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的核心觀點和“預言”一再地為并繼續為實踐所證實,當今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帝國主義論》的思想指導。《帝國主義論》不容置疑的當代解釋力和現實意義首先體現在它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審視當今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和它呈現的一系列新變化的實質,還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危機的實質。同時,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又為評判各種“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功過是非提供了參照系。值得注意的是,《帝國主義論》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也提出了如何代替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構想,既為新社會文明形態的建立尋找和創造了理論前提,也為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心提供了精神動力。
——陳學明
今年是革命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譜系”中的“圣保羅”,他的地位恰如基督教中的“圣保羅”,沒有他,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從“天上”來到“人間”。而沒有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影響,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所以否定列寧也就等于否定掉中國共產黨及其所從事的事業。在當今,對列寧否定最甚的就是對他的《帝國主義論》一書的否定,然而,《帝國主義論》有著不容置疑的當代解釋力和現實意義,任何對它的詆毀和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它的核心觀點和“預言”一再地為并繼續為實踐所證實。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相媲美,正如當今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資本論》的理論武裝一樣,當今人們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帝國主義論》的思想指導。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批判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理論燈塔。因此,我特寫下闡述論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當代意義的此文,以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
一、為審視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提供理論武器
毫無疑問,與列寧寫作《帝國主義論》的時代相比,當今的帝國主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全球化”這艘巨輪,將帝國主義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如何把握新的歷史階段的帝國主義的實質,如何看待當今帝國主義的一些新變化,是當今人們刻不容緩的任務。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現實意義和當代價值首先體現在它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審視當今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和它呈現的一系列新變化的實質。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說,在當時當然是完全正確的,而對已經發生新的變化的當今帝國主義而言,也具有相當程度的適用性。在今天帝國主義發展的軌跡中,我們仍能找到列寧論述的蹤影。盡管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概括的20世紀前后的帝國主義特征具有歷史性的特點,但是他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經濟基礎的揭示,對帝國主義的發展趨勢的分析,至今對我們認識當今的帝國主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列寧研究和論述帝國主義問題所體現的立場、方法和觀點,對于我們研究帝國主義問題具有突出的現實指導意義。”
如前所述,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以生產關系為基點的方法來剖析帝國主義,他著重圍繞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其私人占有之間的根本矛盾來展開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批判。列寧通過自己精辟的分析來證明,“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帝國主義對“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只要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還存在,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基因”。有學者指出:“列寧用以剖析壟斷資本主義實質的‘基因’識別方法,對于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是審視當今的帝國主義主要是審視在當今的帝國主義社會里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其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狀況。只要我們真正如當年列寧那樣緊緊抓住這一根本矛盾來觀察當今的帝國主義,我們馬上會發現,二戰后帝國主義所發生的所有這些變化,“所觸及的只是體制,是統治的手段和方法,而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其私人占有之間的根本矛盾,其維護資本利潤和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根本目標,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揭示了帝國主義的內在規定性,即確定了帝國主義的矛盾沖突的歷史基因和本質屬性。列寧與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以及其他一些古典帝國主義的研究者不一樣,他不是把帝國主義理解為資本主義的一種“政策”,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技術性”或“工具性”的“附屬物”,他把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本質屬性科學地揭示出來了。在解釋學意義上,這是一種本體上的對帝國主義的界定。“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時代本質的哲學表達,堅持和貫徹了一個基本原則:帝國主義所有裂變的歷史基因孕育在資本主義母體之中”。列寧所揭示的帝國主義的本質屬性就是壟斷,壟斷在列寧那里并不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政策”或者“附屬物”,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具有本體論含義的內在規定性。正是這一內在規定性為我們分析今天的帝國主義提供了科學理據。借助這一科學理據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主義不管發生了什么變化,其內在的壟斷本性并沒有變化,由此而導致的沖突與矛盾也依舊。所改變的只是壟斷的形式,如私人壟斷發展為國家壟斷甚至國際壟斷,但壟斷的實質依舊。“在一定意義上講,20世紀后半葉帝國主義運動就是一個以壟斷為主要動力引擎,重新建構全球歷史結構并且不斷制造世界矛盾的過程”。
有學者提出:“在列寧整個帝國主義理論體系中,如果就資本主義內在本質規定性而言,壟斷理論是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前提批判基石的話,那么,就資本主義外延而言,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理論就是其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武器。”確實,列寧所提出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理論,正是他批判帝國主義的理論基點。列寧正是基于這一理論,把帝國主義體系的矛盾與沖突完全突顯出來了,這包括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列寧也從這一理論出發,把現代戰爭的根源也揭示出來了,深刻地論證帝國主義與現代戰爭的必然聯系。列寧的這一理論不但已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證實,而且也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世界上所發生的眾多沖突與矛盾所證實;不但為當今世界所發生的政治沖突所證實,而且也為當今世界所發生的貿易沖突、文化沖突所證實。事實清楚地告訴人們,離開了列寧的關于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理論,就無從認識當今世界的沖突與矛盾。我們唯有以列寧的這一理論為利器,才能使當今世界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深刻地揭示了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強調寄生性和腐朽性也是帝國主義所特有。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不但提出寄生性和腐朽性并不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一切階段所具有的,而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歷史階段—— 帝國主義所特有的,而且強調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有著“最深厚的經濟基礎”,并把這經濟根源揭示出來了。列寧認為,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并且處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競爭的一般環境里的“壟斷”,同資本主義的“一般環境”之間始終存在無法解決的矛盾,而這一最深刻的矛盾沖突“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而這就構成了帝國主義寄生性和腐朽性的經濟基礎。列寧的這一理論對我們認識當今的帝國主義有著特別重要的價值,因為它不僅可以幫助我們透過帝國主義社會的一些表面現象,把握其腐朽性和寄生性的真面目,還可以使我們從根源上來認識這種腐朽性和寄生性形成的必然性。列寧的這一理論會使人們明白,當今有人基于對當今資本主義表面膚淺的認識,宣稱帝國主義“生而不寄”“腐而不朽”,這純粹是對“帝國主義是寄生性和腐朽”的惡意歪曲。
二、為認識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危機的實質提供思想理路
金融化是當代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由西方金融資本所推動的金融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廣度在全球展開。當代帝國主義與古典帝國主義相比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趨向,其中一個重要的趨向就是其經濟日益走向金融化,從而當代資本主義甚至可以被稱為“金融資本主義”。盡管在列寧寫作《帝國主義論》時,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尚不如現在這樣明顯,但列寧在當年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趨勢,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列寧指出:“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 的最高階段。”這就是說,列寧認為“金融資本的統治”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一個顯著標志。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就是這一著作所闡述的“金融帝國主義”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當今愈演愈烈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
資本主義經濟為什么要走向金融化?它的實質是什么?列寧指出:“總之,20 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治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列寧,敏銳地覺察到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到來。“盡管列寧沒有明確使用‘經濟金融化’一詞,但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可以知道經濟金融化是金融資本主導和決定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的必然結果”。列寧認為從競爭走向壟斷就產生了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壟斷,而壟斷又主要是資本的壟斷、金融的壟斷。按照列寧的分析,資本追逐剩余價值和利潤的這一本性,在促使信用制度與虛擬資本普遍化的條件下,就形成了資本的金融化。經濟走向金融化是金融壟斷資本出現后的必然現象,資本的金融化與整個經濟的金融化是完全一致的。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日益金融化,經濟活動也隨之更多地從實體經濟部門轉向金融部門。這樣,金融資本作為私人資本的最高形態,由于其逐利性極強,從而其不可避免地會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廣泛的滲透。有學者結合列寧所概括的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也相應地提出當今的金融化的帝國主義經濟的五大特征:金融部門成為調節和控制整個市場經濟的核心,利用金融信用的資本放大作用進行資本積累和集聚被演繹到極致,進而過量債務被創造出來;發達國家在控制國際金融、高科技、資源能源和海外市場的同時,對外轉移中低端產業,輸出知識產權,形成了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金融危機成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危機的主要形態,金融危機的動因在于金融資本過度膨脹,嚴重透支信用;借助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等高科技手段,金融資本不僅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流動,還可以發動大規模的掠奪財富的金融戰爭,同時對外輕松轉嫁危機;少數金融寡頭和金融家族及其組織控制著本國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命脈。
列寧不但預見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趨勢,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根源與特征,而且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后果。他所說的主要后果就是導致金融危機。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經濟的危機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金融危機。他這樣說道:“金融資本是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夠支配而且實際上已經支配著一些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在列寧看來,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帝國主義的一系列危機都與金融資本的巨大力量密切相關。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實際上已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金融危機理論,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一再地爆發出來,這使得列寧的金融危機理論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特別是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規律的有力支持。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既宣告了“金融帝國主義”之“新帝國”夢的破滅,也印證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無比正確性和真理性,更為我們認識這場危機的本質,從而為我們防范“金融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掠奪,提供了歷久而彌新的思想武器。
關鍵在于,列寧的金融危機理論使我們清晰地看到,當今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是與金融資本的壟斷聯系在一起的。列寧當年把金融壟斷與金融危機結合在一起的思路,亦適用于今天,而且也唯有運用這一思路,才能認清當今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實質。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盡管資本主義經濟有著許多新變化,但是壟斷作為資本主義最深厚的經濟基礎依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當年列寧所關注的經濟壟斷主要是對生產資本產權的壟斷,與此同時,列寧也注意到了經濟壟斷越來越多地體現為對金融資本產權的壟斷。用列寧的金融危機理論分析當今的金融危機不難看到,此次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如此兇猛,迅速地蔓延形成全球性的金融、經濟危機,究其原因就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世界金融危機的癥結在于美元的壟斷地位。”
列寧通過論述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來說明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我們今天也可沿著列寧的理路,透過金融危機來揭示當今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從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擴展來看, 與以前相比,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只是手段和外在的形式發生了變化 ,規模和程度則大大地加深了”。有學者正是沿著列寧的理路,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對利益的過度追逐,個人欲望的極度膨脹,導致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的畸形化發展,這就使得貪婪成為一種企業病和社會病;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頂端——美國通過美元霸權地位,掠奪他國財富,轉嫁自身危機,這是帝國主義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最隱蔽方式;通過金融國際化,實現了食利階層的不斷擴大和食利國的日益“繁榮”,這是帝國主義腐朽本性最集中的表現。
三、為評判各種“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的功過是非提供參照系
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推出以后的一百多年時間里,世界上出現了各種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在各種“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中,有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的理論,也有左翼的理論。就拿“新帝國主義”來說,它就緣起于西方的政要。美國前總統布什于1991年1月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構想,并宣稱美國將承擔起這項任務的領導職責。對此,當時的英國首相希思明確提出,布什想把選擇的秩序強加于世界,是一種“新帝國主義”。對于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宣揚的“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具有強烈的種族傾向的反動實質,應當說是一目了然的。問題是那些左翼思想家,甚至還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思想家的“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則顯得面目不清,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澄清。而進行澄清,就必須具有參照系,這一參照系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一個當代價值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評判各種“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理論,特別是左翼思想家的“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理論的功過是非。
西方左翼的“新帝國主義”理論主要是指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在這兩種理論基礎上所形成的其他有關研究和批判當代帝國主義的各種理論,也屬于“新帝國主義”的范圍。依附理論著重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后國家的關系,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積累運動在不發達國家的特殊表現形式。依附論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分為中心和外圍或中心與衛星,主要揭露作為一個整體的發達工業社會和作為第三世界興起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依附理論的主要代表是保羅·巴蘭、保羅·斯威齊以及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等。世界體系論同依附理論都研究第三世界的不發達與落后國家對先進國家的依附關系,與依附理論把世界經濟劃分為發達和不發達兩個部分不同,它則把整個世界經濟看作一個體系。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性,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又可以被分為中心國家、半外圍國家和外圍國家,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新帝國主義”理論除了核心的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以外,還包含安德烈·岡德·弗蘭克的中心外圍說;阿里吉·伊曼紐爾的不平等交換理論;薩米爾·阿明的資本積累和不平衡發展理論以及歐內斯特·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等。
西方左翼的“后帝國主義”理論就是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失去了帝國主義的發展特征,帝國主義正在為新的體系或理論所代替,要么帝國主義走向帝國,要么我們回到馬克思或者早期列寧。最具代表性的理論一個是由美國學者麥克爾·哈特和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合著的“帝國”理論;另一個則是英國學者梅格納德·德塞的自由貿易理論。哈特和奈格里公開宣稱“帝國主義”概念已經過時,應該用“帝國”這個概念加以替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帝國是一種新的主權形式、一個政治對象,它控制著全球的交流,是世界的最高權力代表。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以及列寧以后的左翼的“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是自20世紀初以來關于資本主義發展態勢的三種帝國主義理論。“如果說強調壟斷基礎上的少數資本主義大國之間關系和殖民統治為標志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適應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界歷史發展,那么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等級或者說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政治結構基礎上的‘新帝國主義論’則適應了戰后資本主義新格局的需要。而興盛于當下的‘后帝國主義論’則是蘇聯解體、東西方世界對峙的冷戰格局結束后資本的跨國流動和全球化趨勢的直接產物”。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作為參照系評判后兩種帝國主義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后者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有著眾多共同之處,而這些共同之處,正是它們在理論上的精華,值得我們關注與吸收的地方。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兩種理論所折射出的資本主義種種特點證明列寧的理論沒有過時。實際上,這兩種理論都是對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就拿“新帝國主義”的兩大支柱——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來說,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是其先驅和奠基。列寧雖然沒有直接提出世界體系理論,但指出了經濟的世界性。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在列寧的視野內,提出歷史上出現過兩種世界體系,即世界帝國體系和世界經濟體系,并像列寧一樣從經濟角度分析印證了資源財富從邊緣、半邊緣向中心流動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特征。而依附理論的代表人物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認為,列寧指明了壟斷和金融資本的發展及其軍國主義的必然結果(世界大戰和殖民主義),是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一個新階段相關聯的,帝國主義之間的不平衡性導致革命出現的可能性。多斯桑托斯依據當今時代的變化在帝國主義、殖民地等的新變化,構建了依附理論。“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從其形成的經濟基礎來說,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一致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壟斷性。“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也不是主觀臆想的空中樓閣,它們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一樣,既是對戰后資本主義總體現實的靜態反映,同時兩種理論的交替也動態地折射出了資本主義不同時期發展變化,特別是壟斷形式變化的歷程。“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都堅持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的資本批判精神。它們無論是對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產生根源的分析、對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分析、對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國家和階級作用的分析,還是對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析都是批判性的。
當然,盡管左翼的“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理論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有許多共同點,但也不能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與這兩種帝國主義理論同日而語。我們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來評判它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系列的理論缺陷。“新帝國主義”理論對不發達的原因的分析鞭辟入里,但他們完全集中于經濟的分析,而撇開其他社會因素,顯然是片面的。有時這一理論在研究中即使涉及政治文化的分析,也不過是將此作為各種經濟過程的衍生物。依附理論把世界分為中心和外圍,強調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是決定其發展的主要因素,這是有見地的,但存在一個重大不足之處,即并沒有進一步去說明為什么處在同樣位置的國家發展速度卻不一樣。依附理論所提出的關于發展的可選擇性上則存在矛盾:要消除依附性,需要與世界經濟脫鉤,在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趨勢下,這種脫鉤勢必走向自給自足的封閉自殺。對“后帝國主義”理論來說,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理論盡管揭示了這樣一個發展趨勢,即強調國家疆界從而阻礙資本和商品流通的帝國主義向不受任何限制以及靈活、不斷調整的自由帝國的發展趨勢,從而把全球化視為新時代的曙光,但是這一理論卻沒有也不能為這種趨勢本身提供有力的證據。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哈特與奈格里的這種帝國充其量只是一種幻象,到目前為止,超帝國的“世界性”國家并沒有出現。另外,雖然他們對“新帝國主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批判,但是他們不應把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復而使危機暫時得到緩和的現實加以夸大,得出“新帝國主義”霸權仍然是牢不可破的結論,這顯示了他們對“新帝國主義”霸權批判的不徹底性。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做出了不恰當的判斷,與此相應,對“新帝國主義”霸權穩定性加以不恰當的樂觀粉飾。
四、為構建新社會文明形態提供思想啟示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一部批判帝國主義的名著,但不要認為它的意義僅僅在批判方面的,它實際上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也提出了如何代替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構想,所以,它的意義不僅在“破”的方面,還在“立”的方面。正是這后一方面的意義常常為人們所忽視。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當然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裂變的理論反思,正是通過這一理論反思為新社會文明形態的建立尋找和創造理論前提。列寧既把壟斷作為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又提出壟斷“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而且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級的結構的過渡”。列寧并不是僅僅停留在對進入壟斷階段的帝國主義本身的研究,而是進一步研究了進入壟斷階段的帝國主義如何向“更高級的結構”過渡。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中,包含對新文明價值的內在訴求。“事實上,列寧之所以積極參與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探討和爭論,就是試圖通過對帝國主義導致的全球經濟危機,探討該種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主導和影響的國際性大危機的根本原因,力圖構建對資本主義新社會形態的社會批判理論,并在批判和摧毀舊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中,為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歷史性出場進行理論和思想準備”。
列寧捕捉到了資本主義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具有世界意義這一關節點。正是在這一關節點上,列寧“以深邃的世界目光和強烈的問題意識”展開了他的全新的探索。有學者總結出列寧圍繞著“世界歷史意義”這一點所展現的“四個維度”:一是在資本勢力的擴張更加凸顯全球輻射力的情況下,跨國金融往來如何對世界資本和金融市場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二是因為交通與通信的應用,世界貿易秩序和格局呈現出怎樣的發展形態;三是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更加具有世界經濟意義,全球性資本和人員的流動以怎樣的方式突破地理局限,并使東西方關系發生新的變化;四是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積聚更加 “全球化”,壟斷組織倍增式發展及其模式發生怎樣的變化。在上述理論范式,或者說理論維度中,“列寧敏銳地發現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在新的歷史時態中,資本主義已經由自由競爭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進入到帝國主義相對開放的經濟體系時代,其中壟斷已經作為資本主義新的存在方式和主要動力引擎,助推帝國主義對世界系統產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影響,解釋和批判壟斷帝國主義現象并尋找新的社會形態代替帝國主義社會形態成為新的歷史使命”。由此說來,“尋找新的社會形態代替帝國主義社會形態”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必然的歷史使命。
在列寧寫作《帝國主義論》時,正值資本主義世界爆發持續的經濟危機,研究這一危機,探索這一危機產生的歷史原因和內在本質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主攻方向。列寧批判和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為了尋找擺脫資本主義發展危機的答案。和當年的馬克思一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集合效應”促使列寧探索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及其解決方案。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做了深入的分析,與此同時,也為如何走出這一危機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我們今天閱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應當特別關注列寧所提出的如何走出危機的方案與設想,因為這里包含列寧對新社會文明形態的構思。
那么,列寧所說的新社會文明形態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呢?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中可以找到許多的描述。列寧在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裂變的理論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新社會文明形態的構想。例如,列寧在其他場合說過:“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再向前跨進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就這一點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而在《帝國主義論》中,他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產物,新的人類文明并不是簡單地回復到競爭中去,而是把壟斷從帝國主義的壟斷變成社會主義的“壟斷”,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壟斷”實際上指的是生產的社會化。在他看來,如果把這種生產的社會化也視為一種“壟斷”的話,那么這種“壟斷”就是“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顯然,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壟斷。實行生產的社會化或者說“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提出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一個要素。又如,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對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做出了淋漓盡致的揭露,他所希望的新社會文明形態當然是應當杜絕這種寄生性和腐朽性。關鍵在于,列寧深刻分析了產生這種寄生性和腐朽性的經濟根源。他強調:“如果不懂得這個現象的經濟根源,如果不充分認識這個現象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那么,在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即將到來的社會革命的實踐任務方面,就會一步也不能前進。”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腐朽性與寄生性是由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越來越嚴重所帶來的。他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這種大量的超額利潤可以用來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那些‘先進’國家的資本家”“收買他們,用直接的和間接的、公開的和隱蔽的辦法千方百計地收買他們”。他說:“在世界上‘貿易’最發達的國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對外貿易的收入高4倍!這就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寄生性的實質。”這樣,順理成章,列寧提出改變腐朽性和寄生性的途徑就是改變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他提出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一個要素就是逐步消滅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還如,列寧在《帝國主義論》的結尾處強調,改變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實現生產社會化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萌芽已在帝國主義社會里醞釀著。他這樣說道:“既然大企業變得十分龐大,并且根據對大量材料的精確估計,有計劃地組織原材料的供應,其數量達幾千萬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運送這些材料到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是有步驟地進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許多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個中心指揮的,既然這些產品的分配給數千萬的消費者是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生產的社會化,而決不是單純的‘交織’;私有經濟和私有制關系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五、為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心提供精神動力
我們正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最直接、最根本的現實意義就是可以增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首先是對社會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自信。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一樣,貫穿的一根紅線就是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共產黨宣言》依據社會基本矛盾等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分析了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過程,得出了“兩個必然”的科學結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詳細分析資本主義大量經濟現象基礎上,在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同時,也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被否定而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列寧在詳細分析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現狀的大量事實基礎上,承認資本主義發展出現了同馬恩時代不同的許多特點,在一定意義上也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發展出現的壟斷性、腐朽性、寄生性決定了資本主義絕不是欣欣向榮向上發展,而是進一步走向衰亡的階段。列寧說道:“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 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戰爭異常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從而使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按照列寧的論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沒有根本改變。這一科學結論是對《共產黨宣言》《資 本論》“兩個必然”思想的深化和發展。今天我們閱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首先就是要把握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兩個必然”的論述,無論是他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必然產物,揭示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說明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做出判斷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告誡人們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產生的根源,還是預言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都是圍繞著“兩個必然”展開的。我們把握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這一主題,就能識別和抵制一切否認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結論的各種思潮,從根本上樹立起對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它是一種在落后國家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外的又一種選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正是論述了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可以幫助我們增強對作為落后國家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心。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分析了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運動規律,為世界歷史變革尋找到新的政治中心。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列寧的這一嶄新的世界歷史觀“是在實踐上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社會理論的歐洲模式,論證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平衡性,從而為落后的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實際上,列寧不僅為俄國,而且為所有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仔細閱讀一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會發現,列寧為落后國家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做出了可貴的探索。列寧把生產的集中和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資本輸出等看作帝國主義突出的經濟問題;把民族自決權問題、戰爭與和平、社會革命等看作帝國主義突出的政治問題,并把這些政治問題放在世界經濟的發展背景中,結合民族國家發展的特殊性,揭示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一般規律和這些問題所包含的世界意義,以辯證的方法展示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復雜進程和時代變化的各種特征。列寧對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的分析,揭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后國家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為落后國家的社會革命及未來的現代化發展奠定了基礎。確實,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過去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研究缺少“落后國家的現代化”這一政治經濟視野,只要我們有了這一視野,我們完全可以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依據,來論證落后國家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從而也增強我們在相對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自信心。
經過數十年的艱苦探索,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不但一般論述了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具體地就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也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這些真知灼見在一定意義上印證了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是正確的,從而也為我們增強對建立在成功的實踐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的自信心帶來了精神動力。其他不論,僅就實施改革開放、正確處理不同的社會制度的關系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已形成了完整的方略,而這一方略可以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中找到理論依據。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給我們展示了他的世界歷史觀,這一世界歷史觀無疑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體系的沖突與融合的歷史邏輯之上。列寧用這一世界歷史觀來觀察資本,看到“資本是一種國際力量”,而資本的國際性決定了革命的國際性。這樣,列寧深刻地揭示出,在今后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在世界上必然存在兩大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于是列寧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這樣,列寧就必然要反對簡單地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思想,必然會提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就不能建立或實施社會主義的人,才配稱為共產主義者。”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這里,列寧揭示了一個基本原理,即社會主義者必須擁有一種新的世界觀念,在新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體系共存的時代,資本主義體系不會迅速消亡,社會主義發展必須建立在這兩大社會體系矛盾運動的歷史邏輯之上才能獲得進步,這給全球化時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在我看來,這當然也給中國人民如何建設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之間內在的聯系,在這里就充分地顯示出來了。
文章來源:《北方論叢》2020年第4期
文章作者:陳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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