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思想”(bio-political source)雖然貫穿古今中外，但是“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成為一門顯學，主要由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所凸顯并進行深入闡釋。之后，經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人對生命政治學展開研究和討論，并開辟了資本現代性批判的新維度，生命政治學才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

　　馬克思的思想主要經歷了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從青年黑格爾派轉向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第二次是通過對德國古典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青年黑格爾派進行理論上的清算，徹底轉向歷史唯物主義。1843年10月，馬克思應阿爾諾德·盧格(Arnold Ruge)之邀前往巴黎，在此期間，他寫下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盡管馬克思早期還沒有擺脫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在《手稿》中依然使用“類”“類本質”等費爾巴哈概念，但是，他在對工資、資本的利潤、地租等問題的批判中已經蘊含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從這個意義說，《手稿》是馬克思轉向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萌芽之作。《手稿》除了通過對“異化”“異化勞動”的分析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還蘊含了馬克思從“人”本身出發，探討人的生命現象的思考。馬克思正是通過“類本質”辯證法，“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將資本主義社會批判提到“真正的人的問題”的高度，并把這種生命政治批判的出路指向了“人的類本質的復歸”。雖然馬克思早期的生命政治思想仍然沒有從“現實的人”出發，沒有從生產、生活實踐出發尋找人的解放出路，但是它突破了庸俗的國民經濟學理論，從哲學高度反思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存方式，為哲學的現實化找到了根基，孕育并萌發了歷史唯物主義思想。

　　一、生命政治的原初狀態：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

　　在《手稿》“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一章中，馬克思在評價費爾巴哈哲學的偉大功績時提到“因此哲學同樣應當受到譴責”的問題。這里的“哲學”是指從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費爾巴哈認為，這種哲學“不過是變成思想的并且通過思維加以闡明的宗教，不過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的另一種形式和存在方式”。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從形而上學層面追問人的本質。直到中世紀，這種對人的本質的追問達到了本體論的頂點，信仰高于理性，神成為人的本質的化身。到17世紀，人文主義者把人和神分離，重新將理性、自由、平等、博愛作為人區別于神的本質特征。隨著近代數學、物理學的不斷發展，理性大廈落成，黑格爾無所不包的絕對精神達到理性形而上學的最高發展形式。費爾巴哈看到了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弊端，他對宗教世界進行了批判，將宗教的本質歸結為世俗世界人的本質。但是，費爾巴哈僅僅是從直觀形式去理解對象，沒有從實踐的角度去理解，因而也就無法真正解釋人。因此，人在費爾巴哈那里仍然是“抽象的人”,人的本質也成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類聚合”。盡管青年馬克思還沒有完全擺脫費爾巴哈的影響，但他借助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辯證法，通過正題、反題、合題的三段論邏輯分析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真實處境。馬克思并沒有憑空想象形而上的人的本質，而是從當時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以人的現實生活情況為參照反觀人的應然狀況，從而揭示了未被異化的人的類本質，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

　　馬克思認為，人是“類存在物”,主要表現在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對待，人的類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因此人與動物有著本質的區別。從理論領域說，人和動物都依賴自然界生存，但人的依賴范圍更廣。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學的對象，也是人的藝術的對象，是人的精神食糧。從實踐領域說，人和動物都有生命活動，但動物無法超越所屬物種的特性進行生產活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從生產的對象說，動物的生產是相對片面的，它只生產自己及它的幼崽直接需要的東西，如建造巢穴等，不會生產其他與自身無直接關系的東西。從生產的動機說，動物的生產是在肉體的支配下進行的，并非主動自覺的生產。從生產的方式說，動物只會按照所屬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生產，不會生產其他種類的。例如，蜜蜂只懂得建造蜂巢而不會構建蟻穴，鳥類只會建造鳥巢而不會搭建海貍窩。這些特點表明動物的生產仍然沒有超越自然和種屬的限制，都僅僅是為了維持自身和后代的生存。相反，人的活動是自主、自由的生命活動。

　　相較于動物單一的生產活動，人的生產具有自主性和多樣性。除了維持自身生命活動的需要，人能夠超越自然屬性，以整個自然界為對象，按照任何種的尺度進行生產并且滿足其他多樣化的需要，甚至按照美的規律進行生產。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將人的生產表述為物質生活資料生產、再生產、人口生產和其他社會關系、意識形態等的全面生產。因此，人的生產活動不僅能夠自由地選擇活動對象，而且能夠在此基礎上自由地選擇做什么和怎么做。馬克思除了考察人與動物的關系，還考察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是一種在勞動實踐中形成的內在一體性關系,人通過自然界實現肉體和精神的對象性活動。一方面，自然界為人提供維持生命所需的生活資料，如衣服、食物、住房等等；另一方面，自然界為人提供勞動的對象，沒有自然界，人就不能創造任何東西。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使自己“二重化”。具體來說，人能夠根據特定的目的來設計和重塑自然界，使得外部世界打上人的痕跡，自然界成為人能動改造的現實。同時，人也能夠“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當人實現自我的對象化后，對象化的自我會在人所創造的對象上得到體現，對象成為人表現和認識自身的感性存在。因而，人在這種對象化的過程中被對象化，并不斷豐富自身，在對象化中獲得自我的實現和發展。此外，馬克思還考察了在人的對象化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在對象化的過程中需要與他人產生一定的關系，人對自己勞動的二重化關系也適用于“對他人、對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系”。也就是說，當“我”生產的產品滿足了他人的需要時，這個過程就肯定了“我”的價值，同時，“我”也成為他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人的肯定中又重新獲得了豐富和發展自身的養分。在這種關系中，每個人在自己的對象性活動中既肯定了自己又肯定了他人。正是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考察，馬克思從實踐維度理解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對類本質概念進行了界定。在之后的文本中，馬克思結合人類社會歷史提出了人的本質是“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總體性概括。

　　二、工人階級生命異化的揭露

　　生命政治現象貫穿于人類文明的始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政治國家采用不同的方式處理人的生命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隨著大寫的“神”被大寫的“人”打破，“理性人”成為主宰自然的主體。進入工業社會，科學技術、理性不僅帶來了“物”的發展，同時也控制了“人”。工具理性取代人的價值理性，資本的逐利性特征日益凸顯，徹底實現了死的物質(資本)對人的完全統治，逐漸落入了資本邏輯的“牢籠”。

　　國民經濟學家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鼓吹勞動的全部產品屬于勞動者，教導工人服從資本家，事實卻是“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笨，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馬克思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將經濟學和哲學批判結合起來，通過“異化”“對象化”等哲學范疇理解資本主義經濟事實背后人的真實生活狀況，深刻地揭露了以資本統治一切為基礎的人的生命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對象化活動以異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資本這個“死勞動”反過來統治人的“活勞動”。首先，自然界不僅是獲取生活資料的直接來源，更是人進行生產勞動對象的主要來源。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工人本因通過勞動獲得的生存資料和產品卻歸資本家所有。由于這種對象并非工人的真正對象，因此工人在自己的對象中便徹底喪失了自身。勞動僅僅成為維持肉體生存的一種手段，工人再也無法在對象化中不斷實現和發展自身。不僅如此，工人時刻都在與貧困和生存做斗爭，“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即使在社會經濟增長的情況下，隨著資本的積累和分工的擴大，工人的勞動狀況和居住條件也不容樂觀。在工人眼中，居住的地下室并不是真正的家園，反而是只要不交房租就馬上會被趕出去的陌生人的住所。一方面，工人為了提高工資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但長期的過度勞動不僅沒有給工人帶來財富，反而使他們遭受肉體的折磨，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甚至出現過勞死的現象。另一方面，在掙錢欲望的驅使下，工人放棄了自由的時間，甚至把正在發育的兒童也變成工人。無止境的強制勞動使工人忘卻了人的真正機能，反而在吃、喝、生殖等動物機能中感到生而為人的自由。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一旦強制勞動停止，工人就會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勞動。隨著分工的日益擴大，工人的勞動變得逐漸單一、片面化。原本全面的生產活動變成機器般的勞動，人在肉體和精神上都被貶低為機器，人的存在就與其本質分離。其次，相較于封建社會城鄉的分離，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交換活動聯系變得更加緊密，但這只是一種基于商品聯合的關系，并非真正的人的關系。對于資本家而言，他與工人的關系僅僅是他自己實現自身利益的客體的外在工具性關系。資本家只把工人視為沒有資本、地租而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忽視了工人首先為人的肉體和精神的維度，因而他們全然不見工人與勞動產品分離、工人勞動中肉體和精神的折磨。當工人在生產活動中感到痛苦時，資本家卻為獲得財富而欣喜若狂。對于工人而言，在異化勞動中，工人為了維持生存被迫出售勞動力給資本家。盡管工人之間通過分工合作完成生產活動，但本質上，工人間的結合是出于資本，并非自愿的。一旦結束生產活動，工人之間又退回到原子式個人的狀態。同時，資本的不斷積累導致生產過剩，工人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相互進行競爭。這一行為不僅導致一部分人失業，而且使得工資下降到最低的限度，以至于工人無法維持家庭的生存。在社會經濟衰敗和經濟增長到頂點的時期，工人群體的貧困程度在競爭中不斷加劇，一部分人淪為乞丐甚至陷于餓死的境地，勝利最終卻屬于資本家。工人在勞動中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生命活動、類本質相異化，這些最終導致人同人相異化。從理論說，工人首先是作為人存在，理應具有人的本質，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馬克思通過工人階級遭遇的生命狀態揭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勞動淪為為了生存不得不替別人創造財富的強制勞動，甚至在強制勞動中淪為與動物無異的“非人”現象，因而工人就失去了人特有的生命活動和對象性活動。

　　三、生命解放的出路：人的類本質復歸

　　馬克思從異化勞動分析中得出了私有財產的概念，指出私有財產不僅是異化勞動的產物，而且反過來不斷強化異化勞動，“私有財產只有發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階段，它的這個秘密才重新暴露出來”。當這種相互作用達到頂點的時候，異化勞動必然會被揚棄，從而恢復人的類本質。

　　馬克思提到，在現實中，人的生命異化仍在發生，因此“對異化的揚棄只有通過付諸實行的共產主義才能完成”。在《手稿》“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一章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幾種共產主義，并提出了自己的設想。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產主義”,認為這只不過是私有財產卑鄙性的一種表現。這種共產主義強調，直接占有是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凡是不能直接占有的物質應予以全部破壞和毀滅。不僅如此，在人的婚姻生活方面，這種共產主義采用了一種動物式的形式，即推行公妻制。這種所謂的對私有財產的揚棄，本質上卻是與整個人類的文化和文明世界相抗衡，它無限退化了男人對婦女的關系，降低了人的文化教養，因而也就否定了人的本質。除了“粗陋的共產主義”,另一種是具有政治性質和廢除國家尚未完成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盡管意識到人向自身的復歸，但仍然處于人的異化的影響下，是從“純粹自我意識”的民主、平等要求出發來論證人的自由本質的復歸,最終只會陷入空想。馬克思批判了這些所謂的共產主義思想，認為共產主義應是現實和追求實效的，“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因為只有在真正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實現人性的復歸。相反，“只要人對自然界的感覺，自然界的人的感覺，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覺還沒有被人本身的勞動創造出來”,人的生命解放就不能實現。在《手稿》中，馬克思描述了人的生命解放后的狀態，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這種狀態主要表現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活動的對象性關系中。從人與社會的關系看，社會是由人生產的，社會性質是整個社會運動的普遍性質。在私有制社會中，人的一切肉體和精神上的感覺被異化，以至于一個對象只有被人真正占有、使用的時候，才是屬于人的。在生產活動中，工人付出勞動生產的產品被資本家所占有，因而也就不屬于工人，與其相分離了。同時，工人在異化勞動中只有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有限感覺。對于忍受饑餓和貧困的工人來說，他們全然沒有對食物形式、口感的感覺，而僅僅將食物作為可以維持生存的抽象存在。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才能意識到活動和享受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活動和享受。即使在沒有同他人有直接聯系的活動中，人所接觸的活動材料等也都是社會提供的，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不僅如此，人的普遍意識也不過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抽象表達，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物的一種理論存在。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人的肉體和精神生活都離不開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當資本來到人間，人們費盡心思探索自然界只不過是用來發現新的有用的東西而已，人對自然是一種統治關系。在經營礦物者眼中，只有開采礦物的商業價值，而沒有礦物的美和獨特性。因此，人的對象化活動再也不是自我實現的活動，而是把自身的類本質異化出去了。馬克思認為，只有在揚棄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社會，對象性的現實才會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對象也就成為自身的對象化，即對象成為他自身。因而，人不再以利己主義的意識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能夠自由自覺地進行生產活動，人與自然界實現真正的統一。由此可見，只有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消除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對抗性關系，人才會成為具有豐富深刻感覺的生命存在，實現“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

　　四、結語

　　《手稿》是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轉向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時期的著作。青年馬克思通過考察異化勞動下工人的生命狀況，并結合經濟學和哲學批判，合理吸收黑格爾辯證法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思想，找到一條解放人的生命的道路，揭示“人的類本質—非人—人的類本質復歸”的類本質辯證法。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爾思辨邏輯“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同時也批判了黑格爾的片面性。盡管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但是他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只承認抽象的精神的勞動而忽視了現實的真實的勞動。因此，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和自然出發，改造了這種只存在于純粹精神領域的辯證法，將現實人的生命異化的反題作為參照系來觀照正題和合題，從而揭示了作為正題的類本質的特征。揚棄私有財產、共產主義條件下人的本質復歸則是合題，并且合題不是對正題的簡單重復，而是一種螺旋上升的更高層次的統一。

　　盡管馬克思認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不同于舊唯物主義者僅僅將人的生命過程看作單純的自然存在。馬克思拒絕從抽象的層面回答人與自然界的問題，而是開始將人的社會生產實踐納入考察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自覺地闡釋唯物主義思想。馬克思看到整個世界歷史是由人的勞動產生的，人與自然界是一種現實的實踐關系。同時，馬克思批判了純粹意識上揚棄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而且強調歸還真正的人的生命，強調實踐的人道主義。這是馬克思超越舊哲學的方面，但這種唯物主義思想仍沒有擺脫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類本質的束縛。馬克思這一時期對人的生命狀況的分析處在一種既不同于唯心主義又不同于唯物主義的徹底的自然主義或者人道主義中。具體來說，盡管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階級生活的悲慘狀況的秘密在于私有財產，突破了國民經濟學家的局限，但其早期的生命政治思想沒有鮮明地從具體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考察人類歷史發展運動，沒有立足于對現實社會的生產力狀況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進行分析，從而科學地認識把握人的社會歷史地位和作用。馬克思意識到只有“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才能使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但對于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他并沒有指明工人階級進行革命的條件。同時，《手稿》中的“類本質”“類意識”“勞動”等概念忽視了具體生命存在的狀態和差異，這仍然是從抽象的層面考察人的本質。馬克思也意識到自己思想理論的局限，在此后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他徹底地批判了思辨唯心主義，改變了“從天國降到人間”的哲學思維方式，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從現實的人出發，將人的生命狀況置于特定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考察，從而揭露了資產階級無情地控制、剝削、壓迫無產階級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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