特立，一名懋恂，又名立華，字師陶，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長沙縣五美鄉一個貧農家庭。他只讀過6年私塾，又讀了4個月的“寧鄉師范”，爾后在長沙城東創辦了“梨江學校”，后應好友朱劍凡邀請，到長沙周南女校教書，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他當選為湖南省臨時議會副議長，不久辭職，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在長沙創辦了兩個高小、一個初小、一個男子師范學校、一個女子師范學校，被譽為教育界的“長沙王”，而有些人則譏笑他傻，說他是“徐二镥鍋”。后來從1913年10月到1919年8月，徐特立一直在一師任教。

　　此時，在長沙的中等學校教師們，多數都還保持著紳士派頭，冬裘夏綢，衣冠楚楚，到學校去上課還要坐轎子；而徐特立卻總是夾著講義，從荷花池到書院坪，徒步往返10余里，就是遇到風風雨雨，他也從不以轎代步。徐先生最初給毛澤東所在的8班上課時，就以他創辦長沙師范的經歷作為艱苦奮斗的例證。下課后，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來，毛澤東說：

　　“徐先生辦長沙師范，不顧利害，不怕困難，犧牲自己的一切，干別人不敢干的事情，這是那些自命聰明善于計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擔在自己肩上，慣于擺爛攤子，在沒有一個錢的情況下，居然能創辦出一個規模不小的師范學校，這真有镥鍋的精神！這種對他的譏笑，實際上是對他的贊揚。”

　　有一次下課后，徐特立回到休息室看書，毛澤東走了進來，問道：

　　“徐先生，要想知識淵博，就得博覽群書，要博覽群書，主要是一個快字，而快了，又不能吃透內容，理解不了，等于白讀。有什么方法才能快讀書，讀好書呢？您讀書的經驗可以談一些出來讓我們仿效嗎？”

　　徐特立親切地說：

　　“潤之，我認為讀書要守一個‘少’字訣，不怕書看得少，但必須看懂看透。要通過自己的思考，來估量書籍的價值，要用筆標記書中的要點，要在書眉上寫出自己的意見和感想，要用一個本子摘錄書中精彩的地方。總之，我是堅持不動筆墨不看書的。這樣讀書的結果，雖然進程慢一點，但讀一句算一句，讀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記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徹，可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貪多圖快好。”

　　毛澤東連連點頭稱是，把徐先生的話牢牢記在心上，以至于影響了他一生。而他與國文教員袁仲謙的師生關系就有些不同了。

　　袁仲謙，又名袁吉六，人稱袁大胡子。袁吉六先生是湖南保靖縣人，清末考中進士，寫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在第一師范教書多年，也連續教了幾年毛澤東所在班的國文。

　　袁吉六先生教風甚嚴，他要求學生的作文必須寫桐城派的古文。毛澤東原來極推崇梁啟超的文體，因先生反對梁啟超的半文半白的文體，他這才不得不改變文風，改作古文，為此就需要熟讀韓愈的文章。他從舊書店里買來了一套《韓昌黎全集》，可這套書紙張既不好，錯字又很多，他不得不又借來了一個好的版本，一一校正，將書補充好。

　　毛澤東極稱贊袁吉六先生提倡的“四多”，即多談、多寫、多想、多問，還贊賞他“文章妙來無過熟”的讀書方法。袁先生也最喜歡他這個學生，夸獎毛澤東的文章“大有孔融之意”，周末還找他到自己的書房里談話。

　　毛澤東起初還比較聽袁先生的話，后來卻對他守舊而又專制的作風越來越反感了。有一次剛開學，袁先生在教室里監督學生們做作文，毛澤東在題目下面寫了一句：“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見了，極不贊成，他說，我沒有要你寫這句話就不要寫。他命毛澤東重抄一頁，催了兩次，毛澤東都沒有理會。袁先生氣沖沖地跑過來，一把將那一頁撕掉了。毛澤東也生氣了，站起身質問先生，并要同他一起到校長那里去講理。袁先生無言以對。毛澤東重寫了一遍，仍然堅持保留了那一句話。

　　盡管如此，由于毛澤東的古文寫得好，袁吉六先生對他還是很器重的。他認為毛澤東是一個有才華、有膽識的“特殊學生”，所以還是照常輔導毛澤東做作文，并借書給這位特殊學生閱讀。建國后，袁家還保留著毛澤東當年借書的兩張便條。

　　毛澤東學習十分認真、刻苦，他聽課時做有大量的課堂筆記，課后自修時寫有讀書錄，還全文抄錄過一些他喜愛的書籍。這些課堂筆記、讀書筆記累積下來有幾網籃之多。后來，他把這些筆記和抄寫的書籍都送回了韶山。1929年國民黨軍隊到韶山要抄毛澤東的家，附近的族人聽到風聲后，立即將這些本子和書籍搬到后山焚毀。一位曾經教過毛澤東的私塾老先生，從火堆中搶出了一個筆記本和兩冊教科書，并保存了下來。現存的《講堂錄》就是他搶出來的那本筆記，成為現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毛澤東學生時代的課堂筆記了。

　　《講堂錄》共47頁，后36頁主要是聽課筆記，也有一些讀書札記，內容涉及哲學、史地、古文、數理等；其中對古今名人治學、處世、治國和有關倫理道德的言論記錄比較多一些。如：

　　“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家國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斷，既明而斷矣，事未有不成者。”

　　“高尚其理想，其后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實之母也。”

　　“為學之道不得不重現在。”“不為浮譽所惑，則所以養其力者厚；不為流欲相競，則所以制其氣者重。”

　　毛澤東對于他喜歡的課程，如撰寫文學或倫理主題的文章和社會科學課程，學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獨到見解，常常得100分。可他也有一些很丟面子的事，因為他對于那些他不喜歡的課程，如靜物寫生和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很少去光顧，所以經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當然完全放棄枯燥的靜物寫生課，也不是毛澤東的做事風格，他不得不硬著頭皮應付一下。在繪畫考試時，他在試卷上潦草的畫了一個橢圓，題名為“雞蛋”，然后就離開了教室，其成績可想而知。還有一次，他在上課時一個簡潔的構思使他得以提前離開了教室，那是他先畫了一條水平線，接著在水平線上畫了個半圓，又將李白的一句詩題寫在上面：“半壁見海日”。結果他的繪畫成績是不及格。

　　除了在學習上，毛澤東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丟面子的事。有一次，他讀書讀到深夜，由于被子離油燈太近，就引發了一場小火災，燒壞了幾張床鋪。還有一次，一位同學因父母為他包辦婚姻而苦惱，毛澤東深表同情，就到這位同學家里勸說他的父母放棄這種安排，不用說他是一位不受歡迎的人。

　　毛澤東還喜歡和友人一起游覽山河、談詩論文，有時也要聯聯句作作詩。1914年深秋的一天傍晚，他和蕭瑜也就是蕭子升一起到湘江畔散步，共同欣賞黃昏時分的風景。蕭瑜突然來了詩興，首先吟道：

　　晚靄峰間起，歸人江上行。 云流千里遠，

　　毛澤東也不甘落后，隨口吟出：

　　人對一帆輕。落日荒林暗，

　　蕭瑜接吟：

　　寒鐘古寺生。深林歸倦鳥，

　　毛澤東就來了一個結束語：

　　高閣倚佳人。

　　在1915年春節前夕，第一師范放寒假了，毛澤東這才回到了故鄉韶山。一天傍晚，他滿面笑容地問菊妹子：

　　“你認得字嗎？”

　　這個叫菊妹子的小姑娘，是母親收養的一個干女兒。菊妹子搖搖頭，不解地說：

　　“三哥，大家都講，女人家讀書有啥子用？”

　　“那你取了大名沒有？”毛澤東又問。菊妹子不好意思地搖搖頭。毛澤東思索了一會兒，在桌子上寫下了“毛澤建”3個字，說：

　　“菊妹子，今后，你就叫‘毛澤建’吧！”

　　菊妹子瞪大眼睛，好奇地望著三哥。

　　“‘毛’是我們的姓，‘澤’是排輩，‘建’是你的名，是設立和建筑的意思。”毛澤東耐心地解釋著，然后又語重心長地說：“你可要為窮苦人建功立業啊！”

　　“毛澤建，多好聽的名字呀！”

　　菊妹子從心底里感激三哥為她取了個正式的名字，可她畢竟還只是一個不到10歲的小姑娘，對三哥講的道理似懂非懂，只是瞪大眼睛點了點頭，然后興沖沖地跑了出去，口里喊道：

　　“我有大名了，以后我就叫毛澤建了！”

　　這天夜里，毛澤建興奮得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毛澤建是毛澤東堂叔毛尉生的女兒，1905年10月出生于韶山沖東茅塘，比毛澤覃小將近一個月。因為她是在金風送爽菊花飄香的季節里降臨人世的，所以父母就給她取了個“菊妹子”的乳名。毛尉生年輕時，因為勞累過度得了肺病，經常咳血；菊妹子的母親毛陳氏也有眼疾，一家人的生活貧困不堪。后來毛尉生39歲就去世了。1912年韶山沖發大水，莊稼顆粒無收，毛陳氏只好帶著僅有7歲的菊妹子和菊妹子的3個小弟弟，沿街乞討。善良的文七妹看到他們一家如此艱辛，就把菊妹子從東茅塘接到上屋場，作為自己的女兒收養了。毛順生和文七妹把菊妹子視作親生一般，疼愛有加。毛澤東兄弟3人也把這個苦命的堂妹當作親妹妹一樣看待。

　　且說這天夜里，毛澤建心里一直在念著“毛澤建”三個字，還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模仿著三哥寫的這3個字。第二天一早，毛澤東見了她，笑著問：

　　“菊妹子，你的名字還記得不？”

　　“當然記得了，我叫毛澤建。”

　　“哦，不錯。”

　　“三哥，我還會寫了呢。”

　　菊妹子興奮地說。

　　“是嗎？那你寫給我看看。”

　　毛澤東頗感意外，只見菊妹子拿起一個小木棍，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寫出了“毛澤建”3個字，居然是一字不差。毛澤東高興地笑了，說：

　　“菊妹子真有出息，以后我們就叫你毛澤建了。”

　　1915年的春節很快就過去了，2月24日是正月十一日，毛澤東再次來到外婆家，看望了七舅父、八舅父，順便歸還了借文運昌表哥的書，這是他在手里放了整整5年已經讀過無數遍的《盛世危言》、《新民叢報》及其它書籍，因文運昌不在家，他便留下了一張“還書便條”：

　　詠昌先生：

　　書11本，內《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叢報》損去首頁，抱歉之至，尚希原諒。

　　澤東 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國文教科2本，信一封。

　　眼看就要開學了，毛澤東離開韶山又回到了湖南一師，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之中。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楊懷中先生倡導同事黎錦熙和學生毛澤東、蔡和森、蕭子暲、陳昌、羅學瓚等人在自己的住處——瀏正街李氏芋園——組織了一個哲學研究小組，他們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就在楊先生家中由兩位先生輪流介紹和推薦讀物，然后大家一起討論有關讀書心得和哲學，探討人生哲理，縱論天下大勢，暢談相契政見，謀事今天，計慮將來，就這樣，他們之間形成了一個以楊懷中為核心的思想學術團體。這個研究小組的活動一直堅持到1915年9月間。蕭子暲曾經回憶說：

　　“楊先生并不善于辭令，也不裝腔作勢，但他能得到聽講者很大的注意與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學問。毛澤東、蔡和森、陳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楊先生家里去講學問道，楊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陳等學生。”

　　楊懷中通過與這些學生的接觸，對他們的家庭出身、個人經歷和品德學問都十分了解。

　　1915年春，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廖廷璇和皮述蓮結婚，毛澤東為他們撰寫了一副賀聯：

　　二月梅香清友；春風桃灼佳人。

　　“二月（農歷）”、“春風”指廖廷璇、皮述蓮結婚的時間，“梅”、“桃”分別形容他們的品貌，聯語表達了對學友結成連理的贊美和祝愿。

　　1915年4月5日，毛澤東曾和楊懷中先生談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經歷。楊懷中問道：

　　“韶山，就是南岳72峰之一呀，距湘鄉不遠吧？”

　　毛澤東回答說：

　　“對，我的家離湘鄉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鄉。”

　　楊懷中微笑著說：

　　“難怪你的語音里帶有湘鄉口音。”

　　“是的。”

　　毛澤東笑著點了點頭，又說：

　　“我們那里語言差別很大，當地有句俗話叫作：‘隔山不懂話，隔江難辨音’。”

　　這一天，楊懷中先生在日記中作了這樣的記載：

　　“毛生澤東，其言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于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然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2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

　　黎錦熙先生也在日記中這樣記載了他和毛澤東的交往：“4月4日星期日，上午潤之來，閱其日記，告以讀書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蕭子升、潤之及焜甫至，講讀書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潤之等相繼至，共話宏文書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園，潤之來，告以在校研究科學之術。”

　　毛澤東在學習上喜歡廣泛而虛心地向他人請教，共同探討問題，他認為，“學問”兩個字組成一詞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虛心好學，獨立思考，又要好問，與人交談討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取得學問。

　　為了認識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澤東決心學習“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劃粥”的精神，“將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討。”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學習，不斷充實自己。他與同學約定三不談，即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不談家務瑣事。只在一起談論大事，即“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年輕時“沒有時間談情說愛，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

　　毛澤東的宏大志向深深地感染著他周圍的好友們，羅學瓚為此曾作詩一首，表明心志：

　　開懷天下事，不談家與身。登高翹首望，萬物雜然陳。光芒垂萬丈，

　　何畏鬼妖精。奮我匣中劍，斬此妖孽根。立志在匡時，欲為國之英。

　　5月7日下午3時，日本政府向袁世凱發出最后通牒，在5月9日下午6時之前的48小時內，答復他們早在1915年1月18日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

　　原來在1915年5月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大軍事集團“同盟國”和“協約國”為重新瓜分世界，爭奪殖民地，正打得不可開交，日本帝國主義就趁著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這個“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帝國主義趁袁世凱想當皇帝之機，向他拋出的誘餌，以解決中日“懸案”為名，提出的旨在獨霸中國、滅亡中國的秘密條約。

　　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在5月9日答復中，除了“二十一條”第五號（7條）：中國政府必須聘請日本人做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政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有在武昌和九江、南昌間，南昌和杭州間，南昌和潮州間的筑路權，有在福建省內進行鐵路、礦山等投資的優先權這些要求“容日后協商”外，其它的要求全部接受了。

　　袁世凱這一賣國的消息一經傳到湖南，湖南一師的師生們無不義憤填膺，他們為了揭露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修正案，集資編印了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幾篇文章和資料，題目叫《明恥篇》。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和資料。他在封面上寫道：

　　“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他又在《明恥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為第一師范學校教習石潤山先生作。先生名廣權，寶慶人。當中日交涉之傾，舉校憤激，先生尤痛慨，至輟寢忘食，同學等爰集資刊印此篇，先生則為序其端而編次之，云云。”

　　他還在《明恥篇》那些文章和資料中的許多地方加了圈點和著重號，并作了批注，在不少地方寫著：“此文作得好！”“說得痛快！”等等。

　　后來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下，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最終未能得逞，袁世凱的皇帝夢也破產了。

　　且說5月23日，湖南一師校長張干、學監王季范、教員楊懷中等人倡導并主持了一個為病逝學生召開的追悼會。這個學生就是易昌陶。

　　易昌陶又名易永畦，湖南衡陽人。他品學兼優，是毛澤東的同班同學和摯友，此前在3月份病逝于衡山縣家中。

　　在這次追悼會上，楊懷中先生為易昌陶題寫了一副挽聯：

　　遺書篋滿，鐵筆痕留。積瘁損年華，深悲未遂平生志；

　　湖水長流，岳云依舊。英靈懷故國，沒世寧灰壯士心。

　　毛澤東痛失交往密切的良友，又感到祖國命運艱難，生者責任重大，他悲痛交織，也提筆為好友寫了一副挽聯：

　　胡虜多反復，千里度龍山，腥穢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

　　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歿，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

　　他還寫了一首五言古風長詩，悼念亡友：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來。愁煞芳年友，悲嘆有余哀。

　　衡陽雁聲徹，湘濱春溜回。感物念所歡，躑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淚侵雙腮。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訣從今始，午夜驚鳴雞。

　　鳴雞一聲唱，汗漫東皋上。冉冉望君來，握手珠眶漲。

　　關山蹇驥足，飛飆拂靈帳。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

　　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子期竟早亡，牙琴從此絕。

　　琴絕最傷情，朱華春不榮。后來有千日，誰與共平生？

　　望靈薦杯酒，慘淡看銘旌。惆悵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澤東的悲愴和惋惜躍然紙上，這挽聯，這悼亡詩，無不淋漓盡致地抒發了他對亡友的懷念和愛國之情，可謂是文理俱佳，真摯動人，令人垂淚，催人上進。

　　后來，這些挽聯和挽詩均被收錄在一師的《易君永畦追悼錄》中。

　　從1915年夏季開始，毛澤東參與組織了第一師范進步師生開展反日、反袁斗爭。

　　當袁世凱復辟帝制之聲甚囂塵上時，毛澤東團結進步師生，公開進行反袁演說，寫文章，和帝制派勸進的丑惡行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楊懷中、徐特立等先生也在毛澤東的影響下，參加了反袁斗爭。先生們一起寫信，斥責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師，掃除了在校內宣傳帝制的邪氣。

　　后來張勛復辟，軍閥割據一方，混戰連綿不斷；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掀起了一場尊孔復古的逆流。專制與共和、復辟與反復辟、民主與法制、尊孔與反孔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日益激烈。

　　在這樣一個新的方生、舊的未死的充滿矛盾的年代里，毛澤東懷著一顆強烈的愛國心，時刻關注著中國和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思索著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他主要是依靠報刊雜志了解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一師有一個可容納幾十人的閱覽室，那里是他天天晚上都要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報刊。他在閱覽室里全神貫注地翻閱長沙和上海的報紙，直至深夜。如果有人要找他，別人就會說：“可能在報紙閱覽室里。”

　　同學們都喜歡聽毛澤東講一周的動蕩局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動向，一時間，他成了一師校園內聞名的“時事通”。

　　面對復雜多變的局勢，同學們經常議論紛紛，對一些問題也常常困惑不解，而毛澤東則看得清楚，而且能講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蕭子暲說：

　　“我也是天天看報，每次到閱覽室，差不多都會遇見毛澤東也正在那里看報。有一個星期天，我在街上同他相遇。返校途中，我們邊走邊談，他給我詳細分析了奧國皇太子為什么在塞爾維亞被刺殺；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什么出兵；德俄、德法、德英為什么宣戰；凡爾登如何難攻；英法如何聯盟；美國如何乘機大發橫財；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講的有時間、有地點、有根有據。使我聽了又欽佩，又慚愧。”

　　毛澤東除了在閱覽室閱讀以外，還要自己花錢買報刊雜志，他曾回憶說：

　　“我在長沙師范學校的幾年，總共只花了160塊錢——其中包括我的許多次報名費。在這筆錢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訂閱費每月約1元。我還常常買報攤上的書籍和雜志。我父親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時為止，我從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毛澤東讀報刊非常認真，常常隨身帶著中國和世界地圖、字典和筆記本。凡是不熟悉的地名，他就對著地圖，找出位置；凡是重要的消息、文章、資料，不論長短，總是從頭到尾認真讀完，并做摘記，寫出心得。

　　毛澤東常常把自己訂的報紙中的重要資料，剪輯成冊。他有時還在報紙的空白邊上，寫出報紙中提到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詞，并寫出英文。他說，這樣既了解了時事，又熟悉了地理，還學習了英文，是一舉三得。

　　且說毛澤東在不斷接觸進步思想，積極參加國內革命運動和救亡活動的同時，也因為一些小事惹出了麻煩。

　　1915年春期末，湖南省議會發布了一項公告：決定從下學期開始，師范類學校的每個學生須交納10元學雜費。第一師范校長張干自然是忠于當局的，他對這一決定表示堅決擁護。張干的態度首先遭到了家境貧寒和那些得不到家庭接濟的學生們的強烈反對。校園里紛紛傳言，這個“增費”的決定是張干為了討好當局向省議會提出的建議。于是，學生們紛紛罷課，在校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

　　張干其人，原是數學教師，為人精明能干，言辭練達，很有社會活動能力，且善于與上司結交，不到30歲就當上了校長。

　　一天傍晚，毛澤東和蕭子暲看到同學們在布告欄里貼了不少傳單，揭發張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績”。毛澤東說：

　　“子暲，我看這些傳單沒有擊中張干的要害。”

　　“為什么？”

　　“因為我們現在并非反對張干當我們的家長，而是反對張干當我們的校長。”

　　“依你之見呢？”

　　“要趕走這位校長，就要制造輿論，說他如何未將我們一師辦好。走！到君子亭去。”

　　兩人來到君子亭，毛澤東拿出紙和筆，不一會兒就草成了一份《驅張宣言》。蕭子暲拿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張干自到我們一師任校長以來，對上逢迎，對下專橫，辦學無方，貽誤青年……”，他連連稱好。毛澤東說：

　　“馬上派人進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天清晨，《驅張宣言》已經撒遍了一師校園，整個學校沸騰起來了，“驅除張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此事驚動了湖南省教育廳，很快就來了一名督學。督學讓張干把學生們集中起來訓話，他說：

　　“你們不要再胡鬧了，立即給我復課！”

　　毛澤東讓同學傳遞一個紙條給臺上的督學。那督學接過紙條，見上面寫著：“張干一日不離校，我們一日不上課！請督學馬上給我們答復！”督學這才知道這些學生是不好對付的，他怕事情再鬧大，就換了一種口氣說：

　　“諸位，這個學期很快就要結束了，你們還是上課吧，下學期張干不來了。”

　　督學走后，袁吉六與同事們評價毛澤東說：

　　“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

　　一位學監卻向張干告密說，《驅張宣言》是毛澤東帶頭寫的。張干大怒道：

　　“反了！在學校只有校長開除學生，學生要開除老師這還是第一次。”

　　他下令徹查帶頭鬧事的學生，掛牌開除以毛澤東為首的17名主要鬧事者。身為學監和數學教員的王季范非常著急，他找到楊懷中、徐特立、方維夏、袁吉六、符定一、王正樞等教員商量對策，又一同出面召集了一個全校教職員會議，為學生們鳴不平，對張干施加壓力。這樣一來，張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對毛澤東等改為記大過處分。

　　此后，楊懷中辭去了一師的教學，整整一年沒有到校上課。

　　欲知毛澤東后來在一師的情況如何，請接著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不僅以德報恩，而且也曾以德報怨。前面所說的那位在湖南一師要開除他學籍的校長張干，在新中國建立后亦被邀至京城，待以座上賓，便是一例。此事載于本傳第六卷，諸君不可不讀。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此乃人之常情，世之常理；而以德報怨者，在歷朝歷代幾乎是不可多見的！這種流芳百代之舉，自然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一類人物不屑為之的。那些曾經受教受惠于毛澤東卻在毛澤東身后肆無忌憚地往老人家身上潑臟水的人，便屬于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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