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J. 埃文斯著 韋斯琳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出版

　　2012年，以“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享譽全球的史學巨擘、左翼近代史大師、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院長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去世（Eric Hobsbawm，1917-2012），終年九十五歲。同一年，憑借“帝國三部曲”（《第三帝國的到來》《當權的第三帝國》《戰時的第三帝國》）聲名鵲起的劍橋大學欽定歷史學講席教授、劍橋大學沃夫森學院院長，曾任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副院長、劍橋大學歷史系主任的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受封爵位。這兩位英國史學界、伯貝克學院的前后輩，在人生彼此意外接續的同時，迎來了學術上相互間的奇妙聯系。作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影響整整一代政界和學界的要人”，為霍布斯鮑姆樹碑立傳殊非易事，更遑論其本人已有珠玉在前——2002年，霍布斯鮑姆的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中信出版社2010年中譯版）便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自省，在淡薄的個人色彩下展現了二十世紀宏大的社會和政治。最終，理查德·埃文斯為我們呈現的，更著重于主觀的個人體驗與內心世界，試圖為我們描繪一個在二十世紀曲折歷史進程中始終如一的紅色靈魂。

　　《霍布斯鮑姆自傳：妙趣橫生的20世紀》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著 周全 譯

　　中信出版社 2016-01

　　政治場上的童子軍

　　在埃文斯筆下，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出身殊為可憫：在沙俄壓迫下安土重遷的波蘭移民家族，在倫敦移民官的粗疏登記下，丟失了“奧布斯鮑姆”（Obstbaum）姓氏中的t，又多了一個H，成了“霍布斯鮑姆”家；他本人的父母分別出身英國與奧地利，在1914年籌備婚禮時便面臨一戰帶來的家國窘境，最終于1917年6月8日在埃及亞歷山大城誕下艾瑞克——幾個月后，圣彼得堡的一聲炮響震撼了世界，也預示了他未來將恪守一生的信仰。

　　一戰后，霍布斯鮑姆輾轉于維也納和柏林。但無論是維也納中產階級的文藝氛圍，還是魏瑪柏林先鋒主義的藝術潮流，都無法填補顛沛流離帶來的空虛。年少的霍布斯鮑姆加入了維也納的童子軍組織——在經歷了毫無保障的生活和大蕭條下父親的突然離世后，童子軍提供了他渴望的身份認同、安定與歸屬感。這種對集體主義的追求，很快在1931年7月15日母親辭世后進一步升級——兩周后艾瑞克被親人送去柏林，見證了德國深入骨髓的社會危機與浩浩蕩蕩的政治風潮：銀行停止兌款，三分之一的人失業，通貨膨脹不斷，資本主義的崩潰迫在眉睫，“我們就像在泰坦尼克號上一樣，每個人都知道這船要撞上冰山了”（31頁）。在風起云涌的柏林，艾瑞克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大規模共產主義運動，開啟了“一個20世紀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典型的入門儀式，也就是從第一頁開始閱讀和理解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的短暫嘗試”（33頁）。1933年1月25日，艾瑞克參加了共產黨人在柏林的最后一次公開游行，回擊納粹的挑釁。在零下十五度的氣溫中，十三萬衣衫襤褸、臉色蒼白但目光堅定的德共黨員齊聲歌唱高喊口號，向寒風中堅持佇立五小時的臺爾曼致敬。貧窮的人們對剝削制度的仇恨，游行的歌聲、吶喊與紅旗下攜手前進的隊伍，給予了艾瑞克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我屬于這個組織。”（39頁）他始終記著當時大家唱的歌，直到去世仍保留著那張破破爛爛的德語歌單。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是罷工還是游行，都沒能阻止希特勒的總理任命，德共寄希望于通過3月5日的議會選舉限制希特勒的權力。已經是斗爭一員的小霍布斯鮑姆也參與其中，為選舉分發競選傳單。1933年2月27日夜，他和妹妹南希分工運送小冊子。九時，當南希完工騎著自行車穿過勃蘭登堡門回家，看見了國會大廈熊熊而起的火光。

　　1933年3月，艾瑞克跟隨親屬舉家搬回倫敦，但并非因為參與共產黨活動或猶太人身份，而是家庭經濟難以為繼。因此他并非難民、流亡者，而是以久在海外的英國公民身份，回到了未曾謀面的祖國。曾給予他希望的革命火炬，在大海另一側的無邊黑暗中黯淡了下去。然而在倫敦的艾瑞克卻大放異彩，童子軍的經歷與街頭斗爭的經驗，讓他犀利的文筆與言辭遠勝貴族學校里只會關注衣裝打扮的公子哥兒。但在學業、社團和辯論場上的成功，難以掩飾內心的空虛：“15歲柏林男生熟悉的話題——政治、文學、性——在英國學校都沒人談論。我有點兒無聊，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在閱讀上。”（53頁）英國政治場截然不同的氣氛更讓年輕的霍布斯鮑姆格格不入：英共不參與議會和武裝斗爭，大搞精英主義路線，讓習慣了融入人民運動的艾瑞克無所適從。他唯一有機會參與的一次大規模左翼運動是工黨領導的，而在1934年5月1日這個勞動者的節日，倫敦加入游行隊伍的還不足一千人。

　　1936年5月，左翼人民陣線在法國、西班牙大選獲勝，革命的火炬仿佛又在歐洲燃起，想要逃離倫敦壓抑氛圍的霍布斯鮑姆，憑借優良的成績獲得了獎學金支持赴巴黎訪學，由此開啟了他貫徹一生的環游世界的愛好。他在露天會場上冒雨聆聽法共書記多列士的講話，在地鐵里與青年黨員一起歌唱，與北非穆斯林工人一起扛著紅旗游行，也在報紙上看到了佛朗哥興兵政變的消息。他孤身涉足內戰中的西班牙，沉重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無能為力。1936年，霍布斯鮑姆入學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很快這位“什么都懂的大一新生”便在名校裝腔作勢的“老伊頓人”（Old Etonians）中脫穎而出：“他在英語文學社中講述華茲華斯詩作中的象征主義根源，在法語、德語文學社發表的意見則深刻得如同神諭。”（127頁）在劍橋，他找到了組織——社會主義學社是“所有大學里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者俱樂部”，“劍橋大學里最大的政治俱樂部”，也是大名鼎鼎的“劍橋五杰”的政治覺醒之地。霍布斯鮑姆后來深深為此抱憾：與這些聲聞遐邇的學長不同，他從未獲得機會為蘇聯的反法西斯事業提供情報服務。

　　霍布斯鮑姆著 賈士蘅等譯

　　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1939年戰爭開始，霍布斯鮑姆被征召入伍，但他一貫的親共立場與犀利的墻報言論讓軍情五處花了大力氣對這個沒有危險的知識分子進行全方位監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絲毫沒有注意到“劍橋五杰”在眼皮底下的活動，以至英國的機密直到戰后的1951年還在源源不斷地泄露給蘇聯。無獨有偶，熱情而多話的霍布斯鮑姆同樣不受英共領導層的信任——英共一開始就知道艾瑞克惹上了麻煩，因為跟他同部隊的長官也是共產黨員，但軍情五處竊聽到的倫敦總部談話卻拒絕讓霍布斯鮑姆知曉真相，而是要求他“變得實際一點兒，少點理想主義”（228頁）。

　　埃文斯筆下的霍布斯鮑姆，在人生青蔥之時迎來了歷史的巨變。一戰與二戰共同影響著他成人的旅程。投身政治的熱情與無與倫比的才華都將他無限趨近地推向解放全人類的事業，而在最為出于意料的關頭他卻與革命失之交臂。這名維也納走來的童子軍，在柏林的政治大潮洗禮，歐陸各國的“窮游”，又撐過二戰的提心吊膽與安全部門的監控之后，已經難以對沉悶保守的倫敦產生祖國的共鳴，更無法對自己的信仰妥協：“未來的唯一希望在于共產主義，因此如果一個人不能完全投身到摧毀資本主義的事業中，那個人就會是叛徒。結論：我是叛徒。”（80頁）

　　歷史學的游擊戰士

　　霍布斯鮑姆（1917-2012）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斯鮑姆認為自己的人生在廣泛意義上并沒有影響或塑造任何東西；相反，他是被自己經歷的時代塑造成了這個樣子。就像他后來自己承認的那樣，他是一個“內心千頭萬緒、受直覺驅動的歷史學家，不太愿意做計劃”（第3頁）。童年不穩定的生活使他不得不自學掌握多門語言，從十歲開始廣泛而深入地閱讀各國著作，并在此后八十五年里未曾停歇。用他自己的話說：“我14歲開始嘗試寫作，但成年后我發現自己并不適合從事詩歌和小說創作，適合我的是歷史研究……在16歲時候就產生了成為歷史學家的自覺。”（54頁）

　　二戰后的霍布斯鮑姆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經成了政治運動的局外人。當局的監控提防、英共的排斥黨爭以及蘇聯在戰后的修正主義變化，都使得他這位魏瑪時期的德共黨員處境尷尬。“直到1946年從部隊退役，我才決心要成為專業學者。”1949年在《經濟史評論》上發表的《英國工會概況：1889-1914》標志著艾瑞克作為歷史學者的職業生涯開端。1951年1月27日，他正式獲得兩星一等榮譽的博士學位。但親共的政治立場與馬克思主義的治史方法，使他在英國的正統史學界舉步維艱。他自認是一個“軟弱又搖擺不定的人”，在1952年11月的黨員思想報告中，他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評：“我曾考慮過全職投入工會斗爭，但覺得自己缺乏認真做好這件事情的組織能力……我覺得自己沒有對黨貢獻應有的力量，也沒有提升自己的能力來做貢獻。”（314頁）自五十年代搬到劍橋后，霍布斯鮑姆再也沒有參與英共黨內的官方活動：“我的個人興趣不在這方面，性格也不合適。從那時候開始，我實際上就完全只在學術或知識分子圈子內活動了。”

　　但在國內政治場的停滯不前，卻使他在聯絡國際共產黨組織、左翼知識分子方面頗有建樹。霍布斯鮑姆加入了英國德國民主促進會、英捷友好聯盟、英中友好協會，將始創于1938年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小組重組成了共產黨歷史學者小組，創辦了刊物《過去與現在》，讓歷史為革命思想服務，并于1954年冬訪問了蘇聯。1957年，再次赴歐陸度假的霍布斯鮑姆撞上了阿爾及利亞危機。鑒于出動的四十萬大軍陷于泥潭，法國政府支持秘密傭兵與民族解放陣線的游擊隊大打出手，以阻止阿爾及利亞獨立。霍布斯鮑姆幫助游擊隊員擺脫軍警的追捕，配合抵抗組織的行動，也第一次在心底里樹立起了離經叛道，與壓迫人民的右翼“主流”不共戴天的“游擊隊員”形象。

　　回到英國后，作為年輕研究員的霍布斯鮑姆最終在伯貝克學院安身立命，他將這里稱為“窮人的萬靈學院”，提供了“一種從內而發的自然保護，使我得以抵御冷戰帶來的外部壓力”（277頁）。但他竭盡心血的首部大作《工薪勞動者的興起》卻仍被評審和出版社聯手扼殺，憤而想起訴出版商的霍布斯鮑姆獲得的僅是一句讓人心涼的忠告：“你可以找人證明你的學術立場，但他們會找到更多人證明你的觀點不夠全面。”（343頁）灰心喪氣的霍布斯鮑姆一度沉溺于五十年代末倫敦蘇荷區的爵士樂風潮，這種抗拒成為高雅藝術的都市民間音樂讓他找到了接近民眾的感覺。1959年的《爵士樂圖景》成了霍布斯鮑姆十年樂評生涯的寫照，也成了這位史學大家跨領域的“爵士樂愛好者必備之書”。五十年代中期數次造訪意大利后，《原始的叛亂》也在1959年橫空出世。在這部霍布斯鮑姆自認最喜歡的作品中，他將“原始的叛亂”“社會性匪徒”這些新概念引入史學研討。爵士樂的文化反叛，匪徒、千禧年運動、無政府主義、盧德派的“原始叛亂”，仿佛如他的個人經歷和學術事業一般一體兩面，使他成為一時眾星捧月的歷史學家。1960年，大名鼎鼎的共黨霍布斯鮑姆大搖大擺地去了剛渡過麥卡錫時代的美國，還順道去了一趟古巴——畢竟手眼通天的軍情五處“沒人知會他要申請美國簽證”，無所不能的聯邦調查局“沒聽說他竟然會來美國”。顯然此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1962年1月他再赴古巴，并臨時為初露頭角的切·格瓦拉客串了一把演說的英文翻譯。在哥倫比亞，他邂逅了共產主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人民已經開始覺醒了”（419頁）！

　　霍布斯鮑姆著 楊德睿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阿爾及利亞的抵抗運動、爵士樂的離經叛道、南美的自由戰士讓這位醉心于“原始叛亂”的學者開始顛覆英國死氣沉沉的史學圈子：“曾經有一段時間，英國學術圈的歷史學者一想到當一名平裝本作家，換句話說就是為大眾撰寫通俗作品，就大驚失色……但情勢現在有所改變，我這一代的歷史學者，尤其是熱衷解釋歷史和對公眾進行歷史普及教育的人士、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有創新意識的學者，都對面向學術圈子和面向普通民眾的寫作充滿熱情。”（410頁）一念為人民，剎那天地寬。之前在出版方面屢屢碰壁的霍布斯鮑姆，迎來了《革命的年代》《匪徒》《勞動者》《工業與帝國》《革命者》等一系列作品的爆紅。“我很樂意將自己描述為一名游擊隊員式的歷史學者，我不是直接沖向文獻炮火線后的目標，而是從側翼小樹林里端著思想的自動步槍找機會切入。”（678頁）

　　如果說六十年代的霍布斯鮑姆聚焦于英法雙元革命和工業發展下的底層反抗史，那么七十年代的他重新把目光歸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繁榮擴張的歐洲社會，1975年的《資本的年代》對1848年革命到1873年后蕭條期之間的資本黃金時代抽絲剝繭。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鮑姆在受到讀者熱烈歡迎的同時，也逐漸被昔日難以躋身其中的學術圈、體制圈所接納：“體制正日漸把我納入其寬廣的懷抱中——坦白說，我對這種開始有所收獲的感覺還是挺沾沾自喜的——而我要如何保持作為一名老布爾什維克的真誠呢？”（497頁）霍布斯鮑姆的答案是——憑借歷史作家的身份更為積極地參與到英國政治中去。他為意大利共產黨擔任英國通訊員，為英共的理論期刊《今日馬克思主義》供稿，在英國政治辯論中占據一席之地，并使這本刊物一躍成為知名期刊。這位昔日被軍情五處壓制輿論的辯論家如今在BBC享有專欄待遇，時不時對撒切爾之流評頭論足批判一番。與此同時，將視野延伸到一戰前夕的《帝國的年代》于1986年橫空出世，與前兩作形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近代歷史三部曲，霍布斯鮑姆也即將從學院教職榮休。他的一生似乎已經逆天改命到達了頂點：“艾瑞克此時被視為工黨的思想導師，他從一位共產黨知識分子變成了站在左派立場上發聲的知識分子。”作為一位英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全球學界舉足輕重的歷史學家，在霍布斯鮑姆躊躇滿志為自己的人生獻上圓滿力作之時，恰如其出生后迎來的北地那聲炮響，一道鐵幕的垮塌再次扭轉了他人生的軌跡。

　　新世紀的舊先知

　　1988年，霍布斯鮑姆在接受《圣保羅州報》專訪熱情贊揚蘇聯的改革家時，恐怕不會想到：正是這個戈爾巴喬夫帶來了蘇聯的末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對霍布斯鮑姆遠不是史書上的鉛字，而是切膚之痛。《今日馬克思主義》因蘇聯崩潰而停辦，全歐洲的左翼組織莫衷一是，分化瓦解。整個九十年代，冷戰結束背景下的西方媒體似乎習慣于拿蘇聯解體詢問霍布斯鮑姆取樂，而他則利用舉世無雙的辯才反唇相譏：“1918年奧匈帝國的解體帶來的影響幾乎都是負面的，我不確定世界其他國家是否樂見這些被禁錮了70年之久的力量釋放出來。”（565頁）面對自認已再無對手的西方社會，霍布斯鮑姆一再表露出自己的擔憂：“蘇聯的終結意味著西方的社會進步有停滯之虞”，“新獨立的中歐東歐國家里，政治秩序潛藏著內在的不穩定性”，“冒險主義情緒再度涌現的中東地區勢必爆發沖突”，“蘇聯沒有解體的時候，你們還可以坐享和平。而現在，離戰爭已經不遠了”（564頁）。西方在蘇東地區推崇的民族自決原則也被他嗤之以鼻：“民族主義從來不是一股天然向善的力量……除了幾個島嶼小國，全世界能合理宣稱自己在語言和種族上具有同一性的國家不超過12個。”在1991年的美國人類學會上，他指責歷史學者沒有采取行動阻止民族主義的崛起，反而推動其右翼保守影響的沉渣泛起：“民族是歷史的產物，民族間的對抗也是歷史的產物，而歷史學家就是制造歷史的人”，國際主義精神一旦散失，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霍布斯鮑姆的書房

　　然而，世紀末的歐美學界沉湎于冷戰勝利的幻境，各類“終結論”層出不窮，似乎歷史已經停在了克里姆林宮紅旗落地的那一瞬。海灣和科索沃戰爭的大獲全勝，更讓西方世界自負地認為霍布斯鮑姆的預言不值一提——直到2001年9月11日。今日遍及中亞、非洲、中東歐的戰火，南美南亞的動亂，正如這位舊先知所言，無不在撼動著新世紀的世界。而大英帝國，也在紛亂的時局中走向日落。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正是霍布斯鮑姆八十周年紀念。在他聲援下贏得大選的工黨布萊爾政府推動了王室向“在歷史學界有杰出貢獻”的學者授勛。當女王將綬帶掛到這位老共產黨員的脖子上時，一片石膏板從白金漢宮失修的天花板上掉了下來。

　　在最后的歲月里，霍布斯鮑姆開始記錄二十世紀這個“有史以來最具革命性的時代”（578頁）。1994年，《極端的年代》出版，這部從一戰、二戰一直到冷戰結束的作品，與其說是歷史，不如說是霍布斯鮑姆一生的寫照，是他真正的自傳。伴隨著蘇聯解體，他這一代人的歐洲共產主義斗爭失敗了，但霍布斯鮑姆仍堅持為這個時代做出標注：“歷史由勝利者書寫，但失敗者才是最好的歷史學家。”《極端的年代》是霍布斯鮑姆最成功的作品，這是他親身經歷的年代。

　　要提到的是，新世紀的霍布斯鮑姆已經是一個老人，一個舊日的先知，他能夠憑借豐富的經驗預言風云變幻，卻無法理解當下的人們為何彼此攻訐。他反感“9·11”事件后西方“建立在絕對善惡基礎上的道德話語”——政治正確；他不明白為何左翼統一戰線會被碎片化的新社會運動——黑人權益、女權、環保主義、彩虹聯盟等——取代，左翼媒體為何向民眾倡導那些“激進而缺乏思考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主張”。即便榮譽等身，功成名就后得以參與文化圈的各種協會俱樂部，但他一生都未曾真正融入高高在上的正統學界，也不為同行所認同理解。即便是本書作者理查德·埃文斯亦如是，作為劍橋精英躋身學界的政治外交“正史”學者，他將霍布斯鮑姆對共產主義的終生信仰解釋為弗洛伊德式的童年缺陷，對依靠民眾和第三世界讀者支撐銷量的“年代四部曲”頗有微詞。書中對霍布斯鮑姆作品的評價永遠是長篇累牘的批評引用，與最后一小段的所謂“積極意義”。同樣，當今的西方學術評論界也笑罵他用的“老掉牙的理論”，嘲諷他不懂得“非洲主義、先鋒藝術和女性主義”，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直男思維”。

　　倫敦書評紀錄片 《歷史的慰藉》

　　霍布斯鮑姆可能并不會否認這一點：“除勞工史和社會運動史，我對其他歷史的全部興趣來自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使他對“人類社會進步的宏觀歷史問題產生了興趣”；他重視馬克思、列寧，是因為他們的理論分析得了現實，指導得了實踐，而不在于是不是足夠“時髦”，能不能“標新立異”“抓人眼球”。他一直相信左翼陣營應當團結，擯棄各種派別之爭：“共產主義是一個實現普遍自由、解放全人類、解放貧窮大眾的夢想。”他一直相信歷史是由勞動人民創造的，他并不去區別這些人的膚色、品味與取向，妄圖打造一個絕對優秀、正確的群體，他要做的是“為那些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人們發聲，這些人無法想象他們的罷工、抗議甚至團結起來，都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669頁）。他一輩子愧疚于未能作為一個合格的黨員為共產主義革命做出貢獻，而只能用紅色的筆觸勾勒過去的歷史，為那些帝王將相總統軍閥文治武功之下默默無聞的“底層”“叛逆”發聲。2012年10月10日，霍布斯鮑姆葬禮上，在他的遺體移出火化時，靈堂響起了《國際歌》。

　　這一刻，一個紅色的幽靈仍在歐洲游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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