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辦？》是列寧于1901年至1902年間寫成的一本論戰性質的小冊子。120年前，列寧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處于組織渙散、思想混亂的狀態，不僅黨內分散的小組習氣嚴重存在，而且蔓延著經濟主義的錯誤思潮。經濟主義吸引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大批追隨者，形成了以馬爾丁諾夫為首的宗派小集團即“經濟派”，危及黨的領導與黨的思想基礎。對此，列寧撰寫了旨在實現黨內思想統一的《怎么辦？》，揭批“經濟派”的錯誤觀點，不僅從政治上教育了黨員群眾，而且在極大程度上消除了“經濟派”宗派活動及其錯誤理論的負面影響，捍衛了黨的領導核心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加強了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本文基于當代政治實踐重溫列寧的《怎么辦？》一書，對該書中批判“經濟派”的多重目的進行重新梳理與歷史探討，以期為當前我們“怎么辦？”探尋理論參照與實踐指導。

　　一、與“經濟派”損害黨的領導的言行作斗爭，捍衛黨的領導核心與集中統一領導

　　按照列寧的原定計劃，《怎么辦？》這本小冊子只是準備詳細發揮《從何著手？》一文中所談到的思想，篇幅并不會很長，但是由于“經濟派”的錯誤言行嚴重破壞了黨的領導，為了“同這個模糊不清、缺乏明確性、可是卻比較頑固并能在各種形式下復活起來的派別作堅決的斗爭”，列寧改變了之前的寫作計劃并且在內容上進行了大幅擴充。因此，列寧之所以如此下大力氣寫作《怎么辦？》，直接導因在于“經濟派”的錯誤言行對剛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造成了嚴重的組織分化、思想混亂等危害，其目的之一是與“經濟派”損害黨的領導的言行作堅決斗爭，捍衛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經濟派”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機會主義派別，起草了獨立的綱領性文件，發表了一系列否定黨的統一領導的錯誤政治主張。在工人運動方面，“經濟派”崇拜運動的自發性，輕視“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強調工人要“從領導者手里奪回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來掌握”，認為社會變革的最終結果取決于工人運動的自發性而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引領。在工人運動的組織形式上，“經濟派”夸大工人儲金會、工人聯合會等工人經濟組織的作用，甚至將這些組織“同革命家的組織混為一談”。他們反對建立集中、秘密的革命家組織，否定在黨內確立領導核心的必要性，甚至污蔑列寧所主張的革命家組織是“民意主義”、同“民主原則”相抵觸、具有“反民主傾向”，而罔顧實際侈談“廣泛民主原則”。在群眾與領袖的關系上，“經濟派”指責由革命家組織領導革命運動實際上是讓這些職業革命家“代替大家動腦筋”，污蔑職業革命家組織是同群眾相脫離的“密謀”組織，“玷污革命家的稱號”，破壞群眾對領袖的信任，反對建立權威的中央領導核心。

　　“經濟派”的上述錯誤政治主張及其傳播，加劇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原有的分散性和自發性傾向，成為建立集中統一的工人政黨的嚴重障礙。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初期，列寧等許多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正遭流放，黨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與此同時，由于沙皇警察的嚴重破壞，黨在建立之初便遭受重創。由于缺乏統一領導，地方黨組織中小組習氣濃厚、自由渙散。在這種背景下，19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經濟派”在黨內迅速占據優勢，肆意散播有損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錯誤觀點。應該說，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發傾向助長了“經濟派”錯誤觀點的蔓延，而“經濟派”的錯誤觀點又加劇了黨的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意見分歧和組織分化嚴重，幾乎到處發生各自為政、力量分散的現象，各團體和“斗爭協會”都在強調各自的特殊性和奉行相互對立的斗爭策略。這樣，革命小組之間缺乏必要的聯動，缺乏一個長期、系統的計劃，且由于保密意識不強而極容易遭到敵人的破壞。總之，“經濟派”的機會主義觀點對各級黨組織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致使黨陷入了動搖、混亂、渙散的重大危機。對于這種情況，俄國社會民主黨另一位創始人普列漢諾夫曾這樣感嘆道：“我們無論如何要擺脫這種混亂而可恥的局面。黨忍受這種混亂狀態真是不幸。”列寧也認為，這是俄國工人運動的“真正病癥”。顯然，擺在列寧等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就是必須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工人政黨，確立一個權威的中央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必須由理論水平較高、政治素質過硬、經得住實踐考驗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由于沙皇專制統治、缺乏起碼的政治自由，這種革命家組織只能是處在極端秘密的狀態。

　　因此，針對“經濟派”破壞黨的統一領導及其錯誤觀點對廣大黨員群眾的腐蝕作用，列寧始終高度關注并聯合流亡海外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揭批黨內的經濟主義錯誤傾向。實際上，在寫作《怎么辦？》之前，列寧就以流放地17名馬克思主義者的名義撰寫出《我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聲討經濟主義，又獨立撰寫了《我們的綱領》《我們的當前任務》《迫切的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從何著手？》《同經濟主義的擁護者商榷》等文章，對“經濟派”的錯誤主張予以猛烈批判。

　　但“經濟派”罔顧列寧等眾多馬克思主義者的抗議和批評，活動愈發猖獗，并且在黨內形成了以馬爾丁諾夫為首的宗派小集團。他們以《工人思想報》《工人事業》雜志等報刊為輿論喉舌，在黨內極力鼓吹機會主義的觀點，明目張膽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甚至在自己的錯誤觀點遭到列寧駁斥時，“經濟派”就極力攻擊以列寧為首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這已經超出了黨內“局部的意見分歧”的范圍，甚至導致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個派別的根本對立”。需要指出的是，鼓吹“批評自由”的“經濟派”一方面非常害怕公開、害怕批評，另一方面又在黨內散布反馬克思主義、反對建立集中統一工人政黨的言論，污蔑列寧所主張建立的職業革命家組織，這顯然是黨內派別活動的典型表現。

　　鑒于“經濟派”宗派活動構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上“整整一個時期的特點的混亂和動搖”，列寧表示，雖然“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來防止同‘經濟派’完全決裂，但是這一決裂畢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寫作出《怎么辦？》，采取論戰的方式從頭梳理雙方之間的爭論，用盡可能通俗的方式和大量具體的例證，對“經濟派”的錯誤觀點進行徹底批判。對此，列寧引用拉薩爾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的一段話作為《怎么辦？》的開場白，即“黨內斗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黨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黨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來表明自己此次寫作的目的。顯然，為了盡早結束黨內分裂和混亂的局面，確立黨的領導核心和保證黨的集中統一，社會民主黨人就必須與“經濟派”劃清界限和開展黨內斗爭。

　　列寧通過撰寫《怎么辦？》向全黨說明了“經濟派”宗派活動及其主張的危害性，強調了要高度重視“經過考驗的政治領袖”即黨的領導核心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弱點恰恰在于缺乏一個堅強統一的領導核心且毫無秘密可言，沙皇警察通過一兩期報紙的出版和散發便可以輕而易舉摧毀黨的組織。因此，列寧通過揭批“經濟派”的錯誤言行，告誡社會民主黨人要克服分散落后、各自為政的狀態，就必須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就必須把所有秘密的職能集中在少數職業革命家手中，重視黨的領導核心的作用。結果，列寧對“經濟派”的批判，提升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思想認識和政治水平，捍衛了黨的領導。列寧的妻子娜·康·克魯普斯卡婭指出：“《怎么辦？》一書獲得了特別大的成就。這本書回答了一連串最急于解決的問題。大家都強烈地感覺到非常需要建立一個秘密的、按計劃進行工作的組織。”

　　二、揭批“經濟派”錯誤思想及其傳播的危害性，夯實黨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

　　列寧的《怎么辦？》是馬克思主義與經濟主義激烈交鋒、搶奪意識形態陣地的經典之作，與經濟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緊密相關，其寫作目的之二是揭批“經濟派”錯誤思想及其傳播的危害性，夯實黨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

　　“經濟派”所鼓吹的經濟主義作為伯恩斯坦主義在俄國的變種，以“批評自由”為幌子，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19世紀末，西歐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況、階級結構、工人待遇、階級矛盾等均發生了重大變化，要求馬克思主義能夠作出適時的、令人信服的解釋，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這一關鍵時期相繼辭世，從而為伯恩斯坦修正和攻擊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定空間。伯恩斯坦主義一經面世，便得到各國機會主義者在思想上、理論上和行動上的附和，作為一種國際性思潮很快在歐美各國蔓延開來。在俄國，“經濟派”不僅譯介伯恩斯坦的著作，而且極力效法伯恩斯坦，打著“反對正統”“批評自由萬歲”的旗號，“幾乎取得了‘譴責’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權”。1899年，“經濟派”在其綱領性文件《信條》中提出，當前政治運動的困難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和伯恩斯坦主義的正確，斷言“固執己見的馬克思主義，否定一切的馬克思主義，原始的馬克思主義（對于社會階級的劃分持過分死板的看法），將讓位于民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如此，“經濟派”還宣稱馬克思主義對俄國工人運動的實際任務“沒有什么價值”，“從實踐的意義來說也是有害的”。尤為嚴重的是，“經濟派”甚至以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之名行反對馬克思主義之實，以極具誘惑力和煽動性的標語或說辭，遮蔽其歪曲、矮化、貶損以及反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的反動實質，混淆視聽、顛倒是非、蠱惑人心。

　　需要指出，經濟主義之所以能夠在黨內吸引大批追隨者，誠然與“經濟派”“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來竭力貶低理論的意義”不無關系，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多數成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所致。一方面，俄國社會民主黨建立初期組織成分復雜，“有不少理論修養很差甚至毫無理論修養的人，由于看見運動有實際意義和實際成效而加入了運動”，這些人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不高而容易受經濟主義的影響。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許多有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他們其中的很多人，既缺乏實際斗爭經驗，又理論準備不足，“往往只是從合法書刊上的論述中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片斷”。這些人不僅從伯恩斯坦的著作中汲取養料，而且也從合法刊物上獲取馬克思主義知識，他們的存在是黨內滋生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溫床。另一方面，由于沙皇政府的鎮壓，列寧等飽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者流亡海外，很多黨員更是忙于實際存活而相對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以致于黨內出現了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經濟主義等各種思潮層疊交織的混亂現象。黨內很多領導干部無法辨別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區別，對經濟主義的警惕性和免疫力不強，這勢必為曲解馬克思主義留下更大的余地。例如，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還不愿把‘所謂經濟主義’看做機會主義”。就此而言，黨的領導干部都理論認識不清、政治界限不明，就更不必說廣大工人群眾了。

　　顯然，“經濟派”的思想體系及其在黨內的傳播，已經對馬克思主義構成了嚴重威脅。如果對這些錯誤主張置若罔聞、放任自流，勢必會加劇黨內思想混亂，最終導致黨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滑向機會主義的泥沼，進而喪失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底色和對工人運動的政治引領作用。對此，列寧清醒地認識到，必須把深受“經濟派”錯誤思想影響的黨員群眾尤其是一些黨的領導干部爭奪回來。列寧在列舉恩格斯理論斗爭的意義時，特別向全黨說明了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極端重要意義，即“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同時告誡全黨“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尤其是“在醉心于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與此同時，他認為，社會民主黨人要系統闡發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且要將這種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從外面灌輸給”整個工人運動，否則就等同于接受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因為在階級社會中，只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第三種”意識形態。換言之，思想領域的陣地，無產階級思想不去占領，資產階級思想就會占領，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就會占領。基于這樣的認識，列寧強調，“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加強”，都是對黨的領導的否定。

　　因此，要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社會民主黨人就必須與經濟主義的錯誤觀點劃清界限，并與之展開堅決斗爭。列寧將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劃分為3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綱領產生和鞏固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社會民主黨“作為社會運動，作為人民群眾的高潮，作為政黨出現”的時期，第三個時期是經濟主義等錯誤思潮所導致的“混亂、瓦解和動搖的時期”，并且指出“第三個時期什么時候完結”“使戰斗的馬克思主義鞏固起來”的“第四個時期什么時候開始”。這里，列寧無疑是想表達，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前提，就是必須清除經濟主義觀點在黨內的負面影響。基于此，列寧借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明自己對“經濟派”的堅決斗爭態度，即“決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經過列寧及其戰友的不懈努力和據理力爭，終于粉碎了經濟主義思潮。按照列寧的話說，那就是“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還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從此，“經濟派”及其錯誤主張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便再無市場，“經濟派”引以為傲的思想輿論陣地《工人思想報》《工人事業》雜志在1902年也相繼停刊。雖然“經濟派”于1902年11月又創辦了一個《紅旗》雜志，試圖以此為依托繼續宣揚機會主義的觀點，但也只出版3期就停刊了。列寧通過撰寫《怎么辦？》，從思想上徹底粉碎了經濟主義，鞏固了黨的思想基礎，不僅滿足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從思想上建黨的需要，而且在第二國際也具有反對伯恩斯坦主義和捍衛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重要意義。

　　三、反對“經濟派”撇開政治而侈談經濟斗爭，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

　　要不要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進行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政治斗爭，尋求工人階級經濟利益問題的政治解決，是列寧撰寫《怎么辦？》與“經濟派”進行理論交鋒的另一核心議題。馬克思恩格斯就曾反對放棄政治或把政治縮小為對社會進行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簡單修補。“經濟派”同樣犯了撇開政治而單純從經濟上看問題的錯誤，無疑會妨礙俄國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必須從政治上予以高度重視。當時，“經濟派”把持的《工人思想報》《工人事業》雜志只揭露工人被資產階級壓迫的事實，卻沒有“對專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看不到從政治上解決工人階級經濟利益問題的重要性，是缺乏政治意識和政治眼光的表現，是對無產階級政黨歷史使命和無產階級運動政治任務的嚴重偏離。這樣，黨的政治斗爭就變成了經濟斗爭的從屬或附庸，弱化了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

　　因此，列寧批判“經濟派”將工人運動只局限于經濟領域，無疑是“等于政治上自殺”。實際上，從政治角度觀察和解決問題是列寧的一貫主張。列寧之前在與民粹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進行論戰的時候，就曾批判這些思潮不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和解決經濟問題的錯誤。比如，針對民粹主義者不懂得從政治上考察經濟社會問題的錯誤，列寧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入手進行了批判。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僅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雖然他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但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以此來說明在考察經濟社會問題時要把握政治因素的重要性，進而指出民粹主義與無產階級政治相背離的“經濟唯物主義”錯誤。再比如，針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用經濟事實抹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的錯誤，列寧站在政治高度予以強烈批駁。“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說的卻“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唯物主義者）的語言。這兩種概念（觀點體系）是有差別的”，前者是用經濟事實混淆政治立場和為經濟事實辯護，而后者卻是“揭露階級矛盾，從而確定自己的立場”。在此基礎上，列寧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這里，列寧無疑是想說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在觀察、評價和處理各種問題時必須從階級立場和政治原則上加以考慮。

　　基于上述認識，針對“經濟派”只從“經濟斗爭出發”而“認為不可能在目前號召工人群眾進行政治活動”的錯誤，列寧也從政治高度對之進行深刻批判，論述了加強黨的政治領導的重要意義。列寧強調：“根據經濟利益起決定作用這一點，決不應當作出經濟斗爭（等于工會斗爭）具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為總的來說，各階級最大的、‘決定性的’利益只有通過根本的政治改造來滿足，具體來說，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政治斗爭，就是為了徹底解決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問題，而“經濟派”企圖用經濟斗爭代替政治斗爭，忽視對經濟問題的政治解決，實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與背離。一方面，列寧認為要一改“經濟派”只是“同政府作經濟斗爭”的錯誤做法，通過“政治揭露”以培養工人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并且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組織對沙皇專制統治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培養群眾的政治意識和革命積極性”。列寧指出，工人群眾要想成為社會民主黨人，“就應當明確認識地主和神父、大官和農民、學生和游民的經濟本性及其社會政治面貌，就應當知道他們的強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應當善于辨別每個階級和每個階層用來掩飾它自私的企圖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詞句和種種詭辯，就應當善于辨別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樣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要做到這些，就只有通過“有力的政治鼓動和生動而鮮明的揭露”即對工人群眾進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引領。另一方面，針對“經濟派”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只需要幫助工人進行經濟斗爭的觀點，列寧批判“經濟派”心目中的黨只不過是負責工人經濟斗爭的“執行組”，是工聯主義政治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列寧強調，“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不應當是工聯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并且認為社會民主黨人作為工人群眾的政治領袖必須善于利用一切機會和有利條件，“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世界歷史意義”，以保證工人運動的正確政治方向。

　　列寧站在政治高度撰寫《怎么辦？》對“經濟派”予以批判，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增強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意識，提高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水平，這不僅適應了當時俄國革命運動的需要，而且加強了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提升了黨的政治領導力。

　　四、列寧批判“經濟派”錯誤思想的當代鑒示

　　列寧撰寫《怎么辦？》不僅解決了當時俄國革命運動中的迫切問題，而且為無產階級政黨如何確立黨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理論的指導地位、提升黨的政治領導力提供了生動示范，對當前我們維護黨的領導核心和黨中央權威，推動全黨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加強黨的政治領導，仍具有重要的鑒示意義。

　　首先，必須與損害黨的領導核心的言行作斗爭，捍衛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列寧看來，任何階級倘若沒有自己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同樣，無產階級政黨倘若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就不可能取得革命事業的勝利。正因為如此，針對“經濟派”否定黨的領導核心的言行，列寧撰寫《怎么辦？》予以批駁，反復強調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和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緊迫性。毋庸諱言，新時代黨的建設所面臨的也是“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問題，特別是對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如果對這種錯誤言行聽之任之、姑息縱容，勢必會削弱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組織渙散、各行其是、一盤散沙，就難以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對此，習近平強調：“黨和人民把我們放在這個位置上，歷史的接力棒傳到我們手中，我們就要對黨、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負責，就要敢于同破壞黨的領導、損害黨的肌體的行為作斗爭，否則我們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仍然需要像列寧與“經濟派”作斗爭那般，堅決同一切損害黨的領導核心的言行作斗爭，捍衛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其次，抓好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夯實黨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政治上的堅定來自理論上的清醒，行動上的一致源于思想上的統一。“經濟派”的錯誤觀點之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頗有市場，就在于很多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不高，以致于看不清馬克思主義與經濟主義之間的區隔，更看不到經濟主義所反映的階級利益和所代表的工人運動走向，淪為了經濟主義在黨內的鼓吹者和助力者。因此，列寧撰寫《怎么辦？》強調“全面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提高政治和理論水平”“培養馬克思主義干部”的重要性。時至今日，與歷史相似的就是我們黨內有些領導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不高、學習能力不足、學習主動性不夠，容易受各種錯誤理論的影響，以致于信念動搖、價值缺失、立場搖擺乃至政治虛無。因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同樣必須抓好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事業興旺發達的優勢所在和寶貴歷史經驗。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回顧黨的奮斗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斗力。”這就要求全黨必須傳承好這一重要歷史經驗，越是在國家和民族發展的重大關頭，越是在應對復雜局面和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時刻，就越是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夯實黨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

　　再次，堅決批判錯誤社會思潮，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掌握群眾。“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的道理，并非只有馬克思主義者知道，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者自然也非常清楚。因此，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但凡稍微松動，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就會乘虛而入，千方百計地與馬克思主義爭奪群眾。錯誤理論代表的是非無產階級的利益，如果任其泛濫勢必在黨內形成宗派集團。“經濟派”的錯誤觀點正是趁著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立足未穩，得到迅速發展且俘獲了不少黨員群眾。需要指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尖銳復雜，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等錯誤社會思潮滋長蔓延、相互勾連、伺機而動。一些人如同列寧時期的“經濟派”那般打著“批評自由”的幌子、喊著“最時髦的口號”，明面上是針砭時弊，實則是動搖民眾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詆毀黨的領導。因此，面對意識形態領域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列寧撰寫《怎么辦？》啟示我們，確立黨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理論的指導地位，就必須堅決批判錯誤社會思潮。政治上的堅定源自理論上的清醒，理論上清醒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批判錯誤社會思潮。只有對錯誤社會思潮進行批判，才能深刻領會、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掌握群眾，捍衛黨的領導。

　　最后，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不斷提升黨的政治領導力。列寧站在政治高度批判“經濟派”輕忽政治而侈談經濟斗爭的錯誤，要求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從政治上看問題，以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歷史表明，列寧帶領布爾什維克黨實現了對工人運動的正確政治領導，得到了更多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并且最終贏得政權。這就有力地說明：政治上的主動是最有利的主動，政治上的被動是最危險的被動。旗幟鮮明講政治，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征，也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政治優勢。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我國發展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同樣要求黨員干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切實提高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防范化解政治風險的能力。不可否認，我們黨內“存在的政治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忽視政治、淡化政治、不講政治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嚴重問題”。基于此，習近平反復強調要時刻緊繃旗幟鮮明講政治這根弦，加強黨的政治領導、提升黨的政治領導力，確保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發展。需要指出，“政治方向是黨生存發展第一位的問題，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事業興衰成敗”，“如果在方向問題上出現偏離，就會犯顛覆性錯誤”。因此，“越是接近目標，越是形勢復雜，越是任務艱巨，越要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確保政治方向不偏離。這就要求全黨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和把握政治大局，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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