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為了使各級領導干部更多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以更好地認識與糾正當時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毛澤東同志給中央、省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建議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同時提出也可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隨后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他又重申了這一要求。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召開時，他擬定討論的十八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讀書”，就包括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開始，毛主席和他所組織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參加的讀書小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結束。該教科書下冊為社會主義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個結束語。

　　在讀書過程中，毛主席緊密結合我國十年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發表了許多評論，寫下了一些批注，真正地、初步系統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課題，指導意義相當巨大。

　　讀第二十八章《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貨幣》

　　教科書說：“國營企業生產的、集體農莊和莊員所購買的工業品、生產資料和個人消費品，也是商品。”

　　不同于斯大林的提法。

　　教科書說：“在國營企業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范圍內，在國家所有制的基礎上產生出特種的商品關系。這些生產資料一部分由國家機關賣給集體農莊、莊員、工業合作社，因此也就從國家財產變成合作社集體農莊財產或莊員的個人財產。”

　　沒有區別賣給集體和個人的不同部分。這兩部分都出賣了所有權。

　　教科書說：“……國營企業所生產的大部分生產資料（機床、機器、金屬、煤炭、石油等等）在屬于同一個所有者即社會主義國家的各個國營企業間流通。當生產資料從某些國營企業轉入另一些國營企業時，所有權并沒有變更，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保持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資料也是通過買賣方式從某一國營企業轉入另一國營企業，它們也是商品。”

　　不出賣所有權，而出賣使用權。

　　教科書說：“前面已經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從強制的重負變為光榮的事情。但是，勞動還沒有像將來在共產主義社會那樣成為每個社會成員的第一生活需要，因此物質刺激還是必要的。”

　　剝削者不可能把勞動看成光榮的事情。

　　在根據地的時候，我們實行供給制，人還健康些，還不為了追求待遇來吵架。解放后，實行工資制，評級了，反而問題發生得多，有些人常常為了爭級別吵架，要做很多說服工作。

　　我們的黨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黨，長期實行供給制。當然，當時根據地里，整個社會并不是實行供給制，實行供給制的人員是職業革命家、國家工作人員、部隊指戰員。實行供給制的人員，第二次國內戰爭多的時候有幾十萬人，少的時候也有幾萬，抗戰時期從一百多萬增加到幾百萬，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體是過著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后期，打了敗仗，在這以前打勝仗，在這以后還是打勝仗，都不是因為有沒有物質刺激，而是因為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的錯誤或正確。這些歷史經驗，對于我們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有著很大的意義。

　　這本書在談到物質利益的時候，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這是一種片面性。我們農村的房屋還很不像樣子，要有步驟地改變農村的居住條件。我們居民房屋的建設，特別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應當用集體的社會的力量來搞，不應當靠個人的力量。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么社會主義？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說，蘇聯比資本主義更注意個人物質刺激。這種說法簡直不像樣子。

　　教科書說，“生產資料在國營企業部門內部進行的商品流通基本上是按照物質和技術供應計劃，這是與消費品不同的，消費品是自由買賣的對象”。

　　即調撥。

　　教科書說，“莊員也在具有從屬意義的個人副業中進行勞動”。

　　好。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創造使用價值和提高產品質量卻有獨立的極重要的意義，因為生產的目的是盡可能充分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

　　即不為剝削者提供剩余勞動。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使用價值和價值間的對抗性矛盾（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性就是它引起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也會產生非對抗性的矛盾。”

　　難道會不產生嗎？

　　使用價值和價值，首先要有使用價值，要產品質量高，否則賣不出去，價值不能實現。當然，價值過高了也賣不出去。有些地方的糧食，從使用價值來看，同別的地方的糧食是一樣的，但是收購價格定得太低，農民很不高興。

　　教科書說：“生產單位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量。”

　　因此需要機械化。

　　這里說，“生產單位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量”。長春汽車廠現在能夠生產二三萬輛，將來能夠生產十幾萬輛。從使用價值來看，每輛汽車都是一樣的。但是從價值來看，將來生產多了，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每輛汽車所包含的價值量就比現在大大降低了。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根據客觀的經濟條件和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的要求，定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產品成本的計劃，規定各企業的勞動和材料消耗定額;國家就是這樣通過計劃去影響生產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時間量，使它降低。”

　　靠這兩條。

　　教科書談到先進定額的作用：“根據先進企業的經驗定出的先進的勞動和材料消耗定額，是社會主義國家通過計劃去影響社會必要時間量的重要手段。先進定額具有巨大的動員作用，因為它激發經濟領導者和勞動群眾去尋找竅門，使生產合理化，采用先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產品成本。”

　　這段好。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個別企業所消耗的個別時間與社會必要時間之間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社會主義經濟沒有所謂‘營業秘密’。”

　　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必要保守“營業秘密”。

　　教科書引用列寧的話：“要消滅貨幣，必須建立億萬人的產品分配組織，——這是很多年的事情。”

　　沒提產品豐富。

　　教科書說：“蘇聯貨幣的穩定性不僅由黃金儲備來保證，而且首先是由集中在國家手中的、按固定計劃價格投入商品流轉中的大量商品來保證的。”

　　物資保證。

　　教科書談到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的性質：“既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價值規律也就繼續發生作用。”“價值規律要求商品的生產和銷售應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消耗量來進行。”

　　這段主旨好。

　　教科書說：“蘇維埃國家的一切主要經濟問題以及政治問題，都是同價格問題交錯在一起的。”

　　調整價格，就是調整工人和農民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過去我們提高生豬、油料、蠶絲的收購價格，最近又準備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都是屬于調整這些關系的范圍。

　　教科書說：“某些經濟學家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也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認為價格應當絲毫不差地符合于商品的價值。國外抱有這種觀點的個別代表人物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價格時應適應消費品市場價格的行情波動。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的作用只是校正生產適應于依照價值規律而進行的消費，以便防止比例失調和發生危機。實質上這樣的立場意味著放棄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優點之一——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和消滅生產中的自發性和無政府狀態。問題不在于使價值規律具有廣闊的活動場所，并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生產的調節者，而在于把這個規律用作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領導的經濟杠桿。”

　　這段正確，有批評，有議論。

　　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根據。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設速度。

　　一九五九年冬，全國參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萬。我們要繼續搞這樣大規模的運動，使我們的水利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從一年、二年或者三年來看，花這么多的勞動，糧食單位產品的價值當然很高，單用價值規律來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從長遠來看，糧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農業生產可以穩定增產。那么，每個單位產品的價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對糧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夠得到滿足。

　　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干什么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農民自己已經提出了農業支援工業的口號，就是證明。當然，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列寧和斯大林都說過，在社會主義時期，農民要向國家“進貢”。我國絕大多數的農民，是積極“進貢”的，只有富裕中農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興，他們反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一套。

　　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約束社會集團購買力，國慶期間囑咐大家不要搶購商品，這就是計劃。當然，價格問題是我們要注意的。前幾年我們曾經提高了生豬的收購價格，對于發展養豬有很大作用；但是，像現在這樣的大量的普遍的養豬，主要還是靠計劃。

　　教科書說：“例如國家利用適當的價格政策，把一些部門創造的收入的一部分，用來迅速發展另一些具有重大經濟意義的部門。”

　　沒舉例。

　　教科書說：“國家規定個人消費品的價格時，不僅估計到價值，并且還估計到供求關系。忽略供求的狀況就會使價格過高的商品的需求銳減，使價格過低的商品的需求人為地增大。”

　　贊成。

　　教科書說：“……馬鈴薯、蔬菜、奶類、肉類和谷物的過低的收購價格和采購價格，在某一時期曾經阻礙了這些產品的生產。1953年至1958年，大大提高了這些產品的收購價格和采購價格，這對于增加這些產品的生產是一個很重要的刺激。”

　　這個“物質刺激”不反對。

　　教科書說：“集體農莊市場上的價格不是由國家計劃的，而是在供求的影響下形成的。在那里，價值規律在很大程度上發生自發作用。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對集體農莊市場有調節的經濟影響，因為大部分商品是在國營和合作社營商業系統中按固定計劃價格出售的。”

　　他們那里的集體農莊市場的自由太大了。說對這種市場的價格只用國家的經濟力量來進行調整，這還不夠，還要有領導，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機者就要大賺其錢。我們初級市場的價格由國家規定一定的幅度，不讓小自由變成大自由。

　　教科書說：“由于有了經濟核算，就能夠利用價值規律的作用，來刺激提高勞動生產率、采用新技術、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贏利。”

　　這樣就有奔頭了，好。

　　教科書說：“由于掌握了價值規律，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就不會帶來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危機的那種毀滅性后果。”

　　這一段把價值規律的作用夸大了。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由它所有制性質決定的，而不是價值規律決定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所以沒有危機及其“毀滅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們掌握了價值規律，而是由于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全國有計劃地進行生產和分配、沒有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等。

　　（二十八章讀完。待續）

　　據鄧力群同志編輯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名義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一書的主要部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收錄，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讀該書時批注和談話的風貌。

　　鄧力群同志是這篇文獻的原始記錄者，先后六次對它做了系統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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