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發生后，我還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電，這說明它引起了何等廣泛的反響，而報道這些情況是我的責任。

　　3月20日，愛琳娜·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聞”編輯部轉來的一份法文電報，電文如下：

　　“莫斯科3月18日。倫敦‘每日新聞’編輯部。敬請轉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作者、已故的卡爾·馬克思的摯友恩格斯先生，請他代購花圈一個獻在‘資本論’的不朽作者的靈柩前。題詞如下：

　　‘獻給勞動權利理論的維護者及實際的爭取者。莫斯科彼得羅夫農學院學生敬挽’

　　請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價格，墊款即還。

　　莫斯科彼得羅夫學院學生”

　　電報當然沒有趕上3月17日舉行的葬禮。

　　其次，3月31日，我們的朋友彼·拉甫羅夫從巴黎匯來彼得堡工藝學院學生和俄國高等女校學生寄給他的124法郎50生?。ㄏ喈斢?英鎊18先令9辨士）。這筆錢也是用來購買獻在卡爾·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周報道說，敖德薩的大學生也要求以他們的名義買花圈獻在馬克思的墓前。

　　因為彼得堡大學生寄來的錢足夠買三個花圈，我就冒昧地用這筆錢給莫斯科和敖德薩的大學生也各買了一個花圈。制作題簽在這里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耽誤了一些時間，但是這幾個花圈在下星期初總是可以獻的，那時我就可以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報告我收到的這筆錢的花費情況。

　　我們還收到通過這里的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自佐林根寄來的一個美麗的大花圈，上面寫著：“獻給卡爾·馬克思。佐林根刀剪業工人敬挽。”當我們于3月24日去獻這個花圈時，我們發現，“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獻的花圈上的長條紅綢帶，不知被哪個瀆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處申訴也無濟于事，但也許可以保證將來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個斯拉夫協會

　　“希望為紀念卡爾·馬克思籌集一筆以馬克思命名的國際特別基金，以便幫助偉大解放斗爭中的受害者，并支援這一斗爭”；

　　同時還寄來他們的第一批捐款。這筆錢現在保存在我這里。當然，這個倡議的命運首先取決于它能否博得贊同，所以我在這里說明一下。

　　為了用事實來駁斥報紙上的謠言，我想簡單地談一談我們偉大的理論家和領袖患病和逝世的經過。

　　馬克思在卡爾斯巴德經過三個療程的治療之后，他的慢性肝臟病已經幾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經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頭痛，而特別厲害的是接連不斷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和避暑以后，這兩種病沒有怎么犯，只是過了年以后，又更嚴重地復發了。一般說來，慢性喉頭炎，影響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氣管炎已略略好些，但正是這些病癥使他體力異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前四五個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氣管炎和剛得的肺炎所引起的嚴重的肋膜炎。當時病勢非常危險，但是也順利地過去了。隨后，讓他先到威特島（1882年初），再到阿爾及爾去。一路上天氣寒冷，他到阿爾及爾時，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況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爾及爾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餐廳里還得不斷地生火！這樣一來，病情不僅不見好轉，反而惡化了。

　　馬克思離開阿爾及爾后就上蒙特卡羅（摩納哥）去，由于途中氣候寒冷潮濕，到那里的時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勢較輕。那里的天氣也老是很壞，好像壞天氣是他從非洲帶去似的。這樣，他在那里不僅沒有恢復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爭。初夏，他去阿爾讓臺他女兒龍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的硫礦泉水浴來治療慢性支氣管炎。盡管夏季多雨，治療還是有進展，雖然進展較慢，醫生對此頗感滿意。后來醫生又要他到日內瓦湖畔的斐維去療養；在那里他的健康狀況大有起色，醫生雖然沒有允許他回倫敦，不過還是允許他到英國南部海濱去過冬。馬克思終于又決定在這里恢復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倫敦，那時他看來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漢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約高300英尺）而并沒有感到什么不適。11月濃霧降臨的時候，大家讓他到威特島南部的文特諾爾去。但是，那里的氣候又是多雨多霧，結果又難免傷風咳嗽等等，總之，不能在新鮮空氣中作健身運動，整日蟄居室內，反而損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時，龍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馬克思回到倫敦，他的支氣管炎發作了。不久，又并發了喉頭炎，使他幾乎什么東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堅忍精神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寧愿喝一升牛奶（這是他生平最厭惡的東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月間又發現了肺膿腫。15個月來他已經服用過各種藥品，現在，藥物對他的身體已經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說來還是比較順利地在好轉。支氣管炎已幾乎痊愈，咽食物也比較容易了。醫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兩三點鐘（這是最適宜于探望他的時間），我意外地發現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淚：他很不好，看來要完了。他們告訴我，那天早晨他胃口還很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湯。在馬克思家40年、從小撫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實的老琳蘅·德穆特，上樓到他的房間去，但立刻轉回來說：“快去看一看，他快睡著了”。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睡著了，但是已經長眠不醒了。卡爾·馬克思是坐在安樂椅上去世的，沒有比這樣的死再安祥的了。

　　現在，在結束本文的時候，談一個好消息：

　　“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來了。目前這樣的手稿是否適宜于發表，我還不能斷定，——手稿有大開紙1000多頁。但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總過程的形式”，已在1867—1870年整理完畢。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經開始，并有大量評論性的摘錄材料，特別是關于俄國土地所有制關系的材料；這些摘錄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親口指定他的幼女愛琳娜和我為他在著作方面的遺囑執行人。

　　1883年4月28日于倫敦

　　二

　　收到阿爾讓臺愛爾福特社會民主黨人贈送的、題詞寫在紅色綢帶上的美麗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個人，就順便把花圈帶來了。向墓地獻這個花圈時，發現佐林根送來的花圈上的紅色綢帶又被人偷走了。

　　當時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薩贈送的三個花圈已經做好。為了不使綢帶被偷，我們不得已把綢帶的兩邊稍微剪破一點，使這些綢帶不能再作別的用處。昨天獻了這些花圈。一場大雨把愛爾福特的花結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處了，因此沒有被人偷走。

　　這三個花圈每個價值1英鎊1先令8辨士，共值3英鎊5先令。因此，匯給我的4英鎊18先令9辨士，剩下了1英鎊13先令9辨士，我把這些錢寄給了彼·拉甫羅夫，讓他按照贈送者的意見處理。

　　這位偉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無恥之徒得到了一個替自己拼湊政治資本、著作資本甚至金錢的好機會。我在這里只舉幾個應當讓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屬于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談了。

　　紐約中央勞動聯合會書記菲力浦·范-派頓寫給我的信（今年4月2日）說：

　　“不久以前舉行了紀念卡爾·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別在這次游行中都聯合起來，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這時，約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們當著大庭廣眾宣布，他，莫斯特個人同卡爾·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國進行了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的通俗化工作，而馬克思贊揚了莫斯特所作的宣傳。——我們對馬克思的天才和活動評價很高，我們不能相信，他會支持莫斯特的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性的思想和活動方式。所以，能否談談你的看法：馬克思對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抱怎樣的態度？莫斯特不合時宜的荒唐胡謅已經引起一片混亂，聽到像馬克思這樣具有極高威信的人竟會贊同這種策略，我們是很不愉快的。”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這里把這封回信譯成德文：

　　“你在4月2日問我，卡爾·馬克思對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對約翰·莫斯特抱什么態度。我的答復是簡短而明確的。

　　馬克思和我從1845年起就持有這樣的觀點：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結果之一，將是叫做國家的政治組織逐漸消亡。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從來就是依靠武裝力量保證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對勞動者多數的經濟壓迫。隨著這個享有特權的少數的消失，用來進行壓迫的武裝力量、國家政權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們同時又始終持這樣的觀點：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首先應當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這一點在1847年寫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結束部分就可以讀到。

　　無政府主義者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他們宣稱，無產階級革命應當從廢除國家政治組織開始。但是，無產階級在取得勝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現成的組織正是國家。的確，這個國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變，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職能。但是在這種時候破壞國家，就是破壞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能用來行使剛剛獲得的政權、鎮壓自己的資本主義敵人和進行社會經濟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進行這種革命，整個勝利最后一定會變成新的失敗，結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殺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這樣。

　　從巴枯寧搬出目前這種無政府主義謬論的第一天起，馬克思就不斷與之作斗爭。這一點還要我專門說明嗎？國際工人協會的全部內部歷史就說明了這一點。從1867年起，無政府主義者就竭力采取各種最卑鄙的手段來奪取國際的領導權。馬克思是他們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會上，歷時五年的斗爭以無政府主義者被開除出國際而告結束。最主張開除無政府主義者的人就是馬克思。如果你們希望知道更詳細的情況，我們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會的霍布根代表弗·阿·左爾格可以告訴你們。

　　現在談一下約翰·莫斯特。

　　誰斷定，莫斯特在成為無政府主義者以后，似乎同馬克思有過任何聯系或得到過馬克思的某種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騙了，或者是自己分明在撒謊。在倫敦‘自由’周報第一號出版以后，莫斯特不過到馬克思或我那里去彎過一兩次。我們沒有到他那里去過，也從來沒有在哪里偶然遇見過他。最后我們甚至干脆不訂他的報紙，因為上面‘簡直毫無內容’。我們對他的無政府主義和他的無政府主義策略，像對他曾經求教過的那些人一樣地蔑視。

　　莫斯特在德國的時候，就發表了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通俗’說明。當時曾請馬克思審閱一下這本書，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馬克思一起做了這項工作。我們確信，如果我們不愿意從頭到尾改寫該書，那末只有刪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謬論，沒有任何別的更好的辦法。馬克思容許只有在下述不容改變的條件下才可以把他的修改加進去，這個條件就是他的名字永遠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約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訂本聯系在一起。

　　如果愿意，你們可以發表這封信。”

　　上面談了美國，下面談意大利。

　　大約兩年以前，有一個年輕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亞的阿基爾·洛里亞先生，把他的一本關于地租的書寄給了馬克思，并且附了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稱是馬克思的學生和崇拜者。他同馬克思有一段時間還通過信。1882年夏天他來到倫敦，到我那里去了兩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時，我曾經就他在當時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責備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這件事，鄭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見。

　　現在，這個從德國講壇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文選”上寫了一篇關于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恥地把文章的清樣寄給我，稱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Ｋ麩o恥在哪里，下面我的復信的譯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國語言寫的，因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還差）：

　　“我收到了您關于卡爾·馬克思的文章。您當然可以隨便對他的學說進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評，而完全不懂這個學說。您可以全憑臆想寫出馬克思的傳略。但是，誹謗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沒有權利的，而且我也永遠不允許任何人這樣做。

　　您在過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責過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馬克思讀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對了原著，他對我說，他的引文是正確的，如果說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現在您是怎樣引用馬克思的話，您多么無恥地要他在說‘剩余價值’的地方說‘利潤’——而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警告過，不要把這兩者誤認為是同樣的東西（穆爾先生和我又在這里即倫敦向您口頭解釋過這一點），——那我就知道，我應當相信的是誰，是誰有意篡改引文。

　　但是這些還遠遠比不上您的‘堅決而深刻的信念……認為自覺的詭辯支配著整個學說’（馬克思的學說）；馬克思‘不惜作出虛假的結論，雖然他明明知道這些結論是虛假的’；他‘常常是一個愿意以犧牲真理來否定現存制度的詭辯者’，用拉馬丁的話來說，他‘玩弄謊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拐子一樣’。

　　在意大利這個古代文明的國家里，這大概可以看做是贊揚。就在講壇社會主義者中間，這一類話也可能認為是很高的贊語，因為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犧牲真理’就永遠不能編造出自己的數不清的各種體系。我們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對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有損名譽的指責，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捏造的，因此我們把它奉還給那些說這種話的人，他們臆造這種說法只能敗壞自己的名聲。

　　我覺得，您的責任是告訴讀者，支配著馬克思的全部學說的這個所謂的‘自覺的詭辯’，究竟表現在哪里。但是我的尋找是徒勞的。Nagott?。ê苡辛Φ膫惏偷谟谜Z：根本沒有。）

　　一個人要有何等卑鄙的靈魂，才會設想，像馬克思這樣的人似乎‘經常拿第二卷來威脅自己的反對者’，而‘他根本沒有想過’要寫這個第二卷；似乎這個第二卷無非是‘馬克思借以回避科學論據的狡猾詭計’。這個第二卷現在在我手里，不久就要發表。那時，您大概終于會懂得剩余價值和利潤的區別。

　　這封信的德譯文將發表在最近一號蘇黎世‘社會民主黨人報’上。

　　我榮幸地懷著您所配享的種種感情向您致意”。

　　暫時就寫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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