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教育的本質就是階級再生產，其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教育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階級社會里，總是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明確地提出：“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可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臺以后，徹底背叛了無產階級，把蘇聯教育蛻變為復辟資本主義和維護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教育部門的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執行什么樣的路線，決定了學校成為哪個階級專政的工具。蘇修叛徒集團利用他們篡奪來的黨政大權，把持了教育的領導權，在教育領域里推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徹底改造蘇聯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貨色，為在蘇聯強化壟斷資產階級專政效勞。那些披著“專家”、“學者”外衣的資產階級分子竊據了各級教育部門的領導職務，而勞動人民卻根本無權過問教育事業。教育這塊陣地成了蘇聯新老資產階級的一統天下。

　　列寧在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時指出：“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

　　今日蘇修之教育，實質上也是如此。蘇修叛徒集團為了適應社會帝國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賦予教育以雙重目的：一方面為資產階級訓練供其驅使的奴仆，另一方面培養高踞于勞動人民之上的精神貴族。為此，蘇修對各級和各類學校的任務以及畢業生的去向，都作了嚴格的規定。例如，有的學校的任務確定為培養“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養大批能為他們提供剩余價值的熟練的雇傭勞動者，而有的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的任務則是培養“明天的生產指揮者”和所謂“有淵博理論知識”的“專家”，充當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替他們去壓榨和剝削蘇聯廣大勞動人民。

　　蘇修在《教育法令綱要》中標榜，從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銜接，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高等學校。然而，蘇聯的現實卻完全是另一幅圖景，在享受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著極其明顯的階級對立。在今日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深重的蘇聯社會里，人人有權升入高等學校只不過是一句騙人的空話。

　　蘇修公然胡說勞動人民的子女“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手工業者”，甚至污蔑勞動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頭上播種的無效勞動”。寥寥數語，已把這伙叛徒敵視和愚弄人民的丑惡嘴臉暴露得淋漓盡致。盡管蘇修當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學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兌現。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女讀幾年普通學校或職業技術學校，只能成為廉價勞動力。

　　可是，對主要是為資產階級子女開設的高等學校，蘇修統治集團卻關懷備至，在經費上和師資上都是優先照顧。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子女可以沿著學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據蘇修自己的調查稱，在他們當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學校，畢業之后成為“專家”，并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可見，蘇修的教育實際上成了維護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變相世襲的一種手段。

　　蘇修侈談什么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實際上他們取消了工農享受教育的優先權。在高等學校招生問題上，他們玩弄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識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學校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識”。《真理報》還專門以《深刻的知識是進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證》為題發表文章，制造聲勢。他們胡說什么招收“生產工人”的結果不僅大大降低了教學質量，造成“驚人的淘汰率”，而且實際上等于拒絕“有才能的青年”入學。可見蘇修鼓吹“知識仲裁”，正是以“知識”、“分數”的自由競爭為幌子，給特權階層子女大開方便之門，而把勞動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學校之外。恩格斯在談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競爭“照例也是有錢人在這上面占便宜，而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蘇聯，資產階級的子女有父母的資本和權力作為后盾，不僅可以上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還可以聘請家庭教師。據蘇修《文學報》透露，在列寧格勒的調查表明，高等學校的入學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過這種補習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物理和數學等方面找私人教師補課。這種私人授課，一小時要索取五個到十個盧布。對這種靠金錢上大學的辦法，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個盧布的工農群眾自然只能望洋興嘆了。蘇聯勞動人民對這種知識。商品化的丑惡現象極其憤慨，他們尖銳地指出，這里“存在著錢袋的比賽”。事實早已戳穿了蘇修所謂“教育平等”的謊言。什么“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什么“知識是最高仲裁”，都不過是象列寧指出的那樣：“在一般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布有產者和無產者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來大大欺騙被壓迫階級”。因此，蘇修教育方面的階級對立只是蘇修整個社會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的縮影。今天，按照資本和權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權利，這才是蘇修教育的真相。

　　蘇修叛徒集團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針，宣揚學生的任務就是“獲得牢固的科學知識”，叫嚷“必須把學習優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說“社會的主要生產力量是智力勞動”。蘇修鼓吹“智育第一”，裝出一副只談知識不談政治的樣子。可是，“提出這個原理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學校事業的第一位”。事實上，蘇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學校中不斷加緊進行軍國主義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教育，使教育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服務。

　　為了適應修正主義培養精神貴族的需要，蘇修還費盡心機大搞“天才教育”。蘇修宣稱。“一定要選拔真正有天賦的人入學，以造就高材生。”他們通過所謂“尋求和選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資產階級的子女選拔為“尖子”，或者在中學里從優施教，或者送進各種專門設立的“天才學校”。在高等學校里更是把“篩出”來的“天才生”，作為“精華中的精華”單獨培養。所謂西伯利亞“科學城”，就是進行“天才教育”的一個典型。他們挑選了一批“天才生”，封之為“國家未來的領導人”，由“天才教師”按照不同于其他學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進行特殊教育。他們還為資產階級的子女開設專門的政治、數學、美術和音樂等特殊學校。有的軍事學校公開規定只收軍官的孩子，有的學校不公開招生，只在上層人物的子女中選拔。這種特權階層的特殊學校，同當年老沙皇開辦的貴族學校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兩樣，它們都是為了培養反動統治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叛徒們還把“物質刺激”原則搬進學校。特別在高等學校里，他們巧立名目，實行高額助學金、獎學金和學位、學銜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學生鉆研書本的積極性，實際上是用金錢進行收買，引誘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義的邪路，從而把他們培養成鄙視勞動、壓迫工農的精神貴族。

　　蘇修拼命宣揚讀書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勃列日涅夫宣稱：“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這就是說，蘇修的黨和國家的權力主要控制在受過高等教育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手里。在蘇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員中，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師、教授等學位、學銜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點四。蘇修一個頭目還宣稱：“現在，所有的州委書記，絕大多數市和區的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執委會主席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以此炫耀蘇修“社會主義”的“發達”，其實這正表明他們把高等學校變成了進入特權階層和攫取更高權力的階梯。他們把知識變成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殘酷地欺壓蘇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

　　由此可見，蘇修教育在維護和強化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蘇修教育，已經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和修正主義的染缸。但是，蘇聯勞動人民決不會容忍蘇修叛徒集團的這種倒行逆施。他們必將奮起斗爭，推翻蘇修的法西斯統治，奪回壟斷資產階級霸占的一個一個領地，包括教育這塊領地，使蘇聯重新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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