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給大家分享一本美國政治學博士胡素珊于七十年代著作的《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論及國民黨在三年解放戰爭中為何落敗，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是歷史的“合力”，誠然，一個政權的倒臺，不是單一因素的作用，但一個簡單的“合力”，似乎并不足以描述國民黨這座賈府，是怎樣在政治，或者說實施的政策意義上從“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到“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

　　軍事失敗當然是導致國民黨政權敗亡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們把歷史的時鐘從1949年撥回到1945年，可以發現日本的投降給予了國共兩黨同樣的機會，誰能在短時間內樹立起在人民中間的權威，誰就能夠在未來的中國政治中居于首席。

　　很顯然，國民黨并沒有很好的利用抗戰勝利給予國民黨的機會，而胡素珊的《中國的內戰》一書則為我們理解國民黨何以失敗，共產黨何以成功，“建立一個可以讓我們對1945-1949年這段時間留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評估的標準。”（再版前言，p6）

　　要言之，作者關注的是“國共兩黨在爭奪政治權利過程中的政策以及具體做法。”（p4）進而試圖回答兩個問題，國民黨是如何喪失掉他因為抗戰勝利而獲得的政治權威的？共產黨是如何獲得這種權威的，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贏得了民眾的支持和忠誠”？

　?。╬6）

　　本書也就基于這兩個問題展開，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分析了國民黨在接管日占區、學生工作、經濟管理以及知識分子問題上是如何施政并喪失權威的；第六章至第十章則介紹了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土改、城市工作（包括已經建立政權的城市和新解放的城市）方面是如何建立權威并建立穩定的權威的。

　　在分析國民黨的部分，作者首先論述了抗戰勝利之初國民黨的處境，盡管在日本入侵的大背景下，“無論在朋友還是在敵人眼中，蔣和他領導的政府都被視作是中國抵抗侵略者的民族決心的真正象征。”（p7）但是同樣面對日本入侵的壓力，國民黨并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將抗日演變為廣泛的運動，不僅沒有在政治力量和民眾的支持上得到增強，他固有的弱點反而嚴重了，這一點在1944年的豫湘桂大潰敗中暴露無遺，以至于1944年時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就表示，“委員長正在失去中國民眾的支持。”（p8）但是，“日本的戰敗為國民黨提供了最后一次機會。”（p8）

　　國民黨本可以通過“光復”淪陷區，安定人民、懲治漢奸和侵略者來進一步收獲人民的擁戴，但令人無奈的是，國民黨顯然搞反了安定與懲罰的對象。漢奸、偽軍、日本軍官（如岡村寧次）獲得了國民政府的庇護，而淪陷區的人民卻被當成了甄別對象，“學生和老師被政府的教育復興政策所觸怒，該政策將他們降為漢奸的地位——而很多曾經與汪精衛傀儡政權打得火熱的人卻能夠通過收買接收大員得到尊重。”（p372）在接收過程出現的無人阻止的、驚人的腐敗更是使得從平民百姓、知識分子到實業家們對國民黨怨聲載道，“中國國民黨的統治開始失去城市居民的支持。（p37）

　　但是，城市里的知識分子們（無論是學生或學者），盡管對國民黨大肆批判，卻并不代表他們就徹底認為國民黨無可救藥，他們仍然寄希望于建立聯合政府，1948年上海大學發起了一場調查，調查對象是1000名學生與教師，詢問他們對國共爭端的態度，有72%的受訪者認為國共兩黨應該組建聯合政府（p77-78），“學生和他們的老師更愿意把共產黨當作聯合政府中國民黨的一個合作伙伴。自有知識分子公開表示組建兩黨的聯合政府要好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p175）

　　知識分子們對于國民黨的批評，對內戰的反對，往往基于一種假設：“戰爭不可能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形式結束，而政府可以被說服進行自身的改革。”（p159）但他們的估計顯然錯了，面對學生們的抗議，國民黨政府拒絕承認學生們抗議的一個事實，即“學生抗議運動是自發的；讓學生變得激進的是內戰本身和政府的壓制對策。”（p77）而國民黨政府只是粗暴的奉行“全有或全無”政策，將知識分子們的抗議簡單粗暴的視作共產黨的挑唆，最終在事實上把他們推向了共產黨一方。

　　盡管仍然有不少知識分子們心存幻想，希望能夠發揮自己作為“第三種力量”的作用，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不具備參與政治所需要的行動力和組織力，又不能完全做到他們所說的那般高尚——“這些人經常試圖將他們的政治活動說得很高尚……但是在他們的批評者眼中，他們似乎更迷戀于獲取財富、地位和社會認可。”（p159）

　　作者指出了知識分子們，或者說對聯合政府、第三條道路仍然心存幻想的知識分子們的最大悲劇，“他們無法理解他們自身游離于現實之外這個事實。”（p171）他們要么追隨著自己的理念，因而選擇流亡，要么就是等待新政權的到來。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國民黨已經讓人民喪失了信心，而國民黨在經濟管理上的失策，則又進一步讓人民喪失了生存的希望。作者指出，由于抗戰的結束，政府失去了對工人在戰時的控制力，而政府又不能很好的控制通貨膨脹，相反，是在不斷的用印鈔而非節約或者自力更生來解決自身的財政問題。（p372）最終只能是一面的通貨膨脹一面又不得不按照勞工的要求讓工資按照生活成本的上漲做出調整，“這種工資-物價的互相催漲，還損害了國民黨與工商業長期的同盟關系。”（p372）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依舊堅持戰爭，并堅持通過對農村增加稅負的方式來滿足軍隊的需求，“最后，政府越來越軍事化以及政治上與公眾的逐漸疏離，都被作為戰爭的直接結果加以譴責。”（p373）政治上的一意孤行，經濟上的政策失敗，對改革呼聲的視而不見，以及軍事上的不斷失敗，使得人們認為，現在是讓國民黨付出代價的時候了，于是人們選擇拋棄了國民黨，盡管他們可能并不接受，或者只是部分接受共產黨的理念。

　　那么，既然共產黨起初獲得的支持并非毫無保留，它又是如何先獲得這有所保留的支持，并一步步的獲得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讓歷史站在了它的一邊呢？我們不妨直接按照城市政策和農村政策兩大部分來分析共產黨是如何獲得支持的。

　　作者認為，在1949年之前，“共產黨良好的誠信記錄”就使得城市里的知識分子們擁有不少的好感，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聲稱要改造中國，但是相比國民黨對于其改革方案的言行不一，“共產黨有言必行的名聲，使得他們的政策得到實施，錯誤得以改正。”

　?。╬375）知識分子們并不懷疑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但共產黨同時表示這個目標要花費很多年，而這首先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

　　在施政方面良好的執行和信譽讓城市里的知識分子和資本家們傾向于相信。并且共產黨也的確努力在城市中建立“各擁護力量的廣泛聯盟”，（p376）面對這些與國民黨存在這樣或那樣聯系的舊文職人員或者官兵，共產黨沒有選擇把他們打為機會分子，而是“歡迎他們的合作，一起維持國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復經濟以及擴充乘勝進軍的人民解放軍隊伍。”對于學生，“共產黨暫時忽略他們不信奉共產主義的弱點，給予他們相對體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成為負責執行黨的政策的干部。”對于學者，相比國民黨非此即彼的態度，共產黨避免讓學者們立刻信奉自己的理論來獲得好感，最終使得知識分子們選擇參與進來。（p370）

　　而在實際管理城市和接收城市的工作中，“在執政清廉、政治能力和解決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上，到1949年末為止，共產黨的記錄可圈可點。”（p375）作者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克服了左翼政黨在城市建立政權之后的理想主義沖動，沒有對城市中的私營工商業直接予以取消，而是努力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尋求平衡，“新政策強調與私人資本的合作以及提高公有企業的管理水平……共產黨并沒有放棄解決工人階級所有實際困難的目標……近期的目標是保證工人的基本生活，并盡量減輕通脹對工人生活的影響。”（p331）面對通貨膨脹問題，共產黨并沒有采取濫發貨幣的方式，而是采取發展合作社經濟、工資折實等辦法努力使通脹穩定并最終消除。而在解決城市積弊已久的犯罪、吸毒和賣淫等問題上，共產黨的成績讓人們逐漸看到了一個“新社會”的樣子。

　　在農村，共產黨解決了國民黨自1927年掌權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即如何真正在農村建立屬于自己這個政黨的有效政權。這也就需要對農村進行革命——也就是進行土地改革。王奇生教授指出，由于國民黨的“清黨”，將由共產黨人為國民黨建立的基層組織“清理”一空，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并不能下沉到農村，這就導致了國民黨只能“自己去適應和迎合舊的社會秩序中既得利益階級的訴求……不敢觸動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連溫和的減租也不敢執行。”而共產黨在農村的政策顯然避免了這一點。

　　作者指出，土改對于中共的意義并不僅是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土地革命的重頭戲是推翻現有的農村精英階層……帶有很多目標的斗爭運動破壞了統治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這是創立新的村莊權力機構的必經之路。”（p275）如對于租佃問題并不嚴重的華北地區，中共采取“清理舊賬”的策略，通過清算舊賬斗爭重新分配財產，為農民帶來物質激勵，并進一步清除了農村中的腐敗與專橫現象。作者認為，“共產黨從這些問題以及所有其他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無償勞動和債務相關的問題入手，找到了‘通過階級斗爭發動群眾’的秘訣。”（p377）

　　通過發動群眾進行斗爭，中國共產黨不僅摧毀了農村舊有的封建權力系統，還建立了新的權力系統。農民不僅是因為獲得土地而起來支持共產黨，更是在新建立的農村秩序影響下支持共產黨，“參加多種多樣的訴苦運動最踴躍的農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或成為新的村領導。得到土地和財產的人加入了農會和其他村組織。于是共產黨可以依靠這一農民自己擔綱的公共組織，由它負責收取糧食稅、組織軍事運輸隊和對不愿參軍者施加社會壓力。”（p378-379）

　　盡管由于1946-194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農村根據地的突然襲擊讓共產黨在短時期內失去了農民的支持，但“國民黨軍隊侵入共產黨根據地的時候，他們能做的一切，是試圖拔掉這些‘根’，重新建立老一套的政權系統。”（p379）但隨著共產黨隨即將給予農村安全保障作為開展土改的前提之后，國民黨的頹勢就更加明顯。作者指出，“共產黨并非恰好在對的時間來到了對的地方，從過敏的的崩潰中獲利。”彼時并非所有民眾都完全支持共產黨，但是共產黨自身優異的成績，為“大眾轉而擁護它們領導的新政府提供了基礎。”（p379）的確，中共的勝利來自于許多外因，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式機構的力量、國民黨的無能等等，但這都離不開共產黨內因的作用，那就是“共產黨的靈活與耐心，一步一步地，一個指示一個指示地，將其奪取政權的斗爭調整到與環境相適應。這是歷盡曲折學來的能力，經過了試驗、錯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p379-380）

　　在作者看來，國民黨并沒有像共產黨那樣進行整風，對黨政體系進行建設，相反縱容了其黨內弊端的發展，這就使得在抗戰開始一直到結束，國民黨并沒有像共產黨那樣抓住機會壯大自己的實力，而隨著整風以及指導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得中國共產黨學會關注政治斗爭所處的環境，學會制定“適應當地條件、滿足當地需要的全面計劃……將自己的利益與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從而獲得了群眾的擁護。”（p381）

　　作者在本書中，通過對國共兩黨在城市和農村諸多問題上的政策分析，為我們展示了國共兩黨為了獲得中國的領導權各自付出了哪些努力，又最終取得了什么樣的結果?？紤]到本書出版的時間（1978年），在當時檔案資料尚不充分的情況下，作者卻通過大量利用當時的第三方報刊如《觀察》、《大公報》以及國共雙方已經出版的公開資料，為讀者較為全面的展現了國共政爭的歷史圖景，這對于如何運用公開資料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作者對于城市中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的描寫，亦屬上乘，但作者只側重于描寫了他們的掙扎，對于他們如何最終選擇流亡或者北上參加新政權，作者的分析似乎較為簡單，當然，對此的細致分析則屬于微觀的心靈史研究，相較于本書的主題，我們不應對此有過多苛責。

　　參考文獻：

　　[1] 胡素珊：《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

　　[2]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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